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这一刻，莎拉·布侬正看着她最好的一根木头的擀面杖。她挥舞着，试试感觉有多重，用力地打在她伸开的手掌上。她把洗衣机上方架子上的瓶瓶罐罐移来移去，摇着那瓶漂白水，听听里面还剩多少。
要是她听得见，要是她肯听我说，我就会告诉她杀了我也没关系。我甚至会告诉她该怎么做。
我租来的车就停在那边路上，如果你在听收音机的话，大约一首歌的时间就能走到。要是你在受到惊吓而数脚步的话，大约是两百步的距离。她可以走过去，把车开回来。一辆暗红色的别克，现在因为很多车在那条石子路上来往，恐怕已经盖满尘土了。她可以把车就停在靠近这个小工具间，或是花园小棚屋，或者不管她叫做什么，反正是关着我的这个地方。
为了万一她就在外面，或是近得可以听得到的地方，我大声叫道：“莎拉？莎拉·布侬？”
我大叫道：“你没什么好觉得难过的。”
我关在里面，还是可以指导她，让她完成这件事，告诉她怎么做法。下一步，她得去找跟螺丝起子，松开夹子，把连接在干衣机后面的锡皮百褶管拆下来，然后她可以用那同一组夹子将导管一头固定接装在我车子的排气管上，这种导管可以延展得很长，长得超乎你的预期。我的油箱里几乎全满。她也许可以用支电钻在这个小屋有木头的那边钻个洞，或者在门上钻洞，她是个女人，能在之后看不出来的地方打洞的。
她这个地方要看起来好看，是很重要的事。因为这就是她所有的一切了。
“你的生活和我以前一样，”我说：“我能明白你对事情的想法。”
她可以用几条胶带把管子固定在小屋上。如果要加速杀死我的话，还可以用一块大塑胶布盖在小屋上面，然后用绳子把塑胶布在四壁绑紧，把这里变成一个密不透风的烟熏室。不用五个小时，她就有了两百磅的肉肠了。
大部分的人，连鸡都没杀过，更不用说杀人了。一般人，根本不知道这有多难。
我答应只做深呼吸。
由保险公司来的报告，说她的名字叫莎拉。莎拉·布侬，现年四十九岁。在一家面包店当资深烘焙师傅已有十七年之久。她以前能一肩扛起重量相当于一个十岁男孩的一袋面粉，而且还可以一边抗在肩膀上，一面抽开前面袋边的缝线，把面粉一点一点地倒进回转搅拌机。按照她的说法，在她最后上班的那天，前晚拖过的地板还是湿的。那里的照明也不好。面粉的重量使她往后跌倒，头撞在一张桌子所包的铁边上，结果造成失忆、偏头痛，还有身体虚弱，使她无法从事任何劳力的工作。
脑部断层扫描结果没有问题，核磁共振造影结果，也没问题，X光检查，没问题，可是莎拉·布侬始终没回去工作。莎拉·布侬，结过三次婚，没有生孩子。有一点社会福利金，每月还有一点公司付的赔偿金。她吃二十五毫克的止痛药来治疗从脑部到脊椎再散到两臂的习惯性疼痛。有几个月，她还要求医生给她开镇静剂或安眠药。
在她和公司达成和解后不到三个月，她就搬到了这里，到这个鸟不生蛋的荒郊野外，四周没有邻居。
目前此刻，我坐在她的小棚屋里，右脚看来向后弯曲，膝盖想必给打断了，神经和筋络都转了半圈。膝盖以下的所有部分，全都麻木了。这里黑得什么也看不见，不过从我坐着的地方，能闻到牛粪的味道，那种塑胶的滑滑感觉想必是准备给她园子里的一袋袋堆肥，靠在墙上的有一柄铲子，一把锄头和一支耙子。
可怜的莎拉·布侬，现在她正在检查她的电动工具。她想到用电锯来锯我就觉得恶心，因为出来的不是木屑，那旋转的锋刃飞溅出来的是一蓬鲜血、肉和骨头。哎，这还得她有一条够长的延长线。她正在看漆罐、杀蛞蝓的药、清洁剂等等的标签上有没有骷髅头加两根交叉骨头的记号。或是呕吐先生那张皱着眉头的绿脸。她打电话到当地中毒防治热线，打听一个成年男子要喝到多少烤肉用引火油才会致命。对方的毒物专家问她为什么要查问时，莎拉就很快的挂了电话。
