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6月，中央军委办公厅正式下达逮捕叶企孙的命令。当来人给他戴上手铐，不由分说把他推上一辆军用吉普车的时候，叶企孙漠然无语，他紧闭着眼睛，任其随意摆布。这一天终于到来。在他失去爱徒熊大缜时，他似乎就预感到这一天终会到来。这是他命里注定的劫难，就像盘旋在他头顶上的一朵乌云，它在自己的头顶上郁结了几十年，今天终于像盛大的帷幕一样落下来，将他团团罩住。

    不知走了多久，吉普车在一间漆黑的小屋前停了下来。当天下午，叶企孙便开始了他关押期间8次提审中的第一次审问。基于对历史的负责，为了再现叶企孙在特定环境所表现出来的品格和风范，特摘录《中国科技的基石》一书中所记8次提审如下：

    第一次提审（1968年9月3日，开始：14点35分，结束：18点。审讯人：云某某、李某某、孙某某、刘某）

    问：你的罪行是严重的……交代你和熊大缜的往来关系！！

    叶：熊大缜去冀中是由北京教会中一个姓黄的送往冀中的。这段话是熊大缜在天津清华同学会和我讲的。我反对熊大缜去冀中，熊大缜在1938年端午节从冀中来到天津。刘维来天津交给我一张纸条，是熊大缜亲笔写的，信上说，介绍刘维与你接头（刘维是代表熊大缜到天津办事，是熊大缜派来的，与我接头）。在冀中吕正操是领导，也可以讲刘维是代表冀中的。很快我代（带）刘维去王崇植那里去了，见到了王。我知道王是cc特务，我的态度是支持南京政府的。

    问：你们找王干什么？

    叶：我同刘维去看王崇植是为了搞炸药原料问题，刘维到天津不久约几天后，我就带他到王崇植那去了，地点是王崇植的家，我把刘维介绍给王崇植，我和王崇植讲，刘维是冀中来的，是代表熊大缜来的，也是吕正操领导下，刘维见到我之后说，（1）冀中需要炸药、无线电、雷汞……

    问：我们看问题不看现象，交代本质问题。

    叶：我的立场是站在蒋介石那方面，支持南京政府，这是明确的立场。

    问：你带刘维找王崇植干什么？什么关系？

    叶：我带刘维找王崇植谈炸药问题，请王在原料上帮帮忙。王说他想办法帮助。无线电问题他说他找王玉青（王若熙），可以帮助，后来在王崇植家见到王玉青，王玉青说无线电零件可以帮助解决，装配电台需要另找人装配。王玉青给找了两个人，一个叫金永贵，一个叫顾宗植。这次是第二次在王崇植家，有王玉青、刘维、熊大缜、我（叶企孙），可能王崇植或熊大缜找的王玉青。

    问：王玉青将顾宗植和金永贵（李雪）派给谁了？

    叶：说不清。做无线电是在清华同学会，是我安排在三楼一间房子里做电台，我是清华大学临时办事处负责人，他们两人来也是找我。不久，熊大缜来了，时间是端午节，从冀中到天津的，住在清华同学会。熊大缜来了之后，和我讲了一些冀中情况：（1）货币情况；（2）经济商业情况；（3）交通情况；（4）军队情况没谈多少。我和熊大缜讲过吕正操应该同鹿钟麟取得联系，这是我的意见，熊大缜赞成我的意见，并说这件事还得看情况。我们当时在吕鹿问题上定了暗号，用“吕鹿合婚”的暗语与熊大缜互通情报。

