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反田和我乘上他的“奔驰”，到麻布后街一间酒吧喝酒。我们拣柜台尽头处的位置坐下，喝了几杯鸡尾酒。五反田看来酒量蛮大，怎么喝都全然没有醉意，语调也好表情也好毫无变化。他一边喝酒一边谈天说地。他讲了电视台的庸俗无聊，讲了节目主持人的愚不可及，讲了演员们令人作呕般的低级趣味，讲了新闻专题中评论家的信口雌黄。讲得妙趣横生，语言生动，独具慧眼。

    之后，他说想听听我的情况，问我这以前的所作所为。于是我简明扼要他讲了一遍，讲了大学毕业后开事务所做广告当编辑，讲了结婚与离婚，讲了正当工作顺利时因故离职而眼下当自由撰稿人，讲了钱虽不多却无暇使用……如此概略地讲来，一切都似乎风平浪静，不像我自己的人生。

    这时间里，酒吧渐渐人多起来，谈话变得不大方便。有人鬼鬼祟祟地看他的脸。“到我家去吧，”说着，五反田站起身来，“就在这附近，谁也没有，有酒。”

    他的公寓从酒吧转过两三个拐角就是。他告诉“奔驰”司机可以回去了。公寓派头十足，连电梯都是两部，有一个需有专用钥匙。

    “公寓是离婚后被撵出家门时事务所给买的。”他说，“因为作为一个有名的电影演员，被老婆轰出家门后身无分文地住在廉价宿舍里很是不妙，有损形象。当然租金由我出，形式上是事务所借给我的，而租金从经费里扣，何乐不为！”

    他的房间在最顶层。客厅宽宽大大，起居室两个，有厨房，有阳台。从阳台望去，东京塔历历在目。家具格调不错，简洁明快，一看就知道价格不菲。客厅是木地板，上面铺着好几张波斯地毯，花纹都很别致。沙发很大，软硬适中。几盆大型观叶植物配置得赏心悦目。天花棚垂下的枝形灯和桌子上的座灯，一派意大利式现代风格。饰物不多，只有酒柜上面摆着几枚俨然中国明代的瓷盘。房间收拾得一尘不染，大概是登门女佣每天来给打扫一次。茶几上放着《GQ》和建筑方面的杂志。

    “好房间。”我说。

    “用来摄影都可以吧？”

    “有那种感觉。”我再次环视房间说道。

    “请室内装饰专家设计起来，都是这个样式。简直成了摄影棚，照起相来倒不错。我时不时地敲敲墙壁，真怀疑是纸扎成的。没有生活气息，徒具其表。”

    “那，你来创造生活气息不就行了！”

    “问题是没有生活。”他面无表情地说。

    他拿一张唱片放在B＆O唱机上，落下唱针。音箱里传出亲切的JBL唱片公司的P88。JBL是神经质的斯坦迪奥·莫尼坦尚未将其歌声撒向世界、音箱声响仍保持原声那一时代制造的精品。他放的这张是博普·库巴的旧唱片。

    “不喝点什么？什么好些？”他问。

    “什么都无所谓。你喝什么我喝什么。”

    他走去厨房，拿来几瓶伏特加和汽水，一个装满冰的小桶，还有一个盘子，里面放着三个切开的柠檬。于是我们一边欣赏美国西海岸地区冷峻而清冽的爵士乐，一边喝着放有柠檬片的汽水伏特加。我暗自思忖，这里的生活气息的确稀薄——不是说一定缺少什么，只是觉得稀薄。虽说稀薄，但并无拘谨之感，关键是想法问题。对我来说，倒是个十分坦然的房间。我坐在舒适的沙发上，心情愉快地喝着伏特加。

    “有过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五反田把酒杯举过头，边说边隔着酒杯看着天花板上的吊灯，“如果想当医生也能当上，上大学时还选修了教职课，也算挤进了上流社会。但结果无非如此，无非是这种生活，莫名其妙。本来眼前排列着很多张牌，选任何一张都可以，选任何一张我想都能打得漂亮，我有这个信心。结果反而没有选择。”