我怎么会知道这些的原因是……十年前，我替一个中盘商送大罐大罐的啤酒给好多好多的小酒吧和小餐厅。这些地方都小得没有卸货区，所以我只能并排停车，或是停在所谓的自杀线道，也就是两边都有车辆来往疾驰的地方。我背起一桶桶的酒，或是把一箱箱啤酒放在手推车上，等到车流之间出现一个够大得能让我冲过去。永远来不及准时送达，最后，完全是意外地，一个酒桶从架子上滚落，将我打倒在地上，不省人事。
在那之后，我找到一个几乎和这里一样的好地方。一辆生了锈的拖车，哪里也不去的，停在一间只有个洞的户外厕所旁边。前面是一条通过树林的石子路。我有一辆四汽缸的手排福特车，可以开着到镇上去，一笔因为完全失能而有的年金，还有用不完的时间。
我的下半辈子，唯一要做的事就是让我的车子能跑。我嗑药磕到只要在太阳下散散步，就觉得像按摩一样爽，甚至像按摩之后再帮我打一轮手枪一样爽。
就只看那些喂鸟器前面的小鸟，那些蜂鸟，或是丢点花生，看松树和花栗鼠抢着吃，就能让我磕了药之后笑得好开心。那真是够好的生活，是美国人梦寐以求的好日子：生活里没有闹钟，不必打卡上下班，或是戴个他妈的发网。梦想中的生活，不必连拉个屎也要先得到哪个混蛋的批准。
没错，在今天下午之前，莎拉·布侬没有别的事要做，只是看看由图书馆借来的平装本小说，看看蜂鸟，吞那些小小的白色药片。过着应该永无止境的梦幻假期。
讨厌的是，不管你是不是伤残，都至少得装出伤残的样子来。你的跛着脚走路，或是头和脖子硬着，表示不能转动。即使血液里充满了止痛药，这种装假还是会让你开始觉得难过。任何一种症状装久了，就会真的觉得痛起来。你到处跛着脚走路，然后你的膝盖就会真的痛了起来。一直坐着，就会变成一个大胖驼子。
美国式的梦幻休闲，很快就让人觉得无趣。然而，你拿了钱做伤残人士，坐在电视机前，躺在吊床里，看着那些该死的动物。要是你不工作，就不想睡觉，白天晚上，你都是半睡半醒，烦闷无聊。
白天的电视，你依照三种广告就可以说得出是些什么人在看。那些广告或是给人戒酒的诊所，或是打伤残赔偿官司的律师事务所，要不就是提供函授职业文凭的学校，叫你成为会计师、私家侦探，或者是锁匠。
如果你是看白天电视节目的人，这就是你的新统计学资料。你是个醉鬼，或者是个伤残，或者是个笨蛋，过了最初两三个礼拜之后，懒散的日子真无聊透了。
你没钱出门旅游，可是用铲子翻土，保养汽车，种点菜在园子里，都不用花钱。
有天晚上，天很黑了之后，一群蚊子和鹿虻围在我门口的电灯四周，我在我的拖车里，泡了一大杯热茶，吞了几颗药。我把正在看的书放下来，看看窗外的虫子，就在这时候有声音传来，是个男人的声音，在后面树林里的暗处喊叫。
有人叫救命，来人啦，救命啊！他失足伤了背部。他告诉我说他从树上掉了下来。
在半夜里，他穿着一套棕色西装，一件芥末黄的背心。脚下一双有盖饰的棕色皮鞋，说他在赏鸟。有一副望远镜用皮带挂在他脖子上。这是他们在函授学校里教的，如果你被嫌犯逮到，就说你是个赏鸟的。我说我来帮他拿他的公文箱，然后我们各伸出一只手来环抱对方，很慢很慢地向两人三脚似地，往回走向我那辆拖车住家的门灯。
差不多快到的时候，那个人看到我那间老厕所，就问说，我们能不能停一下。他真的需要上个大号，他说。我扶着他进了门。
一等他把门关上，听到他的皮带环落在地板上，我马上打开了他的公文箱，里面是一大叠文件，还有一具录影摄影机。摄影机旁边打开着，里面有一卷带子，我把摄影机拿起来，把旁边的盖子盖上，那卷带子就自动开始播放，小小的观景荧光幕亮了起来。
