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派陈毅重返华东

    日本投降，抗日战争胜利了，喜庆的气氛笼罩着陕北延安。

    太阳偏西了，毛泽东在自己的窑洞里不停地苦思冥想，一口接一口地抽着烟卷。

    炊事员把饭又热了一遍，悄悄地送去。这回炊事员没有马上离开，而是静静地站了几分钟，等毛泽东稍稍抬起头的时候，轻轻地说：“主席，日本鬼子投降了，大家都很高兴，你该吃饭了。”

    毛泽东说：“日本鬼子投降，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哟！”

    炊事员听不懂毛泽东的话，仍微笑地站着。毛泽东引用了《四书》中的一句话，说：“日本鬼子投降了，感到喜，也感到忧。喜的是中华民族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被打败了，投降了；忧的是还有一个美帝国主义支持的蒋介石存在，他总是想消灭我们。打日本鬼子经历了8年，下一步和蒋介石打，还不知要打几年呢！”

    1945年8月11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日本投降后党的任务的决定》，指出：“将来阶段，国民党可能向我大举进攻。我党应准备调动兵力，应对内战，其数量与规模，依情况决定。一部分地区，如江南、豫鄂、晋绥等地，第一阶段之时间可能甚短，对此应有充分估计。”

    8月25日，《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的宣言》发表，要求国民党政府“承认中国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以便立即实现和平，避免内战”，提出了“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

    同天上午，延安东关机场。这座不大的山地机场，此刻却显得无比重要。一架美国军用飞机腾空而起，开始了一次非同寻常的航行。这是中共中央借助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飞机执行的一次特殊飞行任务，飞机上都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些重要人物。机上有陈毅、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陈赓、林彪、萧劲光、滕代远等20名中共高级将领。

    这是毛泽东的一次调兵遣将。

    机上的一部分同志，是中央政治局8月23日召开的扩大会议决定组成的以毛泽东为首的，新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对于陈毅来说，此次重返华东，心中还多了层意思。本来中央是让他去东北的，后来，考虑到华东更需要陈毅，毛泽东便找陈毅谈话。陈毅坦诚地说：“回华东去恐怕没有事做，不起作用。”

    毛泽东说：“怎么不起作用？只要你坐在那里就起作用！没有事可以下棋嘛！”

    于是陈毅答应下来，并请中央放心。

    皖南事变后，重建新四军军部，陈毅任新四军代军长。1942年3月，饶漱石接替因工作需要而调回中央工作的刘少奇，代理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治委员。刘少奇临行前三天特地召集军分会、华中局的几位领导，当面交代：“华中局、新四军的工作应以陈毅同志为领导中心，他领导工作有经验，军队工作搞了很久。华中局书记和政治委员由饶漱石代理，实际工作还是要依靠陈毅同志。”而饶漱石对此极为不满。1943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军分会在军部驻地安徽盱眙（今江苏）黄花塘召开整风会议。陈毅先作自我批评，然后听取大家意见。饶漱石则事先散布谣言，煽动策划，使会议变成了对陈毅的批判斗争，还发电报给中央，说陈毅“一贯反对毛泽东同志”“反对政治委员制”等，请求中央另派干部来接替陈毅的工作。然而，毛泽东是了解和相信陈毅的。针对此种情况，毛泽东电示华中局、军分会和饶漱石：“无论在内战时期还是抗战时期，陈毅同志都是有功劳的，未犯路线错误。如有同志对以上两点不明了，请漱石同志加以解释。”后来，陈毅到延安参加了党的“七大”，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军委委员。此次陈毅重返华东担任军长及副书记。

    就在陈毅赶赴华东的途中，1945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由刘少奇起草的《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的指示，指出：“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只要我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同时，中共中央对全国战略部署作了调整，要求山东主力及大部分干部迅速向冀东及东北出动，第一步由山东调3万兵力到冀东，另调3万兵力进入东北，华东新四军（除第五师外）调8万兵力到山东和冀东，浙江我军向苏南撤退，苏南、皖南主力撤返江北。罗荣桓到东北工作。山东分局与华中局合并为华东局，陈毅、饶漱石到山东工作。另成立华中分局，受华东局指挥，其人员另行配备。

    陈毅从延安所率返华中的军事干部亦到山东。中央要求陈毅“取捷径直到山东”，接替罗荣桓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的职务，罗荣桓迅速去东北。

    9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令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委黄克诚率部3.5万人赴冀东，陈毅直接到鲁南组织阻止何柱国、陈大庆进攻解放区的战役。

    10月4日，陈毅赶到山东军区所在地临沂，和在那里迎候的罗荣桓进行了亲切会见。此次相见，两人异常兴奋——他们是老朋友。井冈山时期，陈毅是红四军军委书记，罗荣桓是三十一团的营政委。“九大”以后，陈毅担任江西军区总指挥兼政委，罗荣桓担任政治部主任。

