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六年十一月至一九四七年三月

    鲁西南 南京 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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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西南作战一百天，刘伯承、邓小平难得有这样的闲情逸致。

    昨天，刚刚结束的滑县战役歼敌一万二千余人。今天一早，刘、邓二人出了野战军司令部驻地的村庄，双双结伴朝田野上走去。

    此时的刘伯承五十六岁，邓小平四十四岁，两个属龙的四川人，相差整整一轮。刘伯承虎背熊腰，邓小平短小精悍。虽是十月小阳春的天气，刘伯承依旧一身灰布军装，扎着腰带，打着绑腿；邓小平则散着裤腿，身着白衬衣，潇潇洒洒，无拘无束。

    金秋的鲁西南，生机满目，色彩明丽。红的是火炬一样的高粱，白的是绽蕾怒放的棉田，那黄澄澄的则是一望无际的狼尾巴般的谷穗。阵风吹过，遍地流金，空气里弥漫着醉人的馨香。

    “好收成啊！”刘伯承很动情地和老乡们打着招呼。

    正在收割谷子的男女老少停下镰，七嘴八舌，既敬重又亲热地搭话。一位老者用粗糙的双手搓了一个谷穗，噗地吹去壳，双手托着送到刘伯承和邓小平面前：“看看，看看这谷粒有多饱！一穗就差不多有上千粒呢！”这是土地还给农民后的第一次收成，又赶上了一个好年景，庄稼人的激动和感激之情是炽热挚诚的。

    邓小平掏出香烟，嘶啦一声划着火柴，点燃香烟。他那种迎风点火的技术堪称一绝。吹谷穗的老汉赶忙掏出烟袋，找邓小平借个方便。

    邓小平恭恭敬敬地给老汉点着了烟，见他挤巴着眼睛似乎还有话要说，便问：“老人家还有什么事？”

    老汉讪笑着有些不好意思：“俺有个事……不知当问不当问。”

    “请讲。”邓小平吸了一口烟。

    “是这么个事。俺亲家住在鄄城，听说一个月前大军在那儿消灭了几千遭殃军，有这事不？”

    邓小平笑着指指刘伯承：“这回你得问他，他是管打仗的。”

    刘伯承也笑了，对老汉说：“老人家，此事当真。不光消灭了他们几千人，还捉住了他们的旅长，我亲眼看见的。”

    “那……”老汉磕了磕烟袋，干脆打破沙锅问到底了，“怎么消灭了敌人，大军反倒从鄄城退出来了？”

    “啊，这个问题提得深了。”刘伯承认真起来，“咱们得打个算盘。比如，蒋介石拿一百五十个旅，我拿一百五十个城，一个换一个。等到我把这一百五十个旅消灭完了，这一百五十个城还不是我的？！”

    老汉一边听，一边掐指头算。等刘伯承说完了，他也笑了，挥着烟袋，对围着的人群说：“你们都听明白没有？这叫东消灭他一股，西消灭他一股。等到他没有人守城了，咱天下也就太平了。”

    正在这时，晋冀鲁豫解放区《人民日报》的记者李普来了，说是奉报社的指示，要就一百天来的战局和形势采访刘伯承。

    “你晚来了一步。”邓小平笑着指指那个老汉，“这位老人已经把头条新闻抢走了。”一句话，说得人们大笑起来。

    “刘师长，”邓小平说，“既然人家记者来了，你就干脆开个新闻发布会。我呢，先到部队走走。”说完，穿过棉田，信步走了。

    打谷场上，刘伯承和大家席地而坐，新闻发布会开始了。

    李普：“我想请您以权威军事家的身份，谈谈蒋介石的战略战术，和近一百天的战局发展。”

    刘伯承：“蒋介石的战略无非是全面进攻，想把解放区一口吃掉。他的致命弱点恰恰在于，他所进行的是出卖祖国压迫人民的战争。而现在已是人民的时代，这就注定了他的灭亡。

    “至于蒋介石的战术，无非两条，一所谓步步为营，二即是并进长追。内战以来，他打我们就是用这两套东西。从今年八月十日以来的一百天内，我们跟他打了五仗，消灭了他十一个旅。第一次陇海战役，他是步步为营，我们搞掉他两个旅；第二次定陶之战，他改成并进长追，我们干掉他四个旅；第三次龙固集之战，他又改成步步为营，又损失将近一个旅；第四次鄄城之战，又是并进长追，送掉一个半旅。所以这次又换成步步为营，采取所谓战略的进攻、战术的防御了。结果呢？我们在滑县又吃掉他一万二千人。蒋介石是这一套吃了亏换那一套，那一套吃了亏又换这一套，有时候两套都带一点边。总而言之，他是‘翻过来牛皮渣，翻过去渣牛皮’。”