在荧光幕上，一个小小的人把一辆旧福特车的后轮胎卸了下来。
那是我，推着轮胎。是我，把外面锁住的螺丝撬开，把我车上的轮胎卸下来。没有别的，没有赏鸟的记录。在一阵静电的轻响之后，荧光幕上现出了我小小的身影，没穿上衣，扛起一满桶瓦斯，把那个桶子搬到拖车那边，换掉用完的空桶。如果莎拉和我一样的话，此时此刻，她正由厨房抽屉里拿出一把切面包的刀子。如果她给我一杯放了几颗安眠药的水，也许可以让我昏睡过去。现在，她正在仔细地，几乎像斗鸡眼似地看着刀锋，看看有多利。要把鸡肉切开是非常容易的事，割人喉咙也不会更糟。她说不定会拿块毛巾盖住我的脸，这样就可以假装我是一条面包，只不过是切面包，或是肉卷，只是等到切断一条血管，而心脏仍在输送血液，就会有一波又一波的血泉涌而出。此时此刻，她正把刀子放回抽屉里。
也可能是她拿的是一把电动割肉刀，是她半辈子前所收到的结婚礼物，还从来没有用过。仍然放在印刷精美的盒子里，附有小册子教你如何切火鸡……去掉火腿骨……切羊腿。
没说怎么把一个私家侦探分尸。
你必须考虑到的是，也许我希望被逮到。
坏心的我，偷窥可怜的莎拉·布侬和她那一家子小猫。
你必须考虑的是，也许她希望被逮到。我们都需要一个医生来把我们从完美的子宫里拖出去，我们抱怨、呻吟，可是我们很感谢上帝把我们踢出了伊甸园。我们爱我们所受的试炼，倾慕我们的敌人。
为了怕万一莎拉正好在附近，我大叫道：“拜托，不要为这事让你自己伤透脑筋……”
因为没有锁可以把人关在厕所里，所以我用一条绳子把整个厕所捆起来，绕了三圈，绑得很紧，还打了三个死结。在厕所里面，那个人正在哼哼唧唧地把屎拉进他坐在上面的那个洞里。他在忙着打那些由暗处飞出来的蚊子和鹿虻，没有听到我在外面打绳结，又把他的公文箱拿进我住的拖车去看一看。
在那个侦探的公文箱里，有一份电脑打印的文件，上面列了各种伤残状况，旁边都列有姓名和地址，有些人是腕骨综合症候群，有些是下背部某处软组织受伤，颈椎慢性疼痛，还列有造成伤残者，保险公司，还有每个个案所需的止痛药。
在那张表上，有我的名字：尤金·丹顿。
在公文箱里，一根橡皮筋捆着厚厚一叠名片，每一张上都印着：路易士·李·欧连世，私家调查员。还有一个电话号码。
我拨了那个号码之后，公文箱里的一只手机响了起来。
在外面，路易士·李·欧连世正在大声地叫我帮他打开厕所的门。
如果这样能让莎拉·布侬对杀我的是觉得好过点的话，我愿你告诉她那个侦探，他哭了。捂着脸痛哭失声，他告诉我说他在家有老婆和三个孩子，很小的孩子。可是他并没有戴结婚戒指，皮夹子里也没有照片。
大家都说，会感觉到有人在看他们，让人盯上的感觉就像有蚂蚁爬到你穿在长裤的腿上。我可不会。那天下午，我换了轮胎，检查过刹车，换了机油，把车的载重量由冬季的规定改成夏季的规定。在这个小小的录影摄影机荧光幕上，我扛起一整箱的机油，从我住的拖车底下拖出来，用一只手臂扶着，这个完全失能的我，可怜的司机兼送货员，在法庭上宣誓说我的手都无法抬起来刷牙。一个下半辈子只能躺着不懂的伤残人士，现在，在拍到的录影带里光着上身，腋下的汗水在那箱机油盒子上留下深褐色的湿印，我简直可以当马戏团里的大力士。
生活在户外，气候好，吃得不多，睡眠充足，这个晒得黑黑的肌肉猛男简直就是我十九岁时的模样。
这是我所过过最好的生活，而这个被我关在厕所里的家伙却要把我的生活全毁了。
