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长河落日第五节大汉建兴六年（公元202年），十一月。按照大汉《上计律》，

    “计断九月”，各地郡县每年度的各项统计数据到九月底截止，到了十月初，各县令（长）要将该县户口、垦田、钱谷、刑狱状况等编制为计簿（又叫

    “集薄”），呈送郡国。根据各属县的计簿，郡国长官再编制郡国的计簿，上报朝廷，朝廷则据此评定地方行政长官的政绩，予以奖惩。

    各州刺史部的上计官吏一般都由长史、治中等主要从事组成，而各郡国的上计官吏则由郡丞为首，带着长史、计曹掾史等一帮僚属上京。

    各地奉计的官吏除了要把上计文书送到京师，接受朝廷的审核、询问外，还要参与朝廷在岁首举行的一系列祭祀、庆典活动，所以他们在岁终前必须赶到京师。

    边远州郡因为距离京师遥远，十月初的时候，上计吏就要动身了。十一月上，各地郡国上计吏陆续到达京都。

    最早赶到长安的是青州平原郡的上计吏。大鸿胪袁耀出城迎接，以迎诸侯王之礼接待，这让上计官吏们受宠若惊，感激涕零。

    随同平原郡上计吏一起赶到京都的还有太守祢衡。早在去年，朝廷就下旨征召祢衡回京，但祢衡找了一大堆理由，拒绝回京任职。

    这次京城形势不一样了，太仆孔融数次书信催促，祢衡匆忙回京。祢衡看到迎宾礼仪规格极高，非常惊讶。

    “郡计吏抵京，大鸿胪以迎诸侯之礼相待，也只有光武皇帝朝曾经出现过。今日各地郡计吏再享此等殊荣，敢不誓死报效。”

    “陛下和长公主殿下说，大汉能逐渐走向中兴，各地州郡官吏劳苦功高，以此礼相迎并不为过。”袁耀笑道，

    “陛下还下旨，以后郡计吏进京，皆以此礼相迎，不能有丝毫的怠慢。”祢衡和袁耀并不熟悉，两人稍稍客气了一番，相携进城。

    长安城里人声鼎沸，车马川流不息，非常热闹。祢衡在马车上不停地四处观望，

    “未央宫还要多长时间才能修复完毕？”

    “未央宫的重建刚刚开始，估计要到明、后年才能结束。”袁耀指着大道上熙熙攘攘的人群说道，

    “今年，朝廷主要重建了高祖、世祖宗庙，修缮了诸府府衙。现在外朝诸府正在搬迁，估计这个月底就能从栎阳全部搬到长安。”祢衡微微皱眉，脸上显出一丝忧色。

    陛下和长公主一直待在栎阳宫，那尚书台、中书监、侍中寺三府大吏也就一直在栎阳宫处理公务。

    此刻朝堂上正是风雨欲来之时，外朝和内朝却分居长央和栎阳两地，泾渭分明，这是不是预示着什么？

    祢衡在孔融的信中，已经知道袁耀在经学和明堂制度上的立场，所以两人除了偶尔说几句无关痛痒的话以外，各自保持沉默。

    一行人到达郡抵寓。郡抵寓是专供郡国上计吏住的馆舍，坐落在长安城西的直城门大道附近，距离未央宫和诸府官署很近，著名的

    “北阙甲第”也坐落此处。（北阙即是指未央宫北面的玄武阙。这里有少数皇戚贵亲、重臣显宦的宅邸，俗称

    “北阙甲第”。）袁耀告辞祢衡，驱车而去，其属官负责安排他们的起居和日程。

    随同上计吏到京的人比较多，有郡国举荐的

    “孝廉”或

    “茂才”，这些人要到郎署任职；有诏令郡国选拔的优秀的中级官吏，这些人供朝廷诸府征辟；还有一些品学兼优的年轻士子，这些人送到太常府，由祭酒安排到太学学习。

    另外上计吏还带了郡国贡奉给天子的土特产品，这是定制的，必须要给。

    大鸿胪府的属官把事情交待清楚了，正准备离开，祢衡把他叫住了，请他把自己送到御史台。

    返京大臣回来后，首先要到御史台报到，通过御史台向皇帝递交一封述职奏章。

    祢衡也是初到长安，分不清东南西北。本来他可以请袁耀把自己送到御史台，但袁耀位列九卿，级别比他高很多，他不好开口。

    祢衡在御史台见到了陈好。两个人早年在晋阳就相识，彼此谈得来，关系不错。

    陈好拉着他闲聊了一会儿，并给他介绍了治书御史郗虑。郗虑三十多岁，相貌很普通，看上去文质彬彬的，一团和气。

    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的声音和笑容。他说话很慢，声音很温和，听上去如沐春风，很舒服，而他的笑容恰恰给人一种春风满面的感觉。

