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七年七月

    鲁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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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邓大军第一纵队自孙口、林楼横渡黄河，一刻未停，随即以每小时二十华里的强行军扑向百里外的国民党军队“黄河防线”的中心重镇——郓城。

    七月流火，广阔的大平原上无遮无挡。路上的土被晒得滚烫，战士的脚板蹭过去，一步一串白烟，整个队伍像走在烧红的铁板上。无垠的田野上，一人高的高粱散乱地倒在地上，已经枯萎。成群的乌鸦在啄食未成熟的黍米。棉花、绿豆、红薯、瓜藤皆被连根拔起，没有生命的藤蔓死蛇般盘踞在褐色的土地上。大群的苍蝇呼地飞起，呼地落下，嗡嗡嘤嘤，吮吸着已经溃烂的生瓜……

    战士们都是庄稼人的孩子，庄稼对于种田人意味着什么，他们幼年跟在爹娘身后拾麦穗的时候就明白了。眼前这一片干枯的失去生命的高粱、豆子、瓜藤使他们心疼。

    一个老汉坐在砍倒了高粱的荒地里，呆滞的目光一直望着急速行走的队伍。忽然，他往地上一趴，又滚又爬，拦住了一匹栗色大马——马上是第一纵队司令员杨勇。杨勇连忙下马。“给俺报仇哇！”老汉痛哭流涕。杨勇扶起老汉。

    老汉叫韩起义，他指着荒野说：“高粱长高了，眼看穗子晒红。曹福霖的队伍来了，下了命令，限期五天，把大路两边五里和县城周围十里以内的高粱拔尽，违者按军法治罪……”

    这里是大平原，大路像蛛网一样稠密，大路和大路之间不超过一里。这等于说，要把所有的高粱全部拔光。他们的理由坦白而简单：高粱隐眼，共军来瞭望不见，国军撤时也不方便。而且拔的还不止高粱，连谷子、豆子、红薯、瓜藤都得拔，因为这些东西“跑时绊脚”。

    命令下了三道。第一道说：如果不拔，一棵高粱罚一颗子弹。第二道命令说：一棵高粱罚一支枪。第三道命令说：三天不拔就枪毙。韩起义老汉的五弟是硬汉，他说：“拔也是死，不拔也是死，就是不拔！”他带头不拔，于是村里有二十八户没有拔。结果在第三天头上，一家拉出一个男人，绑在一起，活埋在他们的高粱地里……

    韩起义老汉哭得死去活来，他指着远处一棵独立的枯干高粱：“那是俺们作的记号，俺五弟他们就埋在那儿……俺们天天烧香，盼着你们早点过来解放……盼着你们报仇……”

    杨勇安慰了老汉，跃马扬鞭，奔驰而去。

    一会儿，口令传下来：“加快速度，天黑前赶到郓城！”

    去年，部队也是这个时候来鲁西南的。这儿的老百姓和太行山的老百姓一样，亲得很。火热的天，他们冒着炮火把西瓜一直送到战壕里，堆得吃不完。妇女们给伤员洗血衣、喂饭；伤势重不能进食的，她们就挤出自己的奶汁一匙一匙地喂。第一纵队第二团的张玉楼就是这样被救活的。这次行军路过那个村，他向连长请假，执意要去看看那位大嫂。连长给了他十分钟。十分钟后他哭着回来了，说大嫂被曹福霖的兵糟蹋了，跳了井……

    队伍无声地在鲁西南大地上疾进。

    杨勇的日本种大洋马四蹄生风，扬起漠漠黄尘。

    三十五岁的杨勇是湖南浏阳人。对鲁西南，他有着第二故乡的感情。抗日战争一开始，他就率部来到这里开辟根据地，出没于水泊、平原之间，与鲁西南的山山水水、乡里乡亲结下了生死之情。解放战争初期，他又指挥部队解放了郓城。这次渡河南下，郓城是第一关。出发前刘伯承曾指示：“郓城打得好坏，关系重大，直接影响到整体战略的实施。你们一纵不能有半点含糊！”

    今年三月中旬，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七纵队合并，杨勇担任了合并后的第一纵队司令员。三月下旬豫北作战，第一纵队承担了攻歼黄河铁桥守敌、炸毁黄河铁桥的任务。这是豫北战役的关键一环。结果守桥之敌火力猛烈，执行任务的第一旅无法接近桥头，没有完成炸桥任务。新一纵首战失利，上下的挫伤和震动都极大。虽然经过战斗检讨、整顿休息，但整个纵队是否真正恢复了元气，能否重振虎威，还要看郓城之战……