大部分伤残官司都还在上诉期间。那些保险公司的人，希望缠讼多年，只要能弄到五分钟清楚的录影，看到他把一具旋转挖土机放进他的小卡车里。他们把这段录影拿到法庭上播出来。结果是：案件审结。伤残申请驳回，那个可怜虫，前一分钟他还在满怀希望，想到下半辈子每月可以领导一大笔足够花用的现钞，还有医疗费用，加上所有他需要的止痛剂、镇定剂和安眠药，来安乐过日子。辩方在法庭上把录影带一放——那具旋转挖土机放进他的小卡车里里——他就什么也没有了。
他已经四十五或五十岁了，还被控扎诈领保险金。他后半辈子再也没有别的，只能领个最低工资，没有福利。一直要等到六十几岁够资格退休之后，才会有闲暇时候。
此时此刻，对莎拉·布侬来说，就算是因为杀人入狱的生活，也好过税缴不出来，车子给没收，在街上推个手推车当游民。
我和她处境相同的那时候，手里只有一盒四瓶强力杀虫剂。我所在的拖车底下有一个胡蜂窝。每瓶杀虫剂上面的用法说明都说先摇匀，再打开顶上的小瓶口。杀虫剂会就自动喷出毒烟到瓶空为止。
标签上说什么都杀得死。
那个可怜的侦探。我爬上梯子，把四瓶杀虫剂全由厕所的通风管丢了进去。然后，我用手捣住管口，以免有什么漏出去。我在上面，像个阿道夫他妈的希特勒，把毒气丢下去，听那个侦探咳嗽，苦苦哀求让他透透气。先是他作呕呛到的声音，然后是大量粘稠的秽物吐在地板上的声音。单只是这个声音，就差点让我也想吐。杀虫剂的硫磺味和呕吐秽物的臭味，那些杀虫剂不断吱吱作响，白色的烟雾由每一个细缝和钉子孔溢出。带汽油味的烟因为那个侦探用力撞墙又撞门地想要逃出去而从四边渗了出来。他撞得在那套棕色好西装垫肩里的肩膀和手臂都淤青了，也让他耗尽了力气。
我坐在这里，一条腿从腰部以下都在痛。等着莎拉·布侬找出解决方法。我有好多事情想告诉她。那种强烈杀虫剂只让那个侦探和我两人都恶心呕吐。还有用大扳手敲人家的太阳穴是什么感觉。还有，前面打的那十来下，只会弄得一团糟，就算两手抓住往下打，也不过打掉头发打出血，并不能真正地打碎多少骨头。还有血会变得滑不留手而难以握住。而且你还得找东西来清理，把这事给做完。
如果说我在杀掉路易士·李·欧连世先生之前并没有失能的话，事后可就是了。杀人是件辛苦的工作，辛苦而又一团糟的工作。辛苦而又一团糟而且还吵死人的工作，因为他大喊大叫，说的话和屠宰场上一条牛的叫声一样没什么意义。
我当时的想法是，就算我不杀了我这位多管闲事的侦探先生，那冰冷而漫长夜晚也会让他送命。鹿虻和他断腿引致的休克也会。死了就是死了。这样死法可以让我们两个都不必受苦。不必受太多的苦。
就算我始终不被逮到，但杀了那个侦探的事还是毁了我当伤残人士的乐趣。现在我知道会有人在监视，我也看过那张列印出来的清单。总有一天会有另外一个侦探来查我。
所以，既然打不过，不如跟着做。
在电视上播映的下一个函授学校广告，我就打了电话给他们，他们教你怎么跟监一个嫌犯，怎么倒垃圾桶里去翻找证据。不到六个礼拜，我就拿到一张说我是私家调查员的文件。之后，我也有了自己的一张清单去加以调查，去做那些我们称之为我自己的“跟监记录”。
你学聪明了，离开这个圈子，转而对付其他和你一样的伤残同胞。大部分的案子，你根本不用出庭。只要把你住旅馆、租车子、吃饭等等的账单报上去，就会收到邮寄来的支票，再加上你的佣金。
到目前为止，我已经跟了布侬女士五天之久，仍然一无所获。你在拍摄“跟监记录”的时候，很像是跟你的目标结了婚。到邮局去取她的信件，去图书馆换一本新书，到杂货店买东西，即使是她整天坐在拖车里，关上窗帘，看着电视，我也得把车停在那条石子路上，整个人躺下去，躺在我租来车子的前座，好把头枕在一个竖在乘客前座里的枕头上。这样才能有一只眼睛看着外面，那怕什么事也不会有。
这就是一场婚姻关系。
