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二章 与江青的尖锐冲突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叶永烈 本章:第四十二章 与江青的尖锐冲突

    陈伯达的处境越来越糟糕。他不光接连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在“中央文革小组”内部,又不断受到江青的排挤。在陈伯达晚年,曾对他与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中的尖锐矛盾,作了回忆。陈伯达说,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实行“独裁”:“中央文革小组”如开会,江青总是继续瞎想瞎说,并且说了就算,跟她不能讨论什么事。这种会开下去,只能使她可以利用小组名义,把小组当作她独立的领地,继续“独裁”,胡作非为。

    我认为自己应该做的,是学习,是到一些学校、工厂或一些居民地点,看看谈谈。根据毛主席规定的“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方针和中央的决定,只要我知道哪里有打砸抢的事,我是要去制止的。有时带了一些打人的武器回来,为的是要告诉小组的人知道有这些事,江青便说:“你放着小组的会不开,搞这些干什么。”

    我的最大罪恶,首先是极端狂妄地提所谓路线问题。这是永远无法宽恕的。同时,我又胡乱随便接见一些人,乱说瞎说,让一些同志蒙受大难,这也是无法宽恕的。

    陈伯达回忆起江青如何在“中央文革小组”里“臭骂”他的:

    周总理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后,我只参加周总理召集的会,不再召集小组的会。周总理不在钓鱼台召集会的时候,我通常不再进那个“办公楼”。

    不记得是哪一年,我曾经不经心地走进那个办公楼,看看管电话的同志,并且在开会厅坐了一下。忽然,江青来了,康生也来了,姚文元就在楼上住,一叫就到。

    江青即宣布开会,臭骂我一通,康生也发言。他们那些话,我已记不住,主要是说,为什么不召集小组开会,等等。我只得让他们骂,不作回答。显然,我只有不肯召集小组单独开会这点本事,可以对付一下江青。

    由于陈伯达无法在“中央文革小组”呆下去,他曾一度提出,希望辞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之职,到天津去工作。陈伯达曾这样回忆:

    天津问题的由来,是我听说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同志自杀。万晓塘同志我是很熟的,在文化革命前我到天津去,差不多都是他出面招待,文化革命后听到他自杀,我很苦闷,有一回,还作了调查,没有调查出什么眉目。

    因为我不想当那“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也实在当不下去,天津出了此事,我就在中央会议上提出我到天津工作,毛主席表示同意。虽则我没有提出辞去“组长”名义,但意在不言中了。……

    但是,过了些天,毛主席又说,天津情况也很复杂,你也难工作,让解学恭去。中央谈话的这一切经过,解学恭当然不可能知道。一回,在天安门上,毛主席遇见解学恭,就告以此事,可能周总理也在。解学恭到天津的经过,的确是这样。后来我听说,毛主席过去曾经认得解学恭。以后解决各省问题,中央会议在周总理的具体主持下,做了分工,由我参与天津事,在决定主要人选时,我根据中央的意见,就提解学恭担任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书记。

    有一次天津的大学生两派互斗,一派被围,断水断电,周总理主持的中央会议决定我马上到天津去解决,我当晚到天津就到现场,解决了一方之围,但我被另一方层层包围,几乎要被挤死,幸而解放军给我救急,找到一个吉普车,把我推进车上,匆匆开出,这是我经常感念伟大的解放军的。

    在天津刚有些秩序时,江青听了她在天津的一个耳目的话,就夜间叫几十辆大卡车,把天津那时所有活动分子都弄到北京来,我阻止此事已来不及,还被迫去参加。此会一结束,天津市副市长王亢之回到天津自杀,天津市公安局长江枫被禁闭。

    ※ ※ ※

    这里提到的王亢之、江枫,都与陈伯达有较多的来往。在陈伯达倒台之后,王亢之、江枫以及天津作家方纪,均被当时的天津报刊称之为“陈伯达在天津的死党”。1968年初,王亢之在被江青点名之后自杀。在自杀之前,王亢之留下遗嘱,把他所珍藏的宋版古籍送给陈伯达。