    初次见面，祢衡冷声冷语，没有给他半分好脸色。郗虑不以为意，说了一番恭维话。

    陈好很尴尬，送祢衡出去的时候，不高兴地说道：“你还要在京城里混，不能随随便便得罪人。你是不是打算到河西敦煌去做太守？”祢衡嗤之以鼻，

    “话不投机半句多，我看到他烦。”陈好瞪了祢衡一眼，无奈地摇摇头，

    “我现在看到你也烦。前段时间，请你回来你不回来。现在长安热闹了，要出事了，你反倒跑得比兔子还快？你想干什么？是不是想回来摇旗呐喊啊？”

    “正是。”祢衡直言不讳，正色说道，

    “益谦，过一阵子，我们就要正面交锋了。你敢不敢和我在朝堂上唇枪舌剑，正面对决？”陈好上下看看他，忽然哈哈大笑，接着脸色一冷，咬牙切齿地说道：“你做梦。我宁愿对着墙壁说话，也不愿和你辩一个字。”说完他转身就走。

    祢衡捧腹大笑，冲着陈好连连挥手，

    “大斧，把我送到孔大人府上，我不认识路啊。”

    “没空，自己找去。”十一月中，除了幽州和并州北部郡国外，其它诸如冀州、兖州、青州、并州、司隶等地的大部分郡国上计吏陆续赶到了长安，并开始向丞相蔡邕大人呈送计簿，禀报具体情况。

    本朝由丞相负责受计书，到了孝哀皇帝元寿两年（公元前二年），改丞相为司徒，司徒随即负责受计。

    尚书台权重的时候，皇帝常常亲自或委托尚书台负责受计。丞相受计后，要和

    “中两千石”以上大吏（即三公九卿）一起审核上计文书，并征召郡国上计吏详细问询。

    为了确保计书中呈报的事实与数字准确不误，尽可能杜绝造假违律之事的发生。

    《上计律》对计书统计中所发生的差错定性为

    “书误”和

    “实误”两种。

    “书误”即笔误，略加责罚。

    “实误”就是造假、欺骗朝廷，隐瞒罪责，如经查实，惩罚极为严重。各地郡国太守、国相为此非常慎重，对各县所呈上的计簿都认真校对、核实，还要求各县在呈送计簿的时候，将其中某些项目的明细账目另列清单（又叫

    “牒”），作为附件一并呈上，以备郡府直接复查、审核。各地郡国为了

    “上计”要忙碌很长时间。而大汉有一百多个郡国，每当到了年底，朝廷也是忙得团团乱转，丞相府的掾属甚至都是通宵达旦地工作。

    现在朝廷直接控制的郡国只有五十二个，不过由于大汉处在战乱时期，军政事务非常多，各郡国的上计数量很大，朝廷审核的难度也很大。

    相对来说，审核的时间也相应较长。在各郡国的计书中，朝廷主要审核的是人口增减，土地数量和土地分配，财赋的收缴和支出，赈济贫困等等直接关系到国力增长和社稷稳定的一些重要情况。

    十一月下，朝廷在甘陵国的计书中查出了问题。甘陵国相许混在计书中的奏报有多处和朝廷掌握的事实存有差距，和冀州刺史邢颙在计书中所提供的数据更有很大出入，尤其在

    “职分田”数量、兵户可垦田数量、赈济和兴修水利支出费用上有明显造假现象。

    太常卿许劭是许混的父亲。丞相蔡邕奏请天子，请许劭即刻回避，不再参予上计的审核。

    另外，把此案移交廷尉府，羁押甘陵国的上计吏，详细查询。与此同时，御史大夫刘和上奏弹劾甘陵国相许混，说他在郡国贪赃枉法，目无法纪，今造假计簿，形同欺君，罪在不赦。

    恳请天子即刻下旨，让冀州刺史邢颙赶到甘陵国，抓捕许混，以免许混得到消息后，和手下串通一气，销毁证据。

    长公主仔细考虑后，驳斥了刘和的弹劾奏章，认为此案在没有彻底查清楚之前，不能妄下断论。

    不过为了有利于查案，长公主还是以天子名义下旨，让邢颙赶到甘陵国，暂时羁押许混。

    这事发生得非常突然，不但许劭措手不及，没有任何疏通说情的机会，就连大司马大将军李弘和大司农李玮等人也是极为意外。

    现在许劭因为儿子陷入了困境，当然不敢再极力支持郑玄了，那么，丞相大人下一个要对付谁？

    杨彪吗？十一月底，朝廷在上计审核中再度查出问题。弘农郡太守杨懿在上计中禀报的全郡吏员人数远远超过了实际人数，其目的是为了多占

    “职分田”，为自己和下属谋私利。而更为严重的是，他虚报安置流民的人数，伙同僚属侵吞朝廷财赋。

    朝廷为了妥善安置流民，不但要求各郡把流民就近入籍定居，分配土地，还要求各郡赐给流民宅院居住，赐给他们农具和种子等农耕物资。

    各郡县安置的流民越多，朝廷调拨的赈济财赋也就越多，朝廷嘉奖给郡县官吏的赏赐也就越多。

    今年大军收复了洛阳，弘农郡和河南尹都要安置大量流民。按照惯例，碰到这种事，郡国府衙或多或少都要虚报一点人数，一方面可以给郡国库房添一些钱粮，二来也可以给郡国大小官吏谋点福利。