    两人久别重逢，有种难分难舍的感情，他们在紧张和匆忙中进行了交接。罗荣桓把自己的一床虎皮褥子送给了陈毅，陈毅则送了一件袖珍武器给罗荣桓。

    罗荣桓走时，山东的绝大多数主力部队也开赴东北，包括八路军山东军区第一、二、三、七师全部，第五、六师的主力，18个警备团和基干团，部分军政干部约6万人。只留下第四师、第八师2个师。与此同时，新四军第三师3.5万人，也由黄克诚师长率领北调出关。陈毅所能指挥使用的山东野战部队，实际只有5万人，加上警备旅和区县武装，以及华中方向新四军9个旅和军区武装，整个华东总兵力也才40万人。

    这些部队也相当分散。有刚从华中调山东的；有刚从地方武装上升为主力部队的；有在某一地区活动发展多年，不愿远离“老家”的；也有干部过去对陈毅并不熟悉而个性很强，不那么“听招呼”的。一向开朗乐观的陈毅，此时确实感到肩上的担子有些沉重了，军情实在太紧急了。

    陈毅在同部队官兵的谈心中了解到，部队中不少人还存在着和平幻想。所以他上任后主要是了解部队、教育部队，每到一处都要把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进行宣讲。当时毛泽东同志为了和平，已从延安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陈毅告诉大家：“我们是力争和平的，但不能抱有幻想。反动派总是反动派，不打不倒！我们部队工作的重点应放在‘打’字上。反动派是不会真心实意和谈的，他们已经磨好了刀，准备向我们杀来。美国正帮助国民党反动派，从天上、地上、海上向东北运兵。内战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要作好充分准备，准备大打，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决不允许反动派抢占胜利果实！”

    每次，他都要讲重庆谈判，讲全国的战局，讲进军东北的意义。有不少人对毛主席赴重庆谈判的安全很担心。他告诉同志们，我们的仗打得越好、越大，对重庆谈判越有利，大家要坚定对敌斗争的信心。在一次干部会上，他说：“党中央和毛主席给我们的任务是向日伪军大举反攻，扩大解放区，同时把守住山东的南大门，坚决粉碎反动派打通津浦路的企图，阻止国民党部队北上。”

    陈毅的讲话使一些干部、战士心中存在的疑团解开了，立足点也高了，心也变得明亮了。各部队广泛喊起了“守住南大门”“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口号，同时进一步发动群众，激励群众，加强地方武装和民兵建设，巩固了解放区。

    盘马弯弓

    深秋的清晨，已经有些凉了，战士们出操刚回来，驻地还显得十分宁静。

    陈毅正在洗脸，张茜从值班室带来一份电文，上面写着：“第三方面军汤恩伯和第三战区顾祝同的部队已进抵上海、南京，控制了宁沪铁路，正继续沿长江向南通、六合之线推进，妄图首先控制宁、沪、杭及津浦路南段，而后以徐州为前进基地，继续打通津浦线，向天津、北平及东北推进，同时分割山东、华中解放区。”

    陈毅感到时局发展得太快，正像毛泽东和军委委员们分析的那样，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根本不顾全国民众祈求和平的愿望，只是在一味地抢时间“收复失地”。他思忖着，目前山东和华中的部队应干点什么，怎样来牵制时局，同时应作哪些调整。

    1945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电给他和罗荣桓、黎玉等，指出：“目前，山东与华中的中心任务（除出兵东北外），就是截断津浦路，阻止顽军北上，并力求消灭顽军之一部或大部。为此，必须立即组织一股强大的突击力量，布置于徐州以北、济南以南的适当位置，控制铁路一段，创造战场，以便打击北上顽军。”铁路方面，胶济路可以不用严重破坏。陇海路东段，只要顽军不积极封锁华中，亦不必以重兵破坏，应集中力量于徐州以北。淮南、淮北亦应集中力量于津浦路作战。隔了两天，中共中央又指示：“华北、华中解放区作战的重心应放在铁路线上，作战的主要目的是消灭和阻止北进之顽军。”10月19日，中共中央又致电指出：精心组织津浦战役，是一件关系全局的大事。要求“组织一支至少3.5万～4万人的野战军，在徐州、济南间适当地区占领铁路一段，并向南北扩大占领区，然后选择时机，歼灭蒋军一两个师，打一个好胜仗”。10月22日，军委又指示：“山东、华中两地应该各有一个主要作战方向。如你们能在山东、华中打几个好的歼灭战，则对整个局势将起大作用。”

    上面所引电文中提到的“顽军”，是抗日战争时期对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军队的简称，也就是“蒋军”。

