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转星移，岁月悠悠，来美国的头一年就这样在紧张而繁忙的工作、学习中匆匆度过。
这一年里，我的英文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工作上也渐渐变得得心应手，周围的人也慢慢读懂了我这个黄皮肤、黑头发、独一无二的东方女人。
于是，我在做了一年的夜班工作之后，护士长把我调到下午班，即从下午3点到晚上11点。从黑到白，对我是个不小的肯定。最起码，说明我已一点点地融入了他们的生活，可以在白天与老人们用英文对答如流地护理和满足他们的需要了。
然而，新的工作是要付出更多代价的，最主要的是护理任务和内容的增多，以及工作节奏的加快。
下午班大致的工作程序是这样的：当老人们还在午休时，我们上下午班的护士和护士助理，就已经开始交接班了。这之后，我们每个护士助理都会从护士长那里领到一张单子。每张单子上大约都有8到10位老人的名字，这便是我们每个护士助理当日所要负责护理的老人。在每个老人的名字后面，详细地写着当天对每个具体的老人护理的特殊要求。在这其中，至少有四五个老人需要护士助理帮他们洗澡。
领到工作单之后，所有护士助理的脚步都不由自主地加快了。没办法，非快不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要在有限的时间里，完成我们必须完成的护理任务。
协助我的10个老人午休后起床、如厕、洗漱、梳理，再给其中的5个人洗澡更衣，然后给他们喂晚饭、做晚间护理，最后帮他们上床入睡，忙是忙，累是累，但无论如何是能在指定的时间里完成任务的。
问题的关键是，在按部就班地履行护理计划的同时，又会遇到许许多多节外生枝的事，诸如：艾琳不肯洗澡、比尔德将大便拉在床上、凯布尔丢了假牙、戴西找不到鞋子、伊顿将饭碗打翻在地。好像全世界的乱子都在老人院里同时发生了。于是，我也就必须生出三头六臂，在同一个时间里处理不同的事。
我在做这些工作时，自始至终本着这样一个原则：有求必应，忙而不乱，面面俱到，我对我的要求是让我护理的十个老人的要求得到满足，在我当班的这一天里，人人看上去整洁、光鲜、舒适、快乐、美好和平安。
日久天长，人与人之间自然会生出一种对彼此的情感。我和我的老人们也是这样。我们相互尊重，相互体贴，相互关心。我在护理他们的同时，也从他们那里学到了许多珍贵的东西，诸如美国式的待人接物的礼貌风俗、美国人对待人生的豁达和开明、美国人与人之间的幽默和风趣。当然，更多的还是从他们讲的妙趣横生的故事中，我学到了更多更实用的英文。
真的，我常常被发生在老人院里真实的故事所感动。
那一年的春天到了，春色一天比一天地浓起来。刚刚下过的几场春雨把大地全部洗刷明净，将漫长冬季那死气沉沉的残痕一扫而光。人的情绪也随之变得明快利索起来。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春意盎然的日子里，我们迎来一个即将入院的老夫人——凯茜。
凯茜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多大年纪？快乐的？还是忧愁的？我们事先都不清楚。这是因为美国人在为自己的父母选择老人院时，往往要事先走访多家老人院。他们要了解各个老人院居住的环境、饮食的好坏、价格的高低；然后，经过他们的横向比较、权衡利弊之后才为父母选定一家他们认为最满意的老人院。
而在这些孝敬的儿女们参观老人院时，多数都由经理来接待，给他们做一些相关的介绍，并领他们到处走走看看。这项工作和我们护士助理毫无关系。
