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经是西方学者眼中的世界首富。
他的名字享誉美国，被传扬了半个世纪之久。
他们一旦联合起来，几乎可以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相抗衡。
他们具有天生的商业意识和独特的商业眼光。
一、广州帮的崛起机缘
我给读者先摘录一段话，在2001年的时候，《亚洲华尔街日报》有个“纵横一千年”的专版，上面列出了这1000年来全世界最富有的人：
2001年，《亚洲华尔街日报》统计了过去的1000年里全世界最富有的50个人，其中包括微软前总裁比尔·盖茨。而中国总共有6人入选，前5位分别是蒙古大汗成吉思汗、吞灭宋朝的忽必烈、明朝大太监刘瑾、清朝乾隆皇帝的宠臣和珅以及国民政府财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第6位是一位叫伍秉鉴的十三行行商，他在1834年以相当于50亿元人民币的2600万两银元家产，成为洋人眼中的世界首富。前5位可以说是中国家喻户晓的人物，唯独这第6位——伍秉鉴，对于大多数人来讲还很陌生。那么，伍秉鉴究竟是何许人也？十三行又是什么机构呢？
伍秉鉴是什么人呢？我认为他就是粤商的代表。粤商可以分成两个帮，第一个是广州帮，第二个是潮州帮。
先谈谈广州帮。广州这个城市，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有了。
在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就把广州的番禺誉为当时最大的九个都市之一，这是不可想象的。到了唐朝开元二年，也就是公元714年的时候，首次设官来治理，叫做市舶司。从唐朝一直到宋、元、明以后，才慢慢开始有了粤商。
尤其到了明朝万历初年，也就是1573年的时候，明朝政府首次改变了以官治理广州的这种传统，而以当时在广州比较盛行的三十六个行业——三十六行，来共同管理。到底这个三十六行怎么管理呢，它所经营的工作按照现代的行话来讲就等于是“民间的外经贸委”，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贸易公司，而是要负责招商、管理、操纵等等的。干这个事，也是比较复杂的，由当时的三十六行商开始做，最早是1573年。
三十六行商到了淸朝就演变成了有名的十三行商，也就是伍秉鉴他那个时代的前身。他们每年夏冬两季定期召开广交会，我们今天广州的广交会，其实追溯到最早的话，大概就是从1573年之后开始的。现在还有广交会，所以广州的历史可以说是源远流长。一直到了康熙二十四年，也就是1685年左右，整个情势变了，因为以前都是海禁时代，不允许海上贸易，国外的蛮夷之族有什么资格跟我们天朝交往啊。一直到了康熙皇帝之后才开放了海禁，因此这个时候设立了几个海关，包括闽海关、粤海关、浙海关、江海关这四个海关。
二、为何广州十三行难敌英国东印度公司
清朝初年，局势稳定之后，1685年，康熙皇帝宣布取消海禁，实行“开海贸易”，并设立粵、闽、浙、江四大海关管理对外贸易和征收关税，此后，来华从事贸易的外国商人日益增多。于是，广东地方政府于1686年招募了13家较有实力的行商，指定他们与洋船上的外商做生意并代海关征缴关税。从此，近代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广州十三行”诞生了。
康熙虽然实行开海贸易，实际上却采取了许多限制对外贸易的政策。而当时的英国却急于扩大贸易，1756年，英商的通译员洪任辉乘武装船突然抵达宁波、定海、天津等港口，并提出许多蛮横无理的要求，这让当时的乾隆皇帝大吃一惊，而洪任辉的背后指使者便是当时广州贸易的首席客商——东印度公司。
