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SARS冲击,经济过热再调控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吴晓波 本章:一八、SARS冲击,经济过热再调控

    2003年3月6日,就在朱铬基总理作完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宣布从此退出政坛的第二天——接替他的是时年61岁的温家宝——,北京市接报到第一例“非典”病例,一个叫SARS的“幽灵”侵入中国。

    这是一种传染性极强并有可能导致猝然死亡的严重急性肺炎,一旦发现一个疑似病例,当即要进行大面积的整体隔离。科学家们还没来得及搞清楚病原的时候,SARS已经在中国迅速蔓延。从广东、香港到北京、上海,几乎每天都有死亡病例出现,到4月28日,仅北京市就确诊病例1 199人,疑似病例1 275人,死亡59人。一时间,抗击“非典”成为举国上下的头等大事,整个上半年,全中国的正常生活和商业活动全部被打乱,每一家企业都在惊恐中度过一个又一个难熬的日子。

    恐慌一直持续到6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解除对北京的旅游警告。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的一位售货员兴奋地贴出一张庆祝标语,上面只有四个字:“中国真牛”。

    让世界感到真正“牛”的是,尽管遭遇如此猝不及防的灾难,2003年度的中国经济成长竟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从数据上看,前两个季度的经济受疫情冲击,增长速度下滑到6.7%,而到第三季度很快就实现了强劲的反弹,到年底,GDP的增长率达到9.1%,不仅高于前一年,甚至是“1997年以来增长最快的年份”。旅游、航空、餐饮及文化娱乐等服务业受到了一定的影响,然而,药品、食品、纺织、电信等产业则得到了意外的商机。实际上,“非典”后的强力反弹喜忧参半,一方面反映出中国经济的内在活力,另一方面已显露出经济过热的苗头。

    “中国制造”仍在世界范围内大行其道。据美国科尔尼企业咨询公司一项统计,“中国制造”已在集装箱、家电、电子玩具等领域的上百个产品市场以第一的份额傲视全球,其中,集装箱为90%,DVD播放机为80%,玩具为75%,礼品为700%,体育用品为65%,自行车为60%,微波炉为50%,彩电和冰箱都为30%。

    在外贸势头强劲时,房地产行业的暴热成为拉动内需的第一动力。在沿海一些城市新开发的楼盘里,人们常常可以看到一群群人举着“温州购房团”的小木牌,像买菜一样地买进中意的房子。上海《东方早报》刊文《温州千亿民资全国炒楼》,记者称,“10万温州人在全国各地炒楼,动用民间资金约1 000亿元。温州约有8万多人在全国购置房产,其中至少90%以上是炒楼。保守预计,炒楼群体在7万人以上,以企业白领、政府官员家属及公司负责人为主……按照回报率15%计算,1 000亿元投资客可净产出150亿元,这比任何一个产业都要赚钱,可谓温州第一产业。”温州人所到之处房价迅速攀升,而当一个城市的房价上涨到相当程度时,他们又像蝗虫一样向下一个城市扑去。

    城市化浪潮的快速推进,购房大军源源不断,市场有效供给的不足,随着房价节节攀升而带来的恐慌性购买……所有这一切,都使中国的房地产业赶上了一个千古一遇的黄金时代。

    与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香港和台湾一样,在经济高速成长的通道里,最具景气特质的地产业必定会成为成长最快、也最暴利的集中地。在2003年的《福布斯》“中国大陆百名富豪榜”上,人们十分惊愕地看到,以房地产为业务(或涉及房地产)的富豪多达40人,前十大富豪中的房地产商(或涉及房地产的商人)竟占了六人。难怪在民间流传着这样的话:“一个人只要做过房地产就什么也不愿意做了。”

    “中国制造”与地产热直接营造出一个内外俱旺的经济景象,一个非理性的繁荣周期又来了,但与之伴生而来的,却是各种原材料和能源因紧缺而价格一路飞涨。

    最突出的表现是“电荒”。2003年夏季之后,全国各省市爆发缺电危机,广东、江苏、浙江等用电大省,甚至包括煤炭资源丰富的山西省,均不断出现拉闸限电的尴尬。为了应对“电荒”危机,各地纷纷频出奇招:除了错峰、避峰、拉闸限电等计划用电方案外,各省市均对高耗能产业限制用电或部分停电。中小企业众多的浙江、江苏被迫对企业实行“开二停一”、“开五停二”甚至“开三停四”的用电计划,这是1978年之后从未出现过的局面。很多工厂叫苦不迭,一些县市的商场到了晚上,只能点起蜡烛接待顾客。就连素有“不夜城”美誉的上海外滩也关闭了大部分景观灯光,为了节约用电,市政府号召市民将空调温度调高一度。