    “宋江河！”策马赶到杨勇身边的第一纵队参谋长潘焱喊道。

    杨勇举目远眺，视野里出现了一条黛色的曲线。

    潘焱感慨道：“河两岸的垂杨柳全没了，青纱帐也被砍了，只剩下砍不断的河水！”

    杨勇无语。黑黢黢一片城郭浮动在日光的辉圈里，幻化的浮光雾影使城郭神秘幽暗，像神话里十六世纪的古城堡。

    郓城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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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西南的农家院舍里几乎都栽种着一两棵石榴树，油绿的叶片，蓬茂的枝蔓，无拘无束。鸡叫三遍，天色微亮，石榴树上就响起唧唧喳喳的鸟鸣，欢畅得像一台戏。

    刘伯承习惯黎明即起，第一件事，问警卫员天气；然后洗漱；再后就坐在院子里看书，一直到吃早饭。多年了，睡得再晚也照旧早起。昨晚上他掌灯校译《合同战术》，直到午夜才灭了灯。

    邓小平也喜欢早起，冲个凉水澡，然后到村外做操、散步。

    早饭后，邓小平到部队去了。刘伯承走进司令部。

    李达正在敌情态势图上作标记。暑气还没有升起，他的鼻头上已经堆满了“福汗”。一过黄河，作战室的地图便换成了黄河以南、长江以北的，垂地而落，挂满了四壁。

    第一纵队包围郓城整整六天了，刘伯承迟迟未下攻城命令。

    李达向刘伯承报告说：“顾祝同从山东战区调来了第二兵团司令王敬久，昨天上午八点三十分王敬久到达鱼台。”

    “噢，王敬久，黄埔军校一期的。此人北伐、抗日都还是能打的。好嘛，顾祝同把他的心腹之将给我们送来喽！”刘伯承站在地图前，看着敌人的新态势，不由得发叹，“咦……”

    李达知道刘伯承在想什么，接着报告：“敌人分东西两路，正向郓城方向进发。”

    刘伯承拿起放大镜，指着东路敌阵：“七个旅一字排开，这叫啥子阵法？这个王敬久布的阵好蹊跷！”

    “王敬久有勇无谋，外号‘王大炮’，他布不出什么妙阵。”

    “不要轻看了这个人物。据说，他很喜欢跳舞，花样颇多。是不是把战场当舞场了？参谋长，你通知情报处，让他们把王敬久的情报汇总一下报我，要详细。”刘伯承的目光又投向地图。

    李达把一张木圈椅放在刘伯承身后。他知道，司令员又开始“察敌城地，伺其空隙”了。此一站，不知要多少时辰。

    出了门，李达又交代警卫员申荣贵，不要让人打扰司令员。

    刘伯承拿着放大镜，一寸一寸地在地图上移动，口中喃喃自语：“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个王敬久，为何布这种阵法呢？”

    地图上，敌军蓝色标记自南向北摆成一字纵队，使刘伯承大伤脑筋。他反反复复地寻找着敌人的战略弱点，汗水顺着斑白的鬓角悄然流下。突然，电击般的剧痛从眼窝向太阳穴、大脑纵深放射扩展，他用双手按住太阳穴部位，颓然坐在了椅子上。

    申荣贵听到动静，进屋一看，吓得飞似的跑出去，叫来了医生。

    医生仔细做了检查，说：“刘司令员，再不能让眼睛这么疲劳了，不然就有失明的危险！”医生翻了半天药箱，没找出一样对症的药，连一般的消炎药也没有，只好打了一针止疼药水，说，“我给你买点白糖吧。冲点糖水去去火，会好些。”

    “白糖？多少钱一两？”

    “五元（鲁南币）。”

    “这么贵！要不得！白糖水不是我们喝的，不能买！”

    在这类问题上，刘伯承说“不能买”“不能做”，大家也就不敢办。

    医生走的时候，嘱咐申荣贵凉些白开水，让司令员多喝，越多越好。申荣贵弄了一大桶白开水，隔一会儿用白瓷缸在大桶里舀一缸送进屋去，不看着司令员喝完，他就站着不走。

    结果弄得刘伯承一趟一趟地跑厕所。终于跑得司令员烦了：“荣贵，识你的字去，这里没你的事了。”

    申荣贵把大木桶提到屋里，摆在刘伯承跟前，临出门，特地指指水桶，以示那桶水的重要意义。刘伯承笑了：“我晓得，你去吧。”

    刘伯承的一只眼是在护国讨袁战斗中失去的，那年他二十四岁，已是勇冠三军的川蜀名将。在丰都讨袁战斗中，身为讨袁军队长的刘伯承指挥部队反击。他突然发现身边一个士兵过于暴露，受到敌人火力的威胁，便马上扑过去：“危险，快趴下！”