往往是到了老人入院的当天，我们有关的助理才会接到通知。刚好凯茜入院的这一天是我当班。我草草地看了看有关她的简介，那是由她的家庭医生写的——凯茜，女性，现年82岁，患有心脏病、轻度糖尿病。双目因眼疾作了手术，术后视力下降，目前近乎于失明。
盲人？！我和我的同事吃惊得大眼瞪小眼。我的脑子里马上出现的是沿街看到的导盲犬牵着老人，闲散地走着。而我也很快地意识到，从今以后我就是凯茜的那只导盲犬！
下午四时整，凯茜在女儿女婿的陪同下，准时来到了老人院。凯茜体态丰盈，面孔白皙，目光中不但看不出任何茫然和寂寞，反而流露出盈盈的笑意。优雅开阔的前额上，刻着时光碾过的印痕。她上身穿了一件乳白色的短衫，下身穿了条淡粉色的长裤，在上衣的外面，又加了件粉白相间的外套，脚上是一双白色的皮鞋，左手腕上戴了一串精美的用淡粉珠子串成的手镯。她走起路来，身体笔直，既没有82岁老人的苍老，也没有盲人的灰暗。相反，她的到来，倒像是带进来一束快乐的粉色光环。
当我领着她来到她的房间时，我告诉她，这是间既舒适又美观的房间。墙的四周是用那种最能使人心态平和的淡绿色漆成的。而窗帘是双层的，紧挨着玻璃的一层，是用半透明的白纱做成的，白纱外面是一层墨绿色的丝绒锤地窗帘。我告诉她女儿，下次来时可以给凯茜带个小电视和家庭老照片什么的，把这间屋子装点得更有居家的味道。
然后，我转身笑着对凯茜说，这里以后就是她的家了，希望她能喜欢。凯茜马上大声地回答我：“我喜欢，我喜欢，我视力虽不好，可我心里喜欢！”然后她又拉着我的手，好像是要肯定我理解了她的意思。她说：“我喜欢，就是我快乐。快乐是一种心境，是我自己决定和掌握的。这不在于这个房间的大小，家具的新旧，而在于我没来之前，我就决定喜欢这个新家了。”
凯茜确实是一个快乐的老太太。她眼睛虽不好，但耳朵却不聋，对外界的反应既敏感又准确。她在入院之后不久，就交了不少朋友。她对我们助理的工作，从不挑剔。凡是自己能做的事，绝不麻烦我们。
又一次，我和她聊天说到快乐，她说她自己一生的快乐原则是：心中不存憎恨，脑中不存担忧，生活简单，多些给予，少些期盼。
是的，那个时候，我初到美国，经济拮据，工作辛苦，心中常常有着这样或那样的不满。但是一位普通平凡的盲人老太太却用她的言行告诉了我，什么是快乐的真谛。快乐是一种思想，一种感受，天堂和地狱都在我心中。只要我想快乐，我就是一个快乐的人。而能够为自己快乐地活着，是一种洒脱，是一种成功和超脱的人生。
自从和凯茜成了忘年之交后，我的心情也慢慢地开朗起来了。然则，生活的真实性就在于它并不是处处皆美好。一家老人院就是一个大千世界的缩影，这里有着形形色色的老人。有快乐的凯茜，就有忧愁的桑德拉。
桑德拉是所有的护士助理都感到头痛的、难伺候的老人。
这里是有一定原因的。桑德拉多年来患有强迫症。强迫症是一种以强迫症状为主的神经症。患有强迫症的人，对自己的某些明知不合理却反复出现的观念、情绪和行为不能控制，无法摆脱。焦虑和痛苦常常驱使患者一次又一次地违背自己的意愿去重复那些毫无意义的观念和行为。
平日里，桑德拉的为人表现得十分拘谨，敏感多疑，胆小怕事，自卑自怜，过分注意生活中的细节。比如：平日里，她的房间和卫生间必须收拾得一尘不染，犹如生活在真空之中。各种生活用具也必须放在她规定的位置上，所有的衣服更要按她编的号码，纹丝不乱地放在柜子里。
不仅如此，最难办的是她每晚入睡前的晚间护理。晚上如厕之后，第一件事是刷牙，牙膏挤在牙刷上的多少，要由她来定。挤多一点，她说浪费；挤少一点，她又说刷不干净牙齿。接下来是洗脸的规则，她洗脸和洗手的香皂和毛巾都是分得清清楚楚的。脸和手的次序是：先用专用的香皂洗脸，再用专用的毛巾擦干；然后再如此这般地重复一遍洗手的过程。