    刘伯承一句四川土话，引起一片会心的笑声。

    李普：“请您谈谈我军胜利、蒋军失败的主要原因。”

    刘伯承：“我军胜利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我军士气旺盛。这是因为我们进行的是正义自卫的战争，士兵都是翻了身的人民，他们为保卫自己的翻身果实而战。”

    “对着哩！”抽烟袋的老汉对正在飞快记录的李普插话道，“记着（记者）同志，你不知道，俺村的媳妇们都替男人要求参军哩。”

    刘伯承笑着点点头：“正因为这样，我们的战士在战斗中莫不奋勇向前，以一当十。如果我们要进攻哪里，我们是攻无不克的；如果我们要坚守哪里，我们就是牢不可破的。而蒋介石的士兵都是抓壮丁来的，他们对我们有三怕：一怕夜战，二怕野战，三怕白刃战。再好的飞机大炮，也要人拿呀！你发动反人民的战争，谁来给你当兵？你把军队集中到前线来，后方空虚怎么办？老百姓发生民变怎么办？记者同志，你刚才已经听那位老人家说了，我们有独立民主和平的主张，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农民都起来了，自愿当兵进行爱国自卫战争，这就是蒋军必败、我军必胜的原因。”

    李普：“有些人不理解，我军打了胜仗，为什么又要放弃已经占领的城市？请您谈谈关于城市的得失问题。”

    刘伯承又指了指那个老汉：“这个问题，刚才老人家已经提出并弄得非常明白了。是不是？”

    “是着哩，是着哩！”老汉见刘伯承接二连三地把他抬出来，着实得意，小烟袋嘬得叭叭响。

    刘伯承继续说：“战争的胜负决定于主力的保存或丧失。存人失地，地仍可得；存地失人，必将人地皆失。死守一城一地，无异自背包袱。而我们把这些包袱丢掉了，蒋介石却拾起来背上了。他背得越多，包袱越重，就越走不动。因此，蒋军暂时占领的那些城市，都是我们最好的钳制部队，它们替我们把蒋军紧紧地围困在那里，等着我们一个个去消灭呢！”说着，他转过脸问抽烟的老汉，“这位老人家，你刚才是怎么说的？”

    “是这样，我们东消灭它一股，西消灭它一股。”老汉很认真地甩动着烟袋，“一股一股把它消灭光了，天下也就太平了。”

    刘伯承大笑起来，总结性地说道：“三个多月来，我们用冀鲁豫十七座空城，换得蒋介石六万多人。据说蒋介石认为这是一个好买卖，还要坚持做下去。好吧，让他做下去吧。用不了多久，就会像这位老人说的，一定能算出个天下太平的总账来！”

    热烈的掌声惊飞了谷垛上的麻雀……

    战争的局势正像刘伯承说的那样发展着。

    一九四七年元旦，晋冀鲁豫野战军发起巨（野）金（乡）鱼（台）战役，在新的一年第一天的第一个钟点，全歼河南保安暂编第四纵队一个旅，毙俘敌四千余人，同时收复巨野、聊城、嘉祥三座城市。

    消息传来，记者李普正在报社收听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新年献词。当广播中提到我军半年来消灭蒋介石四十六个旅时，李普真恨不得立刻告诉他——“再加上一个旅！”

    而后来的形势发展得更快，到一月十六日巨金鱼战役胜利结束时，晋冀鲁豫野战军共歼敌正规军三个半旅，连同地方团队一万四千人；生俘敌旅长谢懋权、纵队司令张岚峰以下一万余人。

    巨金鱼战役和华东野战军同期发起的峄（县）枣（庄）战役歼敌五万三千余人的胜利，给了国民党以沉重打击。蒋介石为挽救危局，急派陈诚到郑州、徐州部署“鲁南会战”，调集五十三个旅三十余万人，企图先击破华东野战军，而后转攻晋冀鲁豫野战军。

    这是一招阴险毒辣的损棋，如不尽快打破，山东和冀鲁豫两个解放区将同时面临严重的危机！

    刘伯承、邓小平通观全局，向南，向豫皖边区，向敌人的纵深处点了一个棋子——一月二十四日，第二次陇海战役发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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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半年多的作战，不能令人满意，很不令人满意！”

    在南京召开的军事检讨会上，蒋介石拍桌子了。一杯刚刚满上的白开水，“啪啦”一声摔在地上，震得会场人人心惊肉跳。这是蒋介石第一次承认战局向不利的方向转化，参加会议的人不知道他会把怒气撒在谁的身上，一个个低眉敛目，大气也不敢出。

