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五一节结的婚……6月22日战争就爆发了。第一批德国飞机进行了空袭。战前我在西班牙儿童保育院工作，孩子们都是1937年从西班牙送到我们基辅来的……那时是西班牙内战……德寇空袭时，我们都不知所措，而西班牙的孩子们已经开始在院内挖壕沟了。他们倒是全都懂……我们把他们送到后方，然后我到了平札州。上级交给我的任务，是组建一个护士训练班。1941年年底，由我主持了这个训练班的考试，因为所有的医生都上前线了。我给学员们发了证件后，自己也申请上前线。上级把我派到斯大林格勒，进了陆军野战医院。我在周围的姑娘们中间是最年长的，至今还和我保持友谊的索尼亚·乌特鲁戈瓦雅，那时才十六岁，刚刚读完九年级，就进了这个医务训练班。我们到了前线，都第四天了，索尼亚还坐在小树林里哭。我走到她身边：

    “索涅奇卡，你怎么还在哭啊？”

    “怎么你不懂，我已经三天没见到我妈妈了！”她回答我。

    现在我一向她提起那件事，她就咯咯笑起来。

    在库尔斯克会战时，上级把我从医院调到了野战洗衣队当政治指导员，洗衣员都是非军事人员，所以通常是这样：我们坐在大车上，车上堆放着大水桶、洗衣盆、保温桶，最上面坐着身穿五彩缤纷的裙子的姑娘们。这一下，谁见了都大笑着说：“洗衣大军来了！”……人们把我叫作“洗衣政委”。过了好长时间，我的姑娘们才穿得不太刺眼了，就像俗话说的那样，马马虎虎过得去了。

    工作很繁重。那时听都没有听过什么叫洗衣机，全是手洗……全靠女人们的双手……我们每到一地，上级就拨一间茅屋、木房或掩蔽部给我们，我们就在里面洗衣服。为了先灭虱子，必须先用一种专门的凯牌肥皂水浸泡，然后再洗净烘干。灭虱剂是有的，可是当时灭虱剂已经不顶用了，我们只能用凯牌肥皂。这种肥皂非常难闻，气味简直吓人。而在这间房子里，我们不但要洗衣、烘衣，还要在里面睡觉。上级规定每个战士洗衣服的肥皂定额是二十到二十五克，全都发到我们手中。这肥皂像土块一样，黑乎乎的。很多姑娘因为长期洗衣负担过重和紧张过度而得了疝气病，还有很多人双手都被凯牌肥皂腐蚀出了湿疹，指甲脱落，我们都以为指甲不会再长出来了。不过，只能歇上一两天，就又得去洗衣服了。

    姑娘们都很听我的话……

    有一次，我们到了一个营地，那里驻扎着空军飞行员，整整一个飞行大队。您想想吧，他们都在盯着我们看，而我们却穿得破破烂烂、邋邋遢遢。于是，这些花花公子轻蔑地说：“真了不起，原来是洗衣大姐们啊……”我的姑娘们听了这些话差点气哭了：“指导员，您瞧他们……”

    “没关系，我们会报复他们的。”

    于是我们商量了一个办法。这天晚上，我的姑娘们穿上了她们最好看的衣服来到小草坪上。一个姑娘对着飞行员那边拉起了手风琴，他们闻声赶来，跳起了舞。可是我们都说好了：绝不和任何一个飞行员跳舞。他们凑了过来，但没有姑娘理睬他们，整个晚上，姑娘们只和自己的女伴在一起跳舞。最后飞行员们求饶说：“一个傻瓜出言不逊，你们却怪罪我们大家……”

    一般说来，非军事人员是不得关禁闭的，但你跟前儿这一百多个姑娘，对她们怎么管理呢？比如，我们这儿空袭警报常常要到夜里十一点才解除，可是她们谁也不把它当一回事，总是千方百计地逃出去——姑娘家到底是姑娘家。我只得把几个姑娘关了禁闭。有一回，附近部队的首长到我们这儿来，恰好在我的房间里正关着两位。