等好不容易洗漱好了以后，她便坐在沙发上，先让护士助理给她按摩背部，手法过轻过重，都会引起她的反感。接下来，是让护士助理将润肤膏擦在她的两条小腿肚上。每一条腿要反复擦三遍，每一遍之间要有间隔的时间，时间的长短是由她从一数到五十的标准来定。这一切没有任何道理可言，只是强迫症的一种十分典型的症状而已。
当这一切都在她的强迫意识下完成后，就差换睡衣上床入寝了。美国各家老人院的睡衣，都是统一的。但桑德拉坚持不穿院里的睡衣，而是要穿自己的。这倒也没什么。可她从周一到周日都要换不同颜色的睡衣，并要求我们护士助理将每日要穿的睡衣的颜色记下来。我们建议她将睡衣也编上号，但她却毫无理由地拒绝。也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唯一知道的是，她的固执来自于强迫症。
要知道，我们护士助理每天不是只护理一个老人，每天都有那么多的老人，等着我们去照顾；有那么多的事情，等着我们去完成。我们怎么可能准确无误地记住桑德拉一周轮换着穿什么颜色的睡衣呢？常常是因为护士助理拿错了睡衣而惹得桑德拉大呼小叫。然后是她自己生气失眠，从而又给夜班的护士带来了很多麻烦。
最后一道程序是盖被。桑德拉大多数时间是盖两层，一层是被单，另一层是线毯。第一层被单，要拉到腋下；第二层线毯，要拉到腰部。高了或低了，她都会抱怨。然后要将她的床头摇到她指定的高度。
桑德拉每晚睡前的一通“奋战”，不仅是把我们，同时也把她自己折磨得筋疲力尽、不胜烦恼。但她的强迫意识却迫使她不得不这样做，否则她便不会安心。所以，这场戏仍要天天上演，永无完结。
为了桑德拉，我特意到美国的地方图书馆，去查找有关强迫症的资料，从而了解了强迫症的起因、治疗和护理。在护理的章节里，特别强调了对这样的病人在除了药物治疗以外，最重要的是心理护理，而完成心理护理的人主要是病人的家属。对于成年累月住在老人院里的桑德拉来说，我们这些护士助理就是她的亲人了。
我知道，桑德拉一直在服用抗强迫症的药物。但实际上，对于这种病人，光靠药物治疗而没有心理治疗，其效果往往不佳。必须双管齐下，才能收到明显的效果。而日复一日的心理护理，很明显的是要靠我们这些护士助理来完成。我想试着帮帮桑德拉。我采取了书上介绍的“顺其自然”法。我将桑德拉睡前的一切习惯，都记在一个小本子上，每每轮到我护理她时，就看看小本子上的内容，久而久之也就都记熟了。
刚开始，桑德拉并不十分相信我。因此我每次护理她时，总是有意把动作放慢，格外小心谨慎，耐心温柔，尽量让她心满意足。
也不知道是我的脾气性格让她觉得很耐磨，还是我的柔声细语让她听起来很顺耳，抑或是我的认真态度让她深受感动，总之，她从开始对我的怀疑，渐渐变成了信任，最终变成了依赖。发展到后来，她决定不让任何人给她做晚间护理，只要我这个中国人来护理她，好“光荣”呀！我的同事们都乐得手舞足蹈，从此卸了桑德拉这样的一个“大包袱”，谁会不乐呢？！
说心里话，我也并不是那样心甘情愿地天天护理这样一个有“心理麻烦”的人，但我也并不讨厌她。我知道她就是一种病态，她处在迫不得已的状态中无法自救。
就这样，桑德拉成了我每天理所当然需要照顾的老人。每当她高兴，我又有空闲时，她也会拿出家庭老照片本子，慢慢地给我讲她家里每一个故事。看到她开心一些，我也会为她高兴。我们之间一直友好相处，平安无事。
然而，生活中常常会有着出乎意料、大起大落的变化，让人感到措手不及。就在我接手护理了桑德拉三个月之后的一个冬天的下午，天气阴沉沉的，漫天是厚厚的、低低的、灰黄色的浊云。我按时下午三点钟去接班，刚刚走进护士站，一个同事就对我说：“萍，那个最喜欢你的人走了。”“谁？”“桑德拉！”“去哪儿了？”同事指指天。我吃惊地问：“去天堂了？怎么回事？”“心脏病！今天早上十点多走的。”