    直到此时，陈毅才感到这段时间自己踌躇的心终于踏实了下来，这么长的时间，自己总是不踏实，总是在寻找什么，原来正是要寻找毛主席与中央军委所指出的方向。于是遵照中共中央一系列重要指示，决定华中局、新四军军部立即北移山东。华中局与山东分局合并为华东局，统一领导华中、山东的全盘工作。新四军军部兼山东军区领导机关，新四军军长陈毅兼山东军区司令员，饶漱石任新四军政委兼山东军区政委。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北移后，华中另组华中分局，受华东局领导。同时成立华中军区，隶属新四军建制，张鼎丞任司令员，邓子恢任政治委员，粟裕、张爱萍任副司令员，谭震林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刘先胜任参谋长，钟期光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苏中、淮南军区及2个独立旅和8个军分区。

    同时组成华中野战军。粟裕兼任司令员，谭震林兼任政治委员，刘先胜兼任参谋长，钟期光兼任政治部主任。华中野战军下辖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纵队共四个纵队。第六纵队由王必成、江渭清分别任司令员、政治委员，段焕竞任副司令员，陈铁君任参谋长，刘文学任政治部主任。第七纵队由姬鹏飞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藩任副司令员，杜屏任参谋长，卢胜任政治部主任。第八纵队由陶勇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清任副司令员，伍洪祥任副政治委员，韩念龙任政治部主任。第九纵队由张震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饶子健、杜新民任副司令员，姚运良任参谋长，王学武任政治部主任。

    对苏中和淮南军区的领导亦作了调整：苏中军区司令员管文蔚，政治委员陈丕显，参谋长胡炳云，政治部主任陈时夫；淮南军区司令员周骏鸣，政治委员肖望东，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梁从学，政治部主任余立金。

    此次整编和调整，统一了领导，同时组成了野战军，适应了未来形势发展需要，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吴化文落荒而逃

    10月中旬，陈毅、黎玉亲赴鲁南前线，在刚获解放的峄县（今峄城）开设指挥所，统一指挥鲁南、鲁中军区部队和正在北上的新四军部队，组织津浦路徐（州）济（南）段战役。战役的意图和目的是首先打击吴化文部及与其互为依托的日军和其余伪军，扩大对津浦路之占领，并为迎歼由徐州北进的国民党军开辟战场。其部署是：以第八师及鲁南军区武装攻歼邹县、临城间之敌；以鲁中军区第四师等部攻歼兖州、泰安间守敌，切断铁路，开辟战场；急令新四军第二师第四、第五旅，第四师第九旅和第七师兼程入鲁，其中新四军第二师第四、第五旅，第四师第九旅编成津浦前线野战军第二纵队，由罗炳辉任司令员，赵启民任政治委员，韦国清任副司令员，詹化雨任参谋长，邓逸凡任政治部主任。与山东部队并肩作战，展开对敌攻势，以迟滞国民党军沿津浦路北犯。

    津浦路徐州济南段是南北交通大动脉的关键一段，是由南方进入华北、东北的通道。就1945年底的蒋介石来说，他的部队已具有机械化的快速机动作战能力，控制津浦线，就可以保证蒋军多路快速进攻，随时与我军进行决战。我军决定展开这次战役，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0月18日，战役打响。第八师奔袭邹县县城，争取先机歼灭拒降的日伪军。

    盘踞邹县县城的是刚由伪军改编的吴化文部第四师十团及伪保安十八旅，另有日军一个中队。

    吴化文祖籍山东，早年投靠西北军冯玉祥部，在蒋、冯中原大战后投靠蒋介石。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国共合作时期，他曾指挥部队配合八路军第十九旅粉碎了日军对鲁南的扫荡，接受过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政委肖华的慰问。但不久，却与八路军产生摩擦，并多次指挥所部向抗日根据地发起进攻，公开投靠日本。

    日寇投降后，吴化文又奉蒋介石电令，率部前往山东兖州，接收日军修筑的飞机场及武器装备，负责兖州至泰安间铁路的掩护和修复任务，保障国民党军嫡系部队李延年部北进受降，抢夺抗日胜利果实。

    第八师受领任务后，师长兼政治委员王麓水立即率领部队向邹县疾进，并决定由第二十二团一营、二营担任主攻任务。

    当晚，一营、二营官兵在该团团长王吉文的率领下，对邹县东、西城门同时发起攻击。18日凌晨发起战斗，一营连续四次爆破均获成功，仅用25分钟就完全攻占东门，控制了东门各要点，掩护后续部队跟进，向纵深扩大战果。