    话音未落，一颗飞弹射穿了他的颅顶，从右眼眶飞出。眼珠当即破裂，流出眼窝，血涌如注。士兵们都已冲上去了，刘伯承昏迷过去。那是在一家水烟店的门口，店里的学徒见他血流不止，就把他背进店里，抓起一把烟丝堵住伤口，胡乱包扎了一下，然后把他藏到仓库里，锁上店门，随逃难的市民向城外跑去。

    城内一团混战，水烟店中弹起火，仓库里满是烟雾。刘伯承被呛醒了，用力朝门边爬去，可是门反锁着。他便蹭到窗前，顺手操起一根竹椅朝窗棂砸去。小窗被砸开了，他从竹床上抱起一床棉被，将头蒙住，猛地从窗口滚了出来。这一连串激烈的动作又使右眼大量出血，左眼也像撒满了玻璃碴儿痛不堪忍。他又昏迷过去。

    蒙眬之中，忽然听到街上有人叫：“丘二，快把这人抬到别处！”

    刘伯承双眼无法睁开，便拉住那被唤作“丘二”的，从怀里掏出仅有的三块银元，塞在他手里。丘二推开他的手：“你要咋个嘛？”

    “把我送到城外江岸上好不好？我只有这三块银元。”

    丘二背起刘伯承就走，奔到丰都郊外说：“没来头，打北洋军是好人，哪个不晓得嘛！我啷个能要你的银元！”

    又走出五里多地，忽然有了枪声。丘二赶紧把刘伯承放在地上，蹲了下来。一会儿，来了一群人，说：“这不是护国军的刘队长吗？你要把他送到哪里？”又说，“你转去吧。你这样背起，撞到北洋军，不整死他才怪哩！”

    这伙人用一个很大的袍子包裹住刘伯承，用竹竿一抬，跑了起来。几个小时后，他们把刘伯承往地上一放，走了。刘伯承听听四周一点儿声音也没有，正不知凶吉，有人把包裹解开，喊道：“刘队长！谁把你送到这里来了？”刘伯承一听，是他的士兵。原来这里是部队的集合点。送他的人是谁，他始终不知道。

    刘伯承隐藏在一个农民家养伤，由于农村缺医少药，伤势日益恶化。他在群众和部队的护送下秘密潜入重庆，住在一家外国人办的医院里，由一位德国的阿大夫负责诊治。

    阿大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军医，刘伯承的伤势令他摇头叹气。经过深思熟虑，他慎重地作出了全身麻醉的手术方案。刘伯承担心麻醉剂对大脑神经功能有损，坚决拒绝麻醉。阿大夫执刀几十年，从未有伤员提过此种要求。他望着这位二十四岁的中国青年，从心底受到感动。

    手术进行了三个多小时，阿大夫一点一点地清除眼眶内的碎弹片、腐肉……虽然手术对他是轻车熟路，但不施麻醉的手术这是头一遭。生割活刮，无疑是对肉体极大的残忍。

    手术台上的刘伯承一双手死死地攥着手术台沿，咬紧牙关，汗水自额头、鼻梁以及全身的每个毛孔涌出，透过身上的衣服，把铺在手术台上的毯子全浸湿了。

    手术终于结束了，阿大夫顾不得摘下橡皮手套，关切地问：“年轻人，疼得厉害吧？”

    刘伯承惨白的脸上掠过笑意，虚弱地说：“割了七十四刀。”

    阿大夫惊诧道：“你怎么知道？”

    “你每割一刀，我就暗记一数……”

    阿大夫有生以来没见过如此坚毅的人，他事后对人说：“我给一位中国军人做手术，他叫刘伯承。我坚信他不是军人，是军神。”

    刘伯承回忆这段经历时说过，一想到背他出城的丘二，送他到集合地点而不留姓名的群众，以及而后千方百计辗转掩护他回重庆治眼的士兵，就好像拥有了一支比他攻打丰都城的第四支队更加勇敢的队伍。

    此后，刘伯承在南昌起义、留学苏联、土地革命战争、万里长征、抗日战争，直至解放战争期间，就依靠那仅存的左眼阅读兵书、书写电文、下达战表、审核战役、翻译军事论著……他办事缜密，不容半点疏怠，乃至一纸宣传传单都要经他审阅，而且他还要细心修改字句，用震颤的手写很大的字。当然，用眼最多的还是看地图。苦难的中国战事绵繁，此消彼起。他唯一的左眼每天要在多灾多难的中国版图上巡视上百、上千遍，借助一柄日本放大镜一寸一寸地在那细密的军用地图上求索……