    “我还没看见过什么牌。”我老实告诉他。他眯起眼睛看着我的脸，微微一笑，大概以为我开玩笑。

    他又斟了杯酒，把柠檬用力一挤，之后将皮扔到垃圾桶里。“连结婚都是水到渠成。我和她一起演电影，自然而然地有了感情。曾在外景地一块儿喝酒，一块儿借车兜风。影片拍完后还约会了好几次。周围人都以为我俩天造地设，肯定结婚无疑。实际上也随波逐流似的结了婚。也许你不明白，干我们这行其实活动范围很小，和在胡同尽头的简易长棚里生活没什么两样。一旦形成什么波流，便带有不容抗拒的现实性。不过，我倒是真心喜欢她。在我前半生搞到手的东西里面，那孩子是最地道的一个，婚后我认识到了这点，一心想把她牢牢地拴在自己身边。但是不行。我越是想选择对象，对象越是挣脱跑掉，无论是她还是角色。如果对方找上门，我会处理得无与伦比；但若我主动追求，则肯定从手指间溜之乎也。”

    我默默地听着，什么也没表示。

    “不是我想得悲观。”他说，“我还在对她恋恋不舍，如此而已。我时常这样想：我不当演员，她也辞去，两人一起自由自在地生活该有多好！不要高级公寓，不要‘奔驰’，什么都不要。只要有个平凡的工作，有个平凡的小家，就再好不过了。也想要个孩子。下班路上同朋友去酒店喝点酒，发发牢骚，回到家里有她。用工资买辆西比克或‘雄狮’——就是这样的生活，细想起来我希望的不外乎这么一种生活。只要有她就行。但是不成。她希望的是另外一种东西。她家里人都在指望她。她母亲是典型的幕后人物，父亲见钱眼开，哥哥搞什么管理，弟弟经常惹是生非，要用钱来收场，妹妹是个正走红的歌手。根本不容脱身。况且她从三四岁开始便被灌输了这种价值观。她一直在这个世界里当小演员，一直在被限定的形象中生活，同你我截然不同，不理解现实世界为何物。不过她心地纯洁，清新高雅，我懂得这点。但就是不行，无法挽回。嗯，知道吗？上个月我同她睡来着。”

    “离婚以后？”

    “是的。觉得反常？”

    “也没什么太反常。”我说。

    “到这房间里来的。为什么来不知道。事先打来电话，问可不可以来玩，我说当然可以。两人仍像过去那样喝酒聊天，并且睡了。好极了。她说她还喜欢我，我说那就言归于好该有多妙，她一声没吭，只是含笑听着。我讲起平平凡凡的家庭生活，如刚才跟你说过的一样。她仍然含笑听着，其实恐怕什么也没听进去，压根儿就没听。无论怎么说都无动于衷，对牛弹琴。她只是寂寞得想找个人抱一抱，而又恰好找到我头上而已。这样说也许有些过分，但事实就是如此。她同你同我完全是两回事。所谓寂寞，对她来说不过是需要由别人化解的情绪，只消有个人给化解就行，就万事皆休，然后便哪里也不去了。可我不是这样。”

    唱片转罢，代之以沉默。他提起唱针，沉吟片刻。

    “喂，不叫个女郎来？”五反田问。

    “我无所谓，随你的便。”我说。

    “花钱买过女人？”

    “没有。”

    “为什么？”

    “想不到。”

    五反田耸耸肩，稍微想了一下，“今晚你就陪陪我，”他说，“叫和喜喜来过的那个女孩儿来，说不定能知道她一点什么。”

    “随你。”我说，“恐怕不至于经费里开销吧？”

    他边笑边往杯里放冰块。“你也许不相信，还真的是从经费里出。就是这么一种体系。那俱乐部的招牌是宴会服务公司，开的是响当当的绿色收据。即使有人来查也不至于轻易露出马脚，结构复杂得很。这样，同女人困觉便可以光明正大地作为接待费报销。这世道非同小可。”

    “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我说。

    等待女孩儿的时间里，我蓦地想起喜喜那对形状绝佳的耳朵，问五反田看过没有。

    “耳朵？”他莫名其妙地望着我，“没有，没看过。也许看过，记不得了。耳朵怎么？”

    我说没什么。

    12点刚过，两个女孩儿来了。一个就是五反田称之为“雍容华贵”的那个同喜喜搭过伴儿的女孩儿。“雍容华贵”在她身上的确当之无愧。看上去就像曾在某处不期而遇，尽管当时未打招呼却又觉得一见如故。就是说，她属于唤起男性永恒之梦那种类型的女孩儿，不假修饰，清逸脱俗。束腰的双排扣大衣里面是一件绿色开司米毛衣，下面是一件极为普通的毛料西裙。首饰只有一对不事雕琢的小耳环。俨然举止得体的四年级女大学生。