    攻击西门的战斗进展得比较顺利。爆破分队和登城分队同时一鼓作气登上了城墙，后续部队趁势向城内突进，与敌展开巷战。守敌四处乱窜，溃不成军。

    敌第四师十团副团长陈子忠率领600余人放下武器，弃暗投明。至19日晨，吴化文部第四师十团和伪保安十八旅被全歼，只有据守城内碉堡的日军米仓中队拒不投降。王团长当即下令组织爆破，随着一声巨响，30余名日军被消灭于碉堡的废墟中。

    10月20日，为扩大我军在津浦路沿线阻敌北进的阵地，陈毅司令员命令第八师一部乘胜对日伪孤立据点展开军政攻势。在强大的军政攻势下，盘踞十罗铺、罗河、两下唐等铁路据点的日伪军相继缴械投降。

    至10月21日，第八师共歼伪军2500余人，俘日军360余人，缴获大量日式武器，其中包括九二步兵炮2门，平射炮、迫击炮4门，八八式小炮17门、轻重机枪40余挺，第八师大大地改善了武器装备。我军控制了邹县南北铁路40余公里。

    在第八师攻克邹县的同时，山东军区三师、四师向据守泰安以南大汶口地区的日伪军发动连续进攻，全歼守敌，控制大汶口南北铁路10余公里。

    10月下旬，时任新四军淮南军区司令员的罗炳辉在组织部队对日军进行彻底大反攻中接到命令，他被任命为津浦前线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接此通知后，他一刻也没有停留，迅速地将淮南的工作向新任命的淮南军区司令员周骏鸣、区党委书记兼政治委员肖望东做了交代，然后同新四军第四师九旅会合，和纵队副司令员韦国清等人一起进行第二纵队的编组。然后，新编成的津浦前线野战军第二纵队便从炮车车站两侧越过陇海路封锁线，到达山东滕县东北的龙阳店集结。

    这时，蒋介石调集的军队，除已空运、海运至东北与华北的部队外，其余部分正沿津浦、平汉铁路北进。陈大庆的第十九集团军所属九十七军、骑兵八师抵临城。吴化文率其第五路军总司令部及第一军等部，已由徐州进至山东滕县。陈毅司令员获悉吴化文部从滕县北上时，立即决定在滕县以北的界河地区伏击敌人。

    具体部署是：第八师在界河以西一线山上设伏，二纵九旅在界河以东一线山上设伏，五旅分布在九旅以南，三支部队形成一个三角形伏击圈。待吴部进入设伏地域后，由五旅断其退路，八师会同九旅拦腰出击。第四师和鲁中警备第三旅在邹县以南、两下店以北地区拦击可能逃窜之敌。

    第二纵队到达集结地域后，陈毅司令员视察了五旅，罗炳辉陪同前往。这是陈毅从1943年离开淮南盱眙县黄花塘去延安后，第一次视察罗炳辉所指挥的部队，也是他们分别两年多来第一次见面。

    在这之前，罗炳辉对伏击现场进行了勘察，对团以上干部开展了动员，反复强调要作好充分准备，一定要首战告捷，以此作为献给山东人民的见面礼。他还号召部队学习八路军老大哥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指战员们抓紧时间，苦练杀敌本领。第五旅十三团邀请第八师二十二团派人传授爆破技术，二十二团团长王吉文亲自带人登门传授他们拿手的爆破技术，还送给十三团一百多公斤炸药和一批雷管、导火索。

    陈毅司令员在前线召开的连以上干部动员大会上，再次为伏击战做了动员。他双手叉腰，对大家说：“同志们，我解放区军民经过8年艰苦抗战，历尽千难万险，终于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可是，抗战的枪声还没有停止，躲在峨眉山上的蒋介石就指挥部队下山来抢摘人民的胜利果实了。在美国佬的支持下，蒋介石急调重兵沿津浦、平汉等铁路北上，处心积虑地挑起全面内战，妄图控制华北，抢占东北，独占胜利果实，对全国实行反动统治！”突然，他提高了嗓门，拉长了语气问大家，“同志们，你们答应不答应？”

    “坚决不答应！”全体干部群情激昂地爆发出如雷般的吼声。

    接着，陈毅同志话锋一转，坚定地说：“这次作战的特点很多。首先，这是我山东八路军与华中新四军的首次合作，要打出水平，打出团结，打出人民军队的风格来。其二，这次战斗是由过去分散的游击战转变成的大规模的运动战，因此，在战斗中必须克服游击作风，严守战场纪律，坚决执行命令，服从指挥，密切协同，主动配合。我们要全力以赴打好这一仗，为鲁南人民报仇雪恨！”

    最后他拍拍自己的胸脯，风趣地说：“今天，我陈毅一不做，二不休，决心与大家同生死共战斗，打胜了开庆功会，打败了开斗争会，打死了开追悼会！同志们哪，我们只能开庆功会！”

