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失去制空权的情况下，中国大部队的调动一般都是昼伏夜出，以避免日机侦察和空袭，但是由于时间紧迫，为了能尽早赶到战场，七十四军不得不实施白昼行军，全军的行进方向因此完全暴露。

    9月24日，下午一点，日军侦察机发现“有正从浏阳方向西进的敌军约两百名”。下午五点，在浏阳至万载之间，飞行员目击了“约一万五千名敌军大纵队”。

    阿南虽急切地希望对新来的七十四军予以打击，但包括木下等人都对胜负没有把握，他自己也认为，如果这个时候就派兵越过浏阳西方山地出击，“未免显得愚蠢”。

    阿南决定暂不与七十四军进行地面交锋，只用飞机进行监视和轰炸。命令既下，大批日机朝七十四军行军纵队的上空蜂拥而至。

    七十四军的出发顺序是五十七师先行，五十八师及军直属部队次之，五十一师随军部行进。当五十七师、五十八师及其军部直属部队在经过浏西城西的蕉溪岭时，立即遭到了日机的轮番轰炸扫射。

    七十四军并不是没有行军中防空疏散的经验。遇到日机空袭，各部会以班排为单位分散，一边防空，一边利用山坡或田埂跃进，这样既能减少损失，也不致影响行军速度。可是蕉溪岭的地形与别处不同，这是一条上下十五里，两面是石山的羊肠小道，不但无法跃进，连藏都没地方藏，大家挤一块全被飞机当成了活靶子。

    一般情况下，防空都是用高射机枪或高射炮对飞机进行驱逐，问题是部队在隘道中纵队行进，大多数位置上都只有普通的机步枪，而由于缺乏经验和疏忽大意，七十四军军部事先也未对部队所经过的地形做深入调研，尤其是没有针对沿途地形制定防空措施，结果防空也成了一句虚言。官兵们只知道用树叶伪装隐蔽，还不准喧嚷，唯恐飞机上听到，其实各部完全可以组织机步枪集中射击——两边都是石山，日机要飞低空袭，一旦遇到下面的密集射击，同样避让困难。只是准备不充分且早已惊慌失措的情况下，谁都想不到这一点了。

    七十四军在空袭中遭受了严重损失，指挥系统也被打乱了。当第五十一师最后一个经过蕉溪岭时，看到前面伤亡的人员已经不少。五十一师本身也没有躲过日机的投弹扫射，有人情急之下跳进弹坑中，发现里面已有被炸死的近十具尸体，他只好卧在尸体中间进行隐蔽。

    未曾参战，便失锐气，七十四军被一种不祥的征兆所笼罩，但部队仍不敢稍停，至9月25日上午，全军终于到达浏阳。接着，王耀武便收到薛岳发来的急电，要求七十四军兼程向长沙以东的黄花镇急进，在黄花镇、永安镇一线沿捞刀河南岸占领阵地，以防守长沙外围。

    薛岳在湖南战场所使用的战术思路原本与罗卓英一脉相承，即“后退决战”，但是随着手中掌握兵力资源的不同，指挥官的想法也会出现微妙的变化。此次第九战区集中的几个军，除七十四军外，第十军、第三十七军、第二十六军也均非弱旅。有这么多威龙猛将，薛岳便不甘于老是“后退”，他不顾参谋处处长赵子立的反对，执意把决战防线部署在了汩罗江边，试图拒敌于汩罗江北。未曾料到的是，在日军的重兵突击下，江边防线很快陷于崩溃。

    在汩罗江防线失守后，薛岳预计日军接下来一定会直取长沙，所以才要让七十四军赶去黄花镇防守长沙。赵子立得知后，依旧认为此决定欠妥。

    中国兵学家结合过往战史和抗战实践发现，日军不仅遵循“进攻第一，包围第一”的战术原则，而且特别崇尚“利用地障进行包围”。比如进攻南昌时，就利用了鄱阳湖、赣江这一地障，以主力向中国军队的左翼进行包围。进攻长沙，则惯用洞庭湖、湘江做为地障，以主力向中国军队的右翼进行包围。

    按照这一规律以及湘北正在进行的战斗实情，赵子立判断，日军第十一军这次还是要寻找右翼来实施包围，如果把七十四军往长沙以东拉，正好是以右侧背受敌，是自投罗网。他建议，不如把七十四军放在浏阳东北，俟其余援军到达后，同时向日军外线发动进攻。

    赵子立的这一建议实际上是中国军事谋略层在“后退决战”之外的另一个著名的战术思想，叫“争取外线”（当时亦称“争取外翼”），也就是把主力部队保持在日军包围部队的侧面，予包围者以猛烈的侧击，通过这样的办法来击破敌人，而不是被敌人所包围和击破。上高会战实际上就是一次反包围的经典战例。

    薛岳当然了解“争取外线”的价值，但他面临的现实困境是，若坐等外线进攻，长沙就有可能不守。在保长沙还是攻外线之间，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