    蒋介石扫视了一下众人的神情，更加光火了：“没有把共军击败是失败，是极大的耻辱！为什么没能实现预期计划？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对敌估计不足是酿成诸多失误的一个重要原因。先是轻敌，受挫后又把敌人估计过高，由轻敌转为惊慌失措。要知道，无论估计过低或过高，都要受到惩罚！”

    说这番话时，蒋介石感到自己的心都在流血。曾几何时，他信誓旦旦三至六个月消灭关内共军。三个月过去了，六个月过去了，八个月过去了，关内共军非但没有被消灭，反而越打越多、越打越强大了。这样难堪的现实让他以何颜面面对世人？

    上个月展开的“鲁南大会战”，蒋介石也是抱了很大期望的。开战前，他传谕陈诚：“鲁南大会战不单单是一个地区之战。夺取临沂，歼灭陈毅主力，打开沂蒙通道，山东的问题便好解决了。不单山东问题，苏皖问题也解决了。这就可以把徐州和济南的强大兵团调来，会同郑州、西安、武汉五路大军于中原，先灭刘邓，横扫华北，那么孤悬关外的共军也就到了末日。所以说，此战关系党国命运，只准成功，不准失败！”

    没想到，鲁南会战的部署尚未展开，刘伯承却抢先一步发起出击豫皖边战役，一举吃掉十几个城镇的守军近万人，牵制了郑州绥署的主力不能东调参加鲁南会战，而使陈毅在山东集中兵力对付徐州绥署的部队，导致莱芜一役第二绥靖区副司令长官李仙洲被俘，整编第四十六师、七十三军、十二军等七个整编师五万余人全军覆没。

    消息传来，军界政界一片哗然，要求陈诚引咎辞职。蒋介石下令撤销徐州、郑州绥靖公署，设立陆军总司令部徐州司令部，兼管郑州指挥所，由顾祝同坐镇徐州；中原的事不要陈诚插手了。

    机构和指挥系统调整了，下面的仗怎么打呢？蒋介石发了一通脾气，宣布了一堆任免命令，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

    该骂的骂了，该免的免了，人人都松了一口气。尤其是抗战胜利以来挂上了空衔、丢了兵权的国防部长白崇禧，看到历来受宠的陈诚终于吃了瘪，心头不免生出一些快意，此时站起来说道：“我认为，目前首要的问题，是要重新估价敌军的战力。从这个基点出发，来评价我们全面进攻的战略是否现实，需不需要改变。”

    白崇禧一语惊人，把锋芒对准蒋介石制定的全面进攻战略，着实让参加会议的人出了一身冷汗。奇怪的是蒋介石并没有发火，反而平静地问道：“健生，那么依你的意见呢？”

    “作一些小的调整。”白崇禧推了一下金丝眼镜，“由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当然，全国有全国的重点，各大战区有各大战区的重点，不能笼而统之。”白崇禧卖了个关子，等待蒋介石的反应。

    由全面进攻变为重点进攻，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个小调整简直是在动大手术，蒋介石能接受吗？

    蒋介石出奇的平静：“说下去。你认为全国的重点在哪里？”

    白崇禧把话拉开：“我认为，鲁南会战前两个阶段没有把陈毅灭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刘伯承在中原策应——此其一。其二，自古以来，中原是兵家必争之地，即所谓‘得中原者得天下’。所以，全国的重点应该在中原。”

    “好，好的。中原是我们争夺的重点，一点都不错的。”蒋介石不住地点头，却又话锋一转，“但是，我们马上进攻的重点却不是中原。鲁南会战受挫，固然是刘伯承在中原策应。反过来看，刘伯承那点兵力能在中原窜来窜去，又是因为两翼的策应。刘伯承一动，山东的陈毅准动，陕北的彭德怀又牵制着胡宗南不能轻出进击刘伯承。由此可见，剪掉两翼，将刘伯承孤立于中原，他就是想飞也飞不起来了。因此，我们下一步进攻的重点应该是中原的两翼——山东和陕北，特别是要摧毁共党的神经中枢——延安！”

    二月二十八日，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等地办事处分别接到当地卫戍警备司令部的驱逐令，驱逐令用的几乎是同一个理由和腔调：拒绝和谈，制造内乱。为确保治安，限其于三月五日前撤离。

    种种迹象表明，蒋介石进攻延安的时间就在三月。

    三月七日，董必武率领驻沪办事处工作人员返回延安。

    三月九日，吴玉章等中共留渝工作人员由重庆撤回延安。

    三月十一日，美国军事观察小组离开延安。

    四个小时之后，延安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空袭轰炸。

    一个星期后的三月十九日，蒋介石接到胡宗南的特急电报：

    国军数十万劲旅，已于此前攻陷延安。特报。

    这天夜晚，蒋介石激动得彻夜未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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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北。毛泽东手拄柳木棍，行走在羊肠山道上。

