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听一位中医医生痛斥某些“中医”“医生”是谋财害命，这种感觉实在是有些特别。孙立恩一直以为，这种话题他只能在某些对中医极其不屑的西医同行嘴里才能听得到。

    在孙立恩的认知中，中医是一门内部比西医隔阂和区别更大的医学门类。在西医领域中，一个医生很难判断出另一个不同科室的医生所做出的诊断是否正确。而一名中医，很难在没有相关文件的情况下判断另一名中医是正经同行还是骗子。

    没想到付医生直接就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不管中医西医，看的好病就是好医。”付医生非常认真的说道，“像那种自称是医生，但是却让患者别听医院的来找他看病……把这些人全都枪毙了也没有一个冤假错案的！”

    “这话也就您这种自己是中医的能说。”孙立恩苦笑道，“我要敢说这个话，能被互联网上的那些闲人活活骂哭。”

    “真不知道那些外行人过来凑什么热闹，这是给人看病的科学，又不是什么偶像互撕！”付医生摇了摇头，结束了从这场对话，“我再去看看患者情况——有几个胃口不太好的，我给他们开了点大山楂丸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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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人的情况大部分都还不错，这让每天都累到想猝死的医生们心里好受了许多。生活和工作苦一点累一点都不怕，就怕自己辛辛苦苦干了很长时间，但却一点正面的反馈都没有。

    患者的康复，家属的感谢，这都是非常积极的正向反馈。而今天的新闻，为全国上下，尤其是正在云鹤的医生们送上了一份非常积极的正向反馈。

    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考察组在首都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考察组外方组长、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高级顾问非常诚恳的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我们要认识到云鹤人民所做的贡献，世界欠你们一份情。当这场疫情过去之后，我希望有机会代表世界再一次感谢云鹤人民——为了感谢他们的付出和行动。很多人都在疫情中经受着苦难，但……但在云鹤，那里的人民经历的是异常的磨难。”

    “世界欠你们一份情，谢谢你们的贡献。”

    这句“欠你们一份情”的发言，毫无疑问并不是标准的公共卫生调查结论。但这是一位在疫情期间到访云鹤，亲眼看到了云鹤人民牺牲的外方专家发自肺腑的感慨。

    任何一个还有基本良知的人，在看到这座城市和城市里的居民时，都会发出同样的感慨，并且肃然起敬。不光是为了感激他们，为了保护全人类而作出的巨大贡献，更是为了向他们的勇敢致敬。

    当然，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基本良知的。这种听上去好像应该是理所应当的东西，其实反而是人类这个群体中最宝贵的东西。

    作为医疗团队中的外籍人士，伯纳德最近几天的压力一直很大。

    无数跨洋采访电话打到了他的手机上，而电话那头的美国记者们却几乎并不在乎伯纳德究竟愿不愿意接受采访——他们甚至不在乎伯纳德的回答究竟是什么。

    对于这些仿佛兀鹫一样的记者们而言，他们希望得到的回答只有一个——这一切都是中国的错。

    封闭云鹤是中国的错，疫情爆发是中国的错，数万人被感染是中国的错，总而言之说到头来，中国是错的。

    他们就需要这样的答案。

    伯纳德一开始还没有“理解”这些记者究竟需要从自己嘴里听到什么。他不止一次的建议对方，如果是想获得更加详细的数据和通报，他们应该去直接联系中国的卫生健康部门——那里有更加详细和精确的数据。

    作为一名医生，伯纳德本人总是避免在工作中提到“个人感觉”和“感性认知”。这些内容很容易让他感觉到困扰。毕竟，不是每一个医生都有孙立恩的本事，只要看一眼患者情况就能给出相应的诊断。

    正常的医生，都需要结合自己的主观观察，客观检查的数据结果，以及患者本人的主观专属来综合判断疾病。而伯纳德嘛……他的主观判断大部分情况下都不是很准确。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认知，所以伯纳德才会尽量在工作的时候避免自己的主观意见。