1756年左右，英国征服了印度，所以英国以印度为跳板设立了东印度公司，开始瞄准中国。东印度公司和我们所想的不一样，中国的企业和西方的企业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情况。西方对于中国的侵略是以东印度公司为前导，以炮舰为后盾的。也就是说当东印度公司想进攻宁波、想进攻天津、想做其他什么事的时候呢，它可以叫炮舰来打。就是以商带军、以商领军，这是非常有意思的现象。而且东印度公司的实力之庞大，是不可想象的。以往英国跟中圓做生意是从伦敦直接跟中国做的，可是从英国拿下印度以后，就以印度为基地了。东印度公司做了很多鸦片贸易，更重要的是，东印度公司是现代金融业的前身，它搞了什么？它搞了操纵汇率的事。
我记得一些数据，大概在1808年，它大概总共开了140万两的汇票，比如从伦敦、从孟加拉汇到中国。汇票就汇票嘛，但由于操纵汇率的结果，它在这140万两汇票当中就赚了6万多两，也就是说它的利润率应该是7%？8%。东印度公司金融也干，工业也干，贸易也干，尤其卖鸦片给中国他们干得最起劲，这就是恶名昭彰的东印度公司。而且当时英国打败了荷兰、法国才取得这个特权。1756年，东印度公司号召炮舰又打宁波、上海，它其实也不是打，就是强迫贸易，然后提出很多无理的要求，把清朝统治者搞得心里很毛，外国蛮夷之邦搞什么，反正都是蛮夷之邦，不想跟它做交易了，所以从1756年开始到1757年，乾隆皇帝下令四个海关都不开了，我们只在广州交易。这个时刻就是粤商这个商帮兴起的开始。
为了阻止外国商船北上，乾隆曾经试图提高宁波等港口的关税，但是令他惊讶的是，英国商船宁愿多交关税也要去浙江贸易，一怒之下，1757年乾隆断然决定：以后只准洋商在广州一地贸易。从此，广州进入“一口通商”的时代，为了便于管理，清政府在广州委托“十三行”协助粤海关经营和管理对外贸易，由此“十三行”成为一个半官方性质的垄断性集团，由于在贸易中享有专权，十三行在短期内积累了大量财富。
据《清代广州十三行纪略》记栽1822年发生在十三行的一场大火持续了七天七夜，大火中熔化的洋银满街流淌，竞流出了一二里地！
这个十三行商积累了大量的钱财，我就以《亚洲华尔街日报》所誉为最有钱的6个中国人为例，算算这位伍秉鉴同志他有多少钱？到了1834年左右，他所有的财产接近5600万美元。十三行每个行都有一个名字，像这个伍秉鉴所在的行叫怡和行，咸丰十年，同孚行有位商人叫潘正炜，他有1亿法郎，这种财力远远比不上伍秉鉴同志。当时这1亿法郎是什么概念呢？已经比当时欧洲很多国家的国王还要富有。
但是就像我所说的，十三行如果合作起来，可以和东印度公司相抗衡，东印度公司简单地讲，就是英国在印度从事贸易的各个行业结为一体，叫做东印度公司，东印度公司结为一体之后拥有极大的资本，因此才可以成为英国军事统治的马前卒，清朝政府有没有这种类似的想法？读者请想想看，清朝皇帝都很聪明，事实上肯定都比我聪明是吧，我都能想到，东印度公司相当于是我们十三行的加总，那么既然有东印度公司存在，清朝为什么不把十三行合并起来也成立一个“东印度公司”与之抗衡呢？我这种水平的人都能想得到，清朝皇帝怎么可能想不到呢？
其实他们都有做，当时做的呢，就叫做“公办夷船”，就是由公家来办理外国人的船，就是这个意思，“公办夷船”这四个字，就是想干这个事，把十三行整合在一起变成中国的“东印度公司”。可是要整合中国人是非常难的，大家宁为鸡头勿为凤尾的思维使整合变得很困难，而且清朝官员非常腐败，十三行每一个行都有各自的利益，再加上东印度公司的从中破坏，所以“公办夷船”存在10年之后，我们想成立中_的东印度公司的想法彻底失败，而失败的结果是非常悲惨的，除了丧权辱国的痛苦之外，我们整个商业帝国彻底崩溃。
在“一口通商”的时代，皇帝对西洋奢侈品有着很大的需求，为了给皇上献礼，十三行的商人经常自掏腰包，苦不堪言。当时，十三行的商人还经常接到名目繁多的捐款，义捐成了索捐、逼捐，如果不捐就是为富不仁、有负皇恩。
最让十三行的商人难以忍受的是，朝廷在债务问题上采取双重标准。若是外商欠行商的债务，朝廷不闻不问；若是行商欠外商的债务，朝廷首先对行商抄家入官，用来还外债，倘若资不抵债，则要公行全体成员负担债务，维持天朝体面。