    有人走进指挥室，舀了白开水送过来，刘伯承不理。

    “喝嘛。眼睛不好，天气又热。”刘伯承扭过头，是邓小平。他笑了，接过水一饮而尽，又舀了一缸子递过去。

    “我正准备让人找你回来……蒋介石亲自督战，顾祝同又调来王敬久一线指挥。你看，敌人分东西两路北进，意图是以西路坚守郓城、菏泽、定陶，引我屯兵城下；再以东集团拊击我之侧背——东西夹击，钳形攻势，以迫我沿黄河南岸背水作战。”

    “我们不是韩信！”邓小平的目光盯着地图上的蓝色箭头，嚓地点上一支烟。

    刘伯承：“很明显，这是一个跛足钳，东强西弱。我们可以将计就计，按原计划先吃掉西路军，破其全局，吸其东路军北上，在其北上的过程中再实施分割包围，各个歼灭！”

    邓小平：“静观了几天，敌人基本上按照我们的预想行动了。可以让一纵仍攻郓城；二纵、六纵迅速从东西两路敌人的中间插下去，前进百里，直取曹县、定陶。”

    刘伯承：“对。同时令三纵进到定陶以东的冉固集、汶上集地区待机，在一、二、六纵把西路之敌吃掉后，大踏步前进，四个纵队合力割歼东路敌军。”

    刘邓又在“造势”，准备调动王敬久了。

    邓小平从椅上站起，把空水缸子往桌子上一掷：“战役第一步是打弱敌，破其全局部署！”

    刘伯承凝神片刻，道：“这个战法叫作攻其一点（郓城），吸其来援；啃其一边（定陶），各个击破。”

    “你看这东路军，”刘伯承对邓小平说，“我方才揣摩了好半天，这个王敬久布的是什么阵？不是方阵，不是圆阵，一字排开七个旅。这种阵法首尾不能相救，又尾大不掉，难道不是一字‘死蛇阵’吗？完全是摆好一副挨打的架势嘛！”

    邓小平笑了：“孙武不是说过‘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吗？”

    率然，古代传说中的一种蛇。《太平广记？率然》写道：“西方山中有蛇，头尾差大，有色五彩。人击之，中头则尾至，中尾则首至，中腰则头尾并至，名曰率然。”

    刘伯承：“开战以来，蒋介石一相情愿，总想把自己的部队指挥得像‘率然’那样首尾呼应，结果各部队从来是各自为谋，同床异梦，胜不相庆，败不相救。这回他的学生又在鲁西南给我们摆出一个‘率然’阵，我们就夹其额，揪其尾，断其腰，置之于死地而后已。”“对。打它的一字‘率然’阵！纵然是常山之蛇，也要斩断它！”邓小平的话音刚落，一阵飞机的轰鸣声豁然而至。

    李达匆匆跑进：“司令员、政委，躲躲吧！”

    刘伯承轻轻摇头，一副几乎闲适的表情。

    一枚炸弹准确无误地投向指挥部的位置。一声巨响，炸弹激起的气浪把院子的山墙推倒，硝烟迷漫了半个村庄。

    保卫科科长张之轩立即带警卫人员搜索，发现了敌特摆下的轰炸引导标志——白色t字布。

    邓小平说：“侦察手段高明得很，t字布摆到我们头顶上了。”

    刘伯承擦着眼镜：“蒋介石对付共产党有两个轮子，一个是公开的，一个是秘密的。现在两个轮子都转得好欢！”

    院子里的鸡被炸得乱扑乱飞，咯咯叫个不停。

    房东大娘怕飞机“听见”鸡叫再来，又不敢出门，于是站在屋门口骂鸡：“叫！叫！都是听见你叫飞机才来，再叫杀了你！”

    申荣贵逗她：“要不炸弹咋撂这么准？”

    大娘越发对她的鸡不满意。

    刘伯承、邓小平、李达笑了。刘伯承又舀起一缸子水，一饮而尽。他擦擦嘴边的水珠，对李达说：“参谋长，要通各纵队，立即下达作战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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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午，一纵杨勇部接到了野战军总指挥部下达的攻城命令：“敌人主力已进巨野。十八时整对郓城之敌发起总攻。要打得进，站得住，一举拿下郓城！”

    夏日昼长夜短，下午五时，敌人的飞机还在郓城上空盘旋；到了五时三十分，最后一批飞机丢下几枚炸弹，飞走了。

    刹那间，郓城四周的掩体、壕沟里活跃起来。

    司号员徐广水瘦巴巴的，十七岁的身子骨看上去像十五岁。他闷着头，一边摆弄着军号，一边嘟嘟囔囔地数数，数六十个数算一分钟。一个老战士问：“现在几点？”

