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埃利·维赛尔 本章:第一部分

    第一部分

    人们都叫他助理牧师毛什,就像他从来没有姓氏似的。在哈西迪秘教祷告室里,他什么都干,是个打杂工。赛加特是特兰西瓦法亚的一座小镇,我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当地人都喜欢毛什,他很穷,一无所有。我们镇上的人经常帮助生活窘迫的人,但不喜欢他们,助理牧师毛什则不在其列。他离群索居,不给别人添麻烦。他掌握了一种艺术,一种使自己微不足道、不惹人

    注目的艺术。

    他的体态像小丑一样笨拙,人们看见那副邋遢、羞怯的样子就想笑。我却喜欢他那双梦幻似的大眼睛,他经常注视着远方。他很少说话,他唱歌,不,应该说是哼。我从一鳞半爪、不甚清晰的歌词中听出,他哼的是神明受难和舍金纳的流放,根据奥秘教义,舍金纳等待着救赎,他的救赎与人类的救赎息息相关。

    我认识他是在1941年,当时我不到十三岁,我小心翼翼地遵守教规,白天学习《塔木德经》《塔木德经》是关于犹太人的生活、宗教和道德的口传律法集,包括《密西拿经》和注释两部分,在犹太教中,是仅次于《圣经》的犹太经典。,夜晚经常跑到教堂为神庙的毁灭而痛哭流涕。

    有一天,我让父亲帮我找一个师傅,指导我学习奥秘教义。“你太小,迈蒙尼德迈蒙尼德(1135-1204),犹太法学家、哲学家和科学家,生于西班牙,定居埃及,著有《密西拿评注》、《犹太法律辅导》、《迷途指津》等著作。说过,一个人不到三十岁不能冒然进入神秘主义的世界,那个世界充满了危险。你应当先学习基本课程,学习能够理解的课程。”

    我父亲是个有文化的人,很少感情用事,即使对家人也很少流露情感,他关心别人的福祉胜过关心自家人。赛加特的犹太居民都很尊重他,人们常常就公益问题征求他的意见,有时连私事也请教他。我们姐弟一共四个,希尔达是大姐,比娅是二姐,我是老三,也是惟一的男孩,小妹叫兹波罗。

    我父母开了一家商店。希尔达和比娅在店里帮忙;至于我,我的位置在书房,他们是这么说的。

    “赛加特没有奥秘学家。”父亲常常对我说。

    他想让我彻底打消学习奥秘教义的想法,但是我还是找了一个师傅,他就是助理牧师毛什。

    一天黄昏,我在祈祷,他在一旁看着。

    “为什么你祈祷的时候总是在哭泣?”他问道,好像很了解我。

    “不知道。”我回答,心里也颇感困惑。

    我从来没这样扪心自问过。我哭泣是因为……因为我感到一种内在的需要,非哭不可。仅此而已。

    “你为什么祈祷?”过了一会儿他又问。

    我为什么祈祷?这个问题太奇怪了。我为什么活着?我为什么呼吸?

    “不知道,”我对他说,心里越发困惑,越发不自在,“不知道。”

    从那天起,我经常看见他。他语重心长地解释说,所有问题都有一种力量,一答出来就会消失……

    他喜欢说,人通过向上帝提问而接近上帝,这样的对话才是真正的对话。人提问,上帝回答。但是,我们无法领悟上帝的回答,不可能领悟。因为答案隐藏在我们的心灵深处,至死都在那里。真正的答案,埃利扎,只能在你的心灵中找到。

    “那么,毛什,你为什么祈祷?”我问道。

    “我祈求内心的上帝赐予我提问的勇气,向上帝问真正的问题。”

    每天晚上,当虔诚的信徒们离开教堂后,我们就这样谈话。我们坐在半明半暗中,只有几只烧了半截的蜡烛,摇摇曳曳,闪着微光。

    一天晚上,我告诉他我很郁闷,因为我在赛加特找不到能教我《大光明经》《大光明经》(Zohar),在意第绪语中,Zohar是“光明”的意思,此书是中世纪的犹太秘教经典。的师傅,这本书是犹太秘教的经典,奥秘中的奥秘。他深沉一笑,沉默了很久才说:“神秘真理的花园有一千零一道门。人人都有自己的门。他不能走错,也不能指望从别人的门进入花园。一个人要是进错了门,不仅会身临险境,还会危及花园里的人。”

