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着和阅读着是同样美好的时光。
读而不必非是经典，想而不必执求深刻一一于是使在享受着了。
此种享受的“高级”在于只需花很少的钱，甚或根本不花钱。
那么，何不乐而为之呢？
初恋所以令人难忘，盖因纯情耳！
纯情原本与青春为伴。青春已逝，纯情也就不复存在了。
如今人们都说我成熟了。自己也常这么觉得。
近读青年评论家吴亮的《冥想与独自》，有一段话使我震慑——“大概我们已痛感成熟的衰老和污秽……事实上纯真早已不可复得，惟一可以自慰的是我们还未混灭向往纯真的天性。我们丢失的何止纯真一项？我们大大地亵渎了纯真，还感慨纯真的丧失，怕的是遭受天谴——我们想得如此周到，足见我们将永远地远离纯真了。”
“嚎啕大哭吧，不再纯真又渴望纯真的人！”
他正是写的我这类人。
全因有了家，活着才是有些情趣的事。当然，这一点于小青年们也许恰恰相反。但于已届中年和中年以后的男人女人们，却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动物受了伤，还要回到自己的洞穴卧下舔舔伤口呢。中年人是人生最常受伤也最需要一声不哼的毅忍精神的年龄阶段。倘没家，则连个足可以卧下舔伤口的所在都没有了。同样是一声不哼地舔伤口，比较起来，有个家和没有个家那情形是大不一样的……但这里说的其实是潘美辰歌中唱的那种家，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不大不小的地方”。
即使旧巢倾毁了，燕子也要在那地方盘旋几团才飞向别处——这是本能。即使家庭就要分化解体了，儿女也要回到家里看看，再考虑自己去向何方——这是人性。恰恰相反的是，动物和禽类几乎从不在毁坏了巢穴的地方又筑新窝，而人几乎一定要在那样的地方重建家院……
如今之中国人，认真做事认真做人的，实在不是太多了。如今之中国人，仿佛对一切事都没了责任感。连当着官的人，都不大肯愿意认真地当官了。
一种几乎终生的行业，必然铸成一个人明显的性格特点。建筑师们，是不会将他们设计的蓝图给予建筑工人——也即那些砖瓦灰泥匠们过目的。然而哪一座伟大的宏伟建筑，不是建筑工人们一砖一瓦盖起来的呢？正是那每一砖每一瓦，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十几年、几十年地，培养成了一种认认真真的责任感。一种对未来之大厦矗立的高度和坚固性的可敬的责任感。他们虽然明知，他们所参与的，不过一砖一瓦之劳，却甘愿通过他们的一砖一瓦之劳，促成别人的冠环之功。
他们的认真乃因为这正是他们的愉悦！
愿我们的生活中，对他人之事尚能认真，并能从中油然引出自己之愉悦的品格，发扬光大起来吧！
一个好人的去世，定给我们留下许多怀念。有如心灵的营养，滋润着我们的情感，使我们的情感更趋于良好与美好的挂牵。这实在是好人辞世前对我们的最后贻赠啊！
即使你的思想真比他人深刻，也绝不应因这一点而忽略了他人的存在。这首先便是浅薄的。人对人的尊重，是世上首先的起码的文明。也是至高的人际原则……
心灵，亦即我所言内心世界，是与人的身体健康同样重要的。故保健专家和学者们开口常言的一句话，不仅仅是“身体健康”，而是“身心健康”。
世上，是真有一些人的人心，只能用地狱比喻的。否认这一点是虚伪。害怕这一点是懦弱。祈祷地狱般的心从善，是迂腐。好比一个人愚蠢到祈祷这世上不要有苍蝇、蚊子、跳蚤、蛆、毛毛虫、毒蛇和蝎子之类。世界之所以叫世界，正因为它绝不可能干净到如人所愿的地步。世界是处在干净与肮脏之间的永恒的现实。人心也可以这样大致去加以分析。
若让小偷选总统的话，他们非常可能选扒手。并且，他们非常希望，每位受尊敬的人，其实都曾有过溜门撬锁的劣迹。更非常希望，能从人类知识中，寻找到偷窃行为属人类正当行为的根据。因而无数名人的偏激言论，被败类奉为座右铭，是丝毫也不奇怪的事。连真理有时也不能幸免遭到褒滨。
地狱并不在别处，正在每一个人内心里。所谓“圣界”也不在别处，也正在每一个人内心里。
我们常常被告诫，要防备坏人。面这个世界，即使糟糕到极点，令人沮丧到极点，也起码是一个好人和坏人一样多的世界。故“他人皆地狱”，起码在一半意义上不是真理。而是心理变态者的呓语。纵然这句话最先是尼采说的，也完全可以这样认为。
人间自有温情在。人间永远自有温情在。人内心里如果没有的东西，走遍世界无法找到。善善恶恶，善恶迭现，世界从来就是这个样子。
信奉“他人皆地狱”的人，是很可怜的人。因为他的心，像木碳。吸收一切世间美好的温馨的情感，却体会不到那一种温馨那一种美好，仍像木碳。
