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界上收入差距最大的地方吗？有时候真有点这种感觉。在我生活的上海，经常能看到许多带着孩子的乞丐沿街乞讨；年少的小贩穿梭在拥挤的车流中，趁着红绿灯的间隙，向车主兜售商品，他们中的一些人似乎就以桥洞为家；很多百姓居住条件恶劣，20世纪30年代的狭窄里弄里挤满破旧的房屋，人们还使用公共厕所和公用自来水。这些景象在一些非洲和拉美国家的首都司空见惯，而上海的不同之处在于，那些车流中小商小贩们的顾客正开着宝马、奥迪或保时捷，住着价值数百万美元的豪华别墅。类似的情景在中国的许多地方都能看到。
当金融危机冲击中国的出口时，中国最贫困的人群——来自农村的外来务工人员——正在承受打击。虽然没有确切数据，但据估算，2008年底沿海地区约有2000万外来务工人员失业，其中大多数人返乡务农以维持生计，但难以赚取更多收入。那些幸运的保住工作的人，实际工资也大幅减少，在取消了加班费和其他福利后，一些人的实际工资甚至减少了一半多。在金融危机发生前，中国就有约8000万人生活在国际贫困线以下。由于缺乏统计数据，很难估算目前金融危机造成了多大冲击，但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可能将呈上升趋势。
一种广为接受的观点认为，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增长是以收入不平等拉大为代价的，尤其是城乡之间的收入不平等。根据官方统计数据，中国的基尼系数（一个用于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差异的指标，系数值在0～1之间，数值越大，表示收入不平等程度越大）从改革前的0.2～0.25上升到0.45。一些国内学者认为实际的基尼系数可能更高，接近拉美国家的收入差距（拉美国家基尼系数一般为0.6～0.7）。本届政府在执政之初就将城乡收入差距视为中国最大的问题之一，并在过去五年间一直致力于通过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投资、修订《劳动合同法》以及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来扭转这种失衡局面。
本章中，我们将探讨当前中国的城乡收入不平等问题，以及近年来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中国的收入不平等问题显然受到广泛关注。国内外经济学家运用各种世界一流的研究方法对这一重要问题做了大量研究。本章中我们将看到一些严谨的经济学家的观点，他们认为中国城乡间的收入差距可能没有许多人想象的那么大，反而是城市内部和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更大。
在开始前，先作一点说明。2009年4月我在《华尔街日报》中文网上发表的一篇关于中国收入不平等的文章受到很多网友的关注。在此谢过。大多数网友关心中国的实际收入失衡程度究竟比官方数据严重多少。一些人认为“灰色收入”（包括受贿等非法收入以及未按规定申报纳税的合法收入）是一大问题，有权有钱者的收入因此增长得更多。还有个别发表评论的读者表达了自己下岗、无力负担医疗和子女教育的痛苦。也有读者质疑我所探讨的贫富差距这一问题本身，认为这些装模作样的研究是建立在官方调查数据基础上的，谁会相信官方数据呢？借用另一位读者的描述，这简直是“沙滩上盖楼房”。
还有一些批评者认为那篇文章没有考虑“灰色收入”。因此本章中，我们将借鉴国民经济研究所王小鲁教授的研究来修正这一问题，王教授尝试用一种更准确的方法来衡量实际收入水平，但他的研究只涉及2005年一年的情况，我们仍缺乏历年的实际收入数据。因此，经济学家很难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至于如何解决腐败问题，经济学家可能会告诉你削减行政机构、高薪养廉。这种方法在世界其他地区有效抑制了腐败。但中国的腐败问题更难解决，因为中国的司法机构缺乏对政府行政部门的独立监管，从而引发一系列问题。不过，这不是《华尔街日报》那篇文章，或者本章将要关注的重点。
本章我们将关注城乡收入差距这一更广泛的议题。城乡收入差距是否像许多中国人认为的那样大？当然，说到“灰色收入”，从媒体报道中不难看出，城市和农村都存在官员受贿问题，城乡普通居民也可能有大量“灰色收入”，但考虑到在城市获得“灰色收入”的机会更多，我们猜想城市居民的“灰色收入”数额也更大。因此，所有非法的和合法但未上报的资金都会影响实际收入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对城市收入水平的影响更为显著。不过，这一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就已存在，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不会影响这一时期的研究结论。更重要的是，由于政府的政策安排基于官方收入统计数据，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找出证据来，证明这些反映收入不平等没有恶化的统计数据有很大问题，那也仍然不失为我们做研究的意义。