    问：目的是什么？吕鹿合婚的目的？

    叶：我的目的是支持蒋介石。

    问：吕正操当时受谁领导？

    叶：是共产党领导。

    问：鹿钟麟当时受谁领导？

    叶：是蒋介石领导。

    问：“吕鹿合婚”后你主张由谁领导？

    叶：我支持蒋介石，由蒋介石领导。

    问：交代以后如何搞吕鹿合婚及通情报的问题。

    叶：我是1938年10月5日离开天津到上海，10月底到香港，11月10日在香港收到熊大缜的来信，熊大缜是从天津发到香港。信中谈到“吕鹿合婚”等情况，信中说：“林兄今日对生等印象不佳，现为生详为解说，不快之感已去，并愿与生合作编辑科学书籍之事。”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林风对参加冀中工作不满，“编辑科学书籍”，此话是指参加冀中工作的问题。

    问：熊大缜在冀中工作与林风合作搞“编辑科学书籍”之事，你必须交代实质问题！

    叶：说不清……

    问：南方家中指什么？

    叶：是指西南联大。我给熊回了2-3封信，内容记不清了。我是从1938年11月底由香港回到昆明，1939年3月朱家骅从重庆给我来电报，电文是“生死未卜”，生死是指熊大缜在冀中被捕生死不知。朱家骅怎知熊大缜被捕之事？朱是从天津党政军办事处那知道的。天津党政军办事处知道我与熊大缜很熟，所以他们叫朱家骅给我打电报，我接到朱家骅电报后，给朱家骅回信，叫朱家骅营救熊大缜。

    问：还采取什么行动营救熊大缜？

    叶：我在1939年4月-5月到昆明找国民党中央研究院叫陶孟和（社会科学所所长，在叶企孙领导下）帮忙，请他们再托人帮助营救熊大缜，但不久在昆明路上听说熊大缜死了。谁说的记不清了。

    叶企孙（签字，手印）

    1968年9月7日

    第二次提审（1968年9月4日，开始：8点40分，结束：11点5分。审讯人：云某某、李某某、孙某某、刘某）

    问：你在重庆都有哪些活动？

    叶：我从1918年同朱家骅认识的，是一同去美国的，在1918年8月在南京号轮船上认识的。朱到纽约，我到芝加哥。我在1924年3月回国在南京东南大学任物理系副教授。1933年在南京中央研究院开评议会时同朱家骅见面。他是地质组，我是评论员，议长是蔡元培，物理组组长是丁燮林（现叫丁西林）或李书华。1941年开始同朱家骅往来多了。1941年春夏时期，我在昆明受（收）到朱家骅的来信，叫我到国民党政府中央研究院工作，担任总干事。当时朱家骅是该院院长，又是国民党党内的反动特务头子，是中央组织部部长。我应允朱家骅的邀请到了重庆做了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后，要求朱家骅每周来研究院一次。孙中山纪念周，我因担任总干事因此也去了，开会地点是国民党中央党部，在会场中我认识的人有翁文灏、顾毓琇（教育部副部长）、杭立武、陈立夫（教育部长）、段锡朋（训练团的人，和陈立夫是一伙的）。

    我在中央训练团作过两次报告。中央训练团是培养训练政治上的反动分子，参加受训的都是（国民党）党员。我讲课两次，中央训练团负责人是陈立夫、段锡朋、朱家骅。

    我去中央训练团所作的两次报告是应中央训练团的聘书而去的，所报告的内容是“科学问题”、“数理化”、科学的重要性等。

    在重庆的时间是1941年9月至1943年6月约两年，1942年时，我应邀在重庆广播电台用英文讲过物质的利用。

    在1941年9月以前，中央研究院和中英庚款董事会所办的地理研究所、西南联大、中央大学等4个单位成立了一个西北考察团，朱家骅是负责人，我看过西北考察团的报告。

    我在重庆参加过国民党国防科研委员会，是教育部组织的。这个委员会负责人是陈立夫和顾毓琇，我是委员。这个委员会是1942年成立的，是教育部邀请我去的。

    我在这个会上作过报告，内容是无线电、光学、航空等科学研究问题。

    我在重庆还参加过同李约瑟的往来，他是英国派来中国的，是英国大不列颠学术评议会的。我去机场欢迎过他，朱家骅、陈立夫都召见过他，我也去过他的办公处，我并将中国科学和大学情况介绍给他，又将中央研究院的情况用英文写出给李约瑟。