    助理牧师毛什是赛加特最穷的人,他一连几小时与我谈论犹太秘教的启示和奥义。这就是我的入门课。我们在一起反复诵读《大光明经》的同一段文字,不是为了牢牢记在心间,而为了探寻神明的本质。

    许多个夜晚过去了,我渐渐相信,助理牧师毛什能帮助我进入永恒,进入问题与答案契合为一的时空中。

    后来的一天,所有外籍犹太人都被驱逐出境,毛什是外籍人。

    匈牙利警察把他们塞进运载牲口的车厢里,他们在无声哭泣。我们站在火车站的月台上,也在哭泣。火车在天际线外消失了,只剩下肮脏的浓烟。

    有人在我背后叹息:“你能指望什么吗?这就是战争……”

    人们很快忘了被驱逐的人。他们走后没几天,就有传言说,他们在加利西亚干活,甚至说他们对自己的命运很满意。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几星期过去了,几个月过去了。一切都恢复了正常,一阵平静的、令人放心的风吹到了我们的家乡。店铺老板们照常做生意,学生们忙着读书

    ,孩子们在大街上玩耍。

    一天,我正要进教堂,突然看见助理牧师毛什坐在门口的板凳上。

    他给我讲述了他和同伴们的遭遇。满载流放者的火车驶过匈牙利边界,刚一进入波兰,就被盖世太保扣住。火车停了,他们命令犹太人下车,登上等候在一旁的卡车。卡车驶向一片森林,然后,所有人都被强令下车,他们被迫挖了几道深深的沟渠。干完活后,盖世太保就动手了。他们逼着犹太人一个接一个走到沟渠旁,然后不慌不忙、不动声色地向囚徒们开枪,囚徒们只能引颈受戮。婴儿被抛上半空,成了机关枪的靶子。这场杀戮发生在加利西亚森林,距克罗梅不远。那么,助理牧师毛什怎么能够死里逃生?只能说是奇迹——他的腿挨了一枪,倒在死人堆里……

    一天天一夜夜,他挨家挨户向犹太人讲述自己的经历,他说玛尔卡在垂死中挣扎了三天,还说裁缝托比乞求盖世太保杀死自己,放过他的三个孩子。

    毛什变了,快乐的眼神荡然无存,他不再唱歌,不再提上帝和奥秘教义,只讲他亲眼见过的事情。但是,谁都不相信他的故事,甚至不肯听他讲话。有人说他满脑子都是幻觉,只不过想博得别人的怜悯。还有人意趣寡然地说他疯了。

    但毛什在哭泣,在乞求。

    “犹太人呀,听我说!我不要钱,不要怜悯,只要你们听我说。听我说吧!”在暮祷和晚祷之间,他在教堂里不停地喊叫。

    连我都不相信他了。宗教仪式结束后,我经常坐在他身旁,听他讲故事,想搞清楚他究竟为什么这么悲伤。但我只能怜悯他。

    “他们都以为我疯了。”他悄声说,泪水像蜡珠似地夺眶而出。

    有一回我问他:“为什么你一定要大家相信呢?我要是你,就不在乎别人信不信……”

    他闭上眼睛,好像要从时间中逃逸出去。

    “你不懂,”他一腔绝望,“你无法理解。我奇迹般地捡了一条命,成功地逃了回来。我哪来的力量?我回赛加特就是要告诉大家我死过一回,要大家抓紧时间,准备逃命。生命?我已经不在乎是死是活。我很孤独,我回来就是为了告诫大家。但是,没人听我的……”

    那是1942年底。

    后来,一切都恢复了正常。我们每天晚上都收听伦敦的广播,它播出了令人振奋的消息:德国和斯大林格勒天天都遭到轰炸,正在开辟第二战场。赛加特的犹太人都在等待好日子,用不了多久,这一天肯定会到来。