    “这是怎么搞的？你们把非军事人员关禁闭？”他们问我。

    我不慌不忙地回答说：

    “上校同志，您想给上级打报告就打好了，随您的便。可我还是得严明纪律。我的队伍要有良好的秩序。”

    他们只好走开了。

    纪律是不能动摇的。有一次我从房间里走出来，看到一个大尉正好从我屋子旁边走过。他看到我，停了下来。

    “我的天哪！您怎么从这儿出来了，您知道这屋子里住的是谁吗？”大尉对我说。

    “我知道。”

    “这儿就是那个政治指导员的住处，您不知道她有多么厉害吗？”

    我说，她厉害不厉害我从没听说过。

    “我的天！她从来没笑过，总是一脸气势汹汹的。”

    “莫非您想跟她认识认识吗？”

    “谢天谢地，我可不敢！”

    于是我对他说：

    “让我们认识一下吧，我就是那个政治指导员！”

    “不，这不可能！人家给我讲过她的事……”

    但我也很爱护自己的姑娘们。我们洗衣队里有个很漂亮的姑娘，叫华丽娅。有一次，上级有事把我叫去司令部，十天没回来。回到洗衣队时，我听说华丽娅这些天常常回来很晚，在偷偷和一个什么大尉来往。好啊，好啊，原来在干这种事！两个月过去，我听说华丽娅怀孕了。我把她叫来：“华丽娅，这是怎么搞的？你现在到哪儿去好呢？你后妈（她没有母亲，只有后妈）也还住在掩蔽部里呢。”她哭了，对我说：“这都是您不好，要是您不离开，就什么都不会发生了。”——她们和我在一起，就像和母亲、和大姐姐在一起。

    华丽娅还穿着单薄的衣服，天气已经挺冷了。我就把自己的军大衣送给了她。我的华丽娅就这样走了……

    1945年3月8日这天，我们正在过妇女节。我们烧了热茶，还好不容易弄到一些糖果。我的姑娘们从屋里出来时，突然发现从树林里钻出两个德国兵，自动枪挂在身后……是两个伤兵……姑娘们立刻把他俩收拾了。我作为政治指导员，理所当然地向上级写了一份请功报告：今天，3月8日，洗衣女工俘虏了两个德国兵……

    第二天，我们去参加干部会议，政治部主任头一件事就说：

    “听着，同志们，我先要让大家高兴一下：战争很快就要结束了。还有，就在昨天，二十一野战洗衣队的洗衣女工们抓了两个德国俘虏……”

    大家鼓起掌来。

    战争进行当中我们没得过任何奖励。在战争结束时，上级对我说：“你们洗衣队可以嘉奖两个人。”我一听就火了，愤愤不平，据理力争说：

    “我是洗衣队的政治指导员，我知道洗衣女工的劳动有多么繁重，她们当中有很多人都得了疝气，手上起了湿疹，姑娘们都很年轻，洗衣机也没有她们洗得多，她们就像牵引车一样负重。”上级问我：“您明天能再上报一些需嘉奖者的材料吗？我们再奖励一批……”于是我和队长又研究嘉奖人员名单，一夜未睡。结果，很多姑娘获得了勇敢奖章和战功勋章，还有一位洗衣女工被授予了红星勋章。这是一位最优秀的女工，她时刻不离洗衣盆，往往在大家都筋疲力尽、累得躺倒时，她仍在埋头洗。她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妇女，她全家人都死了。

    我要送姑娘们回家了，真想送点东西给她们。她们全都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人，而那里已经彻底毁于战火了。我怎么能让她们两手空空地回到家乡呢？我们那时正好驻扎在一个德国村庄里，村里有一个缝纫工场。我跑过去一瞧：缝纫机都在那儿，完好无缺。我真为此庆幸。就这样，我们送给了每个要走的姑娘一份礼物。我当时的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好幸福啊。这就是我力所能及为姑娘们所做的一切了。