整个下午，我蹲在她拖车后面的山坡上，藏在树叶里，打着蚊子，由我的录影摄影机镜头里望着她。我在等着可以按下“录影”按钮的机会。只要莎拉弯下腰去，扛起一个白色的瓦斯桶，只要五分钟的时间里，她把很重的一大包猫饲料由她的老金龟车里搬下来，我的工作就大功告成了。剩下的事只有把我租来的车子还回去，赶下一班飞机回家。
当然，我之所以会坐在她这个小棚屋里面，是因为我失足跌了下来。她过来找到我的时候，已经是天黑之后，而蚊虫肆虐已经比她所能对付我的方法——用枪或用刀——都更凶的时候。我不得不叫救命，而她用一只手抱着我的腰，半撑半抱地走了这么远，她让我坐在这里。休息一下，她说。
没有人说我很有创意，我对她说我在赏鸟。这个地区以红胸雉鸠驰名，每年这个季节，蓝颈雉鸟会到这里来交配。
她拿出我的录影摄影机，操弄着小小的播映荧光幕，打了开来。她说：“哦，拜托，让我看看。”摄影机咔哒一声，嗡嗡作响，那个“播放”的红灯闪了闪，亮了起来。她看着荧光幕，面带微笑，有点迷糊。
我对她说，不要，伸手去拿摄影机，要拿回来，但我的动作太快，我对她说不要看，也说得太大声。
而莎拉·布侬，她往后退开，拱起双肘和两手来不让我拿到摄影机，由小荧光幕上发出闪动的微光，如烛光般照在她脸上，她微笑着继续往下看。
她一直不停地看着，但她的脸松垮下来，笑容消失了。她的两颊往下垂落。
那是一段她扛起一袋袋牛粪的画面，那些滑滑的白色塑胶袋里装满了牛粪。每一包上都有黑字印着：净重五十磅。
她的两眼盯紧了那方小小的荧光幕，她脸上所有的肌肉全挤到了中间。她的眉毛，她的嘴唇。这就是能毁掉她熟悉生活的五分钟。我那“跟监记录”短片会把她打回蓝领奴工的生活。
可能是她的背伤痊愈了，也可能她原先根本是在作假。但清楚的是，她没有残疾。以她那双手臂，都可以和鳄鱼表演摔跤来维生了。
莎拉·布侬，我只想告诉你说我了解。此时此刻，你在看灭鼠灵盒子背面说明的时候，我只想让你知道——那完全伤残、完全失能的第一个礼拜，是我长大成人以来，生活中最美好的一个礼拜。
这是曾经度过一礼拜假去露营的每一个农夫、每一个铁道员和每一个女侍的美梦。在某个幸运的日子，一列火车在转弯时太快而出轨，或是他们踩到一摊打翻在地的奶昔，结果让他们住在一条不知名的石子路尽头。快乐的伤残人士。
那也许不是什么美好生活，却是个够美好的生活，洗衣机和烘衣机就在拖车旁边的台子上。所有的东西都是上了漆的金属制品，上面有斑斑锈迹。
只要她肯听我说，我可以告诉布侬女士说我的大动脉在哪里，或是在她挥动大铁锤时该打在我头上的那个地方。
可是，莎拉·布侬只叫我等一下。她关上小棚屋的门，让我坐在里面，有挂锁锁上的声音。
此时此刻，她正在磨刀，她在挑衣服，她的便服和罩衫，牛仔裤和运动衫，要找一套她以后绝不会再想穿的衣服。
我在等着她，对她叫着说她不用难过。我叫着说她要做的事都是对的。这是让一切结束的唯一最好办法。
八卦侦探站在小吃吧台后面，告诉我们说：“结果，那个莎拉·布侬，她比我聪明。”
她没有杀我，却打开了录影摄影机，把我的过去，谋杀路易士·李·欧连世的事，录了下来。等她把录影带藏好之后，她开车把我送进了医院。
“这个，”八卦侦探对我们说：“就是我所谓的美满结局。”
魏提尔先生会说，有些故事，你会说，会加以利用，另外有些故事，会把你榨干。
美国小姐正用两手紧抱着肚子，蹲在哥德式吸烟室里一张翼状靠背扶手椅的黄色坐垫上，用一条围巾围着肩膀，前后摇摆。到底是她的肚子真的大了，还是她衣服穿得太多，我们实在不知道。她摆动着，两臂和两手全是猫爪子抓出来的一道道红肿。她说：“你们有没有听说过CMV？细胞巨化病毒？那对孕妇来说是会致命的，而猫会带原。”
“要是说你为那只猫感到难过的话”，失落环节说：“那倒是应该的。”