    “十七点五十五分。”徐广水很自信。

    第二十旅匡旅长掏出怀表看了一下，十七时五十三分。他笑了笑，这小鬼还真是个“活钟表”。

    第二十旅负责从郓城南门发起攻击。

    匡旅长向来十分重视侦察。前几天，他带领营、团干部把南门的火力点摸得准确精细。他说：“南城门宽大，房屋多，易于接近。但南城门也是敌人主要防御点，兵力、火力最集中。我们不能存任何幻想，只有破釜沉舟，拿下南城门！”

    十八时整，总攻开始。

    匡旅长命令六门山炮、野炮、迫击炮齐射，工兵紧跟爆破。

    巨大的爆炸声喧嚣着。

    战争的发展是这么快，去年打陇海战役第一仗时，杨勇的主攻部队没有一门炮，攻坚全靠机枪、手榴弹、爬梯子；今天，第一纵队已经有了各种火炮四十九门，攻城可以火炮编组了。

    炮火攻击将近半小时，敌前沿阵地的大部分火力点被摧毁。

    第二十旅的突击队跳出掩体，越过护城河，向城墙的豁口冲去。

    敌人的后续部队冲上南城门，已经哑了的火力点又向城外扫射。突击队身陷火海，突击受阻……

    纵队指挥所，杨勇紧皱眉头。

    “要一旅！”杨勇抓起话筒，“杨俊生，你部立即发起攻击！二十旅已经牵制住了敌人的主要兵力，你要迅速突破西门，直捣五十五师师部！”

    第一旅攻击位置是西城门，这里是一片开阔地，不易隐蔽。敌人估计解放军不易屯兵，故火力配备薄弱。这是杨勇选择的另一个主要突破点。

    杨勇一到达郓城就命令第一旅利用暗夜进行迫近作业，在开阔地上迅速构筑起一道环形堑壕和十四条通向冲击出发地的纵深交通壕，使火力队能逼近城墙，进行直接瞄准射击；而突击队又能够在距敌防守外壕的最近处发起冲击。

    十九时十五分，第一旅阵地升起一颗红色信号弹，强大的炮火群立刻按火力分工有层次地准确射击预定目标。

    城内伪敌炮立即还击。

    第一旅旅长杨俊生带着作战参谋到第一团指挥所靠前指挥。性格内向、沉默寡言的杨俊生越是激战越冷静，颇有大将之风。他指挥作战言简意赅，善于扼要准确地表达意图，眼神和手势很富有表现力。

    杨俊生命令两门105榴弹炮和四门山炮同时对准突破点上的大型砖碉堡。他一个手势，火炮齐射，掀掉了碉堡的盖顶。在重机枪的掩护下，第一团二营突击队乘势发起冲锋；六连爆破组在副连长田金堂带领下，从敌障碍物中开辟通道。

    城头攻破。第一团四连、特务连左右开弓向突破口两边撑开；五连、六连像两把尖刀从中间插下去；后面紧跟着攻进城的部队狂飙一般涌入城内。

    南门。第二十旅重新组织炮火，十分钟将城墙炸开一个大缺口；冲锋号响，七分钟突进围寨。这是一群看起来非常奇特的队伍，士兵们的脸一个个被炮火熏成锅底色，身上的血、汗搅着黄土，军装全看不清什么颜色。守城敌兵不支，掉头就往城里跑。城内展开了激烈的巷战。

    新战士王长贵自从打死第一个敌人，手便不再哆嗦：“打仗就是这么回事！”他冲到了最前面，刚冲过两个巷子，一颗子弹击中他的胳膊。不能持枪了，他索性把枪挎在脖子上，用一条胳膊拎着篮子，给同志们送手榴弹。

    伤口血流不止，又挂着枪，拎着一篮子手榴弹，两条腿像面条一样，一跑就打战，渐渐地他落在了后面。一个被追得晕头转向的敌兵跑过来。王长贵的帽子早被打飞了，身上的衣服灰一块、紫一块；天又黑了，敌兵什么也看不清，就问：“哪连的？”

    “八连的。”王长贵却认出了敌兵。同志们都冲上去了，孤身一人，他不免心里打鼓，壮着胆子周旋，“哪里人？”

    “范县的。”

    “咱一个县。你出来好多年了吧？”

    “三年了，抓来的。你呢？”

    “我是自愿的。你家还有啥人？”

    “娘、姐姐……”

    王长贵冷静了许多，索性捅开：“咱范县解放了，家里分了地、牲口，你还在这边干个啥劲儿？”