    另一个女孩儿一身冷色连衣裙，戴眼镜。我以为妓女不至于戴什么眼镜，居然真有戴的，她虽算不得雍容华贵，但也甚是妩媚。四肢苗条，被太阳晒得恰到好处。她说上周一直在关岛游泳来着。头发很短，用发卡归拢得齐齐整整。戴着一副银手镯。动作干脆利落，肌肤滑润光洁，如肉食动物那样绷得紧紧的，显得健美而洒脱。

    看见这两个女孩儿，我不由想起高中班上的同学来。程度固然不同，但每个班级都至少有一两个这种类型的女生。一种容貌漂亮，娴静优雅，一种生机勃勃，魅力四溢。看这气氛，很像同窗联谊会——就像同窗会开完之后，同几个合得来的同学找个轻松随便的地方一起喝第二次酒。这未免想入非非，但的确有这种感觉。五反田看上去也似乎品味出了轻松的意味。他以前可能同两个人都睡过，相互不见外地打着招呼：“噢——”“还好？”然后把我介绍给两人，说我是他初中同学，舞文弄墨为生。女孩儿们笑着说声请多关照，那笑容像是在告诉我别拘束，大家都是朋友。在现实世界里是很难见到这类微笑的。我便也寒暄一句。

    我们或坐地毯或歪在沙发上，喝着对汽水的白兰地，一边说笑一边听杰克逊·希克和阿兰·帕森茨的唱片，气氛十分融洽。我和五反田沉浸在这气氛里，两个女孩儿也似乎其乐陶陶。五反田为戴眼镜的女孩儿表演如何装扮牙医。表演得确实好，比真牙医还像牙医，真乃天赋所使然。

    五反田坐在戴眼镜的女孩儿身边，向她小声说着什么，对方不时嗤嗤直笑。不一会，雍容华贵的女孩儿轻轻偎依着我的肩膀，拉起我的手。她身上发出一股妙不可言的香味儿，浓郁得几乎令人窒息。我不由再次觉得像是参加同窗会，对方仿佛在对我嘤嘤低语：那时候不好说出口，其实我真的喜欢你，为什么你不跟我约会呢——一场男孩儿的梦，无尽的遐想。我搂住她的肩。她默默闭起眼睛，用鼻尖在我耳下探来探去，随后吻在我的脖颈上，柔柔地吸了一口。等我注意时，五反田和另一个女孩儿已经不见，大概是到卧室里去了。她问我能否把灯调暗一点，我便关掉壁灯，只留一盏小型台灯。再注意一听，唱片已经换成鲍勃·迪伦唱的《一切都已过去，可怜的宝贝儿》。

    “给我慢慢脱掉。”她在我耳畔低声说道。于是我为她轻手轻脚地脱去毛衣、裙子、衬衫、长统袜。我条件反射地想把脱去的东西整齐叠好，但转念一想无此必要，旋即作罢。她也为我脱衣服：阿尔玛尼领带、深蓝色牛仔裤、半袖衫，然后在我面前立起只剩得圆鼓鼓的小乳罩和三角裤的裸体，笑盈盈地问道：

    “怎样？”

    “好极了！”我说。她有一个十分好看的身子。匀称动人，充满活力，通体光洁，富有性感。

    “怎么个好法？”她问，“说得具体些。要是说得确切，我让你美美地快活一番。”

    “使我想起过去，想起高中时代。”我老老实实地说。

    她不可思议似的眯起眼睛，笑吟吟地看着我说：“你这人，挺独特的。”

    “答得差劲儿吧？”

    “正相反。”说罢，来到我身旁。我放松身体，任由她处置。

    “不坏吧？”她在我耳边悄声问道。

    “不坏。”我说。

    那动作像美好的音乐一样抚慰心灵，按摩肉体，麻痹对时间的感觉。其中所有的只是高度浓缩的柔情蜜意，只是空间与时间浑然一体的谐调，只是一定形式下的尽善尽美的信息传导，而且是从经费里报销。“不坏。”——我说。鲍勃·迪伦在唱着什么。唱什么来着？《大雨将至》！我轻轻地搂过她，她顺从地钻进我的怀里。一边欣赏迪伦一边用经费搂抱雍容华贵的少女，这在我总觉得有点非同寻常，在令人怀念的六十年代不可能想到如此做法。