    其实，所有人都想回家，但又害怕回家。没有人知道在家乡等待我们的是什么……

    ——瓦莲金娜·库兹敏尼契娜·勃拉特契柯娃-鲍尔肖夫斯卡娅

    （中尉，野战洗衣队政治指导员）

    说说我爸爸……我亲爱的爸爸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圣洁的人。我这一生从来没有见过比他更好的人，他总是教育我：“要是没有苏维埃政权，我什么都不是，就是个穷光蛋，给富农扛长活儿的。是苏维埃政权给了我一切，让我受了教育，成为一名桥梁工程师。所以我把自己的一切都贡献给祖国政权。”

    我自己也热爱苏维埃政权，热爱斯大林，热爱伏罗希洛夫，热爱所有的国家领导人。这些都是爸爸教我的。

    战争在进行，我在成长。每到晚上，我都和爸爸一起唱《国际歌》，唱《神圣的战争》，爸爸还拉手风琴伴奏。到我一满十八周岁，爸爸就带我去了兵役委员会……

    我从部队上写了一封信回家，告诉爸爸我在修建和保护桥梁。这是我们全家人的快乐！爸爸使我们家里人都爱上了桥梁，我们从小就喜欢桥梁。每当我看到那些因轰炸或爆破而毁掉的桥梁，我都会难过得哭出来，我对待桥梁就像对待一个宠物，而不是一个战略设施……我一路上亲眼看见大大小小几百座桥梁遭到破坏，战争中首先就是要摧毁桥梁，那是第一目标。每当我们通过了毁塌的桥梁时，我总是要想：要重新修复它们，又得需要多少年啊？战争也是在扼杀时间，扼杀人类的宝贵时间。我清楚地记得，每一座爸爸建立的大桥是花了多少年时间。他每天夜里都坐在那儿看图纸，即使是周末也不休息。战争中我感到最痛惜的就是时间。爸爸的时间……

    爸爸早已不在了，可是我还继续爱着他。当有人说我爸爸这样一批人相信斯大林是愚蠢和盲从或者是因为惧怕斯大林的时候，我绝对不信。他们是真诚地相信列宁思想，真正是始终如一的。请相信我，他们都是善良而诚实的人，他们倒不是相信斯大林和列宁，而是相信共产主义思想，就像后来所说的那样，是相信有人情味的社会主义，相信要为所有人谋幸福，要为每个人谋幸福。他们是一批梦想家，一批理想主义者，但绝不是盲从的人，我绝不认为他们是盲目追随者，绝不同意这样说！在战争中期，我们也有了优质的坦克和飞机，有了精良武器，但是如果没有信念，我们也不可能打败如此凶恶的敌人，希特勒的军队是强大而有纪律的军队，他们征服了整个欧洲。没有信仰，我们不可能打断他们的脊梁骨。我们的主要武器就是信念，而不是恐惧。我对您说的是一个诚实党员的心里话，我是战争期间入党的，至今也是共产党员。我不以为有党员证是耻辱的，我从来没有抛弃过党证。从1941年开始，我的信念就没有改变过……

    ——塔玛拉·卢基亚诺娃·托洛普

    我们在沃罗涅日城外阻止了德寇的侵犯……他们每天狂轰滥炸，但是久久攻不下这座城市。德国飞机每天飞过我们莫斯科夫卡村。我还从来没有见过敌人，只见到了他们的飞机。但我很快就意识到，战争就是这样的……

    上级派人到我们医院传达说，沃罗涅日城下有一列火车遭到轰炸，命令我们立即赶赴现场。在那里我们放眼看去……看到了什么啊？到处是被炸碎的血肉……我都说不出话来！我记得主治医生是先来到的。他大声喊道：“担架！”那时我是最年轻的，刚满十六岁，他们全都看着我，怕我昏倒过去。我们沿着铁轨，一节一节地爬上车厢查看。已经没有人可以放上担架了：车厢烧毁了，已经听不到任何呻吟或哭喊声，已经找不到完整的人形。我的心跳简直要停止了，吓得闭上双眼。等我们回到了医院，所有人都倒下了，有人把头放在桌上，有人瘫在椅子上，就这样睡着了。