    但杨懿胆子太大了，虚报人数太多，很快便给查了出来。弘农郡的上计吏倚仗自己的上司是杨阀的人，拒不承认。

    现在杨家家主杨彪是太傅，同宗杨奇是九卿之一的宗正，权势倾天，怕什么？

    司隶校尉陈宫马上举证，事实确凿，弘农郡的上计吏大眼瞪小眼，嚣张不起来了。

    御史大夫刘和上奏弹劾弘农郡太守杨懿，恳请天子下旨，让司隶校尉陈宫赶赴弘农郡，把杨懿抓到廷尉府受审。

    长公主暗暗吃惊。在明堂制度上，杨懿是站在丞相蔡邕这一边的，但现在丞相蔡邕为了不让杨彪帮助郑玄，竟然翻脸不认人，把杨懿推倒了。

    杨懿是杨彪的同宗，推倒杨懿，等于警告杨彪，不要激怒朝廷，否则朝廷可以把杨阀打得狼狈不堪。

    杨彪是杨阀家主，杨懿出了事，他的面子丢大了，暂时也只好躲在家里，免得遭人耻笑。

    至于杨懿，他在天子脚下欺上瞒下，营私舞弊，未免太过张狂，迟早会给杨阀惹来祸事，乘着这次机会把他赶回家，对杨阀是个保护，而支持蔡邕这么做的显然就是杨奇。

    杨奇和杨懿虽是同宗，但关系一直不好。另外杨彪这个家主也处处压着他，几十年了，让他觉得很窝囊。

    此次正好一箭双雕，两个问题全部解决。等到将来朝堂稳定了，朝廷需要杨阀出力的时候，自己位列三公不成问题。

    长公主渐感不安，她有一种强烈的不祥预感。她仔细征询了筱岚、陈群、刘放等大臣的意见后，最后还是决定下旨羁押弘农郡太守杨懿。

    在半个多月的时间内，朝廷接二连三查出两个郡国的上计存在严重违律，九个郡国的上计存在不同程度的

    “实误”。一时间，长安城内气氛紧张，各郡国的上计吏们惶恐不安，担心自己被查出问题，也被关进廷尉府大牢。

    十二月上，长安传出一个更加轰动的消息。兖州刺史部的上计和济阴郡的上计都给查出了问题。

    兖州刺史丁立和济阴郡太守朱魭在安置流民和赈济贫困这两件事上贪赃枉法，狼狈为**。

    两人不仅联手欺骗朝廷，诈取财赋，还伙同兖州部分门阀富豪私下买卖土地，从中牟取暴利。

    兖州刺史丁立是前太尉朱俊的弟子、大司农李玮的同门。济阴郡朱魭是前太尉朱俊的儿子、大司农李玮的小舅子、中书左令朱穆的弟弟、长公主府长史朱筱岚的哥哥。

    丞相蔡邕大人急奏长公主，请大司农李玮回避，不再参予上计的审核。

    请中书左令朱穆、长公主府长史朱筱岚回避，暂时不再处理政务，全力配合廷尉府调查。

    御史大夫刘和上奏弹劾兖州刺史丁立、济阴郡太守朱魭，恳请天子下旨，立即派使者急赴兖州，抓捕丁立和朱魭，押回长安，交付廷尉受审。

    长公主看到奏章后，顿时寒意四起，浑身冰凉，半天说不出话来。她的不祥预感得到了验证，狂风暴雨已经扑面而来，挡都挡不住了。

    她第一次感到了相权的强大威力，感到了皇权的致命弱点。任何权力都有利弊，皇权和相权虽然互相制约，但也互补长短。

    当双方达到一个平衡点的时候，朝堂上也就稳定了。现在，朝堂上的权力制衡不是皇权和相权的制衡，而是皇权、相权和兵权的三足鼎立，这本就是一个畸形的官制，是特殊形势下的产物。

