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摸黑打了一仗，又一次杀出敌人重围，王树声回头一看，身边竟无一人！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1、第2、第4方面军三大主力会师，从而结束了举世瞩目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以辉煌的胜利载入了史册。

    可是，对王树声和他的部分战友们来说，他们尚未尽情享受这一胜利的欢乐，甚至征程未洗，随即又开始了中国工农红军最为悲壮的一幕，这就是西渡黄河，先北进，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拼杀；继西征，为“打通囯际路线”而血战。

    当时王树声由于长征的积劳，正疾病缠身，完全有理由不再参加西征，但他还是毅然地去了。异常悲壮的西路军出发了。

    或许是一种预兆，王树声他们一出师就不利。10月25日，由甘肃靖远西渡黄河时，即受到敌人的阻击和飞机轰炸。全军拼死拼活只抢渡了一大半，拖后的第4军和第31军就被胡宗南截住了——这反倒变成了“好事”，避免了西征更大的悲剧。

    渡过黄河的红军是：红30军、红9军和红5军团，共约3万人，时称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他们一登岸，即向北展开进攻。时任红四方面军总部教导团长的王树声，随红9军行动。首战一条山、锁罕堡；再战打拉牌、镇虏堡。这几仗，红军虽也取得一定战绩，可打得相当艰苦，自身损失也大。

    西路军面对的敌人，是把红军视为不共戴天仇敌的马家军阀。马家军阀，代表着西北地区回族上层最反动的封建势力。其军力主要为马步芳、马步青、马鸿宾、马鸿禄和马鸿逵所部，俗称“五马”。他们多为骑兵，作战机动、灵活、迅速，又在本乡本土上，供给充足。“五马”以10多万的精兵对3万人的西路军，在力量对比上占有绝对优势。

    几仗之后，就使远途奔袭、没有根据地依托的红军露出不妙的迹象。

    随后，宁夏战役计划因军情变化而放弃了。依照新的部署，11月11日，中央军委电令渡河红军称“西路军”，任命陈昌浩、徐向前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正、副主席，率部西进，打通新疆。

    就在红30军和红5军团向西挺进之际，敌人的主力首先咬住了向古浪进发的红9军。11月11日凌晨，9军进至干柴洼地区。敌3个骑兵旅和大量民团，即由东、西、南三面猛扑过来。在这里打掩护的9军27师，与敌激战几日始脱身转至横梁山，与军部会合。随后，敌3个骑兵旅又追击而来，9军再经过一昼夜拼杀，才将敌军击退，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攻占了古浪城。

    这一胜利来之不易，却使一些人轻敌麻痹起来，进驻占浪县城后，红9军放松了警戒和防御。11月16日，敌人3个骑兵旅、2个步兵旅，另加4个民团，在飞机大炮配合下，从西南和东北两面向古浪城发起了猛烈的反击。9军仓促迎战。

    古浪城破烂的城垣和红军临时构筑的简易工事，无法抵挡得住飞机和大炮的轰炸。阵地很快被摧毁，敌军突人了城内。9军将士奋勇抗击，经反复肉搏，才将敌驱退；但在反击中，又遭敌骑兵的袭击，伤亡惨重，护城河水为之血染。

    就这样，红9军与数倍与己之敌苦战三日，才在红31军一个团的接应下，突出重围。这一仗，虽杀敌两千余，但红9军损失也逾2000；军参谋长和一个师长都在激战中辆牲，红9军的元气大伤。就在这危难之际，王树声受命任西路军副总指挥兼第9军军长。

    对红9军古浪的失利，王树声非常痛惜，却未流露出任何抱怨情绪。后来，他对此回忆说：“从指挥上讲，这次欠妥当啊！古浪的城墙残破，地势低洼，确实不利于防守；可是如果守好城外的制髙点，先把敌人挡住，再在城内做好二道防线，情况就会好多了。而我们偏偏忽视了这些，被敌人抢占了城外的高地。这就好比高山压顶，毫无办法。这个血的教训，应该牢牢记取……”

