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风波也是“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惹起来的。中共上海市委在“文革”之初，按照刘少奇的部署，也派出了大量工作组。甚至在毛泽东回到北京之后，中共上海市委还不知道北京的“行情”，仍在那里派出工作组。上海的学生、工人起来驱逐工作组，中共上海市委强调：“北京派工作组是错误的，上海派工作组是对的！因为中共上海市委向来是正确的！”

    “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浪潮在上海兴起。上海的红卫兵、造反派炮轰陈、曹，如同北京炮轰刘、邓。陈，陈丕显，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曹，曹荻秋，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兼上海市市长。在陈、曹之中，曹是炮轰的重点。因为陈丕显在1996年3月查出鼻咽癌，处于休养之中，日常工作由曹荻秋主持。

    上海第十七棉纺厂保卫科干事29岁的王洪文，成为上海“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风云人物。他组织上海各工厂的造反派们，筹备成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简称“工总司”），他被推选为“司令”。

    11月9日下午，“工总司”在上海文化广场召开成立大会，要求曹荻秋到会，予以“承认”。曹荻秋没有理睬。会后，王洪文带领几千工人造反队员到中共上海市委，要求见曹荻秋。曹荻秋仍不予理睬，因为曹荻秋给陶铸打过电话，陶铸明确答复，成立跨行业的全市性的“工总司”是不适当的，是违反了中央有关规定的。

    王洪文带领“工总司”的造反队员们闹了一夜，还是见不到曹荻秋，便鼓动造反队员们“进京告状”！

    11月10日清晨，王洪文率队冲入上海北站，抢上列车。上海北站秩序大乱。

    据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的韩哲一告诉笔者：考虑到上海北站地处闹市，“工总司”在那里闹事影响很不好，曹荻秋和他商量，决定发车。原定把列车开到苏州附近的昆山站停下，使闹事者远离上海市区。但是列车启动后，上海铁路局考虑到停在上海远郊嘉定县境内的安亭车站更合适些，于是，那列装满“工总司”造反队员的列车便驶入安亭附近的岔道，停在那里。

    “这是阴谋！这是上海市委的阴谋！”王洪文岂肯善罢甘休？“司令”存心扩大事态，在11月10日中午拦住了上海开往北京的十四次特别快车。那一段铁道是单轨，十四次列车停在那里，沪宁线便阻塞了！

    震惊全国的“安亭事件”爆发了。在此之前，“文革”之乱还只是乱在贴大字报、揪斗“走资派”，从“安亭事件”开始，“文革”之乱造成工交生产瘫痪，使大动乱升级了。

    告急电话打到李富春那里。李富春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当时主管工交。倘若发生在安亭的交通中断事故仅仅因为自然原因，如脱轨、相撞、地震、水灾等等，李富春亲自处理也是可以的。可是，这一回却是因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引起的，李富春不能不急告“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

    陈伯达与李富春商量，马上派人前往安亭，劝阻工人不要拦断交通。派谁去呢？陈伯达提出派张春桥，因为张春桥既是“中央文革”成员，又是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李富春同意了。据陈伯达回忆，当时并未意识到“安亭事件”的严重性，派张春桥去是他匆匆决定的，没有请示过毛泽东，不是张春桥后来所吹嘘的那样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派我去安亭”。

    事情紧急，张春桥必须坐飞机赶往上海。据王力回忆，是陈伯达要他挂电话给空军司令吴法宪，调来一架军用专机。王力送张春桥到机场。张春桥上了专机，于11月11日晚8时离开北京，飞往上海。在上海机场接张春桥的，是韩哲一。

    在张春桥出发前，陈伯达给安亭发去一份急电。他的电报的调子，跟写给在国防部闹事的学生的信差不多。

    王洪文毕竟不像那些冲击国防部的学生好对付。当张春桥在安亭宣读了陈伯达的电报之后，，以王洪文为首的“工总司”刷出大标语，说陈伯达的电报是大毒草。消息飞快地传进了林彪的耳朵。据陈伯达对笔者说，林彪尖锐地批评了他：“大道理管小道理，这是毛主席说的，当然是对的。可是，你把生产当成了大道理，这完全错了。大道理是什么？大道理是革命！革命才是第一位的。革命管一切！”

    面对林彪的批评，陈伯达赶紧承认自己的电报写错了。陈伯达马上转为支持王洪文，支持张春桥在上海跟王洪文谈定的五项协议。

    张春桥在1966年11月16日的谈话中，也讲到这一过程：

    我把五条协议以及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报告给他（引者注：指陈伯达）。这样中央文革小组就讨论我在文化广场所讲的五条。到了晚上，文革小组给我打电话来，我在文化广场对这个问题的判断，认为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是完全正确的，是应该这样做的。

    王洪文造反之初，正是得到了陈伯达、江青、张春桥的支持，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这才逐渐成为上海一霸，以致后来成为“四人帮”中的一个。陈伯达从发出那个“大毒草”电报，到迅速“急转弯”，到支持王洪文，不过两三天工夫，又一次显示了他的政治投机的看家本领。

    这时，中共上海市委由第一书记陈丕显出面，给陈伯达打电话。陈丕显在电话中质问陈伯达：“你们的一个文革小组副组长，究竟有没有权力背着华东局和上海市委与群众组织签订反对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决定？你们还要不要国家的法律？”

    陈伯达慢条斯理地回答：“不要那么发脾气，冷静一点嘛！字已经签了，中央在研究。”

    陈丕显又给陶铸打电话，陶铸明确表示不同意张春桥的做法。

    陈伯达得知陈丕显给陶铸打电话，担心陶铸会去找毛泽东。陈伯达马上带着王力去见江青，江青说：“要抢在陶铸前面见主席！”他们深知，如果毛泽东支持陶铸的话，那他们就会陷入被动。

    11月16日下午3时，毛泽东在北京钓鱼台十二楼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但常委刘少奇、邓小平、朱德、陈云没有参加），“中央文革”小组江青和王力参加了会议。

    毛泽东拿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念了其中的“结社自由”一段，说上海的“工总司”符合宪法规定的“结社自由”。毛泽东又谈到了张春桥在上海跟“工总司”签订的五项协议，他说：“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毛泽东是当时中国的最高权威。他的话，一锤定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