怎么会呢？昨晚上床时，她还好好的，和我道过晚安呢！我身不由己地冲到桑德拉的房间里，但早已是物在人亡。桑德拉那时已被送到太平间去了，床上空空的。我一个人轻轻地在那个十分熟悉的房间里，从卧室到卫生间，一切的一切，仍旧是按照桑德拉生前的“严格”要求，纹丝不动地、整整齐齐地摆放在那里。每一件东西上好像还留着桑德拉的体温。难道物也有情吗？它们是不是也在和我一起追思着桑德拉夫人呢？我没有眼泪，有的只是内心无限的惆怅。我和桑德拉之间的短短的几个月的淡泊之交，在告别之际，竟是如此沉郁的一抹。
生命竟是这样脆弱。在让我感到茫然的同时，也让我感到时刻肩负着亲手把老人送上天堂的重任。也正因为如此，我更希望让我的老人们快乐地度过每一天。
芭芭拉是个中国南方的老太太，却有一个洋名字。她是我在老人院工作多年中，唯一护理过的一个中国人。所以，至今回味起来，仍旧历历在目。
芭芭拉两年前中过一次风，由此变成了老人院的轮椅阶级。
芭芭拉即便是在中国人里，仍属于那种瘦弱老太太，更不用说是在一群人高马大、体重超标的美国人中间了。外加上她衣着随便，身无首饰，素面朝天，灰蒙蒙的头发既短又薄。这一切都给芭芭拉带来了更多的苍老。
芭芭拉是个安静且要求不多的老人。平日里，她凡人不理，除了吃饭和睡觉，就是坐在窗前发呆，一呆就是一个下午。我试着和她打招呼，她也简单地挥挥手并不说话。为她做事，她也只是说声谢谢而已，从不多谈。有一次，我去为她换床单，见她又是坐在老地方倚窗呆望。我也好奇地走到窗前，向外望去，想看看有什么东西那么吸引芭芭拉，但却并没有看出个所以然来。窗外倒是有着一片极开阔的绿茵茵的草坪，和着湛蓝的天空，天空中又有几朵闲散的白云，悠悠荡荡的，像是大海里浮动的白帆。蓝白绿以外，则看不见任何车影和人影。整个画面中唯一移动的东西就是那变幻不定的白云了。或许，芭芭拉是喜欢赏云的女人？想到我自己闲暇时也有望云遐思的爱好，便觉得我懂得了芭芭拉。
但是，细观芭芭拉，又可以看到她明显不愉快。而且就我在那里工作的日子里，从没有见过她的任何亲人。她是个孤老太太？无儿无女？会不会讲英文？她来自何方？为何不开心？一连串的问号在我脑子里出现。有一次，我听到她在电话上用英文很生气地与人交谈，然后“叭”的一声就把电话挂断了。
原来，她会讲英文，只是不愿意和周围的人交谈。
再后来的一天，芭芭拉用了泻药，而没来得及去厕所，就把裤子全搞脏了。我一声不响地替她清理、洗澡、更衣。她大概觉得非常过意不去，一遍遍地用英文说谢谢。我告诉她不必谢了，照顾她本来就是我的工作，我只希望她能过得顺心！她听了，不再说什么，眼里却蒙上了一层泪。
从那以后，芭芭拉开始把我当作朋友。她从坐在窗口改为坐在房门口。一看见我空闲了就招招手，让我到她房里去。她住在单人房间里。房间里除了一台老旧的电视机以外，几乎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桌上也是空空的。衣柜里也就几件常换洗的衣服，绝不像隔壁的洋老太太们，东西多得似乎可以从桌上、柜中流出来。
没有一样可以共同欣赏的东西，我们只好面对面地聊天。但芭芭拉是香港人，只会讲广东话；而我是北京人，只会讲普通话。无奈，我们只好用英文来沟通。她的英文是典型的带有港味的英文，有些怪怪的，要细心才能听懂。