    退出古浪，王树声即奉命率9军，向兄弟部队控制的河西走廊转移。原计划奔赴凉州，因敌人已有防备，又改向永昌。

    王树声当时预料敌人在古浪得手之后，决不会善罢甘休。红9军一到永昌，他即传令连夜构筑工事。果然，枪眼还没掏毕，敌人就打来了；而且，兵力达5个旅和7个民团之多。

    敌军仍旧同打古浪一样，先用大炮猛轰，接着就是骑兵冲锋。王树声指挥部队沉着应战，据城抗击，多次杀退敌人的进攻，歼敌2000多人，但终因敌众我寡，还是被迫撤离了。

    西路军分兵西进的月余内，虽毙、伤敌6000有余，但自己损失更重，而且战斗力大为削弱，困难日益加重了。

    恰在此时，“西安事变”爆发了。西路军奉命停止西进，就地牵制马家军，并创建根据地。

    西路军所处的这种态势，客观上正中了敌人的下怀。马家军以一部兵力牵制倪家营子地区西路军主力，而集中重兵，对分散的西路军各部，采取分割包围、各个击破。

    这时，王树声率红9军一部驻扎在甘俊堡。这是个大庄子。元月中旬的一天，王树声得悉敌人将发动进攻，甘俊堡为主攻目标之一。他考虑红9军已经远离总部，处境孤立，不宜死战死守，当夜即主动撤退，向抚彝我军主力靠拢。

    不料，刚出庄子不远，骡马的嘶鸣声，惊动了已包围甘俊堡的敌军。霎时，枪声大作，队伍乱了。王树声正要发布命令，敌人一炮打来，震得他的坐骑猛然一跳，将他掀下马来。幸好没受重伤，他一跃而起，可受惊的马已不见踪影了。

    一片混乱中，王树声果断地从身边战士手中抓过一挺轻枪，端起来大声喊道：“同志们，跟我来呀！”红9军杀出了一条血路。

    可是，当王树声率部出生入死，历经风险，辗转汇集到西路军总部时，获悉的是一个接一个令人无比悲怆的不幸消息。

    1月20日，高台失陷，守城的红5军团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13师师长叶崇本等以下3000余人，大部壮烈牺牲；1月21日，救援髙台的我骑兵师，也在中途被敌所阻。师长和政委都在激战中牺牲；总部直属队所在地抚彝，复落敌手。突围而出的战士，又遭敌截击，损失严重……

    而西路军剩余全部人马，又被数万强敌团团包围于倪家营子地区西北40多个屯庄里。处境险恶。中央虽有东返的电示，但在敌优势骑兵拦截下，已难实现。只有暂时集结全军，据地固守。

    马家军发觉西路军有东返的意图，1月23日，以大炮轰击、机枪扫射，向西路军阵地发起连续猛攻。此时，西路军已是弹药奇缺，只能凭肉搏与敌人格斗。每当敌人冲锋近前时，坚守阵地的红军，不分男女老少，都一跃而出，杀声震天，冲入敌群，挥舞着长枪、大刀、木棍，以及一切可作为武器的东西，与敌搏杀；有的手中武器毁了，就赤手空拳，扑向敌人，拳打、脚踢、口咬，扯下敌人的耳朵，抓掉敌人的胡子；有的重伤员至死不下火线，不少人拉响了护身的手榴弹，与周围的敌人同归于尽……

    这时候，作为髙级指挥员的王树声，不仅每战必身先十卒，而且战斗间隙还不断跑来奔去，慰问战土，鼓舞斗志。

    西路军所占的倪家营子地区，不过是弹丸之地。被困的日子一长，已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为了活命，就只有冒着敌人炮火的封锁，到敌占领区打水，这又不知伤亡了多少战士！就这样一直拼杀了月余，虽消灭了大量敌人，西路军也不足万人了。

    1937年2月21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鉴于长期困守无望，决定回师东返。当晚，兵分两路突围。王树声率9军为右翼。

    24日，王树声所部到达甘州的西洞堡一带。即得到大批敌人正尾随而来的消息。他一听，计上心来。敌人是骄兵，正可利用这一点，杀他一个“回马枪”。

    于是，王树声缜密地布置阵地，为加强主攻兵力，他把自己的警卫、通信连全撒了出去。果然不出王树声所料，深夜敌军到了，狂妄得不安营扎寨，一上来就包围了西洞堡，随后即发起攻击。打了一阵，并不见接火，敌人认为红军再无还手之力，于是大队人马就涌人了西洞堡。