这样的人，我认为，是不值得给予他们什么关怀和帮助的。即使他们在请求于你甚至乞求于你的时候，内心里也是阴暗的，也是对他人怀有敌意的。
尤其是，对那些张口切口“他人皆地狱”的人，万勿引以为友。避开他们，要像避开毒虫一样。因为，真的可能对他人构成地狱之险恶的人，正是出在他们那些人里。
女性自白
我的原名叫夏娃，
男人们也叫我女人。
当他们爱我的时候，
又把我比作星辰。
这世界怂恿我的天真，
还欣赏我的泪痕。
男人们想方设法使我美丽，
说我是他们的一部分。
做错了什么？
是我常对自己的审问。
当男人厌倦了我的时候，
我就被抛给了怨恨。
那时我像扬帆的小船。
在失落的浪涛中浮沉。
有一天我忽然觉醒，
开始做自己的守护神。
当我在女人的宣言上接下手印，
忽然明白了曾是弱者的原因。
当我的爱也向自己内心里延伸，
我终于成为了自己的星辰……
男孩儿成长为一个男人的时候，或他们自以为成长为一个男人的时候，总想要离开家。
女孩儿成长为一个女人的时候，或她们自以为成长为一个女人的时候，总想要建立一个家。
就许多男人而言，他们的人生观的主体乃所谓他们的事业。
就许多女人而言，她们的人生观的主体乃所谓她们的爱情。
男人也重视爱情，但为爱情而牺牲事业之时，常犹豫不决甚至牢骚满腹。
女人也重视事业，但为事业而牺牲爱情之时，常忧郁寡欢甚至痛不欲生。
男人和女人共同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却自古以来就有着根本不同的文化背景。
男人的文化广博而芜杂，其核心意义是——这世界是男人的，包括女人。男人一向拥抱的是世界最表浅的那一部分——权力和名望，然后拥抱女人。
女人的文化局限而单纯。其核心意义是——这世界太超出她们需要，得到爱情足够了。女人一向拥抱的是世界最温馨的那一部分。她们首先渴望拥抱住一个男人，然后才觊觎事业。有时似乎把后者看得更重，其实仍是为了拥有优秀的前者才那样。
在全部人类的文化史中，男人以他们的文化轻蔑和排斥女人的文化。
在全部人类的文化史中，女人固守她们的文化如同战士固守最后的堡垒。却仅仅是固守而已。这种固守非常之顽强。但越顽强，越作茧自缚。
古今中外，企图从女人文化中突围的女性，既遭到男人的歼灭，也遭到女人的围剿，这是女人的历史性悲哀。男人文化的统治，女人对女人文化的自我欣赏。漫长世纪以来，使她们处于男人的奴婢地位而不自觉。
女人乃是一个家庭，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镜子。
女人对男人的影响与男人对一个家庭，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同样巨大而且重要。
女人从来不是残缺不全的男人。
女人一旦觉悟到她们不是残缺不全的男人，则她们在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可能比男人们表现得更为出色。
本身残缺不全的男人，要比本身残缺不全的女人多得多。
残缺不全的男人太多了，一个民族就不振，一个国家就衰败。
中华民族之女性们的觉悟，预示着不管怎样我们民族明天的历史将比昨天和今天书写得更多彩。
“服官政”其实是正当的“行业”。能当官也是“一技之长”。但中国的问题在于，“只能”当官的男人太多了。这是男人的退化。也是男人的悲哀。同时是中国女性面临的悲哀现实之一种。
将专门的人才异变为庸官，是中国的弊端之一。即不但是某些男人的退化，其实也是时代的退化现象。即不但是某些男人的悲哀，其实也是国家的悲哀。
或说爱是纯粹的“自我”感情的投人和证明，乍听似乎不无道理，咀而嚼之，便会觉得相当片面了。因任何所谓纯粹的“自我”，只不过是纯粹的本能。爱并不纯粹是“性”，故不纯粹是本能。“做爱”和爱，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殊不知连蛔虫也“做爱”，否则小蛔虫从何自来？但外科医生倘从人腹剖出两条绞缠在一起的雌雄蛔虫，是不大会叹曰：“好一对恩爱夫妻”的……
“自我”难以“纯粹”，逞论爱耶？
好女人是这样的女人——当她们的丈夫因受着权力欲和名利欲的诱惑，开始朝恶劣方面变的时候，能够并且善于，更加起到一所特殊的学校的作用，能够并且善于，从品行、德性、节操、人格诸方面，义不容辞地担当起老师的责任，重识并且重塑她们的丈夫。努力使他们恢复当初她们所爱的“那一个”男人的本色。
世人认为嫉妒是女人的本能。
我认为多数的男人，甚至更多的男人，也都是非常有嫉妒之心的。都曾被嫉妒啮疼过灵魂。事实上，摆脱不了嫉妒心的男人，一点儿不比摆脱不了嫉妒心的女人少。男人之嫉妒，一点儿也不比女人之嫉妒微小。嫉妒在通常情况下，使大多数女人们自己备受心理折磨，而在相当多的情况下，使男人们比坏女人们更坏。