原来，芭芭拉是个有儿有女有家的人。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中期，先生和她带着五个儿女从香港移民到美国。他们用了在香港的全部积蓄，开了一家中餐馆。那个年代，美国人对中餐虽还不像今天这样疯狂，但中餐馆一行，仍能做到收支平衡，小有盈利。她和她先生经营餐馆，虽然付出了千辛万苦，但收获是养育了五个儿女。
和所有第一代移民的父母相同，他们儿女接受的是全盘的美国教育。一个个学有所成，都慢慢地飞了，剩下老两口和一个餐馆。原本打算卖掉了餐馆，老两口也过过平安的舒心日子，可是人算赶不上天算，芭芭拉的先生因为肺癌不治而撒手人寰。当芭芭拉从悲痛中爬出来以后，感觉自己真的无力再支撑一家餐厅了，最终决定将餐馆卖掉，一人安心度日。
怎奈，过惯了繁忙日子的芭芭拉猛地停下来养老，却生出了诸多不适，生活百无聊赖。这时，她忽然有一种想与儿女一起享受天伦之乐的感觉。于是，她开始轮流在五个儿女家“做客”。
她的五个儿女中，有四个或嫁或娶了洋人，只有小儿子娶了个台湾的媳妇。芭芭拉试着和一群洋孩子过活，但总是因文化不同而生出各种各样的误会。唯一的希望是和小儿子一家生活，但婆媳之间又有百般的不如意。芭芭拉也曾想过要回香港定居，跟她那从没结过婚的姐姐一起相互扶持。但转念又觉得香港的气候又热又潮。正在芭芭拉举棋不定不知何去何从的时候，突然中风入院急诊，后又转入老人院疗养。行事在人，成事在天。芭芭拉留在美国，似是天意。
很显然，芭芭拉是个辛苦一生、却不知如何享受的女人。即便是身在老人院，她心也不安。她埋怨儿子媳妇有钱去坐豪华游轮，却没钱带她去吃一顿日本餐。她不满女儿女婿终日忙自己的事，却没时间来看看她。她这也不满，那也埋怨，搞得儿女们都对她敬而远之。但他们越躲她，她就越是牢骚满腹，这种恶性循环的结果是，芭芭拉变得像个气葫芦，终年“定格”在老人院的窗前发呆。
说实在的，我并不知道该怎样劝芭芭拉，因为我在对她的儿女全然不知的情况下，决不会去对一群陌生人妄加评论。况且，如果我只是一味地帮芭芭拉发牢骚，那只会火上浇油，绝不会有任何好结果。
我试着告诉芭芭拉，她目前最重要的是要保全自己的健康，其次是要慢慢找到自己的生活。至于儿女的事，不必太上心。
我告诉她一家老人院就像一个小世界，走出她这个房间，外面热闹得很。我问她，在老人院里有没有朋友？她说一个人都不认识。我又问她，愿不愿意每天下午和其他的老人一起唱唱歌？她说，洋歌，她根本听不懂。那游戏呢？她又说从来不喜欢那些洋东西。我再问她，是不是喜欢读一些中文的闲书？她说老了，眼睛看东西费劲。问她以前有什么爱好呢？“没有！几十年的餐馆行业，整天累得筋疲力尽，哪还有什么爱好呀？！”我在苦思苦想，帮着芭芭拉找一条出路。
后来，我想到了书法。我的外公生前是个著名的国画家，到了晚年，日日临摹字帖，不厌其烦。我想那其中必有他的乐趣，这是其一。其二，书法并非是书法家和画家的专职，人人都可以提笔试试看。其三，老年人的视力不佳，读书看报不行，写字却是可大可小，伸缩自如的。其四，芭芭拉的中风并不严重，只是左半身的行动稍有不便，不影响右手活动。
所以，我决定让芭芭拉试试看。我上班时带了笔墨和一本旧字帖。没有宣纸，就用旧报纸代替。我让芭芭拉试试看，不喜欢也没关系。她开始时做得极勉强，一直过了一个月之后，才渐渐地喜欢上了。我看了她的字，虽无功底，但却是笔笔到位；虽不刚劲，却也娇柔。我一面鼓励她练下去，一面问她写字时内心的感觉。她说很宁静很舒服。这就对了！
