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史人物 一代“商父”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吴晓波 本章:企业史人物 一代“商父”

    在百年企业史上,盛宣怀被视为“商父”,他是一个绝代的天才型官商。然而,也正是因为他的才华超众和意志坚强,却也把洋务事业引向了一个百劫不复的深渊。

    盛宣怀每办一实业,必身躬亲为,不嫌其烦。修建铁路时,他已年过五旬,而且时患哮喘、痢疾等恶疾,他仍然奔波各地,在病榻上处理事务。他交际广大,据记载,有常年通信的人士就多达2000余人,每有私密重要信函,必亲撰亲写,其精力旺盛实在骇人。

    终其一生,盛宣怀的所有事业都是在跟国际资本的竞争中壮大起来的。他所开拓的实务,无论是轮运、矿务、电报,还是铁路、钢铁和银行,都是一个现代商业国家的基础性产业,每一项俱事关国计民生,稍有不慎,都可能动摇国本。更为惊心的是,他身处一个财尽民贫、国家饱受侵略屈辱的乱世,国库空虚,官僚腐败,民众迷信,几乎没有可以依赖的力量,他凭一己之力,以弱者的身份呈现强人之姿态,从列强手中夺回了诸多的国家主权和经济权益。

    他对国外资本从来十分排斥,以强悍的姿态与之抗衡。在招商局时期,他跟英美公司在长江航运上打了10年的“水仗”,洋商为了压垮招商局,一度把运费降到过去的一成,他硬是挺身而战,最终把对手逼到谈判桌上签订了“齐价合同”。在办电报局的时候,他顶住压力,通过艰苦谈判,将两家外资电报公司在沿海地带的电线全数拆除,让“洋线不得上陆”,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办铁厂和修铁路也是一样,他坚持以我为主,反对洋股介入,甚至因此与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重臣公开抗辩。在矿务勘探和开采上,他每一听说洋商发现或打算开采某一工程,就必定要急急地写信给朝廷,要么阻止要么抢先,总之千方百计要把矿权揽入怀中。数十年间,在很多时刻,盛宣怀的确扮演了国家经济利益捍卫者的角色,这也是他十分值得尊敬和怀念的地方。

    盛宣怀与洋人竞争的重要手段,就是充分利用政府垄断资源。早在创办轮船招商局的时候,他就提议用40万石漕运业务来为公司“打底”,在跟洋商打“水仗”的时候,他要求李鸿章给予种种政策上的优惠扶持,譬如减免漕运空回船税、减免茶税、增加运籍水脚以及缓提官本等等。办铁厂和修铁路的时候,他更是双管齐下,一方面要求“轨归厂造”,保证了汉阳铁厂的利润,另一方面则全面排斥洋资进入。1893年,上海机器织布局因失火造成重大损失,盛宣怀被派去救局,他以保护民族纺织业为由,提出两大产业政策,一是严禁洋商进口纺织机器而设厂,二是织布局的纺织品销售“免完税厘”,这一卡一免,就为陷入困境的企业放出了一条活路。

    盛氏的这种经营战略,在后来的中国经济学者看来一点也不陌生,它几乎是所有国营垄断型企业的必杀招数。其利在于,垄断能够产生庞大的效益和竞争力,其弊则在于,企业因此患上“政策依赖征”,并没有形成真正的市场竞争能力,就跟百年后的无数国营企业一样,在摆脱了初期的困境之后,国营体制所内在的制度弊端必然愈演愈烈,终成不治之症。据当时人士记载,盛氏所属的诸多企业都官气沉沉,同乡遍地,效率低下,费正清在《剑桥中国史》中描述盛宣怀主持下的通商银行,“董事们主要关心的,是控制各省与北京之间汇划政府经费这一有利可图的业务,没有向工业提供贷款的打算。其少数的工业贷款,也主要给了盛自己掌控的企业。”这种垄断型国营企业的利弊,百年以后视之仍然是昭然若揭。费正清因此对他的评价是:“由官员变为官僚企业家的最明显的例子是盛宣怀……他喜欢搞官场上的权术而不惜牺牲健全合理的商业经营方式。他在那些明显地享受着垄断或者大量官方津贴的企业中无往而不胜,而在有竞争的企业中却往往败北。”