    “你是……”枪一下子顶到王长贵眼前。

    “干啥？还想为他们卖命？到我们这边来吧！你这个样儿，回家去，你娘和姐也不会让你进家门。”

    “只要缴枪，解放军就放了你，真的。”王长贵又说。

    “我……我早不想干了。”敌兵放下枪，“跑了两回都被抓回来，打了个半死。你……枪就缴给你中不中？”

    “中！这你就算被解放了！”王长贵把缴获的枪又往脖子上一套，带着刚解放的敌兵往前冲。一排子弹射过来。

    王长贵把枪往他解放的人手里一撂，自己抓起一颗手榴弹扔过去。那人接过枪，愣了一下，对着开枪的方向扣动了扳机。

    “中！你现在已经是解放军了！”王长贵高兴地嚷着。

    敌第五十五师第八十七团代理团长金克俊正在组织肉搏冲锋，第二十旅的一个连已经紧紧包围了他的团部。三个战士冲进去，把他押出来。他看到十几个解放军战士整齐地站在门外，而附近枪声仍然激烈，感慨万分，对解押他的解放军排长说：“十分钦佩，这是我理想中的好队伍。二十多年来，我所梦想的就是这样的队伍……”

    这时，第十九、二十旅已先后攻下北门和东门。郓城守军狼奔豕突，城内大街上到处是被第五十五师遗弃的山炮、战防炮、轻重机枪。

    城西一角，敌第八十六团依托着坚固工事仍在负隅顽抗，第二十旅的三个连围住了这个钉子。“活钟表”徐广水三枪撂倒三个敌人，其中一颗子弹打在敌人的头上，钢盔弹起好高。他笑了笑，转手又扔手榴弹，七颗手榴弹炸死五个敌人。匡旅长正巧赶到这里，他很动感情地看了这个瘦孩子一眼，说：“打得好！”

    第一旅主力部队一边和敌人激烈巷战，一边掩护突击队向城东北角的教堂——敌第五十五师师部攻击。

    素有“固守将军”之称的敌第五十五师师长曹福霖命令特务连督战，开枪射击败退下来的官兵。但这并不能阻止已成定局的颓势。二十分钟后，教堂外围已失去抵抗。躲藏在地下深达十公尺掩蔽部内的曹福霖至此明白大势已去，仓皇换上便衣，从地洞窜出东门，向东南方向逃去。

    第一旅三连八班班长龚子美率领全班首先冲入第五十五师师部，展开白刃格斗。战士张玉楼一刺刀下去，刺死两个当官的，给那位跳井的嫂子报了仇。数分钟后，第一旅占领了教堂，生俘敌中将副师长理明亚。该师师长曹福霖率百余人逃往嘉祥。

    郓城之战歼敌第五十五师副师长以下一万零八百六十二人，缴获山炮十门、战防炮六门、迫击炮二十五门、汽车九辆、各种枪支九千一百九十九件。

    刘伯承、邓小平通令嘉奖第一纵队：

    第一纵队以坚决果敢的行为，于“七七”晚间歼灭盘踞郓城之蒋介石第五十五师及其第二十九与七十四师两个旅，收复郓城，创造了一个纵队单独攻坚和歼敌两个整旅的先例，争取了大反攻中的第一个光荣和重大胜利，并作为我们给抗战胜利后第二个“七七”纪念的献礼。是役，第一纵队和第一旅各荣立大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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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陶守敌是第六十三师第一五三旅，原系广东陈济堂的老部队。去年蒋介石在庐山避暑，曾要他们当卫戍部队；五月山东战局吃紧，又调他们去山东；走到半路，刘邓过了黄河，又改变计划调到定陶。

    第一五三旅抵定陶的第二天，把距城五里以内的村子全用大炮推平了；庄稼就不用说了，就连正在结果的梨树、核桃树也被锯倒了。

    定陶是刘邓大军曾经解放过的地方，解放军的军属多，共产党员多。为了铲除“红祸”，第一五三旅制定了大屠杀计划：一个星期内消灭全县共军军属和共产党员。仅在三天内，他们即杀害、活埋了一千多人。正在大屠杀计划实施期间，刘邓大军的第六纵队日夜兼程，逼近了定陶。

    通向定陶城的大路、小路上，战士们老远就看到路边一片刺眼的白，那是欢迎解放军的定陶百姓。他们的脚上穿着白鞋，头上顶着孝布，泪水哗哗地流。妇女们则一个个梳着又硬又粗的发髻，高高地上翘着，穿的白鞋是那种裹足女人才穿的带尖的小鞋——她们都剪过头，放过脚，敌人说剪发大脚的妇女就是共产党，搜出来就站火砖、上绞刑，她们才又搭上假发，包上了裹脚布……