我现在跟大家谈一谈十三行是怎么崩溃的，其实是蛮惨的。我举个例子，你不要以为它很有钱，确实以伍秉鉴而言他是很有钱，有这么多财产，但是其他行却不是这样子的，为什么？债台高筑，借了太多的钱，因为他们要从事交易，比如说买茶叶也好，付关税也好，都要用现金，都要用白银。而且清朝从乾隆皇帝之后连年战争，找谁去要钱呢？找谁去搜刮呢？找粤商十三行搜刮交点钱。所以从乾隆皇帝到嘉庆皇帝，又是白莲教、大小金川战役等等，总共向粤商搜刮了大概400万两白银。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事，到了1780年，我相信这是整个行商出现问题的一年。1780年当时有8家行商，其中有4家欠了外商多少钱呢？欠了107万银元，但是高利贷利滚利变成380万。其实欠就欠了也无所谓，但乾隆皇帝就不爽，他这个人是一个非常自以为是，而且非常要面子的人。他说你们这些人怎么欠外国人钱，我们堂堂中华怎么能欠外国人钱呢，桌子一拍，欠380万两，好，还给别人760万两，加倍地还，因为你借钱就是不对的。有这种皇帝也就认了，桌子一拍760万两，好了，你说还就还嘛，行，谁还呢？乾隆皇帝想了半天，好，就由剩下的行商来还，分10年把760万两还了，所以4家行商的欠债到最后由其他的行商来还，同时这4家行商是什么下场，读者知道吗？全部抄家，充军伊犁。清朝政府就是这么对行商的。
我们再看看英国政府如何培养东印度公司，要什么给什么，以东印度公司为前导，炮舰为后盾。而我们的行商呢，战争要压榨他，借钱也要压榨他，借380万两还不行，还760万两，这是什么意思呢？而且更可笑的是什么？从乾隆皇帝开始，中国人借外债，就管得非常严，而且成立了一个所谓的保甲制度。
保甲制度就是说，只要一家行商借钱，全体行商负无限清偿责任，如果你是公正公平的制度也好，不是的，他既不公正也不公平，只对中国人设限。如果外国人向中国人借钱，没关系，如果跑了呢，无所谓，跑了就跑了呗。我搜集的资料显示，到了1814年，全中国全世界第一笔官司出来了，就是十三行中的一个叫丽泉行的，它的商人叫什么名字？叫潘长耀。他在1814年竟然去美国最高法院控告纽约以及费城的外国商人，向他借了钱不还，我们中国皇帝自然不管。于是这哥儿们跑到美国打官司，而且不但打官司，在1815年还写了一封信给当时的总统麦迪逊，说好好管辖你的商人，欠钱不还。他以为美国总统会像乾隆皇帝那么愚蠢，欠100万两是吧，还200万两，没有的事。美国人不干的，美国总统装作不知道。潘长耀写的信还是中文、英文、葡萄牙文三种语言的信，这呰行商的外文还是不错的，这三封信都留存在哪里了呢？都留存在美国博物馆，华盛顿的美_国家档案馆局。1814年他开始告，10年之后丽泉行倒闭了钱还没拿到，虽然他打胜了官司。美国的司法制度从某种层面上来讲，还是稍微有一点公平性的，欠债还钱，但问题在哪里呢，徒有法律，欠缺执行力。10年之后，丽泉行倒闭了钱还没拿到，尽管已经判出胜负。这就是我们行商可怜的处境。
十三行行商的资本除了用于继续经商外，大部分都转变为土地资本和高利贷资本，而没有向产业资本转化，它非但不能为新的经济服务，反而在巩固着旧的生产方式。唯独他依靠超前的产业经营理念，在对外贸易中一枝独秀。他不但在国内拥有地产、房产、茶园、店铺等，而且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大胆进行铁路投资、证券交易并涉足保险业务等领域，使怡和行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跨国财团。
十三行行商这么多行，只有一个人就是伍秉鉴，他大概是全屮国第一个搞了一家投资公司的，专门投资美国的股票，而且还投资美国的铁路，包括投资了密歇根中央铁路、密苏里河铁路。同时还投资矿产，包括阿尔巴尼矿产、波士顿矿产。铁路、矿产、炒股票他都干，而且就在美国干，这么一个具有国际化思维的商人在中国非常少见，而且在那个时代还知道跑去美国炒股票是很高明的。他投资这么多企业，其实并不是自己投资，他找了一个中间代理，就是非常有名的旗昌洋行。他告诉旗昌洋行，将来我死了以后，或者大清王朝完结以后，你们要继续付利息，要继续付钱，付给谁呢？付给我的子子孙孙。