不日，芭芭拉能写中国大字的消息，在老人院里不胫而走。她写的那些笔画繁杂的中国字，在那些看惯了ABC的美国人眼里，自然是深不可测。很多老人，男的女的，外加上护士们都来看芭芭拉写字。有几个护士自愿凑钱为芭芭拉买了一摞宣纸，还有的老人带来彩色的菱形纸片，请芭芭拉用中文写个“爱”字，然后装个镜框挂在自己的房间里，当作艺术品。也有懂得一点点中国文化的老人，问芭芭拉是否可以给他们抄写一些中国的古诗？于是，芭芭拉又向我借走了我那本唐诗集。她要写诗，必须要先读诗。先要搞懂了诗意，好在日后送给美国人时讲给他们听。芭芭拉由此又多了一件读唐诗的事可做。
芭芭拉是个聪明的女人，她的字日见长进，人也随之明快了起来，脸上渐渐有了笑容的芭芭拉此时，她看上去气色也好多了。
因为写字和临帖的事，芭芭拉在老人院里交了不少的朋友。有个美国老先生说：“我以前怎么就不知道，这里住着一位很美丽的中国夫人呢？”大家都将芭芭拉称为文人，觉得她很了不起。她现在再没有时间坐在窗前发愣了，除了临帖写字之外，就是和她的朋友们在一起。
我从来没有问过芭芭拉以前在香港的经历。但我想那都是些无关紧要的旧事了。重要的是芭芭拉现在能够戴着“美丽文人”的“桂冠”，快快乐乐地度过每一天。
可喜的是，芭芭拉没有多余的精力再来抱怨她的儿女们了。这反倒给了那些年轻人施展的空间，而更能反过来为芭芭拉着想。自然，来老人院看望母亲的次数也比以前多多了。
临近圣诞节时，芭芭拉给我看她女儿送的一条色彩鲜艳的花裙子和一盒化妆品，并坚持要把那盒化妆品转送给我。说她自己留着也没用，因为她从来都不化妆。“为什么不？你的朋友都化，你为什么不可以化呢？”我告诉她不必转送给任何人，自己先留着，等日后我有空时帮她化妆。
圣诞节的前夜，老人院的娱乐大厅里张灯结彩，歌舞升平。我抬眼望去，在那一群披红戴绿的洋老人中，看到了穿着花裙子、化了淡妆、笑逐颜开的芭芭拉夫人，她原来是个很漂亮的女人！我为我能替她做的点滴小事而感到心安。
老人院的故事，每天都在我们的身边发生着。
在我们的老人中，六七十岁的，应该算是风华正茂的一代；八九十岁的，则是中流砥柱的一代；一百，乃至一百多岁的，才能划在暮年的范围里。
85岁的史蒂夫，个子不高，满头银发，衣冠整洁，思维清晰，谈吐风趣，举步生风。其实，我和他并不十分熟悉，只是每每开饭时，到他的房间里去通知他一声。而每次去他的房间，见他都在读书。再看四周，小小的房间是一个书的世界。我仔细地看了看书架上摆放的书，有哲学、历史、宪法、文学等等，几乎涉及了各个领域，它们都静静地站在那里，默默地陪伴着史蒂夫的每一天。“都是你的书吗？”“是的，是的，我是个老书虫。”
岁月匆匆。生活中的大事和小事占据了我的心，以后我也就没再去注意史蒂夫先生和他的群书了。
直到遇上了苏珊娜，我才又想起了史蒂夫。苏珊娜是刚住进老人院不久的80岁老人。她是个典雅娴静的老人，但却不是个愉快的老人，终日忧心忡忡的。一天，我去给她送新洗好的衣服，见她正一个人暗自垂泪。“你为什么伤心？”在她回答我之前，我一眼扫到了桌上立着的一幅老先生的黑白照片，以及镜框边上的几朵鲜花。“那是我先生，去年走的。”苏珊娜用她的泪眼望着我。我弯下腰，轻轻地拥抱坐在轮椅里的她。“不要总是难过吧！你的先生从天上望下来，看到你这样，他也会伤心的。他最大的愿望，一定是希望你活得很愉快！”苏珊娜默默地点点头，不说一句话。
我问护士长：“史蒂夫先生有老伴吗？”“没有。”“你看苏珊娜怎么样？”护士长笑我乱点鸳鸯谱。但我想，又不是要他们结婚，只是让他们做个朋友。况且史蒂夫平日博览群书，为人豁达，只要他愿意，他很可能会成为苏珊娜的一个好伙伴。于是，我决定有空时，带住在北区的史蒂夫去拜访一下住在南区的苏珊娜。
周六值班那天，我的心情格外好。先去看了看苏珊娜，她的眼睛里有着一抹淡淡的忧伤。我问她愿不愿见见我的一个朋友，她一副不置可否的神态，于是我就替她决定了。我很快地来到了史蒂夫的房间里，见他仍旧是一付干净利索且精神尚佳的表情。我告诉他，我想为他引荐一位我的朋友苏珊娜。史蒂夫总是来者不拒的，健步如飞地跟我来到了苏珊娜的房间里。我给他俩相互作了介绍之后，就离开了。