美国小姐八抱着肚子前后摇摆，说道：“当时不是那只猫死，就是我死……”
我们全都坐在那个“科学怪人室”里，坐在那黄红的壁炉前面，互相对看着。在心里暗暗记下每一个手势和每一句话，录下每一个动作，每件事情，每种情绪，盖过前面的一切，。
每个人都假装不知道他这话的意思。
我们每个人都想做摄影机，而不是被拍摄的东西。
“看起来我们不是全在躲什么吗？”失落环节说。长着长鼻子，如凉棚似的一字浓眉和一脸胡子的他说：“否则怎么会有人跟着为魏提尔先生——一个大家都不认识的人——走进这道门来呢？”
在那些黄绸子的墙纸上，在那些又高又尖，后面有十五瓦灯泡照出永恒暮色的染色玻璃窗之间，在那些黄色墙纸上，圣无肠画着乱七八糟的记号，来记录我们到现在为止已过的天数。他以一支手上仅剩的拇指和食指捏住一支粉笔，在每天保安会修女打开点灯时划一道记号。
在石板地上，八卦侦探正用那个粉红色的健身轮来回地滑动着，想要再减轻体重。
炉子——又坏了。锅炉也坏了，马桶呢，因为塞了爆米花和死猫也给堵死了。洗衣机和烘衣机到处都是拔出来扯断的电线。
大家尿在碗里再拿去倒在洗手槽里，或者就撩起裙子，尿在某个大房间的黑暗角落。
我们穿戴着童话式的丝绒衣服和假发，每天在尿和汗水的臭味中，在那些有着回音的冰冷房间里打发日子，这正是两三百年前的宫廷生活。在今天的电影里看起来干净而高雅的皇宫与古堡。实际上——就算是全新的，也又臭又冷。
据杀手大厨说，法国古堡里的厨房离皇家餐厅远到等菜送到餐桌上时已都已经冷了。所以法国人才会发明他们那些超浓的酱汁，像毯子一样地盖在食物上，以保持在送上来时还是热的。
我们呢，我们找到所有肉食动物猎食的东西：保龄球、健身轮、那只猫。
“我们的人性不是以我们如何对待其他人来度量的，”失落环节说。他一面用手指弄着外套袖口上那一层猫毛，一面说：“我们的人性是以我们如何对待动物来度量。”
他看了看保安会修女，而她看了看表。
在人权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间都更为高张的这个世界里……在整体生活标准处于巅峰状态的世界里……在每个人要为自己生命负责的文化力——失落环节说，在这里，动物都很快成为最后的真正受害者，唯一的奴隶和猎物。
“动物，”失落环节说：“就是我们对人类的定义。”
没有动物，也就不会有人类。
在一个只有人的世界里，人根本什么也不是……
“也许这才是在狄奥岱堤别庄里被连日大雨困在屋子里的人没有互相残杀的原因所在。”失落环节说。
因为他们有大群的狗、猫和马，还有猴子，让他们言行举止想人类。
看着美国小姐两眼红肿，因为发烧而汗流满面，失落环节说，在将来，那些在诊所外抗议的人——那些高举画有微笑婴儿的抗议牌子的人，那些咒骂着，朝待产的妇女吐口水的人——在那个悲惨而拥挤的世界里，失落环节说：“这些人反对的是那些少数仍然选择生孩子的自私妇女……”
在未来的世界里，在我们外面的世界里，唯一的动物只存在于动物园和电影里。除了人以外的所有东西都成为桌上佳肴：肌肉、牛肉、猪肉、羊肉和鱼。
美国小姐抱紧了肚子说：“可是我需要进食。”
“没有了动物，”失落环节说：“还是有人，可是没有人性。”
大自然看着她的订婚戒指，游民夫人的那颗大钻石在她细瘦的手指上闪闪发光。她说：“你说什么抗议生孩子的事……好可怕哟，听起来就像是凶悍同志说的话。”
这里的第四个鬼。
“我同意，”圣无肠望着大自然说：“小婴儿很……棒。”
大自然和圣无肠——仍然是我们的浪漫爱情的支线情节。
