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未来中国,谁来种田?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蔡建文周婷 本章:三、未来中国,谁来种田?

    5000万农民大转移

    农民收入低,负担重,伤心的是农民,伤害的则是整个的农业生产。

    千百年来,视土地为命根子的农民,已经对土地丧失了信心。在土里刨食吃,风里来,雨里去,终年的辛劳仅仅是填饱肚子。靠土地发不了财,奔不了小康。现实迫使许多农民离开土地,背井离乡。

    车站爆满,列车爆满,城市爆满,首先还只是一些年轻的小伙子与年轻的姑娘,现在则是能走的都走,青年、壮年、老年。农村中仅剩下走不动的老人与小孩守着空房,大量田地被抛荒,无人种植。

    一股前所未有的“民工潮”在中国形成,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最引人注目的一种现象。80年代初还只限于珠江三角洲地区,人数仅200多万人,而现在据估算,全国卷入“民工潮”中的人数达到5000~6000万人,高峰时达到7000~8000万人。在全国各大城市,到处可以看到一群群、一队队、一伙伙肩上背着一卷被子,手提一个挎包,行色匆匆的农村青年或农村汉子,潮水般地涌向城市的大街小巷。

    全世界6000万以上人口的国家只有12个,排尾的是尼日利亚,因为是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已经被列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候选者。而中国大陆流动人口就已达5000~6000万!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之中,流动着一个世界人口大国!

    从劳动力流动区域来看,已经由最初的限于本县本省范围内的流动扩大到跨省区流动,主要从中西部地区向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流动。1992年,有关部门对全国30个省、10345个村组的调查表明,跨省转移的规模越来越大,已占到转移劳动力的17%。从东、中、西部来看,跨省转移的劳动力之比为4:1:1,其中,72%转向城市。中西部地区由于农村劳动力资源丰富,经济不发达,农村就业机会少,务农的效益低,劳动力纷纷涌向广东、福建、江苏等省和京、津、沪等大城市。近年来,涌入广东的农民达400多万,涌入北京市的也有100万人。从劳动力流动时间上看,由农闲时季节性外出向常年性外出发展。据安徽省调查,全省500万外出劳动力中,常年性外出的约占40%,季节性外出集中在夏收夏种、秋收秋种和春节前后形成高潮,直接导致近几年春运期间铁路运力紧张。

    数以千万计的农民离开土地,潮水般地涌入城市,栖息在城市的各个角落,从事着最粗最重脏最累的工作,拣破烂收废品,磨剪子擦皮鞋,扫大街背煤气罐……只要能糊口,他们什么都能干。他们也不过于计较报酬,反正,在城市里很少有收入低于农业的活计。再没本事的,担一担萝筐,沿着大街小巷拣破烂,一天最少也能收入10多元,一个月也有300多元,相当于在农村半年的收成;倘是农村大婶,没有技术不能进工厂打工,也没力气担收破烂的萝筐,那就去擦皮鞋,擦一双鞋1元钱,一天擦一二十双也不是什么难事。城乡收入的差异,吸引着过去长年累月在地里刨食吃的农民,纷纷踏上了进城打工找事做的行列。据专家调查分析,除了已有五六千万农民已经流入甚至“扎根”城市,还有1亿多人正在“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准备汇入进城的大潮。

    人口的流动,包括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并不是什么坏事,相反,人类就是在人口的不断流动中繁衍与发展的。100万年前,直立人离开了南部非洲,向北非、欧洲、亚洲、美洲开始了漫长的迁徙、流动,如果没有这一次次的迁徙与流动,人类的踪迹也就不会遍布世界的各个角落,也就没有现代的亚洲、欧洲、美洲和非洲;5000年前,中原文化在黄河中游形成后,如果没有一次次民族的大迁徙、一次次的人口南迁与北移,就不可能形成今天如此伟大的中华民族和璀璨的中华文化,中华文明就不会传遍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不会遍及全中国……人类是就在流动中进化、流动中生存、流动中发展、流动中繁荣的!