    我值班后回到家。带着满脸泪痕倒在床上，只要一闭上眼睛，就又看到了那一切……妈妈下班回家了，米佳舅舅也回来了。我听到妈妈的声音：

    “我不知道莲娜会怎么样。你瞧这段时间去医院之后她的脸色都成了什么样子。她都不像自己了，总是沉默不语，跟谁都不说话，只是在梦中大哭大喊。她以前那些笑容和开心都到哪儿去了？你知道她以前是多么快乐的姑娘。现在她再也不说笑了。”

    听着妈妈的话，我的眼泪都流出来了。

    ……

    1943年沃罗涅日解放的时候，我加入了战时警卫队。那里清一色都是姑娘，全都是十七到二十岁左右，年轻美丽，我从来都没有看到过这么多漂亮的女孩们集中在一起。我第一个认识的是玛露西亚·普罗霍洛娃，她还有个闺密叫塔尼亚·费多罗娃。她俩来自同一个村庄。塔尼亚不苟言笑，特爱整洁，井井有条，玛露西亚就喜欢唱歌跳舞，总爱说些淘气顽皮的歌谣。她最喜欢的是描眉化妆，在镜子前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塔尼亚总是责骂她：“美丽不是画出来的，你不如把自己的服装好好熨平，把床铺弄干净些。”我们警卫队里还有个女孩叫帕莎·利塔夫琳娜，是个毫无顾忌的女孩，但她的女友舒拉·巴蒂谢瓦雅，则是既腼腆又谦逊，在女兵中是最安静的。还有柳霞·利哈乔娃喜欢烫卷发，一边卷头发一边弹吉他，每天睡觉起床都抱着吉他。姑娘中年纪最大的是宝莉娜·涅维洛娃，她的丈夫在前线战死了，她总是一脸愁容。

    我们所有人都是穿着军队制服。我妈妈第一次看到我穿军装时，脸色变得煞白：“你决定参军了？”

    我安慰她：

    “不是的，妈妈。我都和你说过了，我们就是守护桥梁。”

    妈妈却哭了起来：

    “战争很快就结束。你要尽快脱掉你的大衣。”

    我也是这样想的。

    过了两天，听说战争结束了，我们都被集合在荣誉室开会。警卫队队长纳乌莫夫同志说了一番话。

    “我亲爱的女兵们，”他说，“战争是已经结束了。不过昨天我接到命令说，西部道路还需要警卫队战士们去保卫安全。”

    不知谁喊了一声：

    “要知道在那边是有反革命匪帮的！……”

    纳乌莫夫停顿了一下，接着说：

    “是的，姑娘们，那里是有匪帮。他们在和红军作战。但是命令就是命令，应该去执行。有谁愿意去，请向警卫队领导提出申请，志愿参加。”

    我们回到了宿舍，每个人都在自己床上躺下，大家非常安静。谁都不想再背井离乡到那么遥远的地方去了，谁都不想在战争结束后还要面临死亡。第二天，我们又集合起来开会。我坐在主席台桌子后面，桌上覆盖着红布。我想我是最后一次坐在这张桌子后面了。

    警卫队长讲话：“我知道，巴比纳同志，你是第一个参加的。而你们所有人，姑娘们，年轻人，也都很勇敢。战争是结束了，你们本可以回家的，但你们还要出发去保卫自己的祖国。”

    两天后我们出发了。上级给我们派出一列货运火车，车厢里铺着干草，弥漫着草味。

    我早前从来没有听说过斯特雷这个城市，现在就是我们要守护的一个地方。我不喜欢这个恐怖的小城，日日飘荡着哀乐，天天有人被埋葬：要么是警察，要么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我们再次看到了死亡。我和一个女孩佳丽雅·克洛波金娜交上了朋友，后来她就牺牲在那里。我还有另一个女伴……也被刺死在夜里……我自从到了那个地方后，就完全没有再说笑过……

    ——叶莲娜·伊万诺夫娜·巴比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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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