    正当敌人得意之时，突然，冲锋号声划破了沉寂一时的夜空，顿时杀声四起，一排排手榴弹投向敌群，炸得敌人哭爹喊娘，人仰马翻。活命的抱头鼠窜，迎候他们的是红军手中吐着火舌的轻、重机枪；敌人的骑兵顿时失去了往日的威风，被打得四处乱窜。

    一直激战到午夜，敌1个骑兵旅和1个宪兵团被打垮，我军缴获了大批的枪支弹药。

    翌日，红9军和红30军又在龙首堡一带，全歼敌宪兵团，缴枪1200多支及大批军需物品。

    这些胜利，打击了马家军的锐气，鼓舞了自己的斗志，本来有利于西路军摆脱险境，迅速东返。可西路军主要负责人却又一次过髙估价了这些胜利的作用，认为敌我力量已起了决定性的变化，竟又决定重返倪家营子，准备继续西进，完成既定的任务。

    2月26日，部队返回倪家营子。这时，被敌洗劫一空的倪家营子，吃无粮草，住无房舍。

    次日，马家军又伺机以重兵围攻。我西路军与敌连续血战7昼夜，伤亡惨重，弹尽粮绝，陷入了极其困难的境地。3月5日夜，西路军再度突围。向西北转移。到了7日，又在抚彝南三道流沟遭敌包围，苦战5天，才又解脱山来。

    不断地突围，不停地战斗，已把红军拖得筋疲力竭；常常是凌晨刚刚住下，敌人的骑兵就追上来了；打退了一股敌人刚想喘口气，又一股敌人围上来了。

    在如此险恶的情况下，考虑到西路军四川籍战上较多，熟悉山地战，总部决定向祁连山转移。

    祁连山，位于甘肃、青海两省交界，是一座绵延千里、重峦叠嶂的大山。3月12日，西路军刚抵祁连山的梨园口，马家骑兵又蜂拥而至。

    在这生死存亡的重大关头，担负后卫的红9军，在王树声的指挥下，率先抢占了梨园口西山头，力抗追敌，掩护红30军展开。战斗异常激烈，仅仅几小时，就有两个多闭的红军，在阵前洒尽热血；红9军政委陈海松、宣传部长黄思彦，红25师政委杨朝礼等，当场阵亡。王树声奋力拼杀，才在一批警卫的掩护下，得以死里脱生。

    红9军失利后，敌军即倾全力向红30军扑去。红军又有两个团捐躯沙场。总指挥部率余部边打边撤，退入祁连山区。一清点，全体西路军连同大批的伤员在内，已不足3000人了。

    3月14日，西路军全部转至康隆寺南40里的石窝地区，再遭敌骑兵袭击，损失2个团。至此，全军仅剩1500余人，而且被山下敌军两个旅死死包围着，情况危急终于达到了顶点。

    在最后的关头，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陈吕浩，主持召开紧总会议，决定将余部整编为左、右两个支队：左支队千余人，由红30军政委李先念率领，顺祁连山向西走，隐蔽转移，摆脱敌人，向安西、新疆方向前进；右支队500余人，由王树声率领往东走，准备出山，同敌人周旋，向黄河方向东移；同时，为分散敌注意力，还决定陈昌浩和徐向前总指挥另分为一小路，脱离部队，往东潜移。

    时间刻不容缓，各支队连夜分头行动了。王树声率右支队，很快将大量的敌兵吸引过去。3月15日，右支队与尾追之敌激战于黄番寺地区，击退了敌人。可是，紧接着又有两个旅的敌人围了上来，右支队寡不敌众，大部分战士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只剩百余人突围出来。

    从此，王树声率领着这百余人，在祁连山打了近百日游击，历经了人间苦难。在茫茫大山里，且不说随时随地要跟凶敌进行生死搏斗，就是与大自然的斗争也是异常残酷的。严冬笼罩的祁连山，没有人迹，没有寸草，纵目所及，就是一片皑皑积雪和嶙峋怪石。这对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红军，又是何等灾难！一些在敌人枪林弹雨中幸存的战士，却又被祁连山的饥寒夺去了生命。