    80年代萌发、90年代形成高峰的中国农村劳动力大转移,同样也不是什么洪水猛兽,虽然他们不可避免地给城市管理带来一些难度,但他们对城市建设、市场繁荣与工业发展的贡献更是有目共睹的。

    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是正常的。列宁早就告诉过我们:“商品经济的发展就意味着愈来愈多的人口同农业分离。”但中国如此大规模的集中转移,其原因却是令人深思的。深层次的原因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增加。据估计,现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达到1.2亿之多,随着科学种田水平的提高与农村规模经营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通过多种途径向农业外转移;而直接的原因则是当前农业生产效益比较低,农民收入少,负担重。在如此背景下发生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则必然会出现伤害甚至牺牲农业的现象。有的地方一个村子青壮年劳力全部进城了,剩下老弱病残看管着一栋破屋、几亩薄田;有的农户干脆弃耕抛地,举家入城。

    “盲流”并不“盲目流”

    《辽宁日报》披露:“——入春以来,沈阳市东陵区日塔堡镇陆续出现480多个农户要求退回承包水田,不再耕种的现象。退地农户和退出的承包田,均占全村总农户和水田总面积的10%以上。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这些要‘罢种’的农户,多半是生活水平一般,以种地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民,而并非那些有着二三产业的经济阔绰之家。”

    《人民日报》发表“读者来信”:“……农民对农业的投入逐年减少甚至出现了‘弃耕’的现象,仅商品粮基地的沅江市,就有近万户农民退耕弃田,面积达3万多亩。”

    多少年来一直繁衍生息在土地上的农民同胞,一旦离开了土地,他们何以为生?城市居民没有了他们提供的粮食供应,又何以为生?

    50年前,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闹革命,推倒了三座大山,解放了劳苦大众,把土地归还给了广大农民,使农民有了土地,有了粮食,温饱问题得到了解决。

    可是,50年后的今天,许多农民却把手中的土地丢弃荒芜,或是租给别人种植,背乡离土,奔向城市,去寻找别的生路。

    严峻的现实,使我们不能不陷入沉思。

    经常外出的人不难发现,正月初五刚过,全国各大城市的火车站广场上,无一不成千上万地坐满了风尘仆仆的民工。京广线、京沪线的客车都严重超员,硬座车厢内,除了探亲访友和旅游的少数人,90%的人都是外出做生意和打工的。过去在人们的印象中,外出打工的多是年轻姑娘,而现在打工的却都是青壮劳力,年龄在16岁至55岁之间,他们携带一床被褥和换洗的两件衣服,便出来闯世界了。苏北地区某村有50多个青壮年,春节刚过几天,他们就纷纷结伙到宁波去打工,整个村子只剩下了老弱病残和妇女儿童。

    有位记者问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你到外面来,能干什么?”

    “什么都能干,咱农村人不怕吃苦,不怕活重,遇什么活干什么活,给建楼房的挖地基、搬砖,反正给我钱就干。”

    “要是找不到这些活干呢?”

    “找不到?”他笑笑,“那就拣破烂,怎么着在外混一天,也比在家里呆着强!”

    “你出来,家里的地不都荒了吗?”

    “荒了就荒了吧,种也是白种,一年一亩地也落不下几块钱。”

    “那你们一家老小吃什么?”

    “咱也吃‘商品粮’!在外挣一些钱,回家再买粮食吃。”

    有的人把涌入城市的民工贬称为“盲流”,其实,他们有他们的思维,他们有他们的想法。搞农业,饱得了肚子,但难得有富裕的机会。而在城里,无论进工厂打工还是从事最简单的拣破烂、擦皮鞋,无一不比种田收入高。天府之国的四川果子村,全村人口1119人,耕地930多亩,人均0.87亩。全村总劳力771人,劳动力平均占有耕地1.2亩。村支书算了一笔账:水稻一年两熟单产1000斤,小麦单产300斤,每亩农产品年收入为480元,除去成本240元,税金提留60元,且不算其他摊派,只余180元。

    按上述的收入计算,果子村的每个劳动力满打满算,全部落实中央、国务院不得摊派的政策之后,人均年收入为216元。打工半个月便是在地里扒食一年的钱,难怪农民说:种地只有锅巴没有饭。可见,农民进城并不盲目,而是有分析、有比较、有“研究”的。现在农村里房子起得漂亮的,又有几户是纯靠种田的呢?十有八九是在城里赚的票子。

    令农民一往情深的土地越来越丧失吸引力,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一个国家的农民不爱土地了,那么这个国家的农业就面临困境了。

    “胡子军”还能支撑多久?

