《史记》是一部纪传体通史，涉及汉以前三千年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全书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和七十列传。“本纪”记帝王事。“表”记载历代世系、列国关系与官职更迭。“书”记载典章制度；也讲天文水利、经济文化等，类似后来的科学专史。“世家”写各时期的王子诸侯。“列传”最丰富，写谋士、将相、侠客、刺客、巫师、商贾、文人、佞幸等，所占篇幅为全书之首。

    《史记》的体例，为历代正史所沿用。

    这五个部分当中，列传，世家，本纪，基本上都是优秀的传记文学。当时史学和文学尚未划出明确的界线，二者融合的典范，就是司马迁这部《史记》。把历史写成传记文学，后来的史家大都不敢这么做，不敢带入个人情感，一味的冷静描述，貌似客观，实则替封建统治者说话。班固继承他的父亲班彪，写断代史《汉书》，其正统面目就露出来了，他还讥讽司马迁不善于明哲保身。而《汉书》中的好东西，包括体例在内，几乎全是学《史记》。战斗性、民间性和个人性，《史记》开了先河，后来却变成小溪细流，渐渐干涸。二十四史，《史记》所显示的姿态是孤傲的，它所达到的高度和广度，后人难以企及。鲁迅对它的评价最为精辟：“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楚怀王放逐屈原，屈原写下这首长诗；汉武帝阉割司马迁，司马迁写成五十二万言的《史记》。

    身体被阉割，精神反而变得强壮，透出强烈而又罕见的自由气息。自由这种东西，自西汉以后，虽时有反弹，但总的趋势是变弱，变得面目模糊——封建统治者把它抢走了，偷走了。在中国，没有一个皇帝不是取走自由的强盗和小偷。抢和偷，双管齐下。

    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自由精神是否被统治者所阉割，是我们今天衡量古代文人的第一标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司马迁视为历代杰出文人的先驱。

    司马迁那个年代，有些文人过得很舒服，典型的例子是司马相如，勾引女人本事大，歌功颂德的本事更大，写了不少辞赋，华丽而空洞。后来的枚皋、杨雄等辈，和司马相如差不多。当然，他们在生活中有好的一面，比如相如出使西南很成功，比如杨雄为人不错。但是作为文人，他们是精神的残缺者，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被阉割者，没有立场，不为老百姓讲话，一门心思往上爬，唯恐主子不高兴。这类文人的作品也往往缺乏美感。原因很简单：美感永远源自真情实感。“汉赋”标志着汉代文学，真是汉代的不幸，依我看，汉赋无疑是历代文学中最糟糕的。幸亏有个司马迁写下《史记》，单手托起史学与文学两座高峰。

    读《史记》，印象最深的，是它的简练与生动。司马迁用字就像拍电报，字字精当。字写在竹简上，罗嗦可不行，那要多砍多少竹子？早期汉语的书写方式决定了它的风格。汉赋堆砌词藻，毕竟字数有限。《史记》五十二万字，如果用现代汉语来写，恐怕有五百万字。司马迁在单字上下功夫，往往一字多义。名词、虚词作动词使用的例子比比皆是。司马迁的能耐在于：他还写得明白晓畅。他在书中经常采用“互见法”，比如讲项羽，有些事要放到刘邦或韩信的传记里去，而且不是随随便便，是含有深意的。再如讲秦始皇迷神仙，则暗示汉武帝想登天。他对汉武帝的批评，表现在人物的选择上，好官都在其他朝代，而鱼肉百姓的酷吏则集中于当朝。——单凭这一项，武帝要弄死他就不愁罪名了。他把没做过皇帝的项羽列入“本纪”，把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列入“世家”，并且加以赞赏，这需要很大的勇气。也难怪受正统思想毒害的学者，称《史记》为“谤书”、“秽史”。——司马迁居然把同性恋都写进去了。

    司马迁对口语的运用也是非常出色的，他人在宫廷，笔下并无一点宫廷气，洋洋几十万言，没有一句像皇帝秘书的口吻。中国人似乎张力有限，容易被他的社会角色所霸占，干部通常是干部脸，秘书往往是秘书腔。司马迁显然是个例外，他能把上班与下班截然分开，他有两张脸，表面的模糊，里边的清晰。作为旷世大学者，他一直心向民间，他的民间立场一点都不勉强，不像眼下的经济学家跟风神速。他曾是黄土高坡的放牛娃，漫山遍野奔跑。所谓文章力透纸背，一定是源自真切感受。司马迁不缺这个，他反而是真情太多，必须加以压缩，有时还要伪装，以春秋笔法，以微言大义的方式讲出来。他一生都在读书，行路，行了十万里路。他对后世文人的修炼树立了楷模。前面提过，中国文人的一大特色是漫游。李白漫游天下，学的就是司马迁。游历，学历，经历，三者合一。也有不游或游得少的，比如伟大的曹雪芹，曹雪芹走的是漫长而又曲折的精神之旅。西方大作家，像卡夫卡、福克纳，他们盯着小块地方写出了大作品。

