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人说过……语言，就像毒药……语言，就像石头……还说，男人的愿望就是为国家去战斗。可要是女人也去杀人呢？！那就不是正常的女人，不是真正的女人了吗？……
不对！一千个不对！不，其实这也符合人性的心愿。战争已经爆发，我依旧过着正常的生活，女孩子的生活……但女邻居收到了一封信，她的丈夫受伤，躺在医院里。我就在想了：“他受伤了，谁会顶替他？”还有，下来了一个失去双臂的士兵，谁去顶替他？回来了一个失去双腿的士兵，又有谁去顶替他呢？于是我写信恳求接收我入伍。我们从来都受到这样的教育，说我们的国家如果没有了，我们就会什么都没有了。我们自小就学习热爱国家，赞美国家。一旦战争爆发，我们必须做些什么去帮助国家。需要护士，我们就去做护士；需要高射机枪手，我们就去开高射机枪。
我们在前线是不是真的想和男人一样？起初我们真是非常想：我们把头发剪得短短的，甚至故意去改变走路的姿态，但后来就不行了，受不了！再往后，就好想化妆美容，宁可不吃白糖，也要节省下来，用它去浆白衣领。每次我们得到一锅热水可以洗头发时，那就是我们的幸福时光。经过长时间行军，如果发现了一片柔软的草地，我们就采集一些嫩草搓在腿上……您知道吗？用草可以洗身体……我们是女孩子，一定会有自己的特点……部队领导不会去想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们把腿脚都涂成绿色……当然，如果司务长是一位有年纪的男人，他就懂得这些，就不会从我们的背囊中拿走多余的内衣；但如果是个年轻司务长，他就一定会要求我们扔掉多余的衣服。其实对于姑娘们来说，有什么是多余的呢？我们每天总要换两次衣服嘛。我们就从被迫丢下的内衣上剪下两只袖子，实际上也只有两件内衣，也就是总共四只袖子……
——克拉拉·谢苗诺夫娜·吉洪诺维奇
战争之前我对一切和军人相关的事都喜欢……喜欢男人的事……我跑到航空学校去了解录取规则，对我来说，那就是全部的军人范儿。我还喜欢列队操练，喜欢一丝不苟的动作和简洁有力的口令。不过航校的答复是：“先读完十年级再说。”
战争爆发了，以我的性格和激动程度，当然是不能坐在家里的。但是人家不让我上前线，怎么都不让去，因为我才十六岁。兵役委员这样说，如果战争才刚开始，我们就把这样小的孩子送上前线，把未成年的女孩子送到前线，敌人会怎么想我们啊。
“我必须上阵杀敌。”
“没有你们，敌人照样会被粉碎。”
我企图说动兵役委员，说我的个子很高，没人会以为我十六岁，一定以为我挺大的啦。我还赖在兵役委员的办公室不肯离开：“您就写我是十八岁，不是十六嘛。”“你现在是这么说，以后你会怎么想我啊？”
确实，战争结束后我就不愿意了，这时候仅凭着一种军事专业是到哪儿都行不通的，最好是除去自己身上的全部军人味道……至今我都还是很讨厌军裤，就算是到森林里去采蘑菇、采野果，我也不愿意穿长裤，我就是想穿戴正常女人的衣物……
——克拉拉·瓦西里耶夫娜·冈察洛夫
我们立即感受到了什么是战争……在大学毕业的那一天，就有“买家”出现在我们校园，我们把那些从重新整编部队来招兵的人称为“买家”。这些“买家”都是男人，完全能够感觉到他们很同情我们。我们的一双双眼睛直盯着他们，但他们却用另一种眼光看我们。我们从队伍里冲出来，以为越早显示自己，就越能被发现和招收，可是他们都看腻了，只要扫我们一眼，就知道该把我们往哪儿发送。他们心里全都有数。
……
我们团是个男人团，第八百七十远程轰炸机团，只有二十二个女的。我们回家拿了两三套衣服，不许拿很多。我们在路上遭到敌机轰炸时，只能在原地找地方躲避，或者逃到来得及跑去的地方。男人们都到了中转站，他们在那里换上军装。而我们什么都没有，只发给了我们裹脚布，我们就用这些布缝制了内裤和胸罩。领导知道之后还大骂了我们一通。