    这样的习惯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显得非常的“不合时宜”。那些通过skype和其他方式联系上伯纳德的记者们，一次又一次的用各种带着明确引导性和目的性的“提问”。他们把“人权”和“强权”之类的词汇直接放到了问题里，然后以此为“默认背景”进行提问。不论伯纳德对问题的回答是肯定还是否定，他们仍然可以光明正大的把“在云鹤第一线工作的医生无法容忍强权对基本人权的侵犯”之类的内容写在自己的头版头条。

    伯纳德虽然不是那种和外国记者们一天到晚打交道的人，但他非常清楚，这些记者大多数是个什么货色。

    只要能搞到“新闻”，他们根本没有底线可言。如果搞来的“新闻”不够吸引眼球，他们甚至敢自己再往里面“填充”一部分故事进去。

    而更加让人觉得恶心的是，当这个“新闻”发生在中国时，他们甚至可以连一开始的“采访”都不需要。在伯纳德连续拒绝了好几个采访之后，他的父亲给他发来了这样一则新闻。

    新闻的大概内容是，“美国知名医生在云鹤被强迫行医”

    伯纳德在看到新闻之后陷入了无比的震惊中，然后就是纠结和巨大的压力。他选择在云鹤工作，只是出于一名医生对于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警惕，以及对于自己从未来过的家乡的热爱。而现在这份热爱，却看起来正在为这些腐烂并且散发着令人作呕腥臭味的“自由记者”们提供攻击的弹药。

    对于伯纳德在云鹤参与医疗救治活动，他在美国的父母是支持的。作为建国前就已经离开中国大陆的华人后裔，他们对中国怀有一种亲密但又警惕的态度。但不管怎么说，这里是他们的家乡。当家乡遇到灾难的时候，他们实在无法放任不管。

    儿子在家乡救人，这让这对夫妻激动且自豪。但现在，他的行动正在同时伤害着伯纳德自己，以及家乡的人们。

    “听着，伯纳德。”在电话里，伯纳德的父亲对儿子说道，“我和你的母亲讨论了一下，我们的结论只有一个——无论你做什么决定，我们都会支持你。但我个人希望，你在做出决定的时候，先保护好自己。政治是一种很可怕的东西，尤其是当政治里混杂了太多的纯粹的恶意的时候。作为黄皮肤的亚裔，我们在自己的国家里正在遭到敌视，这不是一个好现象。”

    “我……”伯纳德半天没说话，他叹了口气说道，“我会和我的主管医生谈一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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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帮傻逼。”宋文向孙立恩通报了最近西方媒体做炮制出的“幺蛾子”，然后不屑的骂了一句，“他们倒是真会挑时候！”

    国内的疫情正在被迅速控制下来，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些指望着云鹤疫情会成为中国的“切尔诺贝利时刻”的家伙们失望了。于是，他们迫不及待的转变了方向，开始攻击全城封闭和封闭式管控的手段。

    而当那些对每一个中国人都包含恶意的家伙们开始编造新的谎言时，伯纳德的身份就变得很尴尬了。他是在云鹤一线工作的医生，是云鹤市传染病院最新聘请的特聘外国专家医生。但他同时也是个美国人。

    目前能够在云鹤展开采访的，敢于在云鹤展开采访的，有且只有中国的记者们。而这些外国“作家”们却钻了这么个空子——既然在云鹤能够采访的有且只有中国记者，那就说明这些消息都不可信。所有表达和中国记者报道内容一致的采访对象都是被迫的，而他们从采访对象身上所看到的“细微动作”，才是真实的情况。

    这样的新闻当然引起了上级部门的注意，宋文的手机上已经连续接到好几个电话了——毕竟伯纳德正在她的医疗队内进行工作嘛。

    “现在怎么搞？我让伯纳德先把手头上的工作停下来？”孙立恩也有些无奈，他觉得自己已经足够警惕那些该死的食腐鬣狗了。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帮人居然还能找到全新的角度进行攻击。