嫉妒一旦在男人的心内萌芽，则往往迅速长成巨大的毒藤。女人的嫉妒通常情况下导致女人的自卑。男人嫉妒通常情况下导致男人的隐恨。如果绝对没有泄恨的契机，他们便会铤而走险，以报复现实来平衡倾斜的心理。
如果说女人的嫉妒之陪衬物常常是眼泪，那么男人的嫉妒之陪衬物却极可能是鲜血。
女人没有参与社会事务没有成为社会人以前的漫长世纪，她们的嫉妒通常不过表现在情感方面。而男人们却早就开始为权力、为荣誉，甚至仅仅为了争凶斗狠而互相残杀。女人不太会由于嫉妒男人的权力和荣誉而杀人。但男人却会。而且会因此产生杀女人的念头。这比因情感缘故而杀她们更为丑恶。现代社会使女人开始向一切原先仅只属于男人的事业进军。她们的成功系数一点几也不比男人少。实际上正在比男人多起来。男人们在她们尚未成功的时候，往往虚伪地鼓舞她们，怂恿她们，更乐于支持和协助她们。在她们成功之后，她们便注定成了男人嫉妒的对象。除非她们的成功也标志着某些男人们自己的成功。足以使他们心安理得地分享她们的喜悦、骄傲和荣誉。
成功的女人不但处在女人们的嫉妒半径以内，往往也处在男人们嫉妒的阴霾之下。现代社会里，男人们开始认为女人对他们不无危险。而事实上，男人们对于女人们才更危险。他们可能由于她们的容貌而诱猎她们，也可能由于她们的成功而企图毁灭她们的事业，乃至她们的肉体。
人类生活中最温馨最富有诗意的，能使人类情感得到净化、趋向美好的部分，源于女性。所以我说，男人创造世界，而女人创造了男人。
由我的母亲，可以想到千千万万几乎一代人的母亲，尤其是那些平凡的甚至可以说是平庸的，在社会最底层喘息着苍老了生命的女人们，对于她的儿子，该都是些高贵的母亲吧？一个个说来，该都是充满了苦涩的温馨的坚忍精神的故事吧？
女人都喜欢照镜子，自我感觉良好。而男人对着镜子，却如同凝视着一个陌生人，他往往需要通过女人来证实自己，因为女人比男人更希望男人是男人。
女人和男人是不同的。男人属于物质世界，男人的人生寄托于建功立业。女人属于情感世界，没有含苞欲放，享受人生最美好的年华就凋谢了，只能结出干涩的苦果。这对女人是十分残忍的。
灵魂无处安置，男人女人都有这种感受。女人更甚，因为她们负担重。也因为她们刚刚被抛入优胜劣汰的竞争中，心理承受能力，多重角色的压力，顾此失彼的失落感，是可想而知的。所以，我说，女人的苦闷，实际上也是时代的苦闷，女人开始和时代共命运了。
牧羊犬天天和羊在一起，对羊相当忠诚。倘若狼来了，它又最肯于奋勇向前，自我牺牲。但雄牧羊犬求欢于母羊，母羊调头默默离去，寻找公羊。并不计较和谁在一起更有“共同语言”，也不认为应对牧羊犬破碎了的心负什么道义的责任。
爱情首先源于爱悦，其次才产生所谓“爱情”的“情”。中国人一向颠倒过来，以为其更合乎逻辑。然而在爱的情绪之中，逻辑学是最不起作用的。
没有学问，没有技巧，没有现成的经验，没有规定程序，没有纪律，没有至高原则——便是爱之本质。
亚当和夏娃之爱固然不受任何习俗所指使，那乃是因为他们赤身裸体。不知除了爱还需要什么，也不忌讳丢掉什么荣誉、权力、地位和财产。更重要的是，伊甸园里只有他们一男一女。后来上帝将他们逐出伊甸园，他们便都哭泣起来。显然因为付出了代价——这一点后来成了制约人类的理性力量。亚当和夏娃当时各自心中怎样？圣经上没讲，我们也就无以考证。谁知他们是否都有点后悔呢？
如今，亚当和夏娃式的爱情是没有的。
世界上有些事，确乎是互为悼论的。从这一端去思想，得出这样的结论；从那一端去思想，得出那样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有道理，那样的结论也不无根据。两方面的结论，好比人的左脸和右脸，组合在一起，就是世界的面孔了。世界的面孔是经不起细端详的。有时倒是不去也不必去认真思想的好。
如果说生生死死是人类故事的基本情节之一，那么生产和消费也是人类故事的基本情节之一。男人女人，归根结底，都是夹在这两大周而复始的循环情节中存活着的，不同仅仅在于角色的区别。大角色小角色，都要由生到死，从本质而论，首先都是一个消费着的人，其次才是一个生产和创造着的人……
断臂维纳斯的缺残，最使我们产生艺术的感动。她好像只能是那样的，只能是缺残的。因缺残而留下千古之谜，造成永恒的因不完美才具有的美轮美灸的魅力。“她”使我们对其想象无穷。
生活本身也像那些雕塑品，对任何一个人来说，也都是缺残的。也都必然是缺残的——你不能希望好东西都属于你……
一代人的真诚，若受时代之摆布，必归于时代的某种宗教情绪方面去。而宗教情绪的极至便是崇拜意识的狂热顶峰，接下来便会发展向崇拜的“反动”——被污染的真诚檀变为狼藉破碎的理想主义的残骸……