半年过后……由于超负荷压力，我们已不再是女人了……我们停止了月经……生理周期受到破坏……明白吗？我们很害怕！担心自己永远不再是女人了……
——玛丽亚·涅斯特尔洛夫娜·库兹敏科
我们是有追求的……我们不愿意人家这样说我们：“哈，瞧这些妇女！”我们比男人更加努力，还必须证明自己并不比男性差。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人们还是傲慢而居高临下地对待我们：“这些小娘们儿也去打仗了……”
如何去做一个男人？成为男人是不可能的。我们的想法是一回事，我们的自然属性又是一回事。我们有生理特点……
那次我们行军……一共二百多个姑娘，后面跟着二百多个男兵。天气酷热，急行军三十公里，三十公里啊！我们在前面走，就在身后沙土上留下红色斑点……红色的痕迹……呶，这些事情……是我们的那个……怎么能藏得住呢？后面那些男兵们就跟着这些印记，却装作什么都没注意到，不朝脚底下看……我们的裤子晒得就好像破裂的玻璃筒子，出现裂痕的玻璃那样。有伤口的那里，一直散发出血腥味。那时候不发给我们任何女性用品……男兵们在灌木丛晾晒他们的衬衫时，我们就在一旁悄悄看着，抽空就去拿走两件……他们后来猜到是我们干的，就笑道：“司务长，再发给我们一件衬衫吧，女孩子把我们的偷走了。”包扎伤员的棉花和绷带不够了……但那不是因为伤员……女人的衣物两三年之后才有的，我们就一直穿着男子的裤子和衬衫。行军时都是穿着大靴子！脚很受折磨。有一次行军……前往一个渡口，那里有渡轮在等待。可是我们到了渡口，突然遭到敌人轰炸。轰炸很厉害，男兵们纷纷跑去藏身，又喊着叫我们过去……可是我们没有听到炸弹，没有遭遇过轰炸，我们反倒纷纷向河边跑，跑到水里……下水！下水！我们只能坐在河里，全身都湿透了……冒着横飞的弹片……但是这样又不敢起身，羞怯简直比死还要可怕。一些女孩就被炸死在水里了……
也许那是第一次，我想成为一个男人……第一次……
终于，我们胜利了。头几天我走在大街上还不相信已经胜利了，坐在桌子旁也不相信已经胜利了。后来才相信真的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玛丽亚·谢苗诺夫娜·卡利贝尔达
当时我们已经解放了拉脱维亚……部队驻扎在陶格夫匹尔斯城外。这天夜里，我刚刚准备躺下睡觉，听到哨兵在对什么人大声喝道：“站住！谁在那里？！”过了正好十分钟后，有人把我叫起来去见指挥员。我去了指挥员的掩蔽部，里面坐着几位我们的同志，还有一个穿便服的男人。我清楚地记住了这个人，因为那些年间我看到的男人都是只穿军装和军大衣，这位却是穿着毛绒领子的黑大衣。
“我需要您的帮助，”这个男人对我说，“我的妻子在距离这里两公里之外，她正在待产，现在孤身一人，那个房子里再没有人了。”
指挥员对我说：“那是在中间地带。您自己知道，那并不是安全区。”
“有妇女在分娩。我一定要帮她。”我答道。
上级给我派了五名冲锋枪手。我在背包里装满了包扎材料，还随身带上一团最近才发给我的新法兰绒绑腿布。我们出发了，周围一直有炮击，弹着点忽近忽远。森林里漆黑一片，连月亮都看不见，最后终于看到一个房子的轮廓。这是一个小木屋，我们走进去，只见一名女子趴在地上，浑身衣衫褴褛。她丈夫马上去放下窗帘，两个冲锋枪手留在院子里，两名守在门口，还有一个为我举着手电筒照亮。女人勉强克制自己的呻吟，她病得很重。
我不断地劝她：“坚持一下，亲爱的。你不能叫出声。坚持。”
这是两军对峙的中间地带，如果敌人发现了什么，马上就会对我们发射炮弹。但是当士兵们听说孩子生下来后，也不由得轻轻喊出：“乌拉！乌拉！”声音非常低，几乎像是在耳语。这是个在前线出生的婴儿！
