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位年轻朋友，听说我在校订的译文，特意写信来，要我在书出版以后，务必给他留一册。他说，他还是“文化大革命”末期刚上小学的时候，抓到过一本连环画，从头到尾，从尾到头翻了一个稀烂，原书却至今不可原谅地没有读过。他很想读一读。他说的情况，在年轻人中间大概有一定的代表性。

    五六十年代上大学的人，情况就大不一样。不仅人人读，而且多次读，认真读，读了以后就见诸行动。前不久我们学校一位博士生导师寄语大学生，谈人生的意义，一开头就说，保尔·柯察金那段名言伴随了他一生，鞭策他抓紧每秒每分钟的时间，去做一些有利于人类发展、进步的事，同时也使自己的精神生活得到充实。这位老教授的情况，在年纪大一些的人中间，也有代表性。

    年轻的也罢，年纪大的也罢，读过的也罢，没有读过而想读的也罢，都认为是一本值得一读的好书。其实，作品发表当时在读者中引起的强烈反响，早就证明它是一本激动人心的书了。

    本书作者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是俄罗斯人，一个普通的工人、红军战士、共青团基层干部。１９０４年出生在乌克兰。不是他的自传体小说，但是其中确实有大量情节取材于他自身的经历。他同小说主人公保尔·柯察金一样，年幼家贫失学，做过小工，参加红军打过仗，负过伤，后来也是双目失明，全身瘫痪。在身陷绝境的情况下，他不甘心于吃喝、呼吸、等死，于是拿起唯一还能利用的武器——笔，不，说笔也不准确，因为后来他连笔也拿不动了，而是靠口述，请亲友笔录，历时三载，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创作了这部不朽的杰作，实现了重返战斗岗位的理想。

    小说的结尾说，保尔在近乎绝望的期待中，终于迎来了州委的电报：“小说备受赞赏，即将出版，祝贺成功。”现实生活中的尼·奥斯特洛夫斯基却没有那么幸运，而是经历了更多的磨难。小说寄给出版社之后，开头吃了个闭门羹——退稿。后来经过朋友们的努力，才被一家杂志社小心翼翼地接受。小说的第一部和第二部分别在１９３２年和１９３４年分１１期刊登在并不显要的位置上，而在这三年间，评论界却对它不置一词，似乎根本没有发现这部作品的问世。真是难堪的沉默。

    另一方面，读者却并不理会评论界的冷漠，也没有等待谁的推荐和指引。还在手稿期间，作品便在当地读者中不胫而走。杂志连载期间，图书馆里借阅的人排成了长队。人们迫不及待地盼望每一期杂志的出版。信件雪片似的飞向编辑部。有一位读者直接给作者写信：“尼古拉，好兄弟！给你写信的是克拉斯诺达尔机车库一个你不认识的钳工。现在是清晨五点，我一整夜都在读你的保尔的故事。我太喜爱他了。他的冤家对头，全让我用钢笔尖给戳了个遍。杂志戳烂了。如今我呆坐着，不知道怎么还到图书馆去。”读者的激动心情于此可见一斑。

    评论界却继续沉默。直到１９３４年末，著名记者和作家米·科利佐夫来到黑海之滨的索契市，在一间小厢房里找到木乃伊似的尼·奥斯特洛夫斯基，进行采访，并于１９３５年３月１７日在《真理报》上发表通讯报道《英勇》。尼·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字和事迹第一次出现在全国性大报上，一夜之间传遍城乡各个角落，成了一个传奇式的英雄人物。同年１０月，他被授予国家级最高荣誉——列宁勋章。作者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２２日去世前的两年间，小说用各种语言重印重版了五十次。

    成了人们爱不释手的读物。他们阅读这部作品，常常激动得热泪盈眶。一遍又一遍地阅读，并不是为曲折离奇的情节所吸引，急于了解事件是怎样发展的，结局又是如何。事件的发展和结局，他们早已熟知。他们一再阅读这部作品，只是因为它引起他们的强烈共鸣，激烈地震撼着他们的心灵，给他们带来无穷的精神力量。