    问：在（国民党）党内你还干过什么？

    叶：关于收缴国民党学费盖我的章问题，因朱家骅是党员，我是研究院的负责人之一——总干事，我的图章放在总务主任王毅侯那，所以盖我的章。

    问：你既然不是党员，为什么党内收费盖你的章？

    叶：应该盖朱家骅的章，为什么盖我的章，我也搞不清楚。

    叶企孙（签字、手指印）

    1968年9月7日

    第三次审讯（1968年9月4日，开始：14点30分；结束：18点15分。审讯人：云某某、孙某某、刘某）

    问：熊大缜到天津以后，交代你们的活动和往来关系。

    叶：1948年解放前夕，梅贻琦和我讲，在福建建立一个清华基地，北京解放很快，没办成此事。

    清华的资金问题，在解放前夕我叫梅贻琦自己留一本资金账，我又想在解（放）北京时一同同他到南京。

    问：交代和熊大缜的往来关系。

    叶：我与熊大缜是1932年认识的，1933年我带他到处游览，每年夏天，暑假我同他游览。熊在1935年毕业后住我家。

    问：如果我们拿出证据，证明你不但知道，而且你是他的后台，你还承认知道不？

    叶：……我不写保证和任何文字上的东西。我只能说我不清楚。

    1937年10月初我在清华同学会住宿，清华大学临时办事处负责人是我，经王崇植介绍到天津党政军办事处见到王玉青、许惠东，我们头一次谈话地点是党政军办事处，时间约在端午节，在场的人有王玉青、许惠东、熊大缜、我。谈话的内容是冀中需要炸药、无线电、做电台问题。我希望他们帮助解决，装配另找人解决。许惠东同意王玉青的意见。

    我们第二次见面仍在党政军办事处，是端午节后，参加人有王玉青、许惠东、熊大缜、我。这次谈话内容仍谈电台、炸药问题。

    问：你的经费来源及去向？

    叶：在天津的张瑞清每月30元至40元，林风约60元至70元。我们18000元，可能是清华资金，我对这个经济来源不清楚，张瑞清比我年纪轻，记性好，他交代的，我承认，但我记不清了。熊大缜回冀中给我来过两封信，内容记不清了。

    问：你态度老实不老实！！

    叶：我是老实的，我是科学家，我……我是老实的。

    问：刘维从冀中熊大缜那带来的电台、密码、呼号、波长……你交代了吗？

    叶：我没交代……忘了。（欲交代，审讯人没叫交代）

    问：先交代，你用哪个电台与熊通电？

    叶：我到香港后，曾请香港资源委员会办事处的主任杜光祖用资源委员会电台给冀中熊大缜打过电报，内容讲我已到香港，时间是1938年11月初，发报的详细地址记不清了。

    问：用哪个密码？

    叶：用资源委员会密码。

    问：你用香港资源委员会密码，熊大缜电台在冀中，他的电台怎么收到香港资源委员会的密码？你老实交代密码问题！

    叶：……这……这个密码应该是天津党政军办事处将香港资源委员会密码给熊的，因为熊大缜常去天津党政军办事处。

    叶企孙（签字、手指印）

    1968年9月7日

    第四次审讯（1968年9月4日，开始：19点10分，结束：22点10分。审讯人：刘某、云某某、孙某某）

    问：继续交代使用电台问题经过！

    叶：在1938年端午节后，熊大缜来天津，在清华同学会告诉我，到香港后给他们打电报可以用香港资源委员会电台的密码。

    问：你说反对共产党，不摆事实过不去……

    叶：是的，我叫熊大缜搞“吕鹿合婚”就是表明我反对共产党；我过去反对苏联和斯大林。关于列宁我还没来得及研究，因此没公开反对列宁。

    问：交代你在天津与刘维的往来关系。

    叶：我将刘维带到王崇植家与王谈了冀中需要物资问题，我首先向王说刘维是冀中来的人，是熊大缜派来的。王崇植说可以帮助。刘维说什么我记不清了。第二次去cc王家，也是我带刘维去的。王玉青在王崇植家，我们谈话的内容还是炸药、电台及装配等材料问题。王玉青说，电台自己找人装配。