    这不过是一种图像，我想，只要一按开关就会全部消失。一种轻松的性场面，一种刺激性感的科隆香水味儿，一种柔软肌肤的感触和炽热的喘息。

    她问我舞什么文弄什么墨，我把工作的内容大致讲了一遍。她说好像没什么意思。我说这要看写什么，并说我干的是所谓文化扫雪工。她说她干的是官能扫雪工。接着笑着提议：两人再来一次扫雪。我们便又在地毯上云雨一番。这次做得十分简单而缓慢。但无论采取怎样简单的形式，她都晓得如何能使我快活。她为什么会知道呢？我很纳闷。

    之后，两人并排躺在又长又宽的浴糟里，我开始向她探听喜喜的事。

    “喜喜，”她说，“好熟悉的名字，你认识喜喜？”

    我点点头。

    她像孩子似的噘起嘴唇，喟然叹息一声：“她已经不见了，突然失踪了。我们俩，相当要好来着，时常一起出去买东西、喝酒。可她竟不辞而别，一下子无影无踪，在一两个月前。当然，这也没什么可大惊小怪。干我们这行的，用不着提交什么辞职申请，不乐意干悄悄离开就是，只是她的离去叫人遗憾，我同她很合得来。可又有什么办法呢，毕竟不是当女童子军。你和喜喜睡过？”

    “过去一起生活来着，大约4年前。”

    “4年前？”她微微笑道，“好像很久很久以前。4年前我还是个乖乖听话的女高中生呢！”

    “不能想法见上喜喜一面？”我问。

    “难呐！真的不晓得她去了哪里。刚才说过，只是失踪不见了，就像被墙壁吸进去似的。什么线索也没有，想找怕也没法找到。咦，你至今还喜欢喜喜？”

    我在水中缓缓舒展四肢，仰望天花板。我至今还喜欢喜喜不成？

    “说不清楚。不过想见她倒与这个无关，只是非要见她不可。我总是觉得喜喜想要见我，总是在梦里见到她。”

    “奇怪，”她看着我的眼睛说，“我也时常梦见喜喜。”

    “什么梦？”

    她没有回答，只是沉思似的莞尔一笑。她说想要喝酒，我们便返回客厅，坐在地板上听音乐、喝酒。她靠在我的胸前，我搂着她赤裸的臂膀。五反田和那个女孩儿大概睡了，一次也没从里边出来。

    “嗳，也许你不信，我觉得现在和你这样很开心，真的。这跟应付事务呀逢场做戏什么的不相干，开心就是开心，不骗你。肯信吗？”她说。

    “信。”我说，“我现在也开心得很，轻松得很，就像开同窗会似的。”

    “你是有点特别！”

    “喜喜的事，”我说，“就没有一个人知道？她的住所、真名……”

    她慢慢摇了摇头：“我们之间，几乎不谈这个。大家的名字都是随便取的，比如喜喜，我叫咪咪，另外那个女孩儿叫玛咪，都是两个字。至于个人生活，互相都不知道，也不打听，出于礼节。除非对方主动提起。大家关系很好，一团和气，搭伴儿出去游玩。但这不是现实，不是。根本不晓得对方是什么样的人。我是咪咪，她是喜喜。我们没有现实生活，怎么说呢，有的只是一种幻觉，空中飘浮的幻觉，轻飘飘的。名字无非是幻觉的代号。所以我们尽可能尊重对方的幻觉。这个，你可明白？”

    “明白。”我说。

    “客人中也有同情我们的，其实大可不必。我们做这事不仅仅为了赚钱，此时此刻对我们也是一种快乐。俱乐部实行严格的会员制，客人品质可靠，并且都会使我们享受到快乐，我们也沉浸在愉快的幻觉中。”

    “快乐的扫雪工。”

    “对，快乐的扫雪工。”说着，她在我胸部吻了一口。

    “咪咪，”我说，“过去我真认识一个叫咪咪的女孩儿，出生在北海道一个农家，在我事务所旁边一家牙科医院当传达员来着。大伙都管她叫山羊咪咪。长得有点黑，又瘦，倒是个好孩子。”