另外，还请记住，我们在这里谈到的都是收入水平，而不是人们体验到的普遍意义上的生活质量。当然，作为经济研究者，我们也需要考虑生活质量，因此我们也关注医疗和教育等领域的不平等问题。农村地区的失衡问题显然比城市更严重。我会在本书的其他章节讨论这一问题。本章中，我们先来关注收入水平。
因此，准确地说，我并没有否认收入不平等是当前中国的一大问题。这一点毋庸置疑，而且目前城乡地区间的收入差距仍很明显。收入不平等是全世界都面临的一个问题。但本章中我试图说明的是，中国城乡地区间总体收入差距的上升幅度可能并未像大多数中国人想象的那样大。另外，收入不平等问题不仅存在于农村，城市内部也一样存在。
如果研究结果显示过去10年来农村收入水平确实没有大幅落后于城市收入水平，则将对中央的政策制定产生很大影响。相对于“撒胡椒面”式的向农村投入资金，我们更需要在财富分配上动动脑筋，瞄准那些真正需要补贴的低收入人群。好消息是，过去几年来，中国在此方面有所改进，建立了低保制度，贫困家庭可从地方政府获得补助；但坏消息是，亟待完善的地方还很多。低保制度的扶助目标不够准确，也就是说，许多不需要低保的家庭得到低保，而真正需要的人却与低保无缘。另外，对低保的发放标准也存在争议，一个永远不工作的人是否应得到低保？如果给他补助，会不会反而打消了他找工作的积极性？美国政府意识到这个问题，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将失业救助制度限定在两年之内。但如果不发放失业救助金，那些真正找不到工作的人又该怎么办？这确实是一个难题。如果你关注美国和欧洲的动态，就会发现许多发达国家目前也还没有找到一个既能保障福利又能激励人们去工作的社会福利体系。也就是说，整个世界仍有一个共同的疑问：“我们究竟该如何正确地解决社会中的不平等问题？”
没有“过去的好日子”
让我们从新中国的历史开始分析。首先，要打破毛泽东时代的神话。有人说，毛泽东时代是收入平等的时代，自此之后，收入差距越拉越大。真是这样吗？在毛泽东时代，农村家庭根据各自的需求（或对集体化农业劳动的贡献大小）分配得到集体产出的一部分。公社医院和赤脚医生提供免费的基本医疗保障，实行义务教育。这样，在同一个村子内部，农民得到大致相同的收入。由于政府鼓励各地区间独立划分，耕种高质量土地的农户的收成就会好于土地贫瘠的农民，所以不同村之间收入差距较大。有人估算，某些村的农业收益是其他一些村的6倍多（当时的数据不足以估算基尼系数，但明显体现了收入的不平等）。
在毛泽东时代，大多数城市居民有固定工作。从单位领取工资和劳保（以及分配住房），享受医疗、教育等待遇。城市就业者的收入基本相等（不过如果你是党的干部，可能能够利用权力多得些收入），不同城市之间的收入差距很小。不过在20世纪50年代，由于禁止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农村地区缺乏工业，全国大部分私营粮食市场被关闭，意味着农村人口整体上比城市人口更为贫困。据托马斯·罗斯基估算，这一时期城乡收入之比已高达5倍或6倍。
所以，改革开放前中国是收入十分平等的社会主义天堂的神话或许可以被打破。当时不仅经济基础薄弱，百姓生活贫困，而且也存在着收入不平等的问题。
巨变
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使得那些拥有资本、技能、创意或者“寻租能力”的人可以迅速利用手中的资源增加个人收入；而那些没有这些条件的人，在国企打破铁饭碗，取消福利分房、社会保障和其他补助之后，日子则相对难过些。在这种半市场化的经济体制中，某些行业国有企业的职工收入增加，而那些未能及时适应新形势的国企的职工工资降低，福利减少。因此，城市内部整体收入增长的同时，收入差距也随之拉大。
在农村地区，土地承包到户之后，勤劳、擅长农耕并获得了肥沃土地的农民有机会创造更多收入。乡镇企业家和奔赴城市寻找机会的农民也得以改善其经济状况。90年代初农产品价格上涨也使所有农民受益。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拉大。但同时，农民工的迁徙和粮食市场的发展意味着，土地的质量如何，对于决定农民收入的重要性降低。这也就意味着不同农村地区间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在下降。