然后失落环节举起两手来将大衣袖子抖落。他以两根食指抵住两边太阳穴，说道：“那我现在就和他连结。”连接上凶悍同志。也连接上魏提尔先生，他说人类需要接受他们天性中属于野兽的那一面。我们需要以某种方式来宣泄我们战斗或逃窜的反应。那些我们在过去上千代以来所学会的技巧。要是我们忽视我们对伤害和受伤害的需要，要是我们否定这种需要而任由其累积的话，那我们就会有战争。连续杀人犯，校园枪击事件。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会有战争，”圣无肠说：“是因为我们会觉得无趣的门槛太低了的缘故？”
而失落环节说：“我们之所以会有战争，是因为我们不承认有那么低的门槛。”
八卦侦探拍摄诽谤伯爵，诽谤伯爵录下失落环节的话。我们所有的人都在寻找一些真实的状况，以便将来有一天在拍片现场可以说给演员听。某些细节来让我们对真相的说法更加真实。
美国小姐在她那么多层裙子下伸起一只手来，让两眼低垂茫然地看着地毯。她的手指在那几层裙子下摸索，一面呼吸着，胸部上下起伏。她停下来手。
在她把手抽出来的时候，手指头都亮亮的，沾着某种透明液体而变得湿湿的。她把手送到鼻子面前闻了一下，皱起了眉头，在她那对蓝眼之间的皮肤缩到一起而成为很深的皱纹。
可怜的否定督察已经不哭了，哦，停了好久好久了。从那以后，她只坐在那里，盯着美国小姐，跟着她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一直在等待着。
“你有了细菌感染。”失落环节看着美国小姐手臂上的抓痕说：“杆状巴素体菌，感染到淋巴结。”然后他停了下来，让大家记笔记，他一个字一个字地细说：“杆子的杆，形状的状……”而诽谤伯爵匆匆地写着。
“要是我没弄错的话，”失落环节一面朝空中闻着说：“你的羊水破了……”
喷嚏小姐以手攥着拳头在嘴前咳着，在寂静之中，笔在纸上书写的声音响得有如雷鸣。
美国小姐的手指凑到桌子前面的时候，否定督察的眼光一直盯着她的手。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摄影机后面的摄影机。
失落环节把他大衣袖口的毛掸掉，头也不抬地说道：“你得的这个病俗称‘猫抓热’……”
“我有偏头痛，”美国小姐说着，把她湿湿的手指在围巾上擦了擦。她撩起裙子，站起来下了椅子。她把围巾拉高，高得围住了她被抓伤的脖子。美国小姐站直了之后，开始朝楼梯走去，一面说道：“我要回我自己的房间去。”
她刚才蹲着的那张椅子皮坐垫上黑黑的。湿了，是水，不是血。
等到美国小姐由楼梯上往下走，越来越往下而消失之后，否定督察就开始跟着她走去。
我们其余的人看着，把这事记下来。否定督察两手各抓住她身上的制服，一件克拉拉巴顿（Glara Barton,美国红十字会创始人）式的长裙子，外罩连身围裙，胸口有个红十字，头上的假发顶上别着一定折起的护士帽，她抓着裙子的手指紧得看来都发青了。她的下巴垂贴在胸口，因此两眼翻上去，由眉毛底下往外看。她的嘴巴紧到下巴两角的肌肉都鼓了出来。否定督察以比我们的笔在纸上写还轻的声音，跟在美国小姐后面走去。
我们其余的人坐着，等着尖叫声传来。
需要些有意思的事。
需要出些残忍的事。
我们的神话——只不过又少了一个人分版税。
八卦侦探瘫倒在地上，侧躺着，不住喘气，亮着汗光。他的长袖袍子底下露出灯笼裤，假发垂落在头上。他对失落环节说：“且验证一下你自己的理论。”八卦侦探说：“你是杀了什么人才到这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