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灿烂照耀着招待所我们房间的镜子。我在镜子里梳头。我透过自己的脸窥视自己的心。毛同志对我的感觉还是有几分准确的。此时此刻我的心像一片沙漠。与朋友也就是吃吃喝喝，说说笑笑。你替我办点事，我替你办点事，你说我好话，我吹捧你几句。全是俗入俗套，灵魂从不颤动。人走了茶就凉了。风吹过沟壑就平了。我是这样的？

    我想不是。我不想是。紫红色的电话机跳入我的视线。我久久望着电话。看见马甸桥上空的月亮在白天升起。我是有真朋友的。我这个朋友和我亲兄弟般相似，情同手足。尽管我们远隔千里，音讯全无，我相信我握有他的钥匙他也握有我的钥匙。

    我手中只有他几年前留下的六位数的电话号码，而北京现在已经是七位数。我无法找到他。

    我慢慢提起话筒，心里充满情意。在北京打最后一个电话吧。电话通不了是电话的问题，我只证明我的心。

    我慢慢拨了六位数，万料不到电话通了。一通就听他问：“喂哪位？”

    我张皇失措面红耳赤瞅着话筒。

    他说：“喂，请讲话。”

    我讷讷地说：“对不起，我以为电话不会通的。”

    “哦——”他一声长长的哦刹时删掉几年的空白，他温和地说：“小姐，电话从来都是通的。”

    “北京不是七位数吗？”

    “还剩最后一个局是六位数。”

    就事论事之后，我不知说什么才是，太没有心理准备了。

    他说：“你来北京了？”

    “我要离开北京了。”

    “什么时候？”

    “明天。”

    我这人的确变刁了。前一刻我都没打算哪一天走。朋友一接上头就拿刀刃试红白。不给他时间不给他余地，看他怎么处理。

    他说：“明天我不能送你。对不起。”

    我假笑，说：“没关系。你在忙什么呢？”

    “忙‘两会’。”

    我一时间没反应过来：“什么‘两会’？”

    他说：“看你，这么大的国家大事：政协、人大两个大会嘛。”

    “你和‘两会’有什么关系？”

    他觉得我的提问很可笑。“我在会上。懂了？”

    我忽然想起了平常在报纸上见到的他的名字，总是很高兴他成了一个人物。这会儿怎么忘了。

    “懂了。”我说，“你搞政治了，你是个比较著名的人物了。那你忙吧，不必送我了。”

    “这样吧。今天晚饭时间我有两小时可以自由支配，我请你吃顿饭。”

    我说：“不吃。”

    我说不吃的时候眼前飞快闪回这次来北京的所有委屈和失望，我的泪水夺眶而出。

    “别哭。”他说，“我现在身不由己。既不能送你也不能陪你玩玩。但我们可以一起吃顿饭。”

    我一边抹泪水一边冷静地说：“我没哭，我也没时间吃这顿饭。”

    我们都不说话了。一种梗塞状的难受劲从我们的心中慢慢滚动过去。

    他说：“那就不吃？”

    我说：“不吃。再见。”

    这次我能肯定我的钥匙没丢而他把钥匙丢失了。

    我立刻着手办明天离京的火车票。

    毛同志陪我和票贩子老赵谈买黑票的勾当。我们三个人都坐在招待所肮脏的沙发上，面对从不走动的世界各国时钟。老赵长一北方男人的大脑袋，留寸头，齆着鼻子说一

    口老北京话，满口舌头乱卷，句句理直气壮。找老赵买票的规矩是必须事先交纳手续费。到武汉的当日硬卧票，手续费五百元人民币。次日票，三百元。提前三天订票，一百五十元。提前一星期，一百元。

    我说：“我要明天的。”

    老赵说：“先交三百，明天按票价一手交钱一手交票。”

    毛同志说：“你不能便宜一点吗？”

    老赵说：“大婶，您当这是菜市场买萝卜大白菜？”