但抛开收入差距不谈，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是，每个人都变得更富裕了。世界银行的学者马丁·拉瓦雷（Martin Ravallion）和陈少华的研究发现，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农村人口的占比从1980年的76%下降到1987年的22%。“Cy Reduction”，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82（1），2004这期间，中国的绝对贫困人口大大减少。但在这之后，不幸的事发生了：脱贫方面的进展陷于停顿。农村地区整体收入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得到增长之后，90年代中期至后期一直保持平缓态势。1987年，16%的农村家庭收入不足农村中等收入的一半。1995年，这一比率降至7%。2001年农村家庭收入不足中等收入一半的家庭占比又上升到11%。90年代农村贫困人口的贫困程度加深，这支持了我们在第四章讨论的黄亚生的观点。
同时，农村内部的收入不平等问题在改革之初就比城市内部更严重，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这一问题虽有恶化，但程度十分有限。根据本杰明等人的数据，1987年中国农村地区基尼系数（衡量不同农村地区之间的收入分配差异）为0.32，到2001上升到0.37。也就是说，基尼系数和收入不平等并不是农村地区的头等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农村地区整体收入增长停滞。
在此期间，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官方统计数据显示收入差距有所扩大。987～2001年，整体基尼系数由0.37上升到0.44，目前这一系数为0.45。基尼系数的上升显示收入差距扩大，也令政策制定者十分头疼。许多中国学者甚至认为收入差距水平仍存在低估。
灰色收入
这里我们借鉴国民经济研究所王小鲁教授的研究。王小鲁，《我国的灰色收入与居民收入差距》，《比较》第三十一辑，2007年7月。2006年，王小鲁进行了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收入调查，调查方法是请访问者去了解他们的亲朋好友的收入情况。因为他认为这比陌生人入户调查更能反映出真实的收入水平，并向每个受访者保证调查资料的保密性。他的调查结果既令人吃惊又在预料之中，调查结果显示居民收入水平要远高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他发现，2005年全国人均可支配年收入达19730元，是官方统计数据的1.9倍。各收入阶层均存在低报现象，尤以高收入阶层为甚。王小鲁估算，高收入阶层该年的平均收入达到97127元，是官方统计数据的3.4倍，这一类人包括商人以及其他一些收受贿赂的人。也就是说，每个人的收入水平都比官方统计数据更高，而富裕人群高出更多。王小鲁估计，2005年约有1900万户家庭属于高收入阶层，但这已经是四年前的数据。在收入差距方面，王小鲁发现全国最高与最低收入的10%家庭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为55倍，而官方统计数据显示差距仅为21倍。也就是说，王小鲁的样本数据体现出的收入差距水平约是官方数据的两倍。
正如我在本章的介绍中提到的，作为一名经济学者，很难解释这样的结果。如果没有更多数据支撑，几乎无法给出答案。正如其他发展中经济体一样，这里显然存在大量“灰色收入”。导致“灰色收入”产生的原因很多，“灰色收入”已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此外，正如上文提到的，由于城市中获得“灰色收入”的机会更多，可能会加剧城乡间的收入不平等。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非规范性收入可能是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一个原因，在本章的下文中我们还将看到，非规范性收入同时也会加大城市内部和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这是我们一致认同的。
如何准确衡量收入不平等程度
其他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一些更具技术性的问题，质疑官方收入数据和计算基尼系数的统计数据的质量。争议较大的地方包括收入数据中应包含哪些内容——仅包括工资性收入，还是同时包括所享受的社保福利？标准的做法是将全部收入、福利以及居民能够享受到的公共服务和养老金都纳入居民收入统计口径中。但中国的统计方法通常不是这样。如果加入全部收入项的话，城镇家庭收入可能高于官方统计数据。不过随着农村地区公共服务的推广和改进，这种状况可能会发生改变。官方收入统计数据也没有包括城镇家庭获得的住房补贴，或居住自有住房的家庭的房租价值。按照国际惯例，这一项是应该包括的，因为农村地区很少有类似补贴，加上住房类补贴的话，城镇居民的富裕程度很可能高出他们的现金收入水平。但相关研究大多忽视了这一点。