    纵队政委杜义德跳下马。

    “乡亲们，你们受苦了！”杜义德的声音哽咽。

    一个身穿重孝的年轻媳妇一声悲号昏倒在地。

    她的公爹因不让锯门口的梨树，被绑在树上，跟树一块被锯成两段。她的丈夫夺锯，被刺刀挑了。她怀着三个月的身孕，被敌兵轮奸后流了产……

    一个青年把头上的孝布往地上一扔，扑通一声跪在杜义德面前：“我要当兵！”

    杜义德搀起他，转过身对参谋长说：“给他发一杆枪！”

    呼啦一下站出一排青年……

    五日夜晚，第六纵队以神速的动作袭占了定陶四关，完成了对第一五三旅的合围。

    杜义德两天两夜没合眼。第六纵队司令员王近山在豫北战役中负伤住进医院，杜义德军政两副担子一肩挑，好在手下有第十六旅旅长尤太忠、第十八旅旅长肖永银和第十七旅旅长李德生三员虎将。杜义德一想到他们，就觉得世上没有六纵办不到的事。

    第六纵队各旅每日天黑抢修工事，勘察地形、地物。战士们靠着手中的一柄小钢锹，在城外四郊的开阔地上挖出了纵横交错的通道和战壕。

    王克勤在挖战壕、做工事的空隙，教新战士投弹、射击。在定陶参军的新战士看排长累得嘴上起满了燎泡，心里过意不去，又不知该说什么好，就问：“排长，啥地方人？”

    “安徽阜阳，也是穷人家的孩子。”王克勤说，“我十四岁那年，爹就被地主逼死了；国民党又把我抓了去；剩下娘和弟弟无人照管，背井离乡逃荒要饭，不知道他们这会儿逃到哪里去了。共产党把我从狼窝里救出来。我解放了，可是定陶人民还受这样的罪。不打好这一仗呀，对不起定陶的乡亲，对不起你们的父母！”

    七月十日下午，杜义德接到野战军总部的攻城命令。

    刘伯承在电话里说：“拿下定陶的意义，一是解放定陶人民；二是为我军南下扫清障碍。如果攻不下，我军过陇海路就会受阻。你们要攻必克，攻必全歼！”

    十九时整，攻城开始。三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炮击开始。火力之密集、骤然，使得天上的乌鸦、麻雀数分钟后落地一层。

    二十时零五分，步兵发起冲击。第十六旅第四十七团登城突击队一营二连在特功英雄刘玉芳的率领下，经过十多分钟的激战，突破东门。

    第十八旅攻北门，突击队是第五十八团一连，登城突击排是王克勤的一连一排。有攻城经验的王克勤知道，炮火一延伸就该突击排上去了。他一把将新战士余三虎的手榴弹篮夺过来，说：“我帮你提着，准备好，跟着我冲！”

    一直伏在王克勤后面的三班长张老四急忙抱住王克勤：“排长，你病成这样，不能冲在前面。我带着他们上！”

    王克勤已经发高烧四天，粒米未进，面色蜡黄，颧骨更高了。进入阵地前同志们就劝他留下，他说：“我不能打，还可以指挥大家，帮你们选择道路，看出击信号。这点小病，枪一响就好了。”

    此刻大炮一响，任谁拉也拉不住。绿色信号弹刚一升空，王克勤就一跃冲出堑壕。战士们紧跟着他们的排长，像群愤怒的狮子，将那架五丈多长的梯子巨龙似的向城墙靠去。

    天黑下来了。

    “机枪，对准西北角那个枪洞打！”

    王克勤一面指挥，一面向城上投手榴弹，城头浓烟滚滚。

    王克勤大喊：“冲啊——”蹭蹭蹭登上云梯。当他向云梯第四阶攀登时，一发炮弹飞过来，落在云梯左边爆炸了。王克勤被抛起来，又沉沉地落下。

    张老四大惊：“排长！”他扑向王克勤，在排长身上轻轻抚摸，当摸到肋间时，发现一股热血从排长身上往外涌。张老四的心猛一揪，泪水夺眶而出：“快把排长背下去！”

    王克勤喃喃道：“不要管我，快冲！冲上去！”

    张老四悲愤欲绝，含泪转过身，大吼：“为排长报仇！冲啊！”

    三班像疯了一样，子弹似乎也因他们的狂怒而躲开了。十分钟占领了城头。该给后续部队发登城信号了，张老四这才想起信号枪还在排长手里。

    “叭！叭！”两颗信号弹从城脚升起。

    张老四吃惊地哑着嗓子喊：“排——长——”