我并不知道史蒂夫那天在苏珊娜的房间待了多久，都谈了些什么，这些对我来说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希望他们彼此相识，并能做个朋友。
后来，不仅是我，还有我的很多同事，都常常在苏珊娜的房间里看到史蒂夫的身影，他和苏珊娜之间好像有说不完的话。而苏珊娜的生活，由于有了史蒂夫的存在，也慢慢地变得愉快起来。
转眼之间，到了中国的中秋节。我特意从家里拿了块月饼，带给史蒂夫，并给他讲了嫦娥奔月的故事。他感到很新奇，并一再说当晚要和苏珊娜一起赏月、吃月饼。隔日，我去苏珊娜的房间里，她又如此这般地把嫦娥奔月的故事给我讲了一遍，并告诉我她和史蒂夫一起分吃月饼和赏月的事，我真的很为他们高兴。
一天晚上，轮到我安置苏珊娜入寝。九点多钟，我来到她的房间，发现史蒂夫仍在。我很客气地告诉他，苏珊娜要睡了，有什么话，明天再说好了。他连声说好，并说他想等苏珊娜上了床，和她道过晚安后再走。我同意了。
我按照先后顺序，帮助苏珊娜做好了一切睡前准备。当我把穿着睡衣的苏珊娜用轮椅推到床边时，我发现她的被单需要换一下，我便转头去取被单。回转只在一瞬间，但当我的目光再次落在苏珊娜身上时，却惊奇地发现史蒂夫正要将坐在轮椅上的苏珊娜抱到床上去。我急得大叫“StOP”，我这一叫，我们三个人都愣住了。第一个回过神来的是我，我笑着对史蒂夫说，移动老人是我们护士的职责。除非有朝一日，他们成了夫妇，他才可以抱苏珊娜。史蒂夫听了之后，开怀大笑，一边笑还一边摇头，说我太古板。我只是笑，不说什么，但我心里却在不断地为我自己庆幸。如果不是我眼快，如果史蒂夫抱着苏珊娜一起在我面前跌倒摔伤，我必然要为他们的浪漫丢了我的饭碗。
然而，到底史蒂夫有没有抱上她的新娘苏珊娜，我并不知道。因为即便有，那也是在我离开了老人院之后的故事了。无论这个故事有着怎样的结局，我都为他们高兴。毕竟人与人之间的婚姻嫁娶，是要顺天意的，可是人与人之间的友谊，却是长存的。我在内心，将永远地祝福他们。
在老人院工作的第二年里，由于我工作上的出色，我很快担任起培训护士助理的任务。按照老人院的规定，每个新来的护士助理，都要由专人给予临床指导一个月，主要是每天带着她们做日常的护理工作，从而使她们了解老人院工作的职责和程序。这一个月，对于新手来说，也同时是很重要的试用期。在一个月结束时，负责培训她们的人必须给她们口头或书面的评定，这将成为老板日后是否雇用她们的重要根据。
在培训新手的过程中，我采取了“从严训练，从宽录用”的原则。在我的学生中，有些是成年人，有些是半工半读的大学生；有的有护理工作的经验，有的则是第一次进入这个领域；有的只想临时打打工，有的则期盼长期做护理工作。她们大部分是美国人，也有一些是墨西哥人。我对她们都是一视同仁。在我培训学生时，我对她们的第一个要求——也是最重要的要求——就是在老人院工作的人，无论是谁，都必须要全心全意地热爱老人、热爱护理。在这个大前提下细心、勤劳、认真、负责地执行每一道护理程序。在一个月的培训结束时，在给老板写的有关她们每一个人的报告上，我都是以赞扬为主并积极地建议老板继续录用她们。从学生这方面讲，由于是我亲手带出来的，所以我对她们每一个人都有着十足的信心。对于老板这一方，也解决了他长期缺少护理人员的难题，两全其美。
每天能和学生们在一起工作，我很开心。但最终我还是被调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