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时代我住的那个宿舍谁也没有电话，就连有没有一块橡皮都可怀疑。管理员室前面有一张附近小学处理的矮桌，桌上放一部粉红色电话，是整栋宿舍拥有的唯一电话。所以，没一个人留意什么配电盘之类。和平年月的和平世界。

    管理员室里从未有过管理员。因此每次电话铃响，便由宿舍里的某个人拿起听筒，跑去叫人。当然情绪上不来时（尤其半夜两点）谁也不去接电话。电话便如预感死之将至的象一样，狂嚎乱叫若干次（我数的最多一回为三十二次），之后死掉。“死掉”——这一词眼一如其本身所示，死掉就是死掉。电话铃的最后一声穿过宿舍长长的走廊被夜幕吞噬后，突然而来的沉寂压向四周。沉寂得委实令人心怵。人人都在被窝中屏息敛气，回想彻底死掉的电话。

    深更半夜的电话总是内容灰暗的电话。有人拿起听筒，开始低声讲话。

    “那事别再说了……不对，不是那样……可已没有办法了，是吧？……不骗你。干嘛骗你？……啊，只是累了……当然我心里也过意不去……所以嘛……明白了，我都说明白了，让我考虑一下好么？……电话里说不清的……。”

    看来任何人都有一大堆烦恼。烦恼事如雨从空中降下，我们忘我地将其拾在一起揣进衣袋。何苦如此，我至今也不明白。想必错当成别的什么了。

    也有电报来。凌晨四时摩托开到宿舍楼门停下，肆无忌惮的脚步声响彻走廊。谁的房间被拳头砸开，那声音总使我联想到死神的到来。咚、咯。好几个人奄奄一息，神经错乱，把自己的心埋进时间的淤泥，为不着边际的念头痛苦不堪，相互嫁祸于人。一九七〇年，如此这般的一年。倘若人果真生来即是辩证地自我升华的生物，则那一年同样是充满教训的一年。

    我住管理员室的隔壁，那个长发少女住二楼阶梯旁边。以打来电话的次数而论，她堪称全宿舍的冠军，我因之遭遇了几千次上下光溜溜的十五阶楼梯的惨境。找她的电话实在五花八门，语音有郑重的，有事务性的，有悲戚的，有傲慢的。每种声音都向我告以她的名字。那名字早已忘了，只记得是个平庸得令人沉痛的名字。

    她总是对着听筒用低沉而疲惫之极的声音述说什么。说什么听不清，叽叽咕咕的。脸型也还漂亮，但总的说来，给人以压抑感。

    偶尔在路上擦肩而过，可从未打过招呼。她走路的神情，俨然骑一头白象在深山老林的小径上行进。

    她在宿舍里大致住了半年，初秋到冬末。

    我抄起听筒，跑上楼梯，敲她房间门，叫道“电话！”少顷，她应一声“谢谢”。除了“谢谢”没听她说过别的。当然，作为我也除了“电话”别无他话。

    对于我也是个孤独的季节。每次回到宿舍脱衣服，都觉得浑身的骨头像要捅破皮肤蹿出来似的。大概我体内存在着一种来路不明的活力，而那力正朝错误方向推进不止，要把我带去别的什么世界。

    电话响了，我这样想道，有谁要对谁诉说什么。找我本身的电话几乎没有。想向我诉说什么的人一个也没有，至少我希望别人诉说的无人向我诉说。

    或多或少，任何人都已开始按自己的模式活着。别人的若与自己的差别太大，未免气恼；而若一模一样，又不由悲哀。如此而已。

    最后一次为她接电话，已是冬末了。三月初，一个晴空万里的周六早上。说是早上，其实也快十点了。小房间每个角落都塞满了冬日透明的阳光。我一边在脑袋里半听不听地听着铃声，一边从床头窗口俯视甘蓝田。黑乎乎的田地上，残存的积雪如水洼一般到处闪着白亮亮的光。最后的寒流留下的最后的雪。

    铃响十多遍也没人接，便不再响了。五分钟后再次响起。我以很无奈的心情在睡衣外披上对襟毛衣，开门拿起听筒。

    “请问……在吗？”男人的语声。语音平板板、飘忽忽的。

    我含糊地应了一声，慢慢上楼，敲她的门。

    “电话！”

    “谢谢！”

    我折回房间，在床上摊开四肢望天花板。响起她下楼的声音，随即传来一如往常的叽叽咕咕。就她来说，电话非常之短，也就十五六秒吧。放听筒声响过后，沉默笼罩四周。脚步声也没听到。

