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任志强是一个敏感的活儿。
在当前的中国社会，开发商的名声并不好，任志强则是开发商的典型代表，被网友评为“第三该打”的人。所以，为任志强说话是有违公众意志的。
写任志强也是一个危险的活儿。
任志强自己读书无数，对自己观的点论证非常严密，极力捍卫自己的观点。笔者才疏学浅，用任志强的话说，“记者都是不读书不看报的”（所幸当时笔者并不在现场，但总免不了有些兔死狐悲）。搞错了任志强的观点，少不得挨任志强的批，还是任志强长长的专业批评。另外，任志强“仇家”颇多，其中高人无数，一旦对其评论不慎、不对，一定会遭遇猛烈“拍砖”。
而笔者之所以写这本书，是认为任志强确实很值得写。论企业，如今的华远集团，在中国房地产业界完全不值一提，毫无影响力；论个人身价，尽管1997年任志强的700万年薪曾引起轰动，但如今这样的年薪并不足以成为焦点，那为什么任志强还这么有影响力？
写任志强也是一个很有价值、有挑战的活儿。
这在于任志强的思想。任志强有“地产总理”之称。被称为一个行业的总理，全国唯任志强一人！所以，无论是批评还是支持任志强，首先得了解他的观点。而且，任志强也是一个象征，这十年来中国房地产每一次大的变化都有着任志强的声音，从未缺席，解读任志强，也是解读这十年来的中国房地产业。
这也是我不揣浅薄，依然惴惴不安地写这本书的缘由。
先谈谈两场著名的争论
20世纪的中国有过很多争论，最重要的莫过于“问题与主义”之争。胡适提出“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遭到了反对，并掀起了一场重大的讨论。到了今天，我们似乎依然能看到当时大讨论的影响。
20世纪30年代末期，胡适和鲁迅也曾经有过一场争论，是关于监狱的。1933年初，时任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负责人的宋庆龄，将一封反映北平监狱种种骇人听闻酷刑的信件在报刊上公开刊登，该信对北平陆军反省院虐待政治犯的事叙述尤详。随后，胡适致信《燕京新闻》说，他曾同杨杏佛、成舍我访问过北平监狱，“他们当中没有人提到上述呼吁书所描绘的那些骇人听闻的酷刑”。他抱着认真的态度指出了匿名信中的几个疑点，论点颇有说服力。
显然，胡适遭到了严厉的批评，其中就有鲁迅的批评。
可是，回过头看，抛却政治的视角，以平常心去看这场争论，我们可以反问，难道胡适是在睁眼说瞎话、撒谎？还是鲁迅等人说得有错？
先让我们去还原当时他们的思维。
胡适向来是主张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对证据要求极严，绝不说假话。所以，胡适禀持的是“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能说八分话”的态度，用事实说话，力求实证。
而反对胡乱一派，尤其是极“左”派，先入为主地认为中国监狱里的拷打，是常有的事。他们的逻辑是，中国的监狱里普遍存在拷打，自然这个北平监狱也是如此，没有特例；所以，他们不需要亲自去看，自然就可以得出结论。这连鲁迅也未能幸免，于是他写了《光明所到……》一文，对胡适进行了讽刺，说“中国监狱里的拷打，是公然的秘密”，以此来否认胡适从事实中得出来的结论。
极“左”派的这种逻辑思维方式，简单但很有用，自然，也能获得支持。就如同“文化大革命”时说，父亲反革命，自然儿子也是反革命的道理一样，没有例外。
显然，这种思维方式并不为胡适所认可，正如胡适说：“我憎恨残暴，但我也憎恨虚妄。”今天看来，孰是孰非，并没有太大的争议。
另一场争论也非常有意思，在20世纪90年代，两个重量级人物之间的一场争论引起了广泛讨论，即著名经济学家樊纲和著名小说家梁晓声一场关于“道德”的争论，后来演变为经济学家要不要讲道德的争论，两人在各自的领域与对方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正如樊纲说：“但我想我与梁先生的差别恐怕首先是职业上的差别。”
樊纲说，经济学作为一门实证科学，在它的分析过程中，假定各人不同的偏好是“事先给定的”、“已知的”。原则上，经济学家就其职业本身来说，可以为希特勒服务（第三帝国有从职业标准上说很合格的经济学家，虽然我们作为个人不能从人格上、道义上认为他“好”），也可以为丘吉尔服务；可以为黑帮服务，也可以为政府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学就其学科、就其职业来说是“道德中性”的，经济学家是“不讲道德”的。
随后，樊纲接着说：“经济学家只从一个角度谈‘道德’、谈‘价值观’，那就是分析不同的道德观、不同的偏好体系会对经济行为有哪些影响，要求社会经济制度做怎样的改进，道德观、价值观变化的经济原因，以及道德观、价值观的变化对经济发展、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所产生的各种影响。”
学过经济学的人都知道，这些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伍立杨在支持梁晓声的一篇文章《该闭嘴的不是梁晓声》中说：“依我的浅见，经济问题不可能赤条条空无依傍而独立存在，说到底，经济与政治、社会，是一而二、二而一，三位一体的东西。试问该青年，是社会的实际情状重要，还是经济教科书理念重要？须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结果，病根还是除不去的。梁氏议论、指斥或有未妥未周之处，或有过激之点，自当不免，然其关注民间疾苦的一片冰心，也是熙攘混浊金权社会中之一线弱光，其批判社会失常及奸商之险恶，亦切中政经生活之要害。”这也是完全没有错的！