    更加令人忧虑的是,未来中国,谁来当农民?!按许多人的逻辑,农民的儿子当农民,而事实上,农民的儿子也不愿当农民了。

    1997年3月26日,《经济参考报》报道,某地对100所农村小学的1000名农村孩子进行“未来向往的职业”调查,其结果是:有81.5%的农民子弟不愿意将来种田。

    其实,不是未来,就是现在,也有许多人不愿意务农了。农村青年不用说,连农村的一些中年汉子、农村大嫂大婶们,也在试图挣脱土地的羁绊,加入进城打工赚饭吃的潮流。

    团中央调查,5000万流动人口中,35岁以下的占71%,并且从外出经商务工的农民的组成看,多为初中以上文化,有一技之长。四川德阳市外出务工的7244名农民,35岁以下的占64.8%,其中初中生占95%,高中生占28.5%。安徽省太和县进行的百户调查表明,外出劳动力中,50岁以下的占91%,男性占80%。这意味着剩下在农村种田的,除了老人就是小孩了。

    大量调查都表明,外出劳动力均以文化素质较高的青壮年劳动力为主。有关部门对全国30个省10345个村组进行调查,在转移劳动力中,文盲、半文盲占6%,小学程度占29.3%,初、高中文化程度分别为51%和13.7%,受过专业培训的占27%。

    民工潮开始之初,离开农村进入城市的基本上是农村小伙子和农村姑娘,就是我们俗称的打工仔、打工妹,而现在,农村汉子走了,农村大嫂走了,连农村大婶也走了。过去说在农村中种田的只剩下老人和妇女的“3860部队”,而现在连妇女也走了,留守农村的是“6061部队”了,也即除了老人就是小孩了。这不是笑话。我们在农村采访,发现许多乡村从事农业生产的除了“胡子军”就是“童子军”。有个以粮食种植为主的湖滨小村,全村1200多人口,近几年外出务工的农民达330人,占了全部劳动力的60%左右。许多农户家里就剩下老人和小孩一起过日子。有个省级部门对口支援一个贫困村,送去一台变压器。机器运到村口,请村主任召集一些农民来帮忙卸,可来的竟有许多是胡子都白了的老人。一问,家里的劳力都进城打工去了。

    老人和小孩不仅不具备从事农业生产的体力,更重要的是他们无法掌握现代科学种田技术,只能凭老经验老办法对付着一年几茬的庄稼。在一个乡村采访时,作者遇见一位老汉正望着一片枯萎的禾苗捶胸顿足。原来稻田里发现稻飞虱后,他跑到商店里买回一瓶农药,却不知如何使用。等孙子放学回家后,爷孙俩研究了半天瓶上的说明,结果还是把浓度搞错了。经过这十来年的努力,杂交稻、旱育秧等技术得到大面积的推广,对中国的粮食生产起了巨大的作用,但现在,懂技术的庄稼汉子进城了,留在家里的老汉们又弄不懂这新鲜玩艺,只好又按过去的老办法搞,能收多少得多少。如此下去,中国的农业将何以发展?

    可以想象,靠“胡子军”支撑的农业,是多么弱不禁风的农业。况且,“胡子军”又还能支撑多久呢?随着大批农村青壮年离开土地进入城市,中国很有可能出现一个务农人员的断层。即使以后随着政策的引导,许多进城农民回归农村,但由于他们长期离开土地,生疏了农业生产,其结果将是身为农民,却不会种田。因此,从现在起就采取措施,稳定农村务农人员,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艰巨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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