    间隔一会儿，迟缓的脚步声朝我房间临近，并响起敲门声。响两次，之间隔有一次深呼吸所需要的时间。

    打开门，身穿白色厚毛衣和蓝牛仔裤的她站在那里。一瞬间我还以为传错了电话。她一言不发，只管把双臂牢牢抱在胸前，瑟瑟发抖地看着我，眼神就像在救生艇上注视下沉的轮船。不，或者相反亦未可知。

    “可以进去么？冷得要死。”

    我不明所以地放她进来，关上门。她坐在煤气炉前，边烤手边环顾房间。

    “房间一无所有啊！”

    我点点头。的确一无所有，只窗前一张床。作为单人床偏大，作为小双人床又过小。其实床也不是我买的。朋友送的。我和他不怎么亲密，想象不出为何送我张床。两人几乎没说过话。他是地方上一个有钱人的儿子，在校园里给另一伙人打了，脸被施工靴踢得够呛，眼睛都踢坏了，遂退学离校。我带他去校医室的时间里，他抽抽搭搭哭个不停，弄得我甚是心烦。几天后，他说回老家去，床送给了我。

    “没什么热乎东西可喝？”她问。

    我摇了下头。什么也没有，我说。没有咖啡没有粗茶，壶都没有。仅有一个小锅，每天早晨用来烧水刮须。她叹息一声站起，说声等等，走出房间，五分钟后两手抱着一个纸壳箱折回。箱里有够喝半年的袋泡红茶和绿茶，两袋饼干、细砂糖、水壶和一套餐具，还有两个印有史努比漫画的大号玻璃杯。她把纸壳箱重重地放在床上，用壶烧水。

    “你到底怎么过的日子？岂不成了鲁宾孙飘流记了？”

    “是不怎么有滋味。”

    “想必。”

    我们默默地喝红茶。

    “全给你。”

    我惊得呛了口茶：“为什么给？”

    “劳你传了好多好多电话，算是谢意吧。”

    “你也是需要的嘛。”

    她摇了几下头：“明天搬走，什么都不再需要了。”

    我默默地思索事情的演变，但想象不出她身上发生了什么。

    “好事？还是坏事？”

    “不怎么好啊，退学回老家。”

    洒满房间的冬日阳光阴暗下来，很快又变亮了。

    “不过，你不想听的吧？换上我也不听，不愿意用留下不快记忆的人的东西。”

    第二天一早就下冷雨。细雨，可还是透过雨衣弄湿了我的毛衣。

    我拿的大号手提箱也好，她拿的旅行衣箱和挎包也好，全淋得黑乎乎的。出租车司机没好气地说别把行李放在车座上。车内空气给空调和烟味弄得令人窒息，收音机正大声吼着一支老情歌，老得跟跳跃式湿漉漉的枝条。

    “第一眼就没喜欢上东京的景致。”

    “是么？”

    “土太黑，河又脏，又没山……你呢？”

    “没注意过什么景致。”

    她叹气笑道：“你肯定能顺利活到最后。”

    东西放在月台后，她对我说实在谢谢了。

    “往下一个人回去。”

    “回哪里？”

    “大北边。”

    “冷吧？”

    “不怕，习惯了。”

    列车开动时，她从车窗招手。我也把手举到耳朵那里。车消失后，手不知往哪儿放，顺势插进了雨衣袋。

    到天黑雨也没停。我在附近酒铺买两瓶啤酒，倒在她给的玻璃杯里喝着。简直要冻透骨髓。玻璃杯上画的是史努比和糊涂塌客在小狗舍上面快乐嬉闹的场景，表示人物说话内容的泡泡圈里印着这么一句：“幸福就是有温暖的同伴”。

    双胞胎睡熟后我睁眼醒来。后半夜三点。从卫生间窗口可以看见亮得近乎不自然的秋月。我在洗涤槽横头坐下，喝两杯自来水，用煤气灶给香烟点上火。月光照亮的高尔夫球场草坪上，数千只秋虫拥作一团似的鸣叫不已。

    我把竖在洗涤槽旁边的配电盘拿在手上，专心致志地细看。再翻来覆去地看，也终不过是一块脏兮兮的并无意义可言的板。我不再看，放回原位，拍去手上沾的灰，大吸一口香烟。月光下，一切都显得苍白，任何东西都好像没有价值没有意义没有方向。影子都若有若无。我把烟在洗涤槽里碾死，紧接着点燃第二支。

    去哪里才能找到属于我自身的场所呢？到底哪里呢？双座鱼雷攻击机是我花了很长时间想到的唯一场所，可它又傻里傻气。何况鱼雷攻击机那玩意儿至少落后于时代三十年，不是么？我折身上床，钻进双胞胎中间。双胞胎分别蜷起肢体，头朝外睡得呼呼有声。

    我拉过毛巾被，打量天花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