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玛是我在这家美国老人院工作时结识的一位平凡、普通而又善良的护士助理。她之所以深深地留在了我记忆的深处，完全是由于她的与众不同。

    平心而论，第一次见到爱玛时，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爱玛长得过于瘦小，扁平的胸部，像是一个没有发育成熟的孩子；肤色黄里透黑，眼角的鱼尾纹，纤细又显而易见；唯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那一头精心打理过的秀发，放下来可有齐腰的长度。平日里，她总喜欢将头发高高地盘在头顶上，扁圆形的、光滑的、整洁的发髻，成为爱玛的一个重要标志。

    然而，就她那不太起眼的外表下，却包含着一颗十分赤诚的心。

    后来听别人讲了一些有关爱玛来美国前的故事。那自然是爱玛讲出来的，此后又一传十，十传百地成了大家的故事。

    据说，爱玛年轻时是个娇小玲珑的女孩儿，追求者自然不乏其人。爱玛在众多的追求者之中，选中了一个泰国的小伙子作为自己的情郎。年轻的爱玛为了追求爱情，从越南迁居到泰国。

    有人说，女人谈恋爱，是为了情；男人谈恋爱，是为了性。这话虽不全对，但在爱玛这对情侣身上却应验了。爱玛的爱，尽管如醉如痴，但却很有分寸；可爱玛的他就不同了，他眷恋爱玛的姿色多于爱玛的心灵，曾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和爱玛在婚前发生性关系。在遭到爱玛的多次拒绝后，一次他有备而来，拿枪逼着爱玛，同她发生了关系。

    当爱玛发现自己的情郎另有新欢时，也发现自己怀孕了，富有爱心的爱玛，执意要将孩子生下来。于是，9个月之后，一个健康的男孩儿来到了世上。爱玛不想带着私生子回越南，投奔父母；但在泰国，又举目无亲，生活的重担使爱玛不得不放弃了独立抚养孩子的初衷，只好忍痛割爱，将刚刚出生不久的婴儿寄养在泰国一对夫妇的家中，只身回到了越南。

    在爱玛22岁那年，她的一个远房姑姑将她辗转带到美国。这以后的故事就和我们大家的一样了，结婚生子、安家立业，虽继续为生活而奔波，但却没有大起大落的灾难，凡事还算顺心、平安、快乐。

    在我认识爱玛时，她在美定居已有20年之久了。她说着一口虽有口音、但却很流利的英文；可是她不会读写，唯一可以写的英文字大概就是她自己的名字了。每当需要她签名时，爱玛总是一脸的庄严，认认真真地、一笔一画地写，在旁观者的眼里，与其说她在写字，倒不如说她在画图。

    爱玛初到美国时，由于人生地不熟，且刚刚成家，孩子们又小，为了能既工作又兼顾家庭，她选择了在老人院里做护士助理的工作。

    这项工作当时不需要很高的学历，只要肯吃苦耐劳就行。但这项工作也要求被雇佣者集中训练三个月，然后通过考核，合格后才能胜任。可想而知，那三个月临床基础护理的训练，对于爱玛来说是十分吃力的。然而她却凭着惊人的毅力，完成了全部的课程。我曾问过爱玛，她不会写字，是怎么通过考试的？她说当时考官根据她的特殊情况，完全采取口试的形式对她进行考核，她居然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

    从那以后，爱玛便开始了她在老人院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劳心劳力的护士助理的生涯。在别人眼里，这是一种伺候人的工作，但爱玛却有着很强的敬业精神。她把护理看做是一项至高无上的神圣职业，把老人们能过上平安幸福、健康长寿的生活看做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老人院的工作是众所周知的：劳累、辛苦、肮脏、琐碎、操心，可是爱玛却能几十年如一日，忍辱负重、兢兢业业、尽职守恪。爱玛工作上的最大特点就是细心、周到而且体贴入微。

    老人院里那些可爱的返老还童的老人们，越老个性越突出，有的喜怒无常，有的任性难缠，有的习惯古怪，有的沉默寡言。由于老人们经年累月地居住在这里，任何人的任何性格特征都会慢慢地表现出来。再加上不同的家庭背景、不同的阶层意识，有时真让护理人员感到束手无策。

    爱玛在对待个别老人时，好像显得比我们都有办法。由于她在此工作了多年，对很多老人的脾气、性格、习惯都了如指掌；而且她还懂得因人而异、对症下药的道理，所以总能马到成功、百战百胜，出色而又按时地完成各项护理工作。很多常年在此居住的老人，都慢慢地成了爱玛的朋友，信任她、依赖她、赞扬她。

    索尼娅老夫人自幼是个智障儿，自她五十岁时父母双亡后就在老人院里安了家。她口齿不清，又认不准每一个护理人员，但她却能准确无误地认识爱玛。一见到爱玛，她便咧开大嘴笑哈哈，像见到了亲人一样。她每天睡觉前的护理一定要爱玛做，因为她相信只有爱玛知道怎么给她刷牙、怎样扶她去厕所、又怎样给她盖被子；也只有爱玛那一声“晚安”，才能让她安静地进入甜甜的梦乡。

    艾伦老太太年轻时，是某著名大学的生物学教授，一副高雅脱俗、举止不凡的神态。但老了以后，脾气变得粗暴乖张。每天晚上安排她就寝，对我们而言是件头疼的大事，因为老太太常会无缘无故地暴跳如雷，且张口就骂、动手就打，不少护理人员都吃过她的亏。然而，爱玛却能“降”得住她。只要艾伦一听到爱玛那带有东方口音的英文，马上就会安静下来，顺顺当当地换上睡衣，上床入睡了。可见爱玛在老人心目中的地位有多重要。