    常到清华同学会的人有张瑞清、李广信、安国教会（可能是伯录兄）、天主教会的一位牧师。

    我和熊大缜在1938年端午节后，到过北京温特那里，我和温特谈一些冀中情形，有经济、交通、货币，军事情况没谈多少。在温特那里我看到了一些共产党的报告材料。我请温特到天津来带一份详细地图。熊大缜和温特谈了一些经济、货币，军事情况没谈多少。我住北京饭店，熊大缜住哪我不知道。

    叶企孙（签字，手指印）

    1968年9月7日

    第五次审讯（1968年9月5日，开始：14点35分，结束：18点。审讯人：云某某、孙某某、刘某）

    叶：关于黄钟寄给我的5000元问题，刘维讲的可能性大。我年纪大了，相隔30年了，可能记不清了。所以这件事可能有的。

    问：熊大缜到天津后你们的往来、谈话内容？

    叶：熊去冀中我是不赞成的。他从冀中来到天津，我曾对熊讲跟我到昆明去，是指工作告一段落以后，如果不随我去南，我叫熊大缜在冀中做吕鹿合婚工作，吕正操的抗日计划应与鹿钟麟联系，吕鹿合婚，理应归鹿领导。

    问：你叫熊大缜策反吕正操归鹿，目的何在？

    叶：支持蒋介石。

    问：既然你支持蒋介石，为何又（把）在天津的一些人送往冀中？给他们发工资？这不是极大的矛盾吗？

    叶：这……这个问题现在看来是有矛盾的……当时我没看出来。是的，有矛盾，我承认。

    问：你承认有矛盾，那你就必须交代矛盾的实质问题。

    叶：我同熊大缜讲，到冀中要扩大河北省国民党的领导区域，叫熊大缜搞好吕鹿合婚，加强联系和协商。我的这个主张和意见使熊大缜走错了路。我有错误。

    问：什么性质错误？

    叶：损害了八路军。

    问：是损害还是瓦解了八路军？

    叶：八路军人多，只一个吕正操瓦解不了。

    问：这种做法的实质是什么？

    叶：扩大蒋匪力量和河北省国民党政府领导区域，减少八路军的领导区域和力量。我有罪。我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头脑中反对共产党，支持蒋介石政权。

    问：你写请罪书。

    叶企孙（签字，手指印）

    1968年9月7日

    第六次审讯（1968年9月6日，开始：8点30分，结束：11点15分。审讯人：刘某、云某某、孙某某）

    叶：在1938年11月初从香港给冀中熊大缜发过电报。我第一次去香港有两种意思，第二次1939年7月，希望问到从天津去冀中的人的情况和任务完成情况怎样。

    问：你向谁打听这些情况？

    叶：我给祝懿德去电报及信的，内容我忘记了，可能是叫他回来，电告内容，西南联大开课，无法去港，只能暑假去。希望他来昆明，以便问问他的情况，主要问问从天津到冀中去工作的人员情况，我的电报是发到香港的，详细地点忘了，我给他信的内容记不清了。信是从昆明发到香港的。祝懿德思想反动。孙鲁和熊大缜关系很好，孙鲁的反动思想比较多，孙鲁和熊大缜他们是有反动组织关系和联系的，是地下特务组织的联系关系，是国民党的反动组织。熊大缜和我说，孙鲁和他说他（熊）到北京，找姓黄的。孙鲁和我说姓黄的知道冀中情况。熊到冀中之事可以找黄，后来黄介绍熊到冀中去了。