如今，以外人眼光来看，双方都没有错，两人的职业以及所学之间的差别极大，导致双方的观点天差地别。这两人之间的差别完全是逻辑起点的差别，进而是观点的差别。
再谈任志强引起的争论
上面所说的两次争论，如今再回头看，其实很明了，已经似乎不是太大的问题。
而这两种争论似乎都可以从他人与任志强的争论中体现出来。
第一种他人与任志强的争论似乎可以说是“问题与主义”之争。任志强要谈问题，反对者和他谈“主义”、谈道德。在反对者看来，因为开发商都是黑心的、是奸商，奸商应该对高房价负责，任志强是开发商，所以，任志强也是黑心奸商一个。正是因为如此，很多批评任志强的人对他的第一个定语就是“第三个该打的人”，首先给他“定性”，同时给自己一个很高的道德制高点，然后再和他争辩。甚至有批评任志强的人，要求任志强“做灵魂深处的反省”，这显然超出了争论的范畴。让人依稀看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影子，令人不寒而栗！
显然，这样的争论是值得商榷的。
再一种他人与任志强的争论则属上面第二种。个人专业素养、知识结构不一样的人来讨论问题，观点自然会相差太远。任志强是一个极为认真的人，相对来说是不说空话、假话的人，所以，每说必有根据。因此批评他的人，并不能拿出太多的证据、太多有说服力的论据出来，批评更多靠的是一种感觉。当然，谢国忠是一个例外，谢国忠也是有着专业研究背景、深厚学术素养的，但他和任志强的观点截然不同。这就是典型的知识结构、分析方法的不一样，导致结果、观点的不一样。如今看来，似乎是任志强对。但这只是暂时的，笔者始终认为，任志强和谢国忠谁对谁错，依然未见分晓，需要等待时间的检验。
另外，从房地产专业的角度来说，任志强的很多观点并没有错，而反对任志强者也没有错，反对者看到了中国房地产行业的诸多问题，并心此忧心忡忡。只是各自开的药方不一样，比如，对于穷人的住房问题，任志强认为政府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如解决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而反对者则认为开发商也要承担更多。
这是两者之间的一个重要差别，不能简单地判断谁对谁错，它们之间没有所谓的对错之别。
并不是为任志强辩护
显然，任志强的很多观点和判断是对的，比如政府责任、购房要梯度消费，甚至关于房价等。任志强的很多观点都是对的，也对中国房地产行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也是本书出版的原因和价值所在。
但也要说明的是，写这本书并不是为任志强辩护。
首先，任志强也有过明显的错误判断。
比如迪拜房地产泡沫，他认为不会破裂，可是他的文章写出来两年之后，泡沫破裂了。所以，这也给了反对他观点的人很好的攻击点。也正因为如此，对于当前中国的高房价，任志强说中国房地产不会出现日本式泡沫，而且他说，对比中美房价，中国房地产没有泡沫。对此笔者总是怀疑，这次任志强会不会再错了？
其次，任志强自身也有矛盾之处。
在小产权房问题上，他坚持逆行法律，认为现行法律认定小产权房不合法，所以他无顾现实，猛批小产权房。但在其他很多问题上，比如囤地、“90/70”政策等，很多已经成为法律、法规，任志强却依然敢批评挑战。他依据现实，认为这些法律规定不合理，要求尊重现实。所以，在法律和现实出现了冲突时，他总是选择一方为自己的观点辩护，而如何选择，似乎总是以他的开发商身份为立足点。所以，也不难解释，在房地产调控这些年，任志强只对2003年的“18号文件”18号文件即《国务院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国发［2003］18号）。——编者注是完全欢呼的，其他几乎所有的重要调控政策，他都是持反对意见或者有异议的。
再次，任志强的很多观点笔者并不赞同。
例如，他认为80后买不起房可以回农村。中国现行的制度决定了农民、特别是大学生进城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户口从农村转出后，根本没有转回农村的可能性，可以说进城容易，回村难。这样就决定了那些大学生，无论生死好坏，离开农村之后，只能在城里生、老、病、死。这是当前中国的制度留给这代年轻人的宿命，他们根本无力去改变！还有其他很多任自强的观点，笔者也并不赞同。
所以本书的主旨并不是为任志强辩护，而是系统地梳理任志强的观点，给业内外一个参考，让大家系统了解任志强的观点。无论你是支持他、还是反对他，首先你得了解他。本书的职责就是如此。
任志强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中国房地产行业的一个形象、一个符号，所以，对于那些想了解中国房地产行业的人来说，特别是关注这十几年来房地产行业的发展的人，本书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参考。在这本书里，反映出的是十几年间中国房地产行业的风云变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