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形式的激进主义，在中国都如同一盏大红灯笼上的配饰，而非光亮本身。所以，一个保守性的结论是：在看得见的未来，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改革很可能是一次以自由市场化为取向、以维持“统一文化”为边界、在民主法治与中央集权体制之间寻找平衡点的非西方式改革。内在的问题与生俱来，需要寻找出一种“基因突变”式的解决之道。这次变革的时间长度很可能超过我们这一代人的生命长度。

    不过，历史是否真的会以塞缪尔·亨廷顿和弗兰西斯·福山的方式“终结”，始终还是一个令人好奇的问题。很多研究东亚模式的学者都发现，市场导向的专制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初期肯定比民主国家的速度更快。可是，在人均GDP破3000美元之后，便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治理体制与经济发展的冲突变得难以调和。中国的人均GDP在2008年达到3400美元，四大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也正是在这之后变得尖锐起来。新加坡学者郑永年在《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一书中提出过自己的困惑：“在西方，是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和其他社会力量的崛起最后驯服了专制的国家权力，但是在发展中社会，国家（或者政府）必须生产出资本主义并推动经济发展”。进而，他提出的理论难题是，“在西方，正是社会力量的壮大才驯服了国家力量。但是当社会经济的变迁要由国家来推动时，谁来驯服国家权力呢？”

    注释：

    目前的东亚各国及地区，菲律宾的改革失败了，新加坡的改革充满争议，韩国经验难以复制，越南的改革让人期待但前途未卜，中国台湾地区实现了民主但经济陷入停滞。作为一个“超级大国”，中国面临的困难比上述列国及地区都要大很多。当今中国，极左的民粹主义和极右的自由主义，如同两条随时可能失控的大龙，盘旋在上空，为改革增添许多的不确定性。一旦中国因改革失误而发生动荡，对东亚乃至全球经济和政治格局的冲击远非百年前可比，恐怕世界都没有做好准备。

    展读至此，你也许会认同我的这个观点：如果不研究历代经济的变革，其实无法真正理解当前的中国。

    生活于21世纪的中国人，大抵都已具备一定的现代意识，对专制独裁的厌恶及反对日渐成为社会常识。时至今日，民间呼吁推进法治化、维护司法独立、强化民主监督的声浪日渐高涨，决策层也不断释放正面信息，习近平总书记表示共产党愿意接受“最尖锐的批评”，要求“把权力关进笼子”，李克强总理更在就职新闻发布会上感慨“触及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并承诺“依宪治国”，“使明规则战胜潜规则”。这些都表明，中国的政治治理也许在未来有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的迹象。

    在我创作本书的2013年3月，新一届中央政府领导人履新上任，关于经济改革的“顶层设计”再次成为十分热烈的话题，其中不乏各个利益阶层、左中右的意见。让人遗憾的是，我们还没有看到一个成熟的、为各方接受的方案。作为一个经济史和当代公司案例的研究者，我并没有能力完成方案设计的工作， 在这里，我试着回到“历史的三峡”之中，给出几个基础性的判断。

    在这本书中，我们的解读一直围绕着几个关键饲：财政、货币、土地、产业政策。在这些看似枯燥却有着各自魔力的经济名词背后，涌动着的是四大利益集团的权益分配与贫富均衡。这是一个漫长的、以大一统为主题的大国游戏，某种意义上，它与一切贴着“某某主义”标签的意识形态主张无关，当然也不是103岁的罗纳德·科斯所归结的“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

    自由化的市场经济变革势必将削弱中央的集权能力，最近两次短暂的放权型变革试验——即民国初期（1916—1927年）和改革开放初期（1978—1989年），尽管刺激了民间经济的高速发展，然而都没有寻找到维持社会稳定的良方。尤为可怕的景象则是，若分权失控，一些边疆地区出现独立事件，则更是任何改革者所无法承受的代价。所以，我们必须理智地承认，“统一文化”是一切自由化改革的边界。

    我们看到的历史事实是，政治大一统曾经在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里让中国的文明程度和经济成长领先于世界。如果说，大一统给这个国家的技术和战略发展带来了“窒息性的效果”，那么，这是制度必然的逻辑推导，还是制度劣质化之后的结果？而答案如果是后者，那么，有没有一种良性化改造的可能性？最近三十多年的中国经济大崛起，又将弗格森式的结论带入了一个新的矛盾境地：此次经济改革是中国共产党人作为一个执政集团，打破计划经济意识形态的迷思，以实用主义的方式重新寻找到发展经济、稳定政权模式的过程，在大一统的框架之下，中国实现了自工业革命以来，全世界最长久的可持续增长——除了中国，没有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以年均9%的速度保持了30年之久。

    这是一个十分痛苦的结论，也许我们这一代人终其一生都无法找到其他的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