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一些学者和政要认为，在外交上实力并不代表公正，并不代表正义；但是公正本身，正义本身，也不能转变成实力。国与国的交往，需要公正，需要正义，但不能仅靠公正，仅靠正义，更重要的是实力和利益。在利益的驱动下，西方某些强国为谋求自身最大优势，进行了频繁的外交活动，使尽了各种招术和手段。诸如联盟外交、秘密外交、条约外交、人权外交和民主外交等等，这些外交手段都有极强的进攻性。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也都采取了积极的外交策略，纵横捭阖，或刚或柔。
目前各个国家的外交战略都是寻求以非战争手段使国家受益。在与他国的较量中，外交战略致力于确保本国通过尽可能广泛的途径以和平手段获益，同时尽可能减少损失，减少需诉诸武力或需抵抗外来侵略的各种可能。
评价一个国家的外交战略不仅要究其所成，还要看它能否防患于未然，特别在一些国际重大事件的处理上，使国家在面子上不丢分，得失上不失利。中国要走和平发展道路，在外交上的宏大与远见，是多栽花、少种刺，多铺路、少拆桥。纵横捭阖的思维方法主要是修补裂缝，加密针线，广交朋友，不树敌。
同时，我们这样做并不意味着事事妥协，我们不想得罪任何人，但我们也不必怕谁。我们所做的只是要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办事，在原则立场上把握住。
国际上一位西方政要最近指出：冷战结束后一度形成的“单极世界”局面已经结束。21世纪的大国之间需要建立新的国际关系和国际机构，对这些国家而言，“敌人”和“对手”等概念已经过时，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将“竞争”和“角逐”关系转化为“负责任的伙伴关系”、如何建立“更符合实际的21世纪国际新秩序”，更有效地迎接全球化挑战。他主张建立一个“新的大国合唱的多极世界”。这个主张得到了西方许多学者及政要的认同。
但是，这个主张忽略了谁是矛盾的主导方面。在将“竞争”和“角逐”关系转化为“负责任的伙伴关系”的过程中，转化的成败与否是由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如果矛盾的主要方面拒绝转化，那么这种转化在人们眼里就会变成一张空头支票。在现阶段，这种转化的主导方面是强权国家，如果强权国家总抱着冷战思维不放，始终不放弃“敌人”和“对手”的概念，那么是无法将“竞争”和“角逐”关系转化为“负责任的伙伴关系”的。不过我们不能说小国和弱国对此只能无所作为，单个的小国和弱国可能确实对此无能为力，但如果小国和弱国团结起来进行斗争却有可能促使强权国家产生有限度的转变。在这里特别要强调“有限度”三个字，因为强权国家在可预见的将来一般不可能在没有任何压力的情况下自发地彻底完成将“竞争”和“角逐”关系转化为“负责任的伙伴关系”。
就目前而言，这种转化的成败与否决定于美国的态度。美国究竟是继续追求他的世纪帝国之梦，将他不喜欢的国家都当作“敌人”和“对手”进行“竞争”和“角逐”，还是放弃不切实际的幻想，参与促成和拥抱多极合作的世界新秩序？这将是美国在21世纪要做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战略选择，这一选择将从根本上影响美国和世界各国在整个21世纪的命运。
从1972年尼克松访问中国35年来，中美关系的和平发展，证明角逐竞争可以是和平的。35年前的中美关系仅仅限于对抗苏联威胁而结成的战略合作关系，但今天的中美关系却远远超越了对付共同敌人的范围，即从单纯的战略安全与政治外交合作扩展到了经济、文化、科技等多方面的合作，合作的区域也从亚洲地区扩展到中亚、中东、非洲、欧洲以至于整个世界。上世纪90年代中美长期纠缠不清的人权、劳改产品、言论与宗教自由、最惠国待遇等问题，已被贸易逆差、人民币汇率、能源合作、经济全球化以及反恐合作、朝核危机、中东局势等问题所取代。中美关系涉及的地域和范畴，超越了双边关系，对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正在产生着重大的影响。与此同时，由于中国经济与综合国力的增长，中美关系在经济上进入了利益交织、相互依赖的阶段。近年来，中美关系愈趋成熟，双方建立起战略对话的有效机制，保持高层频繁接触与往来，就双边关系与世界热点问题进行坦诚交谈。