一代人的坚毅，必是艰难的时代所铸造的。当时代从艰难中挣扎出来，它挣扎的痕迹便留在了一代人身上。每一个时代都付于那一时代的青年人以不同的徽章。我们这一代已不再是青年。我们的徽章已经褪新。戴着这样的徽章的一代中年人，对于个人命运、时代命运乃至人类命运的坎坷，无疑会表现出与别代人不同的反应——而我希望它体现出特有的镇定。
痛苦，是各式各样的。是最自我的体会。倘议一代人之痛苦，很难一言以蔽之。我看我们这一代人，就大多数来说，是太定型的一代人了。我们改变自己的可能性已经很小。而时代维护自己原本形象的可能性也已经很小。时代的烙印像种在我们身上的牛痘。我们又似时代种在它自己身上的牛痘。时代剜剔不掉我们。我们挣脱不开时代。本质上难变的我们，与各方各面迅变着的时代之间，将弥漫开来互不信任互不适应互难调和的云翳。是追随这个过分任性的时代，往自己身上涂抹流行色？亦或像战士固守最后的堡垒一样，与这时代拉开更大的距离摆开对峙的姿态？哪一种选择都未必会是情愿的……
我们这一代人的痛苦其实也不过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尴尬。
这一种尴尬将伴随这一代人走完人生之途程。可能越在将来其尴尬越甚。
我们这一代人习惯了在对与不对之间进行判断。并且直至目前仍习惯于此。
我们的下一代人却总是在利于己或者不利于己之间进行判断。并且将这种判断过程越来越简化。
当然，这是非常岁月两代人之间的区别，并且是总体上的区别。
非常岁月却不仅两代人，几代人都有可能走在一起。
非常岁月绝不是对一代，而是对具体的每一个人的检阅。
非常岁月人人都有可能超越代沟，人人都“那一个”人或“某一个”人。
所以非常岁月才作用于历史这一非常意义。
我们这一代人总受一种塑造自己趋于完美的意识所纠缠！而完美不要说根本就不存在，连真善美与假丑恶的概念，有时也混淆不清。
我们的无限的尴尬正在于此。产生这尴尬的精神、心理、思想、观念之难言苦衷正在于此。
我看我们这一代，太习惯于将我们的灵魂交付给谁或什么了。
其实我们的灵魂首先应属于我们自己。它的主宰不应是别人而正是我们自己。没有比自己做自己灵魂的主宰最正当也最必须的了！
我们是时代的活化石。我们是独特的一代。无论别人怎样评价我们，独特本身，便是不容被忽视也不容被轻视的。
而首先是，重要的是，我们这一代人不要轻视和嘲笑我们自己。我们这一代也不要欣赏我们自己。我们没有任何轻视和嘲笑自己的理由或根据。我们也没有任何欣赏我们自己的理由或根据。
我们就独特地生活着存在着吧！不必和别人一样。也不必任性地和别人太不一样。
在独特之中，我们这一代的每一个人，都有与别人同样的权力生活得更宽松些。万勿放弃这一权力——生命对人毕竟只有一次……
女人们，如果——你们的丈夫已接近四十岁，或超过了四十岁，那么——我劝你们，重新认识他们。
对于许多中国男人，“四十而不惑”，其实是四十而始“惑”——功名利禄，样样都要获得到，仿佛才不枉当一回男人。“不惑”是假，是口头掸，是让别人相信的。“惑”是真，是内心所想，梦寐以求的。是目标、是目的。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那些“而志于学”过，那些被认为或自认为“学而优”的，那些因此被社会所垂青，分配到或自己钻营到了权力场名利场上的男人，他们在三十七八四十来岁“要啥没啥”的年龄，内心会发生大冲击，大动荡，大倾斜，大紊乱，甚至——大恶变。由于“要啥有啥”的现实生生动动富于诱惑富于刺激地摆在他们面前，于是他们有的人真正看透了，不屑于与那些坏思想坏作风同流合污，而另一些人却照样学样，毫不顾借自己的品行、德性、节操、人格，运用被正派人所不耻的手段——见风使舵，溜须拍马，曲意奉迎，馅权媚势，落井下石，墙倒众人推，拉大旗作虎皮，弃节图利等等，以求“面仕”、“而服官政”、由被指使而“指使”。
女人们，重新认识你们的丈夫总之是必要的。即不但要考察他们在你们面前在家庭中的表现如何，也要考察他们在别人眼中在家庭以外究竟是怎样的，正在变成怎样的人。在他们学坏样还没到“舐糠及米”的程度时，也许还来得及扯他们一把，使他们不至于像熊舔掌似的，将自己作为男人的更为宝贵的东西都自行舔光了……
低收入水平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国人，尤其不要经不起高消费鼓噪的煽动。你经不起煽动，你明明达不到高消费的收入水平，却倔要挤进高消费者们的队伍，结果乃是你扩大了它，你中了牟取暴利的商业的诡计，它反过来有理由继续高抬一切商品的物价，并将这一灾难转嫁于老百姓，其中当然也包括你自己，你的家人……