    从三月十八日主动撤离延安，毛泽东率领中央前敌委员会——“昆仑纵队”，已经在刘戡四个半旅的枪口下奔波了几十天。刘戡在王家湾毛泽东住过的窑洞里发现了一个写有“李得胜同志收”的信封，确认李得胜就是毛泽东，更紧追不舍。

    黎明来到天赐湾，向导说，这是当年皇帝亲征下驾过的地方。

    毛泽东站在山崖上，望着群山环抱中的小村庄。

    “既然是真龙天子住过的，我们也住住。”走了几步，毛泽东回过头对警卫员说，“给刘戡留下一个条子，说毛泽东就在前面。”

    毛泽东进了窑洞，放下柳木棍就开收音机。

    警卫员照惯例立即将全国各战场的军用地图取出。一时间，墙上挂的、桌上摊的、炕上摆的，都是地图。往常这个时候，秘书参谋会不停地呈上各战区的来电，同时带走毛泽东下达的命令、电文。今天追兵不退，敌人的电台测向仪正在捕捉讯号，电台不能架设，窑洞也反常的冷清。

    毛泽东习惯地伸出手：“电报！”

    “电台还是……”

    毛泽东显然因为无法和各战区联络而不悦。他点了一支烟，把一条腿沉重地移到炕上，俯下身看地图。

    周恩来走进窑洞：“敌人朝这个方向出动了，距离二十里。”

    毛泽东“唔”了一声，眼睛没有离开地图，说：“蒋介石收缩兵力，形成两个拳头，一个在山东，大兵四十万；一个在陕北，也有二十多万。刘伯承说这是哑铃形态势，比喻很形象……”

    周恩来拿起柳木棍。毛泽东并不理会，对周恩来招手。

    “你来看！两头粗，中间细，这个‘哑铃’的把子就是刘伯承所在的中原。一旦他们外线出击，实施中央突破，必定打乱蒋军的重点进攻。这么一下子，整个棋局就活喽！”毛泽东抬起头问，“他们还在豫北休整吧？”

    “是的。”周恩来手中转动着那根柳木棍，有些焦急。

    “我现在需要和部队联系，需要知道刘邓那里的情况！电台究竟什么时候才能架设？”

    任弼时匆匆走进窑洞：“这里不能待了，刘戡的部队距天赐湾只有十五里了。”

    毛泽东用力一推地图，“不能待，我们就走！”

    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快讯：

    国军数万劲旅，从延安向西北扫荡，占领保安、青阳岔、卧牛城等处，到达共匪中央首脑部所在地。毛泽东一行正冒雨向北逃窜。又据当地人士透露，共党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身负重伤，危在旦夕；共产党中央书记任弼时在雨夜逃逸时摔下山沟，粉身碎骨……在此次追剿行动中，美国测向仪的准确率达百分之百……

    电波从古城南京播向全国。

    太行山上的陈赓、山东战场上的陈毅和粟裕、正在豫北休整的刘伯承和邓小平都听到了这个“消息”。

    当时刘伯承正拿着放大镜看地图，玻璃镜片后面那唯一健全的眼睛的视线从地图上很远的地方收住，倏地转过身。

    邓小平正在起草给中共中央的电文，他掷笔站了起来。

    收音机中还时强时弱地传出国民党电台播音员的声音。

    刘伯承沉默。邓小平踱着步子，脚步很急，突然他转身向电报房走去。刘伯承紧跟着也进了电报房。

    一直到第二天凌晨，仍没有和陕北的“昆仑纵队”——毛泽东率领的中央前敌委员会联系上。

    这段时期以来，国民党的“谣言”广播电台几乎天天都有这样的“消息”，把全国乃至全世界搅得人心惶惶，传言四起。

    当毛泽东被迫“出宫”、放弃延安时，许多人断言：蒋介石已经稳操胜券，共产党则像过早凋谢的黄花，开始枯萎了。连莫斯科也认为撤离延安的决定是错误的。

    然而蒋介石忘记了，他的对手不仅是个军人，更是一位哲人。

    毛泽东走在陕北的羊肠小道上，通观全局，不动声色地拨动棋子，下了一着险棋：从蒋介石伸来的虎口般的“钳铰”中央处突破，三路大军挺进中原。

    于是，战争的车轮在这里扭转，历史的轨迹在这里转弯。

    一个伟大的转折由此诞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