    “山羊咪咪。”她重复道，“你的名字？”

    “黑熊扑通。”

    “简直是童话。”她说，“妙极！山羊咪咪和黑熊扑通。”

    “真是童话。”我也说道。

    “吻我！”咪咪说，我便抱过她吻着。一个痛快淋漓的吻，一个撩人情思的吻。随后我们又喝了不知几杯对汽水的白兰地，听警察乐队的唱片。警察乐队——又一个俗不可耐的乐队名称。何苦叫什么警察乐队呢？我正想着，咪咪已经在我怀里甜甜地睡过去了。睡梦之中的咪咪，看起来并不显得雍容华贵，而更像一个常可见到的多愁善感的普通少女。于是我又想起同窗会。时针已过4时，周围万籁俱寂。山羊咪咪与黑熊扑通。纯粹的幻觉。用经费报销的童话。警察乐队。又一个奇妙的一天。看似连接而未连接，顺线摸去，俄尔应声中断。我同五反田谈了许多，甚至开始对他怀有某种好感。同山羊咪咪萍水相逢，并云雨一番，一时欢愉无限。我成了黑熊扑通。官能扫雪工。但仍飘零无依。

    我在厨房煮咖啡时，三个人睡醒过来。清晨6点半。咪咪身穿浴衣，玛咪穿着佩斯利睡袍的上件，五反田穿其下件。我则是蓝牛仔裤加半袖衫。4人围着餐桌喝咖啡，抓烤面包片来吃，相互传递黄油和果子酱。收音机短波正在播放“巴洛克音乐献给您”。亨利·帕赛尔。颇有野营之晨的味道。

    “好像野营的早晨。”我说。

    “正是。”咪咪赞同道。

    7点半时，五反田打电话叫来出租车，送两个女孩儿回去。临走，咪咪吻了我一下，说：“要是碰巧见到喜喜，请代我问好。”我悄然递过名片，告诉她，有什么消息打电话给我，她点头答应。

    “有机会再一起扫雪！”咪咪闭起一只眼睛说。

    “扫雪？”五反田问。

    剩下两人后，我们又喝了一杯咖啡，咖啡是我煮的，我煮咖啡很有两手。太阳悄悄升起，照得东京塔闪闪耀眼。眼前这光景，使我想起以前的雀巢咖啡广告。那上面好像也有晨光中的东京塔。东京之晨从咖啡开始——这样说也许不对。对不对都无所谓，反正东京塔沐浴朝晖，我们在喝咖啡。而且或许我因此才想起雀巢咖啡广告的。

    正正经经的男女已到了上班或上学的时间。而我们则不是这样，同雍容华贵而技艺娴熟的女孩儿寻欢作乐了一个晚上，现在正喝着咖啡发呆。往下无非是蒙头大睡。喜欢也罢不喜欢也罢，我和五反田——尽管程度有别——的生活方式都已偏离世间常规。

    “往下干什么，今天？”五反田朝我转过头。

    “回去睡觉。”我说，“没什么安排。”

    “我这也就睡上一觉，中午要见个人，有事商谈。”

    接着，我们默然看了一会东京塔。

    “怎样，还算快活？”五反田问。

    “快活。”我说。

    “进展如何？喜喜有消息吗？”

    我摇摇头。“只说是突然消失，和你说的一样。没有线索，连真实姓名都不知道。”

    “我也在电影同行里打听打听，”他说，“碰巧打听到一点也未可知。”

    说罢，他抿了抿嘴唇，用咖啡匙的柄部搔搔太阳穴。女孩儿见了，说不定又要动心。

    “我说，找到喜喜你又打算怎么样呢？”他问，“重温旧梦？是吧？或者仅仅出于思念？”

    “说不清。”我说。

    我的确说不清。见到后的打算只能见到后再说。

    喝完咖啡，五反田驾驶他那辆通体闪着幽光的茶色“奔驰”，把我送回涩谷公寓。

    “最近可以再打电话找你？”他说，“和你交谈很有意思。我没有几个谈得来的朋友。只要你方便，很想过几天再见面，好么？”

    “没问题。”

    我对他招待的烤牛肉、酒和女孩儿表示谢意。

    他没有做声，只是静静摇头。不说我也完全理解他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