另一个问题是，是否需要考虑生活成本的不同？月入3000元在中国大部分农村地区都可称得上高收入，但在任何一个大城市，这样的收入水平生活压力还是比较大的。研究发现，城市物价水平较农村高出35%～40%（但对这一说法有争议）。城镇地区较高的生活成本，无疑会侵蚀一部分城镇职工的收入；而农村地区的收入相对偏低，生活质量却可能更高。因此，国外学者通常用相关地区的价格水平对收入数据进行调整，能更清晰地看到城乡居民收入购买力的差距。这也是中国统计数据的不足之一。
第二个问题是数据本身的可得性。由于数据敏感性等原因，国家统计局并不公布所有采集到的家庭收入数据，从而限制了我们对官方数据进行分析、检验的能力。这与世界一流的研究机构相去甚远。世界顶级的学术研究机构通常将它们的统计数据公布在网站上，这样每个人都可以对数据进行验算，这种方式易于发现数据统计中的数学计算和建模问题，从而保证研究结果的质量。
当然，所有的收入统计数据都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人们会撒谎。这并不只是中国才有的问题（虽然王教授研究认为这在中国是个大问题）。收入水平高的人倾向于低报收入，以免惹来税务官的注意。这在墨西哥、肯尼亚、英国等国都普遍存在。不过，低报收入的并不仅仅是高收入人群，中产阶级家庭也会这么做，甚至低收入家庭也可能低报收入，以免失去低收入补贴。欧洲普遍存在的一大问题是，人们为获得失业保险而隐瞒收入。在中国，由于缺乏一个对收入数据进行多重验证的统一体系，低报收入的问题可能更严重。在其他国家，税务检查人员可以向你的雇主询问你的工资情况，可以从银行获得你的账户信息，还可以从土地登记处调查你的房产。而在中国，至少目前税务人员对上报的收入情况几乎无从查证。我还听说国家统计局城调队的调查员曾被上海某高档公寓住户拒之门外，可见国家统计局并不能准确地掌握高收入家庭的收入情况，因此其统计数据难免有失偏颇。
官方收入统计数据可能还存在一个问题。近些年，随着城市扩张，大量农村地区被划归城市或城镇。这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自然表现。在这一过程中，距离城镇较近的农民（他们相对富裕）被“农转非”为城镇人口。原农村人口样本中的较富裕群体被转出，远离城镇的更贫困的农民被留在农村居民统计样本中，这必然造成农村地区的平均收入下降，表现为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实际上，本杰明与其合著者将城乡家庭分类保持不变，重新估算了城乡收入比，结果发现，1987～2001年间，城乡收入差距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最后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统计农民工的收入。农民工被排除在家庭收入调查官方样本之外，这意味着城镇家庭收入有所夸大，农村家庭收入存在低估。国家统计局城镇收入调查的样本设计包含在城镇居住半年以上的外来务工人员，但在实际数据采集中，可能忽略了建筑工地和服务行业的外来务工人员，后者可能也从未做过城镇暂住人口登记。某调研显示，当今中国的城市人口中，13%～20%为农民工，而他们的平均收入水平比城镇职工平均收入水平低60%（但比农村居民高出40%）。统计数据中忽略农民工意味着估算出的城镇家庭平均收入可能高于实际。同时，农调队在进行农村家庭收入调查时，可能再次将不在家的农民工排除在外，并且，农民工家庭可能不会如实报告全部汇回收入。因此，农村家庭收入统计可能低报了农村家庭收入水平。由于中国的农民工数量众多，官方统计的收入数据可能夸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再来看看西澳大学特丽·西库勒教授与其合作者所做的研究。“erry Sicular，Yue Ximing，Bjorn Gustafsson，Li Shi，2007，他们试图对以上四项主要统计问题中的三项进行调整。他们找到价格数据，计算出收入的真实购买力，又用各城市农民工数量及其收入的数据解决了农民工收入的统计问题，并估算了城镇地区的住房类收入。由于缺乏相关数据，未能就城市公共服务和养老金进行调整。
有趣的是，在数据调整后，他们发现城乡收入差距没有官方数据显示的那么大。他们发现，1995～2002年间，城乡收入之比稳定在2.24～2.27倍之间，而官方数据显示城乡收入比超过3倍。他们还发现，2002年，在全部收入差距中，城乡差距仅占25%，与本杰明等人的结论基本一致。即便如此，中国的城乡贫富差距仍较大幅度地高出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后者的城乡收入之比在1.3～1.8倍之间，但也好于官方数据，表明至少贫富差距不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迅速恶化。不过需要再次提出，这些分析都是基于官方调查统计数据，其中没有统计所有的“灰色收入”，这是城乡地区数据共同存在的一个问题。