这说明，中美两国之间有竞争，有利益冲突，但中美两国之间不是非要有战争。正如美国《时代》周刊所报道：“乐观地讲，中国有可能崛起为强国。这并不是一定和德国及日本当年那样，会成为一件恐怖的事情。中美两国能够和平地解决利益冲突，那么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也能和平地解决利益冲突。”
但是，美国既有“鸽派”也有“鹰派”。而美国的“鸽派”和“鹰派”并不是战线分明并一成不变的两大派，他们之间经常在互相转化，这就是对手的不确定性在起作用。如尼克松就是美国“鸽派”的代表，但是，他过去也曾经充当过对华“鹰派”的代表。这正如有的学者撰文指出：“鸽派”上台并不意味着波澜不惊，“鹰派”上台也不意味着事情已经不可收拾。
为了中美两国的长期和平相处，美国应当引起注意的是：中国从来就没有想挑战美国的优势地位。中美两国的国家战略目标不一样，美国想领导世界，而中国想和平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国在这种战略目标下，挑战美国的优势地位不可能也不现实更没必要。中国威胁不了美国，美国不应该把中国当做威胁的对手；中国的和平发展，并不是以美国的衰落为代价。中国的和平发展恰恰给美国创造了巨大的、长期稳定的市场和利益空间；美国想遏制中国也是不可能的。如果美国要处心积虑地遏制中国，要付出的代价将是极其沉重的，而且肯定会极大影响美国的发展。
长期以来，在美国的议会和学者中，有关中国的言论一直存在着两种声音：一种是强硬的声音，主张对中国进行遏制和打压；另一种是温和的声音，主张对中国进行接触和交往。无论是强硬者还是温和者，都是在“两面下注”唱双簧戏，强硬者是逼迫中国让步，温和者则是劝说或巧妙地站在中国的立场上暗示中国让步。这是美国在对外交往中一贯的行为方式，值得我们深思、警惕和借鉴。在这方面，中国的学者也应有两种声音，这样才能以两手对两手。否则，将不利于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
总之，在中美两国的交往中，中国必须有“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的战略自信和战略胆识。中美两国之间，尽管有很多共同利益，但国家利益从来不会完全重合，特别是还存在着意识形态矛盾，因而中美两国的意识形态冲突和利益冲突无法避免，所以中美两国“斗”是正常的，不“斗”是不正常的，关键是要把握斗争的尺度，“斗破”了对双方都不利。这当中最主要的是中美要保持一种健康的竞争关系或斗争关系，避免让这种竞争关系或斗争关系转为敌对关系或战争关系。中美同处一个星球，我们必须学会有理、有利、有节、有法地寻求利益的共同点。任何意识形态冲突和利益冲突，都是一把“双刃剑”，既伤害别国，也伤害本国。任何一位有远见的、对本国根本利益负责的政治家，都要积极寻求以合作代替无序对抗，以互利促进共同发展。理性地说，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今世界，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双输。今天中美两国都应该重温尼克松曾经撰文指出的：“我最近访问中国是在1979年，中国领导人外交政策的关注点是安全，不是扩张。他们对国内的发展感兴趣，而不是对向外的活动感兴趣。他们表现出非常精深的全球观念，那不是帝国缔造者征服世界的观点，而是世界政治家的观点，即寻求全球势力的均衡，以使每一个国家包括他们自身得到安全。如果这种观念确能持续下去的话，那么到下一个世纪，中国可能会真正成为一个‘伟大而进步的民族’，一个在世界上强有力的、讲和平的国家。如果我们能表现出力量，显示出我们是可靠的伙伴，中国的政治家们持有上述观点的可能性就会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