老百姓如果不为高消费的种种煽动所蛊，某些商品价格的不道德的拾高，则只能是牟取暴利的商业利润追求者们的巡地。商业也是有道德与不道德之分的。一种商品如果其利润高达几十倍、近百倍、乃至几百倍时，无疑是人类社会最不道德的丑陋现象之一。
如果我们当代人，总是习惯了面对当代的当前社会的矛盾、问题和忧患，回过头去从沉重的文化包袱中抖落出现成的什么原则和经验，那么，许多人便保不定犯教条经验主义的错误，而许多人也便会随手就从那包袱中商兴扯出多少“名言”就扯出多少“名言”，运用得很机智，招架得很潇洒——但是我们也就不能留给后人什么有意义的经验了。
如果以为一个社会跨人了“商业时代”，社会话题便只有“剩余价值”可盲了，那是非常浅薄的。也许恰恰相反，正是“社会再分配的时代”，人文环境之优劣，尤其能载舟，或者覆舟……
正如人有左脸又有右脸，社会和时代也是这样。它的半边脸是经济，另半边脸是“人文”(比喻总是有缺陷的)。人不能捂着半边肢体面地在社交场合周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不能这样子在国际舞台上获得更充分的尊严……
对“人文”环境的敏感忧患，可称之为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有责任感的一切知识分子和文化人士的本能。具有这一种本能，既不该被社会认为是可笑的或可恶的，也不该被自己觉得是害羞的或幼稚的。恰恰相反——知识分子和以文化为职业的人士们，只有将这一种本能自觉地转化为责任和义务时，才不至于成为有知识有文化而又“多余的人”。当我们被认为或感觉到是“多余的人”时，仅仅向社会和时代提出“为什么”并不能获得答案的全部，也还确实有同时向自己提出“为什么”的必要性……
我觉得，一个时期以来，中国人文环境的劣变，真善美从社会生活中的大面积流失、人道和人性的沦丧现象，真可谓咄咄逼人，我用我的《浮城》“报警”。它传递出的声音显然是刺耳的、尖厉的。而且是不样的。有时“深刻”针对麻木反而无可奈何，倒是扬颈一啸还起码能使人一体……
我的一切充满理想主义和人性温留的小说，未免常使我自觉像“撒花仙子”……
而我的《浮城》使我像猫头鹰、乌鸦，其它种叫声惊耸的粟鸟。像道出可怖危害的巫婆。倘我的叫声真的不无一点儿警诫的意义，我则欣然于我是枭鸟，欣然于我是巫婆……
其实，细细想来，堂·吉诃德身上的可笑性，与他身上的可悲性相比照，要逊色得多……
谁自诩是怎样的人，这是一回事；推实际上是怎样的人，这是另一回事。谁在别人看来是怎样的人，这是一回事；谁在自己看来是怎样的人，这也是另一回事。两回事相一致地体现在一个人身上，这个人就接近于一个真实的人。两回事相反地体现在一个人身上，这个人就远离了真实，而与虚伪接近……
不难发现，我们最通常的人生心态，往往游移在真实和虚伪之间……
归根结底，我们设法一生真实。有人对此深感沮丧又无可奈何；有人索性拥抱虚伪，逢场作戏，习以为常。于是社会的舞台上才有“情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当我们的生命行将结束，曾为真实地活着而努力过的人，对其一生的遗憾，会比一生拥抱虚伪不放的人少一些……
虚伪——表象上看是欺骗别人，本质上是欺骗自己；表象上看是对不起别人，本质上看是对不起自己。因为对于人自己的心灵而言，真实意昧着自由和自然，虚伪则意味着心灵对自由和自然的主动放弃……
当我们以正在说真话的样子说假话的时候，当我们摆出似乎虔诚的嘴脸逢场作戏的时候，当我们以不屑的腔调谈论责任感实则是企图以优雅的姿态逃避现实的时候，当我们熟操小痞子的语言炮制散播游戏人生的灰色“哲学”的时候，当我们因某些小得意而得意，因某些小失意而失意的时候，当我们故作淡泊之状，谈佛、谈道、谈经、谈禅、谈老庄什么的时候——恰恰是在这样的一些时候，我们一个个真如我们的先人同行们笔下的“小市民”——所现“小市民心态”种种，真是丑陋得很呢……
幽默并不就是调侃。
幽默更是一种教养。而调佩只不过是促狭。幽默更是一种需要“节约”运用的语言智慧，它的魅力也往往正体现在这一点上。而调佩者一味儿调佩的时候，对语言是非常之铺张浪费的，所以人们往往反感地斥他们“耍贫嘴”。幽默一般不对他人具有伤害性。幽默往往更是一种柔性的“自卫”。幽默是化解人们之间心理冲撞的最好良方。而调佩之词若非针对自己，并且过分尖酸刻薄，其实就同攻汗与攻击没什么两样子。
一句幽默之语，更往往体现为人际关系中的一种亲情，一种温馨，一种体恤了。真的。而幽默的至高原则，首先是平等。幽默面前人人平等，绝不分什么高低尊卑——这乃是幽默的品格……穷人是贫困的最直接的受害者和牺牲品。