当今最大的收入差距不在城乡之间，而在城市和乡村内部
本杰明与其合著者指出，当今中国最大的收入不平等问题出现在城市人口之间和农村人口之间，而不在城乡之间。这是一个重要的区别——如果他们的结论成立，意味着我们将需要重新审视当前的扶贫战略。
收入不平等体现为两种形式。一是东部沿海农村与内陆农村之间巨大的收入差距。浙江、江苏等沿海地区的农民相对富裕，农业经营繁荣（至少在20世纪80年代），农民家庭通过较早进城务工积累了一定资金；中西部地区的农民情况则要差很多，部分地区非常贫困。
第二个更为严重而棘手的问题是城市内部的收入不平等。在城市地区，由于各自掌握的资源不同，居住在同一条街道的家庭，收入差距可能非常大。根据本杰明对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现阶段，城镇地区工资性收入占平均收入的68%，占收入差距的72%。换句话说，工资决定着你是贫穷还是富裕，而工资又取决于学历、社会关系、机会等因素。农村地区也体现出了同样的趋势。工资性收入占农村家庭平均收入的42%，占农村收入差距的44%。一个家庭是否从事一些经营性活动对其收入的影响也很大——经营性收入占农村平均收入的21%，占农村地区收入差距的29%。另一方面，粮食种植收入占农村平均收入的21%，但仅占收入差距的6%。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是，由于我们生活在一个受教育程度与收入水平成正比的社会中，所以，如果我们要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就需要保证人人享有公平的受教育权利。
当然，如上文指出的，我们无法调整城镇居民享受的公共服务和养老金价值对收入的影响。西库勒等人也承认存在该问题，但由于没有相关数据，他们未能找到解决办法。据牛津大学的艾伯特·帕克（Albert Park）估算，城镇居民享受的这类福利相当于增加了30%的工资，比重很大。同时，农村家庭的医疗保障负担更大，教育质量也不能与城镇相比。这意味着，如果考虑这些因素的影响，城乡间的收入差距将更大。
那么，我们能得出怎样的结论呢？简单来说，有以下几点：
农村家庭和城镇家庭的收入水平显然存在失衡。官方数据显示，二者间的差距近年来有所拉大。
但如果考虑生活成本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对收入数据进行调整，会发现城乡间的收入差距并没有官方数据显示的那么大。
过去几年，城市内部和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大幅拉大，这是由于工资占收入的比重越来越大。
各地享受到的公共服务存在很大差别，这显然会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尽管近年来农村地区受到的财政扶持力度加大，但其教育、医疗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公共服务较城镇地区仍落后很多。
另外，在城镇和农村地区还存在大量“灰色收入”，城镇地区的“灰色收入”可能更多，这加剧了城乡收入差距。
虽然各方在收入差距问题上意见不一，但在很大程度上就降低收入不平等的政策措施达成了共识。这也是我们要讨论的下一个话题。
降低收入不平等的政策措施
当前，真正的贫困主要集中在农村，这一点没有异议。但是，如果假设农村地区普遍收入偏低（这是承认城乡收入不平等的简单推论），那么解决办法很简单，就是增加所有农村地区的资金投入。事实上，近几年政府在这方面也花了很大力气。加大农村投入的措施分几个领域进行。这里我们看看世界银行的相关报告所作的总结。“Mi-term Evaluation of Ch Five Year Plan”，March 2009
1.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正如我们将在第六章讨论的，新农村合作医疗已在全国农村大面积铺开，但资金投入仍显不足。有数据显示，目前平均住院费用可报销比率在15%～30%之间，其余花费仍需农民自己承担。
2.增加农业补贴。中央政府增加了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加大良种补贴标准，扩大农作物种植补贴范围，大规模增加农机具购置补贴，加大农资综合补贴力度。同时，国家粮食收购规模自2004年以来增长了5倍。