    盛宣怀的恩师李鸿章曾用十六字形容盛宣怀,“一手官印,一手算盘,亦官亦商,左右逢源”,这种“一体两面”的官商形象,正是洋务运动的一大特色。在千年的正统儒家思维中,商人天性重利,社会地位排在官士农工之下,与乞丐、妓女为同流。晚清国衰,几乎所有的有识之士都开始改变对商人的观感,官督商办既是无奈之举,也有深刻的进步性。可是,在具体的操作中,政府始终无法遏制自己对权利的欲望,情形危机时,商人被大大地推在前面,而等到环境稍有更新,当即无情出手,不但揽事争利,而且罗罪逐人,从来不假颜色。

    作为“官督民办”模式的首倡者,盛宣怀的基本理念就是:“民资可用,也可欺凌。洋资可用,绝不可信。”

    他的所有实业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均有民间资本参与,他深信“非商办不能谋其利,非官督不能防其弊”,在拯救汉阳铁厂一案中,盛宣怀的实业理念显然比只知道“政治正确”却从来“不问费多寡”的张香帅已是务实很多。不过从实践来看,“非商办不能谋其利”或是商业真理,“非官督不能防其弊”却是大大的未必。在官督商办企业中,商股在经营中都没有说话权,仅为可利用者而已。在盛宣怀的经营团队中,多有买办出身的职业经理人,其中不乏象郑观应这样的经营奇才,不过,这些资金及人才在盛看来,都无非是可以利用之“物”而已。对所有项目,他一直以政府代管人的身份牢牢地掌握着控制权。

    盛宣怀到底是官员还是商人,在当时就有争议。1897年6月,就当他如日中天的时候,他的一个下属、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就尖锐地提出了这个问题。经元善早年是一个钱庄商人,与郑观应曾结拜金兰,也是一个改良思想很激进的人,曾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女子学校“经正女学”。他在给郑的一封信中就直言盛宣怀“身份不明”,“任官督,尚忽于统筹全局之扩张,任商办,犹未能一志专精乎事功”,他还引用一位苏州商人的话说,盛的作派是“挟官以凌商,挟商以蒙官”。

    数十年间,盛宣怀多次被言官弹劾,其指责大多是“害则归公,利则归己”,其指摘半是诬陷,半是事实所在。盛宣怀所经营企业,往往公私不分,没有回避制度,更没有透明、公开的监管体制。他掌印招商局后,把买办出身的徐润、唐廷枢先后驱赶出局,同时则乘危将他们的股份据为己有,经多年暗箱操作,终于持股2.2万股,值银440万两,成为最大的个人股东。接管之初,他在清算产业时发现,购并旗昌洋行时有47间房产约合50万两,没有列入帐册,便密函李鸿章,建议派心腹数人另立一个公司收买下来,估计每年可得8%的收益,并询问李是否愿意附股。在创办通商银行的时候,为了争取朝廷支持,他公然向大学士王文韶行贿,为他在银行中“代留500股”。

    正是在这种暧昧不清的经营活动中,他继胡雪岩之后,成为了晚清“首富”。在他去世后,盛家请出“世家恩公”李鸿章的长子李经方出面主持清理财产,认定财产总额为白银1349万两。盛宣怀一生自诩为国经略,尝说“言者皆指为利权在手,不知此皆千百人之公利,非一人之私利也……不过想要就商务开拓,渐及自强,做一个顶天立地之人,使各国知中原尚有人物而已。”在如此慷慨陈词之下,身处一个民穷财尽的年代,居然能聚敛如此财富,实在是一个大讽刺的事实。

    盛宣怀这类“天才型官商”的出现,既是偶然,也为必然,总而言之却是中国商业进步的一个悲剧。他以非常之手段完成不可能之事,却始终无法摆脱官商逻辑。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他的强势试验,在暮气重重的晚清帝国掀起了一轮实业建设的高潮,取得了惊人的突破,另一方面,则因其强势的官商风格,让洋务运动越来越浓烈地笼罩上了国营垄断的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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