    的中译本，也同样受到我国读者的热烈欢迎。这部书最早由梅益同志据英译本译出，１９４２年由上海新知书店出版。半个多世纪以来，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受到它的教育和鼓舞。保尔·柯察金同我国的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雷锋、焦裕禄等英雄一样，受到青年的普遍崇敬和爱戴。他的名言：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回首往事，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卑鄙庸俗而羞愧；临终之际，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被许多人记入笔记本，挂在床头，贴在墙上，当做人生的座右铭。

    问世以来，六十年间长盛不衰。究其原因，除了它真实而深刻地描绘了十月革命前后乌克兰地区的广阔生活画卷外，是它塑造了以保尔·柯察金为代表的一代英雄的光辉形象。保尔精神成了时代的旗帜。这个形象从诞生之日起便跨出国门，成为世界各地进步青年学习的榜样。

    保尔精神也早已超越时代的界限。当今的时代，同保尔那个时代的具体内容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拿我国来说，“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我国迈入了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面临着新的形势，新的任务，也有一大堆新的问题需要解决。现实生活未必再要求我们像保尔当年那样一天发起十七次冲锋去攻占一个城堡，也未必要求我们在身患伤寒的情况下踩着寒冷彻骨的烂泥去修建小铁路，但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进军中，保尔的那种为人类的进步和解放而无私奉献的精神；那种把崇高理想和每一个具体行动结合起来，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精神；那种不畏任何艰难险阻，百折不挠，勇于进取，艰苦创业的精神；那种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却仍然是时代的最强音。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中，保尔精神仍然是我们强有力的武器。

    我们推崇，并不是说它完美无缺。

    用今天的目光看，作品的若干段落章节，例如在对农民阶级、知识分子以至新经济政策某些侧面的描写上，不无偏颇之处。

    这可以说是时代的印迹。如果我们熟悉本书创作的时代背景，那么，这些瑕疵也就不难理解了。

    在作者在世时和去世后，都出版过多次。这些版本在文字和内容上有不同程度的差异。例如，三十年代后期被清洗的历史人物，他们的名字在以后的版本中都被删去，平反后才得以恢复，此外还有其他一些改动。１９８９年苏联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出版了新的三卷集《尼·奥斯特洛夫斯基文集》，其中所收的根据作者１９３６年末去世前签署付印的第五版和手稿作了校勘，是一个重新整理过的文本。该书又在附录中以注释的形式刊出了过去俄文版中未曾发表过的部分手稿。新文集的编者认为，这个版本应该是最符合作品原貌，并能成为今后各版蓝本的规范文本。承蒙莫斯科尼·奥斯特洛夫斯基国家博物馆和新文集编者的好意，寄赠我一套，使我这次得以根据新版本将译文校阅一遍，并将新发表的文字补译出来。为方便读者阅读，新增的译文已直接植入正文中。有兴趣研究版本差异的同志，则请查阅１９８９年的俄文版本。

    同过去的译本比较，这次新增的部分大概有近四万字的篇幅，分散在全书不同的地方。短的一两个词、一两句话，长的则有一二十页，甚至可以单独成节。内容涉及许多方面，如少年保尔和冬妮亚、红军战士谢廖沙和丽达、保尔和达雅的友谊和爱情，红军的战事，小市民的心态，保尔的加入和退出“工人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党同托洛茨基派的斗争，社会主义建设的热烈场景，等等。此外还有许多大大小小的修改。

    这样，这次的中文版，也可以说是一个最新的全译本了。

    本书初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１９７６年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此书出版的是孙绳武同志，责任编辑是王家骧同志。

    他们两位都是翻译界的前辈，为本书的出版默默地做了许多工作。如今绳武同志已经光荣离休，家骧同志则不幸作古，我谨在此向他们表达诚挚的谢意和深切的怀念。

    黄树南

    １９９４年７月于南京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