但是除了伍秉鉴之外，其他人都在干跟徽商一样的事，什么事呢？弄最好的庭院，最漂亮的庭院，漂亮到什么地步呢？漂亮到我都不知道怎么描述，因为太复杂了。这些行商建的别墅富丽堂皇，而且都有西方的格凋，还不像徽商搞什么木雕、石雕、砖雕，纯粹中国式的建筑，他们这些人的建筑跟圆明园一样，是采用了中西合璧的方式建造的。
举例而言，潘仕成家族的别墅是暹罗（泰国）柚木做的，大门是暹罗柚木做的，地板是大理石的。中国从来没有用过大理石地板，这哥们是第一个。房间里的柱子我们过去都是木柱子，或者木柱子旁边弄黄金，雕龙画凤，它不是的，都是大理石的圆柱子，而且上面镶嵌什么呢？珍珠母、金、银和宝石的檀木圆柱。名贵的家具呢，漆着日本的油漆，还有法国进口的天鹅绒和丝织的地毯装饰着每一个房间。这位行商呢，潘仕成同志，拥有上亿法郎的财产，50个妻子和80名童仆。
他这个豪华别墅每年的维修费用达到300万法郎。读者们知道300万法郎是什么概念吗？不可想象，我都不知道怎么讲了，300万法郎就是一艘铁甲舰，就这么多钱，一年一艘军舰，他就是这么耗费的。而且他们当时整个豪华奢侈之风是你想象不到的，但这些人的钱没有用在正途，这是非常可惜的。其实我讲了这么多商帮的故事，你会发现我们的商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从来没有现代的投资意识。
三、十三行的衰败：鸦片战争
1792年，在东印度公司的资助下，英国政府派马戛尔尼使团出访中国。第二年，清政府热情接待了远道而来的祝寿者。在觐见时，马戛尔尼拒绝磕头，使乾隆感到很不高兴。当马戛尔尼提出开口贸易等6条要求时，乾隆才恍然大悟，愤怒地拒绝了他的请求。依靠外交手段不能得逞的东印度公司决定不择手段，用鸦片贸易改变贸易逆差的地位，而清政府很快认识到鸦片的巨大危害，此后，两国在鸦片问题上的摩擦不断升级，最终导致战争一触即发。
到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就是十三行衰败的开始，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什么情况？在当时有34家行商，其中有20家破产，10家抄家充军边疆，这就是他们的下场。那么1842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签了《南京条约》，就造成行商厄运，因为开放五口通商，五口通商就不再限于广州，所以它过去的特权就从此消失。然而更糟糕的是当时赔款2100万银元，其中的300万银元是由行商出的。到了1856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广州十三行办公室彻底地毁于炮火中，从此以后十三行烟消云散，再也没有了。但现在的广州，还找得到十三行路的路牌。
没落以后，广东人跟徽商、湖商是不一样的，他们并没有因为没落而自怨自艾。就在这个时刻，十三行的广东人随着洋人到各地去开拓，包括你所熟悉的天津、厦门、汉口、香港、上海等地，只要有洋人的地方就有广东人，不过很可惜这些都是过眼云烟，十三行终究没有成为东印度公司。而其结果呢，是这个商帮全部被打散，流落各地。有没有开工厂的，有；有没有开贸易公司的，也有。但这些终究不是一个整体的实力，强大的商帮没有了，这也是广州帮的彻底烟消云散。
在长达百年的开放格局中，广东商人吸收了来自世界各国的先进思想、科技、文化，使得广东从近代以来，无论是举办实业还是倡导思想启蒙运动，始终走在时代之前，并且成为近现代革命活动的重要策源地。尤其是近30年中，广东涌现出一拨又一拨的企业家、改革者，是他们率先“摸着石头过河”创造出了一个个行业神话。如今的广州城里，十三行路依然车水马龙，广州港依然船来船往，一派繁华景象。经过百年的激荡，相信明天的新粤商一定还能演奏出新的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