    随着不息的生死搏斗，严寒饥饿的加剧，王树声身边的战士一天天减少，不足两月，百余人。锐减到30余人，而且，一个个衣衫褴褛，精疲力尽。有些战士再也无法忍受了，要求与敌人拼了完事。

    王树声耐心地劝导：“跟敌人拼了最痛快，也最简单。可同志们要知道，我们不是做生意，搞什么赔本赚钱；我们还重任在身哪！现在可以明白告诉大家了，我们在这里既不是东藏西躲为活命，更不是占山落草当流寇，而是为了牵制敌人，掩护我们的左支队继续西进，打通国际路线！”

    晓明这些大义，再苦大家也都默默忍受了。王树声带着这屈指可数的人员，熬过残冬，迎来春天。一直坚持到1937年6月了。

    6月的祁连山，冰雪开始溶化，芳草开始萌芽。在一个难得的艳阳天里，王树声和战士们爬上一个山头，正想晒晒太阳，突然，眼尖的王树声看到不远处冒出几个人影，晃了一下。接着，传来一声吆喝：“哪一部分的？”

    大家一怔，以为是自己流散的战友，也就回问：“你们是哪一部分的？”

    这一喊不当紧，立刻引出一阵狂叫：“共军！共军！打！”

    枪声再度大作。

    王树声见状，手一挥，飞身上马，喊道：“同志们，跟我冲啊！”这一冲，王树声和他的右支队就算散了，永远地散了。

    跟着王树声冲出来的不足10人，这可怜的几人再就地坚持已无可能，于是王树声决定东返陕北。途中又分成了两股，一股走小路，一股走大路，为得是尽可能地保全最后这点骨血。

    王树声带着几个人向东走到腾格里大沙漠的边缘，又与马家军的骑兵相遇，摸黑打了一仗，回头一看、身边竟无一人！王树声这时真正成了一个孤军指挥了！

    大地之间，除了他王树声外，就是一望无际的大沙漠，难以准确辨别方向，他只有凭着感觉朝前走了。

    沙漠多风，王树声根据太阳的起落，向东走了一天，下午便遇上突起的狂风。风一起来，沙漠就像被人抖动着的大炕席，石砾细沙铺天盖地袭来，太阳不见人，方向也失去了。王树声被旋风卷起，左推右搡，不知往哪里去。等他苏醒过来，已是午夜时分，风停了，他躺在一个沙坡下。脸在脱皮，嘴唇起了许多水泡，干裂出血了。用手一摸，身上竟盖着一层厚厚的黄沙“被”。他一点一点扒出身子，挣扎着爬起来。他知道，如果不趁没风的时候赶紧走，当第二次风暴再来时，就不会这么幸运了。

    他继续往前走呵，走，终于一头栽倒在沙漠里……

    醒来时，眼前是一位60岁开外的老汉，手里正拿着一个水葫芦给他喂水。他挣扎着起来，但动不了身。老人安慰他：“你不要动，你饿过头了，先喝点水。”

    王树声不再言语，喝下水，又吃了老人递过来的两个馍馍，这才坐起来，朝四周看了看，发现自己已经走到了沙漠边缘。

    老人问王树声：“你怎么跑到这个地方来了？”

    王树声不知这个老汉的来头，不敢轻易吐露真情，只好编瞎话说：“大爷，我是贩盐的，因为途中遇上强盗，被抢走了盐和钱，才落到这个地步。”

    老汉笑了：“你不像贩盐的。我这一生经常和盐贩子打交道，还能认不出真假？说实话吧，我看你是红军。”

    王树卢一惊，心想不知是哪处露了马脚，但嘴上还在遮掩：“老人家，我不是红军。”

    老汉生气了，一下变了脸：“是就是，为啥遮遮盖盖？我告诉你吧，我叫俞学仁，家住宁夏中卫县旋窝铺，一辈子做小生意养家糊口，不坑人。我们那一带苦得很，穷人受尽了马家军的欺压，大家都盼着红军来消灭他们，让我们也翻过身来。”