    受“电荒”带动,原本就已供应紧张的各种原材料更是乘势上涨,水泥、钢铁价格到了“一月三价”的地步。在长江三角洲一带甚至流传着“五个一”的说法:“生产一吨钢只需投资一千万元,一百万吨的产量只需一年建成,一年就可收回投资。”

    为了满足国内无法遏止的需求,中国的大型国有能源企业不得不在全球范围内寻找石油、矿石、天然气等,所到之处,国际市场无不惊呼:“中国饿虎来了!”精明的国际卖家立刻结成联盟,集体抬价,出现了中国“买什么,什么贵,卖什么,什么便宜”的尴尬局面,以至于在国内渤海发现了一个大油田的消息,竟然让温家宝总理兴奋得一夜未眠。

    宏观形势的剧变立刻引起国内企业的骚动,于是,在巨额利润的驱使下,一场浩浩荡荡的重化工运动又拉开了序幕。

    席卷在这场来势凶猛的重化工浪潮中的,不仅有开足马力的国有企业,还有不少企图冲浪的民营企业。但随之而来的是一场更加严厉的宏观调控,后者几乎无不遭遇“滑铁卢”。资料显示,2002年,全国钢铁行业的投资总额为710亿元,比上年增长45 .9%,2003年,这个数字达到了1 329亿元,投资增长96%。与钢铁行业类似,电解铝的投资增长了92.9%,水泥投资增长了121 .9%。随着企业投资能源行业的愈演愈烈,宏观投资过热已渐成决策层的共识。2003年底,警笛终于鸣响。

    雷霆万钧的宏观调控同时向引起民怨沸腾的房地产行业开)J,一道道整治“金牌”接踵而出。2004年3月到5月间,国务院推出了一系列严厉的调控措施,包括:控制货币发行量和贷款规模;严格土地管理,坚决制止乱占耕地;认真清理和整顿在建和新建的项目;进一步加强贷款风险管理,等等。与此同时,国内各大报刊纷纷发表言论,对房地产过热进行猛烈声讨,这个行业俨然已成了“政治问题”。

    一连串紧缩政策的组合拳出击和强大的舆论营造,不仅改变了投资者的收益预期和消费者购房的价格预期,而且改变了政府对房地产发展的支持理念和支持方式,从而直接导致了购买力的迅速下降和楼市成交量的急速萎缩,房地产的冬天突然降临了。

    随着宏观调控的来临,股市也应声下挫,到2004年末,上证综合指数和深证综合指数分别收于1  266.5点和315.81点,比年初分别下降15.4%和16.6%,创下2000年以来的新低。

    发生在2004年春夏之交的这场猛烈的宏观调控风暴,让国际观察者也有点不知所措。《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发表文章说:“这些日子,美国、欧盟、日本和亚洲主要国家领导人在睡前都要为中国经济祈祷,世界逐渐被中国借助廉价劳动力、原材料需求以及外资投资而确保的巨大的资本力量套牢了,一旦中国泡沫破裂,世界上的所有泡沫就会一齐爆裂。”5月下旬,韩国政府连续召开紧急会议,分析中国计划对过热经济踩“刹车”可能对韩国造成的影响。

    就连一向出言谨慎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也公开表示担忧,他在联邦参议院的演讲中说:“如果中国出现问题,对于东南亚经济体和日本,间接地对于我们,都会造成很大影响。”

    然而,中国经济的走势再次让全球的学者跌破眼镜。2004年三季度,亚洲开发银行曾预测全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将下降为8 .3%,而商务部的数据更保守,为7.5%。可最终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4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仍然高达10.1%,为1996年之后增长最快的年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7万亿元,比上年增长25.8%,全国进出口贸易总额超过了1万亿美元。一切表明中国经济仍处在一个高速发展的通道里。

    后来有人评价这次宏观调控是“点刹”而不是“急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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