士兵们带来了水。但是无处可以烧热，只好用冷水给孩子抹了身体。用我的绑腿布把孩子包起来。房子里真是空空如也，只有几件破衣服垫在母亲身体下。
就这样，我又连续几个夜晚都赶到这个小木屋里忙活。直到进攻之前，我最后一次来到小木屋，向他们告别：“我不能再来看您了，因为我要开拔了。”
那女人用拉脱维亚语和她的丈夫说了什么。男人转过身对我说：“我妻子问您叫什么名字？”
“安娜。”
女子又说了些什么。丈夫翻译给我：“她说，这是很美丽的名字。承蒙您的恩德，我们要给女儿取名安娜。”
那女子还不能够起来，就欠起一点身子，递给我一个非常美丽的、镶嵌有珍珠的香粉匣。可以看出来，它非常昂贵。我打开这个小匣子，在夜晚，香气是那么沁人心脾，尽管周围枪声不断，炮弹不停……这是多么诱人的香味……我现在想起来还想哭……香粉的气味，镶着珍珠的盒盖……小小的婴孩……可爱的小姑娘……多么有家庭气息啊，这才是真正属于我们女人的生活……
——安娜·尼古拉耶夫娜·赫洛罗维奇
女人登上舰船，这向来是一种禁忌，甚至是违反自然性的。人们都认为，女人上船会带来不祥的结果。我本人是出生在法斯蒂夫，在母亲活着的时候，她一直被村里的女人们逗乐追问：你生了一个姑娘还是小伙子啊？我甚至给伏罗希洛夫本人写过信，请求接收我去列宁格勒的炮兵技校。正是由于伏罗希洛夫亲自下令，我才真的被炮校录取了。我是被炮校招收的唯一女性。
炮校毕业后，他们还是想把我留在陆地上。那时起，我就不再承认自己是女性了，乌克兰的姓氏“鲁坚科”掩护了我，可是有一次我还是把自己出卖了。那天我正在擦洗甲板，突然听到一阵骚动，转过身一看：原来水手们在驱赶一只猫，不知道它是怎么上了船，大概是古代航海者流传下来的迷信，说猫和女人都会给出海带来霉运。那只猫不想离开船，还使出各种机灵精彩的假动作，简直会令世界级的足球健将嫉妒，在船上引起一片笑声。就在这时，猫儿差点跌落到海里，我不禁惊吓得大叫起来。这显然是一个姑娘的尖叫声，男人们的笑声顿时消失，甲板上一片安静。
我听到舰长的声音在问：“值班水手，是有女人上舰吗？”
“绝对没有，舰长同志。”
于是再次出现了恐慌：竟然有女人在舰艇上。
……
我是第一个成为职业海军军官的女人，战争期间我在军舰和海军陆战队都打过仗。那时候英国媒体有过报道，说在俄罗斯海军有某种性别不明的造物在作战，既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而且他们说，这种“佩剑小姐”是谁都不会娶的。没有人会娶吗？！不，大错特错了，恰恰有位优雅的绅士，最英俊的军官娶了我……
我是一个幸福的妻子、快乐的母亲和祖母。我的丈夫在战争中牺牲了，这不是我的罪过。我很喜欢海军，毕生热爱海军……
——泰西亚·彼得罗夫娜·鲁坚科-舍维廖娃
（大尉，莫斯科海军编队连长，现为退役中校）
我那时在工厂工作……是在高尔基州克斯托夫斯克区，就在我们米哈依尼克沃村的链条工厂。一开始征召男人上前线，马上就把我安排到车间去完成男人的工作，后来又把我调到锻造车间做锻工，制造舰船上用的各种链条。
我要求上前线，但工厂领导以各种理由把我留在工厂。后来我就写信给共青团区委会，终于，我在1942年3月收到了入伍通知书。我们是好几个女孩子一起离开家乡的，全村男女老少都出来送行。我们徒步三十公里走到高尔基城，然后被分配到不同的部队。我被分到第七百八十四中口径高炮团。
没过多久，我就被任命为一号瞄准手。但这对我来说是不够的，我想做一个填弹手。没错，这项工作被认为纯粹是男人干的：必须要抱起六十公斤的炮弹，并跟上五秒钟一次的密集火力排射节奏。幸亏我曾经做过锻工。一年后，我被提拔为下士，并被任命为第二班班长，下属有两个女兵和四个男兵。由于激烈发射，炮筒热得发红，继续发射十分危险，就得违反了所有规则，用湿毛毯给炮筒降温。炮不能坚持发射，但人必须坚持忙碌。我是个身强力壮又有耐力的姑娘，但我也知道，在战争中必须比和平生活中有更大的能量，甚至体力也必须更强……也不知道从哪儿发出来的一股从未有过的力量……