    一番话说得王树声不好意思起来，只好承认：“我不瞒你，我是红军，一路上常遇上坏人，所以……”

    “你不要说了，跟我先回家去。”老人知道了王树声的身份，心甲里很高兴。

    老人扶着王树声走了几十里路，傍晚来到女婿家。老人特意让女儿炒了几个鸡蛋给王树声吃。王树声看到老汉一家都是忠厚老实的穷人，话也多起来，把自己家里的情况都跟老汉说了：

    “我家住在大别山西麓的湖北麻城项家冲，全家14口人。我家的主要亲人都很早参加了革命。大哥是共产党员，病故了。二哥也是个共产党员，在战斗中牺牲了。弟弟和妹妹参加革命以后，在‘肃反’时被杀害了。现在我家是没什么人了，我参加红军就是要为打倒反动派，给穷人出气！”

    老人抽着烟，一直静静地听。很长时间才说：“你看你家也没什么人，我们这个地方虽说穷一点，混口饭还是有得吃的。我看你这人忠厚老实，你留在我这里，我还有个女儿……”

    “老人家，”王树声有些着急，“我是党的人，无论走到哪里都要归队。老人家你救了我，我终身不忘，但要我留下来，我是呆不住的。我一定要回延安。请老人家原谅我。”

    老人抽了好长一会儿的烟，叹气道：“看来是留你不住，等有个好天，我送你走。”过了几天，俞学仁老人和王树声上路了。

    俩人一个扮作“丈人”，一个扮作“女婿”。遇上盘查，王树声不说话，全由俞学仁老人应答。一路还算顺利，五六天过后，他们来到陕北同心城外。这里已属红区的边缘地，王树声有些放心了。正在暗自高兴时，突然，从树林子里钻出几个手端步枪的人来，将他俩包围住。领头的人把手枪一挥说：“举起手来，你们是干什么的？”

    王树声细看一眼对方的着装，反问道：“你们是干什么的？”

    “我们是红军！”

    王树声道：“你们有负责人吗？我想会一会。”

    红军战士眼一瞪：“你口气不小，说，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

    王树声答道，“我叫王树声，是红4方面军的。我的部队打散了，我返回延安途中在沙漠里迷了路，多亏这位老伯救了我的命，今天他老人家送我回来了。”

    “我看你的打扮不像红军。”红军战士还是不相信，上前将王树声和俞学仁绑了。

    王树声和俞学仁被押送到同心城内一户农家，红军排长进屋给团长汇报抓住了两个可疑之人。团长从屋里出来，一眼认出了王树声，慌忙回头批评战士：“你们怎么搞的？为啥胡乱抓人？这是红4方面军的王副总指挥！”

    战士们吓得直吐舌头。

    团长喊道：“还愣着干什么，快给首长松绑！”红军团长上前握住王树声的手，不好意思地说：“副总指挥，请你原谅。”

    王树卢笑着说：“你们警惕性高，做得对，不能怪你们。有没有饭哪？”

    团长急忙把上树声和俞学仁老汉让进屋子，吩咐人去弄饭。俞学仁老汉在部队休息两天即要回去了。临走时，王树声把自己保存多年的一个金戒指送给他，动情说：

    “老人家，你救了我的命，我一辈子忘不了。这个金戒指，请你收下作个纪念吧！等将来全国解放了，我去中卫看望你！”

    俞学仁老人含泪收下戒指，与王树声依依惜别。

    全国解放后，王树声没有食言，他多次托人打听俞学仁老人的下落，但始终没有找到。

    在红军团长派的骑兵的护送下，王树声来到了延安。

    听说王树声回来了，毛泽东把他接到窑洞，请他吃饭，为他洗尘。王树卢详细汇报了西路军的作战经过，并以沉痛的心情检讨了自己的过失和应负的责任。

    毛泽东没有责备他，反而表扬了他勇于承担责任的精神，亲切地说道：“你回来就是胜利，西路军失败你没有责任！”

    毛泽东随后亲笔写了信，介绍王树声到“抗大”里去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