    “坚决打胜仗，开好庆功会！”大家高声地呼喊着，口号声响彻云霄。

    11月2日，我军突然截获了吴化文部第二天开始行动的情报，各部队便立即于当日进入各自的伏击地域。初冬之夜，寒气袭人，战士们忍寒挨冻地守候着。11月3日上午8时，吴化文部果然开始行动了。他们可能惧怕被歼灭，遂将主力部队置于中间，前头由到济南集中投降的日军一个大队掩护，企图在尚未投降的日军掩护下，沿津浦铁路以西的公路北进。第五旅十三团团长宋文观察到敌人出动后，立即向罗炳辉报告。罗炳辉等人在前线正用望远镜观察，也看到敌人正在北界河东北角的野地集合，黑压压的一大片，便要求十三团密切关注敌情变化，适时断敌后路，关好“大门”。

    下午1时许，敌后卫部队离开北界河已有一公里多。宋文一面向指挥部报告，一面派该团第一营直插北界河，向盘踞在那里的一连敌人开火。敌人无法招架，退缩到南界河据点。十三团很快占领了北界河，截断了吴化文部南逃退路。

    这时，八师、五旅、九旅放过开路日军，从公路两侧迅速对吴化文部进行分割围歼。九旅二十六团冲到前圪村铁路桥西侧坟地一线时，遭到五里铺守敌的密集火力阻击，形成对峙状态。后一营从三营北侧迅速越过铁路，直插张家庄，将敌割裂，并向南猛攻。守敌顿时大乱，三营趁势攻下五里铺。八师一部则已攻占界河西北保安山。五里铺地域之敌，一部分被我二十六团歼灭，一部分向七贤庄方向逃窜。

    敌残部向七贤庄方向逃跑，二十七团（欠二营）和九旅警卫营配合五旅将其歼于七贤庄、东八里地域。

    下午5时许，战斗胜利结束。

    此次战斗，历时4小时，吴化文部被打得晕头转向，有生力量被大部歼灭，其第一军军长于怀安等纷纷缴枪投降。吴化文见势不妙，丢下部队，带着亲信卫士，在十几名骑兵的掩护下，飞奔到日军的队伍里。这次大规模的伏击战，共歼敌4000余人。被俘的官兵身上，均佩着两种肩章符号：一是日伪的白底蓝边红字的“兴亚爱华”，另一种是国民党的白底蓝字的“五路”——既是伪军，又是“国军”。这是蒋介石搞蒋、敌、伪合流的有力罪证。

    界河伏击战胜利后，11月4日，罗炳辉又指挥五旅十三团继续围攻南界河。这里有吴化文部第一军的一个团据守，加上当地的顽固派约1300多人。十三团因准备不足，第一次攻击受挫。罗炳辉为了加强攻坚火力，从五旅、九旅各调了2门山炮，归十三团指挥。那时山炮没有瞄准镜，炮手就将炮推到敌炮楼附近进行抵近射击，随着一声震耳的巨响，敌炮楼和围墙被摧毁。

    11月5日，山东军区八师一部沿津浦路以西地区南下，进逼临城。

    11日夜，八师二十三团一营与五旅十三团紧密配合，进攻临城附近的柏山要点。攻击部队在火力掩护下进行多路突击，守敌凭借碉堡工事顽抗，战斗形成对峙。天近黎明，敌援兵将到，在无炸药的紧急情况下，二十三团一营三连机枪班班长、共产党员陈金合在关系战斗成败的紧要关头，毅然冲至敌堡下，一手扶雷，一手拉弦，与敌堡同归于尽。突击部队乘机迅速冲上敌阵，激战至12日凌晨，全歼守敌国民党第九十七军两个连，控制了柏山地区，为战役的胜利赢得了时间。陈毅司令员听到陈金合摧毁敌堡的壮举，赞誉他是“彻头彻尾的共产主义英雄”。战役结束之后，津浦前线各部队广泛开展了向陈金合学习的活动。当地人民政府为纪念陈金合，将“柏山”命名为“陈金合山”。

    打下界河以后，津浦铁路中段南到滕县、北到兖州的一百多里全部被新四军、八路军控制。斩断津浦路的任务已经初步完成，将蒋介石沿津浦路运兵北上的计划破坏了。

    夺取韩庄

    韩庄是山东的大门，直接控制着微山湖，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为了防止国民党军主力大举进攻，津浦前线野战军各部队遵照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乘敌立足未稳之时，先敌发起攻击。

    11月25日晚，津浦前线野战军向韩庄等据点之敌发动攻击，迅速攻占了外围据点，破坏了临城至滕县、临城至枣庄、临城至徐州间的铁路，完成了对韩庄、临城的包围。

    11月26日下午3时许，陈毅亲自打电话给担负主攻韩庄任务的第四旅十团团长吴华夺，要求十团迅速打下韩庄，坚决消灭拒不缴械投降的日伪军，关住山东的大门。罗炳辉还不放心，又专门作了补充指示：要抓紧时间，作好一切战斗准备。战斗要速战速决，只能胜，不能败。

