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中国的经济奇迹中，曾经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过“凹地效应”。

    在整个80年代，深圳是中国最大的一块凹地。特区政策的优惠性产生了巨大的诱惑力，使大量国内资金和优秀人才“孔雀东南飞”。后来，深圳的秀才们写了一本书，叫《深圳的斯芬克司之谜》。

    其实，最重要的谜底之一，便是凹地效应。

    义乌也是一块“凹地”，不过这是一块农民兄弟们自己挖掘出来的“凹地”。

    1983年，张德力听说义乌开城招商，便将信将疑地赶了来。

    这时他的流动摊贩队已经发展到了十多个人，他们在当时的篁园路谋了四个摊位，渐渐地，他们的附近就成了鞭炮和农村文化用品的小集散中心。

    漂泊多年的张德力终于有了到家的感觉。

    现在，张德力已经是一家拥有。120人的服装厂厂长，他在义乌和奉化的市场上都有自己的分店或摊位。

    当年，在金衢、温台盆地上，流散着成千上万像张德力这样的农民，他们跟水一样地四处流淌，找不到一个聚积的地方。后来，他们突然发现了义乌这块当时独一无二的“凹地”，于是，几乎是不假思索地，他们立即像潮水一般地蜂拥而来。

    一个巨大的凹地效应产生了。

    1984年6月，一位叫朱恒兴的有心人对小商品市场进行了一次较详尽的摸底调查，据他记载：在小商品市场，每天前来参加交易的人数为6000人，旺季可达10000多，其中六成以上是外地人，以温州、台州人居多。上市的商品多达3000多种，本地产工业品约占三分之一，其他大多是来自省内乡镇企业以及江苏、广东等地的产品，而销往地多为长江以北及云贵等省份。很显然，一个跨越省界、辐射全国的市场网在当时已显雏形了。

    有意思的是，当年前来投奔义乌的除了散兵游勇式的商贩，更有整个整个的市场。

    下面是我们亲身采访过的事例：当时，在浙南的丽水曾经冒出过几十家小型金笔工厂，因而也培育出了一个很红火的金笔市场。然而，当地有关部门总是看它不顺眼，连着一年多在市场里抓“偷税漏税”，抓“非法商贩”，结果很快市场渐渐萎缩，终于没了踪迹。而在义乌，则迅速地兴起了一个金笔集散中心。

    1992年，丽水地区搞思想大解放，新闻媒体拿来反思的第一个例子就是：金笔市场为什么跑了？

    如果说，丽水的金笔市场是被逼跑的，那么，还有不少市场则是给吸引走的。在温州的乐清，曾经有过一个规模不小的服装市场，但是，随着义乌的兴起，经商农民纷纷迁巢义乌，道理程简单：义乌的地理条件比乐清好，通铁路，通国道，更重要的是，义乌的人气足，生意自然旺。

    1990年前后，有位温州干部做过一个统计，他发现80年代初在温州从事小商品经营的个体户，后来有一半以上的人去了义乌。因而他得出结论说，义乌市场是靠温州人撑起来的。

    而在台州、绍兴以及金华地区的一些地方，我们也经常可以听到义乌市场是某某县人撑起来的等说法。

    这些说法的总和，其实是：义乌人摆了个大戏台，把全浙江农村的名角都吸引过去了。

    义乌这块“凹地”，不但吸纳了商流、吸引了人才，还吸纳了资金、技术和信息。

    有资料显示，到1985年，义乌市场的资金年吞吐量就达到了20亿元，这对于一个山区农业县来说，已是一个天文数字了，而十年之后，更飙升到了280亿元，全县的资金净回笼为23亿元，竟占到浙江全省总额的三分之一。

    1984年底，《文汇报》记者沈吉庆听上海的熟人说，在浙江有个叫义乌的地方，一种新颖小商品或新技术，只要在国内的城市商场一出现，没过多久，人们就可以在义乌市场上找到它了。他便饶有兴致地赶到了义乌，呆了三天了写出一篇《小山沟里的大市场》，这是义乌市场第一次登上全国性大报。

    他写道，在小商品市场周围活跃着2000多家家庭工厂，而义乌人的技术都是商贩们从全国各地带来的：塑料加工是从广州学来的，针织工艺是从绍兴、嘉兴引进的，童鞋制作是从温州移植的。

    他还讲了一个很生动的故事：市场上有位经营户，听说在城市里太阳帽的生意非常好，就特地赶到杭州去买了一顶回来，钻研了三天，就仿制出了一模一样的太阳帽，在义乌市场上一露面，果然很抢手。

    半年之后，在义乌市场上。加工经营太阳帽的农户就达到了3000人，成了当时国内最大的太阳帽产销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