贫困恰恰是剩余价值的产物，正如富有是剩余价值的产物一样。当剩余价值造就了第一个富人的时候，同时也便造就了第一个穷人。穷人永远是使富人不安的影子，进而使社会和时代不安……
改革像一切事物一样也是自有其负面的。一个值得政治家们关注的事实是——最有能力和最善于避开改革负面压力的人，往往是最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而最没有能力和最不善于避开改革负面压力的人，则往往是最直接承受贫困摆布的人。对中国而言，他们是比先富起来的人多得多的人。在国家不能替他们分招压力的那些地方和那些方面，将从他们中产生出对改革的怀疑、动摇，乃至积怨和愤愤不平。而他们恰恰又是曾对改革寄与最大希望的人。
认识价值和美学价值之于文学，犹如人的左脸和右脸。理论上贬低其一或创作上割取其一，是半面脸的文学理论家或作家。文坛上一个时期内贬低文学的认识价值同时将文学的美学价值抬高到不适当的地位予以鼓噪，证明着文坛的幼稚和浅薄。
似乎曾有着一种清高的论调诉诸文坛——“超脱派”。如专指对名利及其它与名利相关的种种而言，则我以为应该。倘还包含着对一切世事都超然度外的意思，则我以为是虚伪之极的论调。鼓噪或推崇这种论调的，我以为本身必患着一种“软体文人”的不治之症。丧失了批判之勇气的中国当代作家，必辜负当代。所谓“超脱”也意味着对自己的可耻的怯懦的开脱。别无什么高明在这论调之中。我讨厌这种论调。不管这种论调出自谁人的或冠冕堂皇或闪烁其词的主张。并且我总怀疑他们是心领神会了什么人的暗示又来蛊惑更多的人，以完成着近于奴仆的使命！我不信那会成为有点出息的作家。莫“超世”之作，也未必竞真能流传百世……
请理论家们和评论家们不要贬低作家们的忧患意识。尤其是今天，这种贬低恰恰证明理论和评论的轻挑。作家们更不要自己贬低自己的忧患意识，永远不要。这乃是作家们的极可贵的意识。
不善于舞剑而只善于耍刀的人说——舞剑不过是花架子，耍刀才真本领。
不善于耍刀而只善于舞剑的人说——耍刀算什么！舞剑才真本领。
所以目前中国文坛喧喧嚷嚷的不过是剑客的理论和刀客的理论。
说真话之难，难在你明明知道说假话是一大缺点，却因这一大缺点对你起到铠甲的作用，便常常宽怨自己了。只要你的假话不造成殃及别人的后果，说得又挺有分寸，人们非但不轻蔑你，反而会抱着充分理解充分体谅的态度对待你。因此你不但说了假话，连羞耻感也跟着丧失了。于是你很难改正说假话的缺点。甚至渐渐麻木了改正它的愿望。最终像某些人一样，渐渐习惯了说假话。你须不断告诫自己或被别人告诫的，倒是说假话的技巧如何？说真话还是说假话的选择倒变得毫无意义了似的。
说假话的技巧一旦被某些人当成经验，真话的意义便死亡了。真话像一切有生命的东西一样，是需要适合的“生存环境”的。倘没有这一“生存环境”为前提，说真话的人则显得愚不可及，而说假话则必显得聪明可爱了。如此一来，即使社会的良知和文明一再呼吁、要求、鼓励说真话，真话也会像埋人深士不会发芽的种子一样沉默着，而假话却能处处招摇过市畅通无阻。
这也真是一种可悲。
我们已然有了三亿多儿童和少年，却还有那么多的男青年和女青年硬要往这三亿之众的一部分末成年的中国小人儿里边挤。甚至三十来岁了，仍嗲声嗲气对社会喋喋不休地宣称自己不过是“男孩儿”和“女孩儿”。那种故作儿童状的心态，证明他们和她们是多么乞求伶爱、溺爱、宠爱……
这其中不乏当代之中国大学生。
问题还不仅仅在于“男孩儿”、“女孩儿”这一种自幻心理是多么可笑的心理疾病，问题更在于——它还导致一种似乎可以命名为“男孩儿文化”和“女孩儿文化”的“文化疟疾”。这“文化疟疾”，首先在大众文化中蔓延，进而侵蚀一切文化领域。于是不知从哪一天开始，中国之当代文化，不经意间就变得这样了——娇滴滴，嗲兮兮，甜丝丝，轻飘飘，黏黏糊糊的一团。
人对人的爱心应是高于一切的，是社会起码的也是必要的原则。当这一原则遭到歪曲时，人不应驯服为时代的奴隶。获得这一种很平凡的思想，我们当年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啊！……
当时代发展的利益还不能平等地具体到一切人身上的时候，当时代发展的负面强烈地固扰某些人的时候，人便企图同时代保持某种距离。于是人与社会的中介关系便产生。中国式的“社团”是中国人和中国目前时代的“扬长避短”的选择。既是被动的，亦是主动的。普遍的中国人，希望通过它的产生，感受社会发展的利益，削弱社会发展的负面的固扰。并且，希望它是“小而全”的。希望三十六行七十二业都囊括其中。那么换煤气、孩子入托、转学、生病、住院、往火葬场送葬，似乎一切都有了受“关照”的可能了。我常想，一位主治医生，一位外科或内科以及其它医科的专家，在一切人际圈子中，其特殊地位大概不蕾是一位“教父”吧？