    爱玛虽然平日温柔可亲、平和待人，但一旦碰到该认真的时候，她也会寸步不让。

    我们老人院里，当时有位叫泰德的、患有糖尿病的老先生。他平日倒是温和有礼，只是每到吃饭时，由于觉得糖尿病的饮食不合口味，所以总是搞花样、闹脾气，常常将餐具扔得满地都是。但是糖尿病的饮食是有严格规定的，是由营养师精心调配出来的，不是说不好吃就可以随便更改的。泰德有个习惯，就是他从来不到餐厅里和大家一起用餐，而是坚持让人将饭菜端到他的房间内。由于他属于需特殊护理的病人，尽管他自己可以自理，但我们仍旧要轮流到他房间里，监督他用餐并记下饭量等。可事实上，能让泰德每顿饭都吃好吃饱，是件很困难的事，大家也只好顺其自然了；只有爱玛认为不能掉以轻心。她的理由是正确而充足的。她说糖尿病人的饮食非同一般人的饮食，饮食不当，会引起低血糖，严重时可以造成休克；而且如果泰德的出入量不平衡，势必影响他的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

    于是，只要是爱玛当班，她总是主动承担起劝泰德吃饭的重任。开始泰德也对爱玛大呼小叫，但是很快他便发现那是没用的。所以到了后来，泰德一看到爱玛的身影出现在门口，便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我很敬佩爱玛。对于一个护理人员来说，很多时候我们不能一味地温柔、可怜、迁就病人，因为那样往往不是爱他们而是害了他们。

    有关爱玛的另一个小故事，发生时我不在场，是事后听别人讲的。

    纳塔莉是我们这里的一个70多岁的漂亮老太太，很爱打扮自己，光是她种类繁多的化妆品和花样翻新的衣服，就占去了她的大半个屋子。

    她过生日时，女儿送了她一条藕荷色的长裙，纳塔莉自然是爱不释手，可谁曾想只穿了一次，送去清洗之后就不翼而飞了。爱美的纳塔莉伤心不已。虽然护士三番五次地和洗衣房的工作人员接洽，可得到的回答却是一个——没有看到纳塔莉的裙子。

    这事让爱玛知道了，她亲自跑到洗衣房去追问，得到的仍是相同的回答。这让爱玛很生气，她说每个人都很珍惜自己的生日礼物，纳塔莉的裙子不能说丢就丢了，一定是洗衣房的工人送错了房间。

    于是，她发动所有的护理人员利用晚餐前的空余时间，挨门挨户地检查老人的衣柜。功夫不负苦心人，最后终于在另一位老夫人的壁橱里发现了纳塔莉的裙子。纳塔莉看到失而复得的生日礼物真是欣喜若狂。

    原来由于工作上的疏忽大意，相关人员忘了在纳塔莉的新裙子上缝上姓名和房间号码就直接送去清洗了；而洗好的裙子被送还时，洗衣工又没有认真地核对，便想当然地送到了另一个房间以致纳塔莉的裙子失踪多日。

    随着时间的流逝，彼此间的了解不断加深，我和爱玛渐渐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因此一点点地走入了她的家庭。

    爱玛的先生也是个十分质朴的越南人，他们一共有四个孩子，两儿两女。像许多移民一样，爱玛和她的先生尽管自己辛苦一生，却让四个孩子都受了良好的高等教育，老大已从大学毕业，剩下的三个仍在学校读书。

    四个儿女不仅一心向上，而且懂得孝敬父母。爱玛告诉我，她的小儿子说，一生最大的心愿就是有了文凭找个高薪的工作，然后让父母提前退休，由他来给他们养老。爱玛在述说儿子的心愿时，一层清泪悄悄地浮上眼眶。我想，爱玛的眼泪里饱含着一个慈母的疼爱、安慰、幸福和希望。

    爱玛始终没有忘记她那个泰国的儿子。那个儿子现在已长大成人，并有了妻子和孩子。爱玛总喜欢随身带着儿子全家福的照片，而且还按期将辛苦赚来的血汗钱寄去泰国，扶持儿子一家老小的生活。1993年的初夏，爱玛如愿以偿地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并转道泰国去探访了那未曾见过面的儿媳和孙儿们。

    爱玛之所以被大家称为热心人，还表现在她对周围朋友和熟人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爱护上。有一段时间，我的胃口极差，爱玛知道后每天总是不忘从家里带些软饭和素菜来给我当晚餐。她还常常请我们大家到她家去做客。

    爱玛的家是一幢二层楼的、漂亮别致的房子。和很多美国人家庭的一样，房前房后是整整齐齐的草坪，一片绿意，充满了生机；还有那各式各样的季节性鲜花开得如火如荼。室内的装饰是东西方的混合体，却很协调顺眼，清雅别致。墙上挂着的大大小小照片，记录着这个家里每个成员的成长过程。

    另外，在客厅的一角，很醒目地供奉着一尊佛像。我知道，爱玛和她的先生已经信奉佛教多年了。这大概是他们夫妻俩一直默默地行使着“人生在世，必要行善”思想的来源。对于他们来说，生命更像一首诗、一支歌、一段舞蹈、或是路边的一朵鲜花，盛开着，散发着芳香，既悦己又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