在从无线电广播中听到胜利的消息后，我拉起警报集合炮手班，下达了我的最后命令：“方位1500，炮筒高度100，引爆点120，速度10！”
为纪念经过四年战争取得的胜利，我亲自拉动了炮栓发射了四发炮弹作为礼炮。
炮台战位上的所有人听到炮声都跑了过来，就连斯拉特文斯基营长也来了。因为我的任意妄为，营长当场下令把我逮捕，但随后又推翻了自己的决定。这下我们都聚集在一起，扔掉了自己的武器大肆庆祝，我们互相拥抱和亲吻，喝着伏特加唱歌。然后，我们又哭了一整夜一整天……
——克拉夫迪娅·瓦西里耶夫娜·科诺瓦洛娃
我肩膀上扛着一挺机枪……我从来不承认它很沉重，那时候能让谁把我甩在第二名吗？不称职的战士就必须更换，会被派到厨房去，这是很丢人的。上帝保佑可不能在厨房里打完战争，那我可就哭鼻子都来不及了……
会派妇女去做与男人完全相同的任务吗？
上级会尽量照顾我们，所以我们不得不去请求作战或类似的任务，要主动表现自己。做这样的事情需要勇气和打拼性格，这不是每一个女孩都能行的。瓦丽亚就一直在厨房里工作。她身体柔弱，待人随和，你无法想象把她和枪支武器放在一起。当然，在极端情况下她也会开枪，但她并不渴望冲上去打仗。我呢？我就很渴望打仗。梦寐以求！
其实，我在学校读书时是一个很文静的女孩……很低调的女孩。
——加林娜·雅罗斯拉沃夫娜·杜波维克
（斯大林第十二骑兵游击旅游击队员）
命令下达：二十四小时后必须到位……方向：第七百一十三野战机动医院……
我记得我是穿着黑色长裙和凉鞋到达医院的，上身套了一件丈夫的外衣。医院当即发给我了全套军装，但是我拒绝穿：这套军装全都比我通常的尺码大出三四个号。他们向医院院长报告说我不服从军纪，院长却没有对我采取任何措施，说是过几天之后我自己就会换上军装的。
几天之后，我们转移到另一个地方，遭遇了激烈的轰炸。我们躲进了马铃薯田地，之前地里刚刚下过雨。这可好，您能想象我的长裙和凉鞋会变成啥样子吗？到了第二天我就穿得像个士兵了，全套军装都穿上了。
就这样我开始了军事生涯……一直打到德国……
1942年1月的最初几天，我们进入了库尔斯克州的阿方涅夫卡村，那正好是酷寒天气。两栋教学楼都挤满了伤员：躺在担架上的、地板上的，还有稻草上的。没有足够的汽车和汽油把所有伤员都运到后方。院长就做出了一项决定，从阿方涅夫卡和邻近村庄组织一队马车。第二天早晨马车队到了，完全由妇女们管理马匹。在雪橇上铺上土布垫子、被子和枕头，有的马车上甚至还有棉被。一想起这些事情，到今天为止我还不能不落泪，多么感人的场面啊……每个女人都为自己选择了一个伤员，准备上路，她们都轻声地呵护他们：“我亲爱的宝贝！”“好了，我亲爱的！”“嗯，我的好孩子！”每个女人都随身带来了一些家里的食物，还有热乎乎的土豆。她们用自己家里的东西把伤员包裹起来，小心翼翼地把他们放到雪橇上。直到现在我的耳边还能听到这样的祷告，这种轻轻的女人的叹声：“哦，我的小宝贝……”“唉，我的好孩子……”我真感到后悔，甚至感到良心在受折磨，因为那时候我们都没有问过这些女人的姓名。
我还记得如何在解放了的白俄罗斯土地上推进的，我们在村庄里从来就没有看到过一个男人。遇到的只有妇女，只有妇女留下来了……
——叶莲娜·伊万诺夫娜·瓦留欣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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