3.逐步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最近四五年来，农村家庭可以合法出租耕地。2007年世界银行进行的一项调研显示，耕地准予出租后，土地收益提高了60%。新增收益中的三分之二为受租人所有（主要进行商业化耕种），三分之一由出租土地的农民获得（农民自己通常进城务工进一步提高收入）。2008年10月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中央政府似乎着手准备简化相关手续，加速农村土地流转进程，增强农民的土地权益保护。但不清楚会后是否发生了较大转变。
4.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近几年国家发改委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力度。根据官方统计，半数农村家庭用上自来水。农村电网建设和道路建设投入力度加大。官方数据显示，当前4万亿政府投资计划中，15%将安排用于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农业和农村地区总投入从2005年的34亿元增加到2008年的61亿元，接近翻番。但是，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在政府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仍为9%。
目前，政府扶持措施中的大部分取得了成效，特别是对改善城乡居民享受公共服务不平等的局面起到了帮助。但“撒胡椒面”式的投入可能导致财力的浪费。如果城市和农村内部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大于城乡之间不平等程度的观点成立，则需要精心策划资金投入的领域和方式。首先要找出真正的贫困人群，需要深入调研每一个家庭，找准目标给予补助。即便是发达国家的政府也不能成功地做好这项工作，但中国在这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
中国扶贫项目的具体落实程度有所改善。1999年最低社会保障制度覆盖了所有城镇地区，并从2007年开始覆盖农村地区。这是一项很大的成就。低保制度通过一定程序确定低收入家庭（不同地区的标准不同），定期发放一定金额的生活补助。截至2007年底，农村地区共有3450万人获得低保补助，每月获得70元现金补贴，另有30万超低收入群体可以获得特困家庭补贴，且补助金额在逐步提高。
但低保制度并非尽善尽美。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都阳几年前进行了一项调研，他发现，目前享受低保补助的家庭中有42%其实不具备资格，而所有符合低保条件的家庭中有49%未获得补助。世界银行的学者拉瓦雷也发现了低保目标偏差的问题。“ is targeting to tipoverty Program？”，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2009，他从2003～2004年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城镇居民收入数据中发现，仅有29%的低收入家庭得到政府的转移支付。不过，低保制度对接受低保的家庭来说十分重要——若不接受低保，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数占低收入家庭的57%，而低保制度的实施使这一比率降至45%。
其他国家的类似保障机制也存在类似问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另一个问题是不符合低保条件的低收入者不会收到任何补助，而获得低保者不论其贫困程度，均获得相等金额的补助。此外，还有人担心，低保机制缺乏激励受助者重新就业的机制，担心“福利养懒汉”的现象（靠低保费生活的人放弃再找工作）在中国发展，提醒中国吸取美英等发达国家福利制度的教训，以防出现这种现象。但是，鉴于目前大多数情况下低保补助只针对收入很少的家庭，而且金额也不高，对中国来说，目前担忧“福利养懒汉”问题尚且过早。不过，到未来某一时点，需要留意这个问题。
低保及类似社会救济机制只是权宜之计，而不是解决贫困的根本办法，消除贫困的根本办法是不断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水平。这里，教育是关键。世界银行骆许蓓和加拿大魁北克大学朱农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是决定收入水平的一个关键因素。“Rising Income Inequalityin Co top”，2008，他们发现，中国拥有初中以上学历的人口中，只有2%生活在官方贫困线以下，而全国平均贫困线以下人口比率为10%。这与世界各地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研究普遍发现，受教育年限越长，收入越高。