    “为什么要停？伯纳德医生自己有这个意思么？”宋文冷哼一声，“不就是搞舆论战嘛，谁怕谁！”

    宋文的计划内容很简单，让布鲁恩通过远程连线的方式上记者会。当那些满怀恶意的西方记者们看到一个美国人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又能有几个忍得住不搞引导提问的？

    这就是一个阳谋——只要美国记者想要搞引导提问，为了让“新闻效益”最大化，他们就必然得让其他观看直播的人们相信，这位美国人就是他们之前提到的那位“被强迫工作”的医生。

    只要提几个模棱两可的问题，最好问的对方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然后就可以继续往他们想要的方向去炒作了。

    事实真相？这种事情他们才不在乎呢。

    只要有流量，只要读者爱看，只要他们能赚到新闻媒体和其他赞助“集团”的奖金就好。

    只要口袋里有哗啦哗啦作响的美金，他们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

    不过，宋文的计划却被上级领导直接给打了回来。

    “听蝲蝲蛄叫不种庄稼了？听洋狗放两个屁就不干活了？他们哪儿来那么大脸呢？”头发油乎乎的上级领导一点都没有上级领导的样子，他把宋文的计划书往旁边桌子上一扔说道，“我们来云鹤是干啥的？就是为了让外国人说两句好话，不咸不淡夸奖夸奖我们的？我们这帮子人无论报酬不计生死，就是要来换两句外国人的夸奖？”

    这个问题有些突然，宋文皱眉道，“可是他们正在无端抹黑我们……”

    “他们抹黑我们是这一天两天的事儿？”上级领导冷笑两声，他挠了挠自己上移了很多的发际线，然后摇头道，“你不要把心思放在这种事情上。让他们去叫唤吧，他们的嚎叫不会对我们的事业有任何干扰，我们不会也不应当因为他们的狺狺狂吠停下脚步。我们来云鹤的目的是为了对抗病毒，是为了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又是我们的朋友。这是个搞工作的首要问题。而那些西方反动派如果想要成为敌人，那就让他们去反对我们吧！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他们现在反对我们对抗病毒，那我们就更要千方百计，想尽一切方法，把这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的病毒消灭掉。”上级领导拍了拍宋文的肩膀，“你要分清楚现在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

    “病毒是主要矛盾，其他的都是次要。”宋文点了点头，然后起身告辞，“那我先回去了。”

    “次要矛盾也是需要解决一下的。”上级领导想了想说道，“这样，你和医疗队里的同志们都说一声，接受采访没有问题。但是最好都提前录个像然后保存下来，这样以后报道上出了什么偏差，咱们也有话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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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立恩在酒店的咖啡厅里见到了表情焦虑的伯纳德，他有些局促不安的拧开了手里的瓶装矿泉水，然后又把瓶盖拧了回去。

    “孙医生……我，我不想给你们惹麻烦。”伯纳德再次拧开了瓶盖，然后叹气道，“最近的这几个采访我都没有接受，只是接了他们的电话而已。”

    孙立恩笑了笑，“我们都没有担心，担心什么呢？”

    “我……”伯纳德张了张嘴，然后又沮丧的低下了头，“我真的没想到他们居然会这么胡来。”

    “你要是能想得到，那我们反而要担心一下了。”孙立恩笑着回答道，“反正我们被西方媒体恶意抹黑也不是一天两天，一次两次的事儿了。”

    他看着仍然有些沮丧和慌张的伯纳德说道，“这种话虽然我说出来，你可能会感觉有些……太大太假，但我还是得跟说一遍。我们正在从事的工作是去拯救不幸感染了病毒的同胞，而拯救生命这项工作，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有错。”

    伯纳德抬起了头，眼神中好像有了些信心。

    “既然我们在做意见肯定不会出错的事情，那就不需要在意外面的人到底在胡说什么。”孙立恩站了起来，对伯纳德认真道，“只要对得起自己内心的道德和良知，那我们就无需畏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