贵族——我以为，更应作这样的解释——人类中心灵很高贵的那一部分人，或曰那一“族”人。他们和她们的心灵之光，普照着我们，使我们在自私、惟利是图，相互嫉妒、相互倾轧、相互坑骗、相互侵犯的时候，还能受着羞耻感的最后约制……
几年来我自己的心灵受着种种的诱惑和侵蚀，它疤疤痢痢的，已越来越不堪自视了。亏我还没彻底泯灭了自省的本能，所以才从不屑于去冒充“贵族”。更不敢自溺是什么“精神贵族”……
愿别的中国人比我幸运，不但皆渐渐的“贵族”起来，而且也还有那么一点儿精神可盲……
人的生存，依赖于两大环境。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人文环境是相当复杂的命题，与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有着太密切的关系，并非每个人出于良好的愿望便能作积极有益的奉献。自然环境的问题，虽然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命题，但相对于人文环境而言，毕竟单纯得多。爱护花草总比关心他人是更容易号召的事，愿意义务植树的人总比愿意义务输血的人多。美好的自然环境需要爱护。不美好的自然环境更需要治理，需要改造。自然环境其实也是宇宙生命总体的概念。当代人尊重生命美化生活的文明意识和文明愿望，在保护自然环境的前提下，含意将会、也应该会更为宽泛……
尤其令从事环境保护事业和环境文学研究的朋友们欣慰的，则肯定将是这样一个值得乐观的事实，那便是——自然环境的绿化和美化，无疑会促进人文环境的“绿化”和优化。这一点早巳被人类的科学态度和文明观念证明是世界性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了。经过绿化和美化的自然环境，可以向人们提供享受一片劳菲幽静之地方，赏心悦目时，呼吸些新鲜空气，化解胸中块垒，重新鼓足热爱生活的信心和勇气。热爱生活之情，促美化环境之事，为之，不亦悦乎？人人为之，人人悦乎矣！
有一个真实承认起来未免使我们当代人又沮丧又无奈，而且难为情，那就是——当代的人类越来越儿童心理了。儿童心理趋向显然的当代人，需要嬉戏、需要游戏、需要玩耍什么。正如儿童在需要泡泡糖、雪糕、“娃哈哈”之外，还需要电子游戏机。
历史学家认为人类还很年轻。其实人类已经老了。
在文化艺术方面——娱乐的心理毫无疑问地是普遍压倒了欣赏的愿望。就具体说影视吧，全地球似乎只有美国生产电影就够了。因为美国的电影是最具娱乐性的。人类用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将电影从“杂耍”上升为艺术，现在又开始将它从艺术回归到“杂耍”，只不过技术更高级了。
柿树的叶子，那一抹金边儿，黄得更深，更烂漫了。实际上，每一片叶子，其主体基本已是金黄色了。仅剩与叶柄相近的那一部分还是墨绿的。倘形容一个月前的叶子，如碧玉，被精工巧匠镶了色彩对比赏心悦目的金黄，那么此时的叶子，仿佛每一片都是用金铂百砸千锤而成，并且嵌上了一颗墨绿的珠宝。这样的万千美丽的叶子，无风时刻，在晴朗天空的衬托下，在阳光的照耀下，如一幅足以使人凝佐目光的油画。一幅出自大师之手的点彩派油画。有风抚过，万千叶子抖瑟不止，金黄墨绿闪耀生辉，涌动成一片奇妙的半空彩波，令人产生诗的情思。而雨天里，乳雾笼罩之中，则更是另一番幽寂清郁了……
真正的作家从来都是与人民的心相通的。
真正的作家的灵魂之中永远保留着人民的位置。
“人民”二字对真正的作家从来不是抽象的名词或概念。
这一点事实不由他们的笔是否只写人民来判定，而由他们的情感幅度来证实。在这一前提之下，他们的笔为识字的人尤其为有阅读习惯的人们而创作，他们却用心去关注那些可能不识字的在贫穷的泥淖中匍匐的人们。也许有人轻蔑这一种情愫，说这不过是同情。但如果没有了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同情，也便没有了一些人希望能为另一些人做些什么的冲动。那么世界上大概就只剩下了人为自己做什么的冲动。而世界真到了这种地步，是连仁慈的上帝也会产生厌恶的。
我们已处在这样一个时代的人口处——它似乎将一切法则都归结到了金钱本身的法则上。于是它使一切人的头脑都变得极端简单化了。于是它使它本身的特点也变得极端简单化了。简单得直截了当而且粗鄙……
近来我听到一种说法——传统在台湾，法制在香港，腐败在大陆。