    孙鲁和我在1938年6月-7月碰到过一次，地点是天津清华同学会。他和我谈了一些有关忠义救国军的事。孙鲁谈话比较明显的是他和忠义救国军联系密切，支持忠义救国军，对忠义救国军的情况、地址都了解。孙鲁又和我说忠义救国军是抗日的一部分军队。据我所知，忠义救国军是大地主的武装，是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

    问：孙鲁为什么找你谈这些问题？

    叶：因为我反共，思想反动，他才找我。熊大缜和我很好，熊大缜和孙鲁也很好，因此孙鲁才找我。我到昆明写过一篇反动文章公开发表了，支持蒋介石政权，又提到忠义救国军是抗日的。关于忠义救国军情况是孙鲁提供的。在这篇文章中我又提到冀中的一些抗日情况。以上说明我的文章是反动的，错误的。

    （文章发表在《今日评论》1939年1月第一期）

    叶企孙（签字，手指印）

    1968年9月7日

    第七次审讯（1968年9月6日，开始：14点50分，结束18点。审讯人：云某某、孙某某、刘某某、米某某）

    叶：我在1947年在清华时，孙鲁从天津到北京清华大学找我，我介绍孙鲁到南开担任化学系助教。我的介绍信是开给南开大学理学院院长杨石先（他又是校委员会主席，解放后）。

    问：你和杜光祖什么关系？

    叶：同学关系。

    问：电台是机密的东西，同学关系就能叫你用电台吗？

    叶：可能是天津党政军办事处给香港办事处去电了。

    叶企孙（签字、手指印）

    1968年9月7日

    第八次审讯（1968年9月7日，开始：8点40分，结束：11点。审讯人：李某某、云某某、孙某某）

    问：继续交代吕鹿合婚问题。

    叶：我在1938年端午节后约10天的时候，在清华同学会，我和熊大缜讲吕正操的抗日计划应和鹿钟麟取得“联系”，联系之后受鹿的领导，我的意思是通过熊大缜和吕正操谈，叫吕正操和鹿钟麟直接谈，我不主张武力解决吕正操问题，而主张用协商的办法归鹿钟麟领导，从而扩大河北省国民党政府的领导的区域。

    问：吕正操当时受谁领导？

    叶：受毛主席领导。

    问：鹿钟麟当时受谁领导？

    叶：受蒋介石领导。

    问：你搞吕鹿合婚受鹿领导是什么问题？

    叶：我支持蒋政权。

    问：交代具体问题。

    叶：可能是天津党政军办事处叫熊大缜做吕正操工作，通过搞电台等物资把吕正操拉到鹿钟麟一边，我的“可能”还是有根据的。我们向党政军办事处要电台、炸药等物。我和熊大缜谈吕鹿合婚之前，我们在党政军办事处也谈过这件事，时间是1938年端午节后，这次参加开会的人有王若熙、许惠东、熊大缜、我（刘维是否参加我记不清了），熊大缜在场的可能性大。

    党政军的主要负责人王若熙、许惠东在吕鹿问题上的意见是：吕鹿要联系，要扩大河北省国民党政府的领导区域，将吕归鹿领导，扩大方法是协商、联系，这是许惠东说的。这个意见也是许惠东提出来的，我也有这个意见，我也赞成这个意见。我赞成这个意见是因为蒋介石政权已派人到河北省，有省政府主席了，所以我主张冀中方面的抗日计划应联合起来有总的计划，就是吕正操的部队归鹿钟麟领导。许惠东在会上先发表的意见，王若熙同意许惠东的意见，许惠东是倡导人，我同意，我也有这个意见，熊大缜也同意许惠东意见。

    我这次去党政军办事处开会，可能是熊大缜通知我去的。参加这次会的5-6个人，有王若熙、许惠东、我本人、熊大缜，其他人记不清了。

    叶企孙（签字、手指印）

    1968年9月7日

    就像熊大缜当年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的cc特务一样，在同样严酷的政治环境下，叶企孙和自己的学生“交代”了同样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