    司马迁是写人的高手，寥寥数语，人物就活灵活现。大处把握和细节铺陈，他都做得很到位。后世文人，不单写散文的推崇他，连明清小说都在他身上汲取营养。选他的文章，数量超过苏东坡和欧阳修。他是模糊文本的先驱，用小说和戏剧手法写项羽，写刘邦，真是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写“鸿门宴”的紧张气氛，本身就像戏剧，不同的人物扮演着属于自己的角色：项庄、项伯、范曾、张良……司马迁还专程做过实地考察，将每个人的座位都弄得清清楚楚。针对这种严谨，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赞叹说：“秦楚之际，兵所出入之途，曲折变化，唯有太史公序之如指掌……盖自古史书兵事之详，未有过此者。太史公胸中自有一天下大势，非后代书生所能几也。”

    中国历代大文豪，几乎无不推崇司马迁，所谓道德文章，人品与文品，司马迁都足以垂范后世。他笔下那些分布在各种行业里的人物，由于其鲜活，所以可亲近，可景仰，可叹息，可鄙视，可憎恨。这些历史人物，也影响了中国人的人格及性格走向。比如春秋战国的层出不穷的豪杰们，被历代所演绎，化为戏剧和小说，在民间广为流传。最近，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教授撰文说：“我的心在先秦。”这话饶有意味。对先秦的记录与阐述，没人超过司马迁。先秦是个大时代，已成学者共识。

    罗贯中的演绎了一部断代史，而《史记》真实描述了三千年的通史，二者都是中华文明的宝贵的资源库，但后者显然更珍贵。司马迁笔下的历史，是波澜壮阔的生活画卷。他对生活世界的全方位考察，将历史学提升到历史性的高度。可以说，他以一人之伟力，为中华文明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精神资源。

    汉武帝阉割他的身体，反而催生了这种伟力，这是上天的安排吗？

    历代封建统治者，养肥了多少御用文人，却阉割了他们的灵魂，把他们变成锦衣玉食的行尸走肉。本文瞄准司马迁，事实上也同时瞄准了相反类型的文人。如同司马迁写伟人，小人已经活跃于其间了。小人乃是伟人的残缺样式，反之亦然。

    关于《史记》，历代集注、阐释和评论如汗牛充栋。我手头的这本，是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史记今注》，它借鉴了前人的成果，释文也很清晰。顺便提一句，我个人并不是搞《史记》研究的，读的东西有限，但我景仰司马迁却是由来已久。

    《史记》具有强烈的个人色彩，所以它才真，不是板着面孔、仅仅代表某些阶层讲历史。文学艺术家，天生与它亲近。人类文化的巨著，无论哲学、史学还是文学，无一例外地是个体劳动的硕果。《史记》是伟大的，却不是封闭的，司马迁自己讲：他“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犹如伟大的哲学思想，它一定是开放的，可以讨论的。我个人并不完全赞同司马迁的某些倾向性，比如他对项羽的态度。我倒是觉得，项羽就是匹夫之勇，短见，狭隘，吝啬，残忍，动不动就屠城，泄私愤火烧阿房三百里，不耐烦坑杀降卒二十万。幸亏刘邦打赢了他，逼他自刎乌江，不然的话，他多半是他曾经发誓要取而代之的暴君秦始皇。

    而与项羽相比，刘邦的毛病几乎全是小毛病。多谢司马子长（司马迁字子长）记录详细，让我们得以从不同的角度掂量历史。

    另外，司马迁对游侠有偏爱。荆柯刺秦王是大义凛然，而郭解这种大侠，义字却是表面文章，骨子里推敲不得。他善于做秀，借一件事情在江湖上扬名立万：他姐姐受人欺负，希望他出面为她撑腰、摆平，他却当众批评她，不理她，给人留下公正的印象。然而得罪他的人，大多数要死掉；结交他的人又多是豪强……

    还有其他例子，不用讲了。

    每个人读《史记》，都会有一些不同的感受，这恰好证明司马迁的博大雄浑。伟人从来就不是完人。

    品读司马迁，意味着无穷无尽的生发。

    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说：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担任联邦德国驻华大使的魏克德先生，曾写下广播剧《汉武帝与太史公》。魏克德是名作家，活跃于欧洲外交界和文学界。他写司马迁，立意奇特，让史官和皇帝当面争论历史的真相问题，各执一端，互不相让。汉武帝刘彻，不能让他手下的史官按他的意图写历史，恼羞成怒。刘彻不杀司马迁，却变尽法子折磨这倔犟汉子，霸占他美貌的妻子，阉割他传宗接代的下体。但是这个司马迁，头可断血可流，写《史记》的原则决不丢。不可一世的汉武帝，终于拿一个文弱书生没办法……魏克德先生以戏剧冲突的方式，将皇帝与史官的矛盾推向极致。而他从中得出的精辟结论，却是中国人的老生常谈：

    讲真话要付出血的代价。

    2006．10．30．改定于眉山之忘言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