    我说：“三百就三百。可是我凭什么相信你？我把钱给你你一去永不回，我上哪找你？”

    “这好办。我不收这钱。”老赵拉过服务台里面的小姐，说：“把钱押在她这儿行吧？”

    老赵就是招待所总服务台介绍给我们的。我当即数了三百块钱交给了小姐。我让小姐给我开了一张收据。

    我收拾好了一切，坐在房间，专等票来。第二天毛同志出去买医疗器械，中午特意赶回招待所，说要送我。

    中午老赵没来。来了个电话。

    “票实在太难弄了。北京在开‘两会’呢。还要票吗？”

    “当然要。”

    “要明天的吗？”

    “是的。”

    “那手续费还是三百。今天我白跑的车马费就算了。”

    “好吧。”

    我拿出毛巾抖一抖又挂在卫生间。岁月开始显得无限漫长。

    又一天中午时间到了老赵没来，又是一个电话。与昨天内容一模一样的电话。

    第三天中午还是一个电话。要明天的票吗？要！那就还是三百。票太难了。北京在开会！

    第三天我和毛同志预感都不好。毛同志因此没出去办事，陪着气疯了的我。

    “北京人怎么这样！北京人怎么这样！”毛同志反复念叨着这句话，蹙着眉在房间踱来踱去。我躺在床上，两眼望天，用脚趾甲狠狠抠墙纸，恶毒的报复念头满脑瓜乱转。

    第四天上午老赵来电话了。他说有了明天中午的票。请带上票钱到火车站广场西侧报刊亭去，有人会给票的。

    我翻身起床穿上外衣准备去取票。毛同志喝住了我：“等等！这里头有阴谋诡计。”

    “不会的。他们不会不给我票。”

    “不是。我是说你实际上是向老赵提前三天订票的。手续费应该一百五十元。老赵为了多赚一百五十元，老骗你说在买明天的票。”毛同志站起身来，眉头展开：“现在事情明朗了。老赵只可能三天后有票，可他用计让你多掏了一百五十元钱。”

    “对。”我也豁然明白。不就是想多赚几个钱吗？请直截了当推心置腹说，我可以给。反正也不是我的钱。何必害人苦等三天。白了多少少年头！

    “好狡猾！”毛同志感慨万千，说：“社会变成这个样子了！这是在首都北京发生的事啊！毛主席如果九泉有知，只怕要从纪念堂站起来哟！”

    我与毛同志是两种思路。她是以小见大，忧国忧民。我却是不论是与非，只想到要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寸土不让锚株必较。

    “走。”毛同志勇敢地挺起胸脯，挽起我的手臂。“我和你一起去车站。我倒要看看这些贩子什么嘴脸。”

    “不。”我使劲摇头。我告诉毛同志：“我不愿意善罢甘休。我这次来北京太难受了！”

    “我们报警？”

    “私了。”

    毛同志惊诧得拍了一声巴掌。“莫搞莫搞。小眉，你人生地不熟又是个女的。”

    “真的私了。讨个公道而已。但我需要你帮我，可以吗？”

    毛同志望了我一刻，说：“可以。我这次豁出去！”毛同志一激动说起了湖南话。

    我很想很想冲过去，握紧她的手，告诉她我为我们第一天见面时我的冷漠无礼深感抱歉；告诉她如果没有她的陪伴，我在北京的日子将会多么难捱；告诉她我将永远记得并想念她。但是，我一动没动，一句活没说出口，傻站着，不敢看她。毛同志去了卫生间，在里头哗哗的放水声中清着哽咽的嗓子和堵塞的鼻子。

    十分钟后我拎着旅行包出了门。毛同志站在窗前一直对我摇手。

    我在火车站广场顺利地取了票。顺利得令人吃惊。一位妇女走近我问：“眉红？”我点头。这位妇女在我眼前松开拳头，掌心里是一张硬卧火车票。她又伸出另一只手。我将准备好的票款放在她手里，她没数钱，只看了看，然后票就到了我手里。她将两手抄进口袋，转身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