    原来，王克勤一直不让人背他回战壕，强支着身子在云梯下坐着指挥战斗。

    一个班上来了，他对班长说：“机枪掩护好……扩大突破口！”

    又一个班上来了，他艰难地抬起手，指着：“右边有敌人的机枪，把它干掉！”稍后，他向守在他身边的陈群说，“你……你……你不要守着我，快冲……”

    血，呼地向外冒着，王克勤昏了过去。

    枪声、炮声、喊杀声把王克勤从昏迷中唤醒，他睁开眼，注视着城头，仔细倾听着城头的枪声。当敌人的机枪哑了时，他知道是同志们占领了城头。他咬着牙，忍着钻心的疼痛，一手按着伤口，一手艰难地从腰里抽出信号枪，高高举起，发出了登城信号……

    第十八旅大部分越过壕沟，炸开城门，摧毁了北门的核心工事。守城的敌军退潮般向城里撤，受惊的马嘶鸣着到处乱窜。有一股敌人见没有逃路，把枪放在地上喊：“八路公（军），莫打，我们告穷（缴枪）！”

    战士们不懂“告穷”，正要开枪，一个胆儿大的广东籍敌兵高举双手过来，嘴里一遍遍地喊着：“告穷！告穷啦……”

    战士们这才明白，于是大家齐喊：“告穷呀！告穷不杀呀！”

    七月十一日凌晨一时，第六纵队攻克定陶，全歼守军第一五三旅四千三百多官兵，缴获大炮十五门、轻重机枪一百二十三挺、步枪二千一百余支。

    定陶的乡亲们抬着棺木，扬着纸钱，吹着响器，请求纵队首长按他们的风俗给牺牲的战士们安葬。

    杜义德、肖永银来到第五十三团一连，全连战士默默地守在王克勤的遗体旁。

    陈群抽泣着，向杜政委报告：“排长一醒过来就问：‘定陶打下来了吗？’我说：‘排长，上担架吧，定陶一定能打下来！’刚把排长放上担架，他又醒过来，让我转告大家，他住院了，叫我们互相团结，互相帮助，好好干革命……排长第三次醒来后，嘴唇全咬破了，但没有血流出来。他断断续续地说，他还有个包袱，让我把里面的东西分给大家，说战斗下来同志们会缺东西的。排长说完这些，就再没睁开眼……”

    全连一片呜咽。

    杜义德掏出手绢，俯下身一点一点地仔细擦着王克勤的脸。

    营教导员武效贤看着王克勤安详的面孔，心绞一般地痛。武效贤第一次听到王克勤这个名字，是在平汉战役刚结束，大批解放战士拥进部队时。一天，营里召开各连干部会，一位指导员说：“有个王克勤，在国民党那边当了多年的大头兵，满脑子乱七八糟，情绪低落，背后净跟新解放的战士瞎叨叨。最难改造的就是这种人。”

    “他都讲些啥？”武效贤问。

    “说国民党有美国人帮助，地盘大，有飞机、大炮；解放军就几条破步枪，别想打败他们。”指导员又说，“不过，这个人成分倒不错，讨过饭，受过苦。他机枪打得好，别人都叫他‘机枪圣手’。”

    又一天，武效贤到一连，走进一排住的院里，看见战士们围着一个大个士兵，聚精会神地像在看什么把戏，于是悄悄凑过去。大个子兵眼上蒙着白毛巾，两手摆弄着一挺新缴获的机枪。他把机枪零件一件件拆下来，放在布上，擦净，上油，又一件件装上去，没有一个多余的动作，干净利索。他就是王克勤。武效贤后来知道，“机枪圣手”枪法准得能达到凭耳朵射击的程度，闭着眼睛打出声的目标基本上是一打一个准。

    就这么一个刚解放过来的闭着眼睛可以打枪、可以熟练拆卸武器，睁开眼睛却看不清前途、分不清敌人和亲人的战士，三个月后立大功九次，创造了“三大互助”运动，成为名冠全军的功臣；半年后创造了“满缸”（即每到或离开一地，挑水把老百姓的水缸灌满）运动，被授予“爱民模范”称号，成为全军学习的对象；一年后，又为人民的解放流尽了热血，成为永垂不朽的英雄！

    武效贤的视线被泪水模糊了……

    当日，定陶人民和第十八旅全体指战员在定陶北门举行了王克勤烈士追悼大会。肖永银旅长宣读了刘伯承司令员的唁电和野战军司令部、政治部的决定——命名英雄生前所在的一连一排为“王克勤排”，一班为“王克勤班”。中共定陶县委决定把定陶北门改为“克勤门”，以永久纪念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