这当然是很偏激的说法。我相信台湾和香港也自有他们的腐败。并且进一步相信，腐败在这个世界上到处都存在。只不过程度不同罢了。
但一个事实是——大陆，也就是我们共和国肌体上发生的腐败现象，的确是到了这样一种程度——它几乎使我们大多数国民，在每一个月里都能深切地感受到它对我们日常生活的侵蚀。正因为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老百姓才祈祷反腐败能够对我们共和国的肌体，从真正意义上起到一次清除作用。
而另一个事实是——的确，腐败已然侵蚀到了公检法部门。即使不能说非常之严重，也可以说是相当之严重了。
这就难免会使普遍的者百姓，对我们共和国的前景感到沮丧和悲观了。
因为，普遍的老百姓，对于所谓权钱交易，耳濡目染的，似乎早已司空见惯了。
我也许会站在今天写明年和后年我预测可能发生的事，却绝不会，永远也不会，铺开稿纸，吸着姻，潜心地去编织一个很古久的故事。
即使我下了天大的决心，写下第一行宇以后，我也肯定会跳将起来反问我自己——我这是怎么了？我为什么要这样？意义何在？虽然，我十分明白，写历史是多么稳妥的选择。因为那样，差不多只有那样，一个中国的当代作家，才能既当着作家，又不至于和当代，尤其是和当代的主宰者们，发生在所难免的矛盾，抵触和冲撞。并且，毫无疑问地，虽然民主程度已较宽松(我感觉是这样，实际上也是这样，但愿我的感觉是对的)，但在冲撞之中，可想而知，下场大为不妙的也肯定是作家本人。
“百姓”这个词，过去本是对皇帝、皇族、朝廷命官以及他们的阶层而言的。在京都，过去是对每天上金銮殿持侯朝的人、大商人、大员外之类以外的一切人的统称。在地方，比如在一个县，则便是对除了县官、县官周围的人，以及县内名流和富绅们以外的一切人的统称了。
我曾从内心里惧怕那一种“汪洋大海”。
因为，毕竟的，我是一个虞诚地拥护改革开放的人。而且，曾自认为是一个够乐观的改革开放信仰主义者。为“改革开放”这四个字，我确曾尽我的全力呐喊过。但是，那也不行。一旦我被那一种“汪洋大海”所氛围，我这个改革开放信仰主义者便前仰后合起来。我感到，它——那“汪洋大海”，要同化我，要改变我自信的对中国现实的总体看法，要把我变成它的一小簇泡沫，竟是那么简单那么的轻而易举的事。问题还在于，这写出来都够令我自己对自己感到沮丧感到悲观的——它根本就不打算同化你。它根本就不屑于同化你。你是无可选择地，别无它法地，甚至是理所当然地就被同化了。
我以为，在全中国，大概顶数北京人的道听途说最不容作轻挑的讽刺了。因为我所闻知的事情，十之六七后来成为事实。
比如首钢那位因以权谋私贪污腐化被判了死刑的副局级干部的事，比如长城债券的事，比如前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的事……早在由新闻媒介向社会公布之前，民间传媒就已经将内幕“报道”得极尽其详了。就连中央政治局乃至政治局常委们的某一次人事变动，民间传媒也往往是拖在新闻报道之前的。其准确率绝不亚于什么所谓权威人士的预见。
皇城根下的子民们几乎可以说差不多想要知道什么事就可以知道个大概。
作为执政者们，应从此中惕引出一种警告，那就是——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没有什么腐败是能够被任何一种铁幕所彻底遮掩永远遮掩的。除非你没有参与。除非你的三亲六故你的子女们也和你一样没有参与。只要你参与了，只要你的三亲六故你的子女们参与了，老百姓就会知道。首先是北京的老百姓们会知道。接着全国的老百姓就会知道。他们一旦看在眼里，也就同时记在心里了。你不能怪他们眼睛像长了钩子，专门盯在你身上。因为这在老百姓，叫作监督的本能。
领袖和政治家这绝对是两个档次上的概念。你素质上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政治家，只能是一个政治家，你在历史上的地位就命中注定地摆那儿了。不管有多少鼓吹者替你怎么鼓吹，你还是一个政治家。你必须得承认素质决定论。领袖则不同了。领袖这一词本身就带有伟大的人民性。领袖之对人民，是仅次于上帝的人物。人民感觉到了人民在他心目中的位置是别的什么所不可取替的，人民就信赖于他了，就崇拜于他了。哪怕他犯了最严重的错误，人民都最大程度地原谅他。上帝也犯错误。《圣经》里记载着上帝犯的错误。可上帝拥有的信徒依然是这个世界上最多的。今天不会再有一个中国人坚持说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了。除非是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