中国政府计划于2010年前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免费的九年制义务教育。目前尚未看到关于该项目进展的独立研究报告。官方报告显示，免费义务教育取得了巨大进展，但一些来自民间渠道的消息喜忧参半：部分地区免费义务教育普及成效显著，但在一些地区，家庭仍需承担一定的教育费用。官方数据显示，全国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9.5%，但仍存在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一是保证农村地区入学的孩子完成学业——目前辍学情况仍很普遍，学生要么辍学回家帮农，要么随外出务工的父母迁至其他城市。北京已设立专门为农民工子女提供义务教育的学校，但其他许多城市仍对农民工子女入学设置重重障碍，包括提高入学标准、增加收费等。此外，农村地区的家庭往往无法承担学校加收的其他费用（除那些法定禁止乱收费项目外的费用）。另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是儿童的健康问题。近期的一项研究发现，儿童营养不良引发贫血和其他疾病的问题十分严重。这会导致儿童上课注意力分散，并限制儿童的学习能力。研究还显示，在中国的一些地区，四分之一的学生存在营养不良问题，一些餐费预算有限的寄宿制学校尤为严重。家长通常察觉不出这类问题，但加大教育投入将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这种状况。
我认为，下一步需要将免费义务教育延伸到高中阶段，覆盖至19～20岁年龄阶段。这就需要财政部多负担三年的义务教育开支。目前中国高中的收费水平是世界上最高的，每年费用约1100元，大大高于收费水平排名第二的国家（约340元）。因此，只有30%的农村学生进入普通高中，另外20%的学生选择职高或技校。而中国台湾地区的高中入学率在20世纪70年代就达到了100%。目前，财政部表示实行这项改革的资金不足。但归根结底，这是公共财政支出的选择问题。为了中国的长远发展考虑，应把教育投资摆在首要位置。少修几条公路，将更多支出投资于高等教育将对中国长期的人力资本财富增长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最后，可以重新设定贫困线标准
根据官方数据，2007年中国共有432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其中1480万人属于“绝对贫困”人口。但我们需要对官方数据持谨慎态度，我认为官方数据或许低估了贫困问题。中国政府曾几次下调贫困线，低于贫困线的人口规模越来越小。目前中国制定的贫困线标准过低，如果以国际贫困线为准，中国贫困人口将达到8000万人。
据报道，国务院正在考虑将贫困线标准调整为国际通行的日收入低于1美元（以1993年美元汇率为基准计算美元的“购买力”），按年收入计算的话，贫困线将由1067元上调到1300元。虽然贫困人口翻番难免有些令人尴尬，但此举是一个明确的信号，表明中国政府将正视贫困问题，而且也会使扶贫减困工作的目标更为明确。综上所述，降低收入不平等应该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欢迎来到新疆。新疆位于中国的西北，这里有全世界最优良的棉花，最明媚的阳光，最甘甜的西瓜，还有我所在的渣打银行支持的农户小额信贷项目。银行经济学家难得有机会来到农村，我十分有幸，于2008年夏天在新疆农村度过了一周时间，在棉花地头流连，和淳朴的棉农聊天。
我们的农户小额信贷项目规模不大，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瓦提县开展。该项目在第一年为100个农户提供金额为10000元的小额信贷。原本我们计划的规模更大一些，可是等到所有手续齐备，项目终于可以启动时，已经错过了播种季节。这笔贷款的用途多种多样。棉花种植周期初始阶段需要现金购买种子和化肥等。还有提高生产效率的一次性支出，最常见的是犁田和播种使用的犁具和拖拉机。我访问的一位农民阿育普，用贷款买了一头牛，计划2009年继续贷款，换台拖拉机。另一位农民正计划送小女儿去乌鲁木齐念大学，边远乡村的孩子考上大学很不容易。一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大概是7000元。这位父亲用贷款的大部分支付女儿上学的费用，秋天用农业收成来还贷。未来几年女儿上学的花销将占到他年收入的约70%，负担很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