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神童杨亿才学卓著，七岁那年已显露出了惊人的才华。十一岁时，宋太宗召试，果然非常了得，当即授官秘书省正字。宋太宗问他，你久离家乡，想不想念父母？不用说当然想念，可杨神童毕竟是神童，就算他想也不能说出来，杨亿对曰：“臣见陛下，一如臣之父母。”（《墨客挥犀》）杨亿担任的秘书省正字，主要掌管图书勘误校对工作，月工资十六贯。在店宅务租个单间，充其量跟随三两仆人，十六贯钱足够他们在京城生活支出。

    杨亿十八岁时赐进士及第，随着他长大，生活阅历逐渐丰富，开支明显增多，尤其担任翰林学士时，经济状况大为紧张。翰林学士接近皇帝，职位特殊，但不给开工资，没有正俸可拿，“文馆职任，自校理以上皆有职钱，唯内外制不给”，只每月领一些绫罗绸缎等生活用品。

    翰林院在唐代属于供职艺人的机构，自唐玄宗后翰林分为两种，一是翰林学士，一是翰林供奉。翰林学士院是清水衙门，毫无实权可言，油水少得可怜，朝廷给的公使钱摊到个人头上没多少。不像其他部门有自己的创收，如群牧司，管理军队战马的，他们把马粪卖掉作为内部活动经费。其他有钱部门则把余钱放在榷货务，进行官方放贷。

    翰林学士的工作类似文秘，但与领导的生活、办公室行政等无关。头衔显赫，但不如小小的太常博士来得实惠。太常博士隶属掌管宗庙礼仪的太常寺，设有四人，月薪二十贯，社会地位与绫罗绸缎等补贴不及翰林学士，就这么不起眼的工作岗位，它的灰色收入远高于翰林学士。

    宋代规定殡葬标准，如皇亲宗室、当朝大员去世，朝廷遣礼官为丧主主持殡葬事物，称为“祭”，由四名太常博士轮流负责。干一次活所得的绢四人分，主祭的得十四匹，其他人得十二匹。朝廷礼官的出现是对丧主的莫大殊荣，赶上家境殷实的有额外辛苦费，一年下来，吃喝不愁。他们闲着没事满城溜达看看最近有没有业务，一次，数名年老皇亲退朝而出，边走边唠嗑，一太常博士窃笑道：“这帮老家伙皆材也。”（《孔氏谈苑》）翰林学士名头叫得响亮，论物质实惠上焉能与太常博士相提并论。

    杨亿手里没钱叫苦不迭，此外他有赌博的嗜好，经常与章得象（仁宗宰相）、李宗谔（太宗宰相李昉之子）等人聚众豪赌。有一次章得象输了三十万，在十赌九输的经验下完全有理由相信杨亿经常输得兜比脸干净。（《宋史·章得象传》）杨亿于是请求下地方工作，上表千余言，其中有“虚忝甘泉之从臣，终作莫敖之馁鬼”句。

    杨亿十一岁来到京城，仕宦多年应该有些经济实力，如果像他这种个人生活负担不大的官员已快成饿死鬼，料想那些拖家带口的新科进士想要留在京城当真需要魄力和勇气。相比之下，王安石的选择较为客观实际。

    王安石考中进士第四名，其时父亲已去世，母亲尚在，有两位同父异母兄弟，六位弟妹，再加上若干仆人，十五六口人的生活开支全仰仗着他的工资。文彦博举荐他回京直接进入馆阁工作，不需要经过馆阁的考试。王安石在《乞免就试状》中写道：“弟妹当嫁，家贫口众，难住京师。”原因很简单，家庭经济条件较差，弟妹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一大家子人口众多，很难在高消费的首都生活。王安石继续留在地方工作，一干近乎三十年。

    地方消费相对较低，生活环境很是单调，人事关系没那么复杂，朝廷对去地方上任的官员有相关政策，这是很多新科进士放弃中央挥泪下地方的原因。京城的巨大政治诱惑令很多新科进士争相留在此地，超高的物价又令他们望而却步。物价尚且如此，关系维护费用更是捉襟见肘，没钱的进士想要保持与同事、领导及其他大员的关系唯有赠送诗文，出卖自己的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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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