    它的存在，使得朝堂上的权力可以互相制约，却无法互补长短。权力只有制约，没有互补，它的平衡就是一种假象。

    当外力入侵的时候，假象碎裂，剩下的就是三者之间的互相残杀，没有任何退缩的可能。

    谁退缩，谁就会遭到其它两者的攻杀死于非命，而剩下的两者还会继续厮杀，直到剩下唯一的一个。

    今日的朝堂就陷入了这样的死局，而解救的办法就是把入侵的外力赶出去，也就是在三雍建设上采取五室明堂制，让这场狂风暴雨立即停下来，把损失降到最低。

    长公主手诏丞相蔡邕、大司马大将军李弘，即刻赶到栎阳宫议事。长安，大司马大将军李弘闻讯后，马上派傅干急速赶到大司农府和李玮见面，查问具体情况。

    “仲渊兄，此事是真是假？”傅干焦虑不安，

    “大将军让我问你，请你务必说句实话，镜明兄（丁立）和仲平兄（朱魭）是不是有贪赃枉法的事实？”李玮脸色阴沉，沉默了很久，突然他一拳砸到案几上，愤怒地说道：“没有，他们没有贪赃枉法，他们没有往家里拿一个钱。但现在的事实是，他们的所作所为的确违背了律法，所有证据都表明，他们的确贪赃枉法了。”傅干愣了一下，没有听明白，

    “仲渊兄，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怎么听不懂？镜明兄（丁立）和仲平兄（朱魭）既然没有中饱私囊，清清白白，那怎么又会有贪赃枉法的事实？”李玮苦笑，连连摇头。

    “任何一个政策的最终解释权都在朝廷，州郡府衙如果理解错了，或者朝廷故意让你理解错了，那你就算有一百张嘴，也无法还自己一个清白。”新田制中，朝廷对各类土地有个详细规定，在提封田（即田亩总数）后，分别列出了

    “邑居道路，山川林泽，群不可垦田，可垦不可垦田和定垦田”。问题就出在

    “群不可垦田”和

    “可垦不可垦田”之上。群不可垦的土地虽然不宜农耕，不过它可能拥有丰富的矿石，可以种植桑树果树等树木，可以放养牲畜，而田赋负担则按照普通良田数量计征。

    所以即使早期投入比较大，但它的回报要远远大于农耕，因此一般有钱人会主动要求购买或者租种这些土地。

    可垦不可垦田一般指未垦地，劣质的。这两类地在授田的时候，一般是加倍，再倍，甚至三倍五倍授给农夫，但因为目前兖州基本上属于富乡，地多人少，所以这些地没人要。

    朝廷为了增加赋税，曾下旨各州郡，这两类土地可以卖，并给了一个参考价格。

    兖州有钱人多，第一次出卖这些土地的时候价格又很便宜，因此许多人买了。

    他们在土地上投了大量钱财，结果回报非常高。大家尝到了甜头，又要买，而价格当然是水涨船高了。

    土地回报高，涨价了，而土地的数量还是有限的，于是有人卖，有人买。

    但朝廷认为，这些土地中的一部分后来变成了可垦地，土地性质变了，属于严禁买卖的土地了，而州郡府衙还在放任和怂恿，甚至亲自参予其中的买卖，那就是知法犯法，是严重违律。

    这就是丁立、朱魭和兖州部分门阀富豪私下买卖土地，从中牟取暴利罪名的由来。

    傅干明白了。这事如果按《田律》来说，的确违律，除非朝廷根据兖州发生的特殊情况重修《田律》，或给《田律》的某些条款做出解释，否则丁立和朱魭的罪名算是背定了。

    “那朝廷说，两位兄长在安置流民和赈济贫困两件事上蓄意榨取朝廷财赋是怎么回事？”傅干问道。

    “安置流民，自然要予以赈济。赈济贫困，也要予以赈济。但这两个赈济不一样。”李玮叹道，

    “孝文皇帝曾提出‘方春和时，则赈济孤独穷困之民’，这句话后来成了大汉律，就是‘行春’。每到春季，各州郡大吏都要振救乏绝，以救济贫困农户，但赈济贫困只是地方大吏的一个仁政，是地方大吏的一个政绩，数量是有限的。而安置流民则不一样，只要是流民，都要赈济，而且无论何时都能赈济，是一件出力不讨好的事。”

    “兖州才稳定两年，穷苦百姓多，靠‘行春’，赈济贫困杯水车薪，于是他们乘着今年叛军打进兖州的机会，向朝廷虚报流民数量，获得了大量赈济钱粮，所以蓄意榨取朝廷财赋的罪名也就落下了。”傅干傻眼了。

    两位兄长虽然没有往自己家里拿一个钱，但违律却是铁板钉钉的事。

    “这就是相权的威力，这就是丞相的权力。”李玮神情冷峻，恨恨地说道，

    “一条律法，他向左解释，可以让你生，向右解释，可以让你死。”

    “仲渊兄，那可有解救之策？”李玮冷笑一声，

    “既然拉开了弓，那就没有回头箭。要想救下镜明和仲平，只有拼到底了。你是司马懿的妹夫，你觉得他能信任吗？”

    “仲达？你找他干什么？”傅干吃惊地问道。跳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