    1979年初,身在秦城监狱的陈伯达从报上得知王亢之平反的消息,马上向有关部门提出请求,把王亢之送给他的两部宋版书,交还给王亢之家属。

    陈伯达还回忆起,在“中央文革小组”,他与江青互相“回敬”:“我看不起你!”陈伯达说:

    可能是在1968年,有一回,接到江青那里的电话,说要开会,是在她的住处。我去了,江、康、姚都已先在。

    江青提出:“你要逼死一个文艺编辑。”

    我说,报馆编辑部互相审查历史,我没有发动,没有参加,没有出什么文章,怎么会是我要逼死他?

    康生说:“你没有看他写的东西,那是;‘绝命书’呀。”

    接着,江青把她桌上的大瓷杯子狠狠地往地上一摔,化作粉碎,表示她对我的极度愤怒。我觉得房外有警卫战士,如果看到这堆碎片会很奇怪,因而把这些碎片一点一点地收拾起来,带回自己住处,要我那里的工作人员放到人足踩不到的河沟里。

    那时,如果那位文艺编辑竟然屈死,我就要对此负重大的罪。但康、江并不关心任何人的命运。这件事当作问题向我提出,仅仅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听别人说,江青那时正要用那个文艺编辑当秘书,为此找了这样的借口。也是听别人说,因为毛主席反对此事,故未用成(这些事只是当时听说,没有做任何事实查对)。

    江青早已找了一个借口,把我赶出中南海。上面的事发生后,第二天我即到当时新找的房子住下来,想避免在钓鱼台,继续受她的糟踏。当然,有时我也还到钓鱼台那个原住处看看。

    就在我离开钓鱼台这件事,在毛主席主持的一次会议上,江青乘机正式告我一状,说:

    “陈伯达已不要我们了,他已离开钓鱼台,另住其他地方。我同xx(指她的女儿)回到中南海给主席当秘书好了。”她在搞挑拨离间的勾当。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一句话未说。一次会上,江青说:“我同陈伯达的冲突,都是原则的冲突。……”张春桥也在会上鼓起怒目视我。

    我火气一发,不再听江青霸道下去,从坐位上起来,即走出会堂。江青回过头来大声说:“我看不起你!”

    我回了一句:“我也看不起你!”

    陈伯达在“中央文革小组”里,不断与江青对吵。但是,陈伯达不能不容忍江青,这全然是因为江青是“第一夫人”:

    一家报纸有一个不懂事的管照片的青年,找了毛主席一张像片,又找到江青一张,就拼凑在一块。据说,这是那个文艺编辑授意的。我原不知道这事,有一次开会后听说过,也没有再去询问。但有一次会议时,江青忽然对这张像片事发言,大意是:“人家说我要当武则天,慈禧太后,我又没有她们的本事。有什么历史问题,也不跟我说。

    我插了一句说:“你说我要逼死他,谁敢给你说?”

    江青便大声说:“你造谣!”

    周总理接上一句:“你是说过呀。”

    江青就跟总理对顶起来。

    这时我离开会场,在大会堂转了一圈,又要进会场。周总理说:“你回来干什么呀?”

    我听了周总理的话,觉得可不再参加会议,就回到住处。

    当夜,有两位同志来,一个当时在总理处管警卫工作,一个是当时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见面时,他们没有说什么话,但我一见,就觉得总理的高义盛情,深为感动。我说一句:“如果不是因为毛主席的关系,谁理她呀?”

    这样的话,后来我也跟别人说过。

    此事以后,我才通过宣传联络员去了解这张像片的制作的经过,也才看到这张假照片。


如果您喜欢,请把《陈伯达传》,方便以后阅读陈伯达传第四十二章 与江青的尖锐冲突后的更新连载!
如果你对陈伯达传第四十二章 与江青的尖锐冲突并对陈伯达传章节有什么建议或者评论,请后台发信息给管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