    “请首长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晚上韩庄车站见！”吴华夺坚定地大声回答，对胜利充满信心。

    “好！好！”罗炳辉接着说，“要抓紧时间充分作好战斗准备，要体现敢打敢拼、速战速决的战斗风格，要狠狠地打、拼命地搏，只能胜，不能败，一定要打出人民军队的威风来！”

    吴华夺心里明白，陈毅越过两级，直接打电话给他这个主攻团的团长，说明任务的艰巨和光荣。于是，他和团里其他领导同志一起以最快的速度进行了战斗动员、组织调整等各项准备工作。当晚8点，十团一个营用炸药炸毁了韩庄以南的运河大铁桥，截断了敌人的逃路，同时使徐州之敌无法增援。接着，吴华夺带着两个营，和兄弟部队一起猛扑韩庄。

    困守在韩庄的日军一个中队自动放下武器，伪军张乃宇部800余人大部分被歼灭，少数敌人企图逃向徐州，因大桥被炸毁而纷纷堕入运河淹死。

    午夜过后，在十团等部打扫战场时，罗炳辉司令员特地赶到韩庄车站现场查看。

    “你们打得好，打得漂亮！”罗司令员边看边对吴华夺等人说，“现在我们占领了韩庄，就可把牢山东的南大门！顽军沿津浦路北上的美梦，将会被我们击破！”

    此时，驻临城守敌国民党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陈大庆已坐卧不安。陈大庆于1925年1月在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作战勇敢，先后担任过连长、营长、团长、师长。

    此次，津浦前线野战军欲攻临城，陈大庆即令驻临城的日军1500余人，于12月1日沿津浦路南犯，妄图打通临城、徐州间的联系。当该敌进入我军第七师十九旅预设的伏击阵地后，立刻遭到我军猛烈火力袭击，随后全部向第七师十九旅缴械。

    12月1日晚，津浦前线野战军以第二纵队第五、第九旅并肩突击临城以东的国民党第九十七军新编第二十九师；以第八师向南进逼临城，截歼由临城出援之敌；以第二纵队第四旅、第七师第十九旅占领临城以南沙沟地区，阻歼徐州北援之敌；以鲁南警备第九旅第十七团监视枣庄之敌。

    从12月3日开始，二纵五旅、九旅连续向临城东部敌顽背后新编第二十九师阵地实施猛烈攻击，经两昼夜激战，于5日夺占敌临城东侧全部阵地，歼其一个团。守敌在飞机和炮火的掩护下，仓皇退入临城。陈毅司令员随即改变原定计划，决心转兵先取滕县。

    驻守滕县的是国民党第十九集团军暂编第一旅李华部及山东保安第二师赵毅轩部，他们依托高大城墙和外围碉堡群，妄图长期固守于此。

    12月12日夜，八师首先集中兵力对滕县外围孤立据点发起攻击，经一夜激战，歼顽军一部。次日下午5点，对据守滕县东门的保安第二师实施重点突击。我军先集中炮火摧毁东门城楼及两侧火力点，扫清前进障碍，接着以游动火力压制敌人，掩护突击部队攻城。

    随后，二十二团对敌城门及主要防御设施爆破成功，其余各路攻城部队相继突破敌防御阵地，冲进城内，与敌展开激烈巷战。至14日拂晓，战斗胜利结束。我军歼灭国民党第十九集团军暂编第一旅旅长李华、保安第二师师长赵毅轩及以下官兵9000余人。

    在12月13日的战斗中，第八师师长兼政治委员王麓水亲临前沿指挥，不幸中弹牺牲。中共中央致唁电悼念，称他“功在人民，名在史”。部队召开了沉痛而隆重的追悼大会，鲁南军区司令员张光中致悼词。与此同时，第九旅也胜利攻克了小窑、陶庄两地。津浦前线作战取得了全线胜利。

    岩崎献刀

    1945年11月，盐城战役结束后，华中解放区大部虽已被收复，苏中反攻作战亦取得了重大胜利，但盘踞在高邮等地的日伪军拒不接受人民的劝降。国民党顽固派支持纵容敌伪，动用24万民工加固高邮城。同时，国民党顽固派还命令第三战区第二十五军第四十、第一零八师进占扬州、泰州等地，妄图与邵伯、高邮的日伪军打通联系，继续进占和分割我华中解放区。

    高邮城南临扬州，北近淮阴、淮安，西濒运河、高邮湖，东连河网水荡，仅有一条运河大堤公路贯通南北，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这里城高墙厚，碉堡林立，工事坚固，易守难攻，是国民党军向华中解放区发动进攻的重要通道。因此，有人称：运河是道门，高邮是门上的锁，只要开了锁，两淮不保！

    驻守高邮城区的有日军2个大队，伪军7个团，共6000余人。敌人自恃城高河深，工事坚固，加之兵力雄厚，对我军的最后通牒根本不理，说是“要等待中央前来接收”。

    为了狠狠地惩罚敌人，华中军区首长决定，以七纵队插到高邮南面拿下邵伯镇，命八纵队实施攻坚，解放高邮。

    12月19日晚，八纵队在华中军区司令员张鼎丞同志的亲自率领下，兵临高邮城下。八纵队原来是新四军一师三旅，在陶勇、刘先胜、姬鹏飞、阮英平等同志率领下久战苏中，对这一地区的城镇村落非常熟悉。

    在战前召开的各团军政领导参加的作战会上，陶勇深情地对大家说：“这次战斗的有利条件很多，军区张司令员要亲自率领我们干，边区政府已组织了好几个县的民众支援前线，要人有人，要物有物，特别是高邮县更是竭尽了全力！”陶司令员越说越激动，猛地挥动一下拳头，斩钉截铁地说，“咱们同小日本已打了8年，几经较量，谁胜谁负，历史已作了公正判决！同志们，这场压台戏可一定要唱好喽，要叫东洋鬼子最后尝尝咱们人民军队的铁拳！”

    当晚，华中军区各部队在南北长40公里、东西宽20公里的地域内，分批多路向高邮外围的日伪军展开猛烈攻击。

    八纵六十六团按预定部署，向高邮东北诸据点实施猛烈攻击。五连突击班为了掩护全连从西侧过河，前进受阻。突击班班长黄甫其是当地人，对这里的情况非常熟悉。他发现附近有一块大石板，立即带领全班将石板撬开，石板下面是一条大阴沟。战士们顾不得沟里的污水恶臭，顺着阴沟钻了进去，出口处正好是山门边日伪军侧后。于是，突击班战士乘敌不备，将一排排手榴弹扔向敌群，把敌人炸得死的死、伤的伤，活着的全部稀里糊涂地当了俘虏。至12月20日中午，六十六、六十四团迅速扫清了高邮东北外围诸据点，直逼北门，六十八团也插到南门外。然后，三个团并肩作战，一齐打到高邮城下，形成了对高邮城的严密包围。

    12月18日，七纵在姬鹏飞司令员的指挥下，五十五团率先向邵伯发起猛烈攻击。突击队在行进中被一条小河拦住，官兵们奋不顾身地跳进冰冷的河中，徒步涉水过河。为了不使棉衣被浸湿而影响战术动作，不少战士竟脱下衣服，光着身子从冰冷的河水中通过。

    粟裕司令员一直在邵伯前线坐镇指挥，当获悉七纵五十五团已突进到邵伯镇街内时，迅速把大衣一夹，带着警卫员一口气跑到五十五团临时指挥所。周建平团长立即向他报告说：“全团官兵经过12个小时的激战，摧毁了敌人三道铁丝网及钢骨水泥碉堡多处，俘伪军300余人，占领了大王庙地区，使固守万寿宫的100余名日军完全陷于孤立。”

    粟裕满面春风，连连点头夸赞：“好！很好！”

    “砰砰”，从左边中学校园内打来一阵冷枪，子弹从警卫员丁震、茅志峰、陆泗义之间擦过，打在粟裕身后的墙上。粟裕当即命令周团长速派一个排去搜索，很快肃清了藏在校园内的残敌。

    12月22日中午，七纵攻克了邵伯镇，切断了敌人与扬州之间的联系。至此，高邮已陷入我军的团团包围之中。

    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由于日军内部严密封锁消息，不让士兵知道真相，加之士兵们的武士道精神还在作祟，因而部队还保持着较强的战斗力。针对这种情况，我军决定进行武力强攻的同时，也发动政治攻势，展开攻心战。

    在我军工作部的指导下，部队展开了敌前喊话活动。开始，城内的敌人对这些喊话听不进去，话筒一响，他们就打炮弹。渐渐地，枪炮少了。

    “喂，日军士兵们，你们被包围了，逃不掉啦！”

    “哈，逃什么，用不着逃嘛！”敌人还相当高傲。

    “天皇都投降了，你们还为谁卖命呢？”

    “天皇投降？胡说！”

    “不相信吗？那好，读一读天皇的诏书给你们听吧！听着：‘我兹命令日本帝国大本营，即刻下令日本一切武装部队及不论驻何地的日本控制下的武装部队的指挥官，他们自己及他们率领的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怎么样？快放下武器吧！”

    接着我军又播放《思乡曲》等日本歌曲，还在城外房顶张挂劝降标语，并把印制的传单用大弓箭射进城里去，用迫击炮把成捆的传单打进去。还用厚牛皮纸糊成瓦式大风筝，在离城2里远的地方，由几个人拽着飘到城上空。风筝上捆着一小包一小包的传单，每包传单旁边点着一根线香，线香有长有短，烧断捆传单的绳子，传单就一包一包散落下去，像雪花飞舞似的飘进高邮城的每一个角落里。

    就在这攻心战大获成效时，国民党第二十五军一零八师师长顾凤阳率领拥有全部日械装备并配有日军顾问的一个团，勾结日军500余人、伪军3400人，由仙女庙出动，向新四军已解放的邵伯进犯，企图增援高邮。国民党的战斗机也不断来袭，低飞扫射。12月25日夜，四野黑漆漆的，天空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我军趁着雨夜，从北、东、南三面用云梯开始攻城。

    六十八团一营首先突破日伪军防线，以云梯迅速登上南门城头，直插敌纵深。战斗组长蒋万金顺着梯子带头往上爬，眼看快到城头了，守敌突然伸出许多钩镰枪，往下乱捣乱戳，蒋万金负了重伤。袁金生班长将他安置在一个小掩体内，安慰他说：“我们一定要守住这里，等待大部队上来。你的伤势很重，无论如何都要挺住，坚持就是胜利！”

    蒋万金忍着伤痛，坚定地说：“请班长放心，我是共产党员，虽然不能与战友们一齐冲杀，但还可以压子弹！”

    高邮城的东半部原来有一座美丽的园林，楼台亭阁，幽雅有致。日军占领高邮后，就选择了这个地方作为司令部——人称“洪部”。为了形成更有效的战斗力，敌人不断收缩兵力，向“洪部”集中。

    八纵突击部队接近“洪部”时，日军已乱成一团，有的只是木然地望着新四军官兵向前冲击。伪军见大势已去，无心再战。经过一阵激烈的枪战，“洪部”周围的枪声渐渐稀疏了。在八纵强大的军政攻势下，日军头目见败局已定，遂摇起白旗。

    六十六团政委姚力随同部队威风凛凛地进入日军司令部。一名日军联络军官慢腾腾地走了出来，姚政委立即命令他们全部缴械投降。这家伙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势，一面声称愿意投降，一面却坚持要同我军最高代表谈判。

    八纵政治部韩念龙主任作为代表来到日军司令部后，一位年纪已在50岁以上、目光阴森的日本军官出来了。他全副武装，挎着指挥刀笔直地站在那里，大声地说：“我是日本皇军高邮派遣部队最高司令官，我只同你方最高代表谈判。”韩主任看着这个装模作样的家伙，实在又好气又好笑，就严厉地说：“我就是最高代表，现在命令你们无条件投降。”

    这家伙仍然十分狡猾，想讨价还价：“我们旅团中心在南京。我们同意离开高邮，回到南京去。城里的弹药给养和重武器，我们可以全部留交给你们。为了去南京的路上安全，我们将要轻武器带走。”

    原来这家伙就是日军独立混成第九十旅团的岩崎大佐。

    韩主任对岩崎说：“现在，你和你的部属必须立即解除武装！”

    要交出武器，岩崎大佐感到难堪，犹豫了好久，最后才慢慢从身上解下指挥刀，放在桌上。

    高邮城内的890名日军全部向八纵队缴枪投降了。居民们挂出红灯笼，拿出烟酒欢迎新四军，街上到处都是兴高采烈的人群。新四军部队大部撤到城外，并严格执行城市纪律，配合地方政府有计划地进行一切接收工作。高邮城里丝毫没有战后的混乱现象，只有胜利的喜悦。第二天天亮后，天空又传来嗡嗡的飞机声，原来是国民党的运输机，它们乱七八糟地扔下许多给养——蒋介石还梦想勾结敌伪，保住高邮这个军事要地呢！

    华中军区司令员张鼎丞对高邮战役的胜利作了高度评价。他说：“这是我华中伟大胜利的战役”，“我们相信，只要将高邮战役的胜利精神与优良传统继续发扬光大，那么任何反动势力若要向华中进攻，定会遭受我党政军民团结一致的力量痛击，而被消灭得一干二净！”

    12月29日，粟裕司令员在高邮接见了投降的日军官佐。当粟裕司令员来到接见现场时，这伙已被解除武装的日军官佐都感到十分意外，连连念叨：“不胜荣幸之至！不胜感激之至！”

    那位驻扎高邮的城防司令员岩崎大佐，当天特地带来一柄珍藏多年、爱不释手的佩刀。他着装整齐，笔挺挺地肃立在粟裕司令员面前，用双手将那柄寒光闪闪的佩刀高高地举过头顶，说道：“谨将这柄远祖相传的紫云宝刀，敬献给久已仰慕大名的中国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