    我继续埋头读书。白天研究《塔木德经》,晚上研究奥秘教义。我父亲继续做生意,操持社区里的事情。我爷爷来了,准备与我们一起过岁首节岁首节是犹太人的新年。,准备参加大名鼎鼎的拉比在意第绪语中,拉比(Rebbe)的意思是“尊敬的先生”,指犹太教教士,主持犹太教集会的主要神职人员。波什主持的宗教仪式。母亲琢磨着怎样给希尔达找一个好对象。

    1943年就这样过去了。

    1944年春天,俄国前线传来了令人兴奋的好消息。毫无疑问,德国人就要垮台了,只是时间问题,可能短则数周,长则数月。

    万木葱茏,百花争艳。这一年与往年没有差别,随着春天的到来,人们谈婚论嫁,生儿育女。

    人们说:“红军正在大踏步前进……希特勒再也不能伤害我们了,即使他想……”

    是的,我们甚至怀疑他是不是真的下了灭绝我们的决心。

    消灭整个民族!这个民族分散在那么多国家里!几百万人!用什么手段?这可是二十世纪中期呀!

    岁数较大的人讨论着各种问题——战略、外交、政治、犹太复国主义——就是没想到自己的命运。

    连助理牧师毛什都缄口不语。他厌倦了,不再说话。他在教堂或大街上流浪,驼着背,低眉垂目,避开别人的目光。

    当时人们还可以买到移民证,迁居到巴勒斯坦。我请求父亲卖掉一切,清产变现,然后离开。

    “我太老了,孩子,”他回答说,“太老了,无法重打鼓另开张。太老了,已很难在遥远的国度里再从头干起……”

    布达佩斯广播电台宣布法西斯政党攫取了权力;摄政王尼柯罗斯?霍赛被迫要求前纳粹尼莱斯党的领袖组成新政府。

    但是,我们依旧无忧无虑。我们当然听说过法西斯,但它很抽象。对我们来说,这仅仅意味着政府部门的更迭。

    第二天的消息令人心里发毛。政府允许德国军队开进匈牙利境内。

    人们终于担心起来。毛什?查姆?博克维茨是我的朋友,他从首都回来过逾越节逾越节,又叫除酵节,是犹太人三大节日之一。,他告诉我们:“布达佩斯的犹太人全都生活在惊惶和恐惧中。大街上、火车上,到处都有反犹太活动,法西斯分子攻击犹太商店和教堂,形势非常严峻……”

    消息像野火似地传遍赛加特,迅速成为大家议论的话题。但没过多久,乐观情绪又占了上风。德国人不会跑这么远,出于战略考虑和政治考虑,他们会滞留在布达佩斯……

    三天后,德国军车出现在我们的街头。

    悲哉!戴着钢盔和骷髅徽章的德国兵来了。

    但是,德国人给我们的第一印象还不错。军官们被安排住在私人宅邸里,甚至住进了犹太人家中。他们对主人不即不离,温文尔雅。他们没有为难大家,没有骂人,有时还对女主人微微一笑。

    卡恩的家与我们家只有一街之隔,一个德国军官被安排在他家。据说那个军官很有魅力,安静、讨人喜欢、彬彬有礼。三天后,他搬了进来,还送给卡恩太太一盒巧克力。乐观主义者们高兴起来:“怎么样?我们说什么来着?可你们不信。他们来了,这就是你们的德国人!现在还有什么说的?他们有什么臭名昭著的劣迹吗?”

    德国人住进我们的镇子里,法西斯分子掌权了,公众做出了判断——赛加特的犹太人依然笑意盈盈。

    为期八天的逾越节到了。天气好极了。妈妈在厨房里忙碌。教堂全都关闭着。人们聚在私宅中,没有必要激怒德国人。

    几乎所有拉比的私宅都成了祷告的地方。

    我们喝酒、吃饭、唱歌。《圣经》要求我们快快乐乐地度过八天逾越节。我们希望节日早点儿结束,这样我们就不用装模作样了。

    在逾越节的第七天,大幕终于拉开:德国人逮捕了犹太社区的领袖。

    自那以后,一切进度都加快了。种族灭绝步步逼来。

    第一道法令:三天内严禁犹太人擅自离开住所,违令者杀无赦。

    助理牧师毛什跑到我们家来。

    “我警告过你们!”他喊道,不等我们回答,他就走了。

    就在这一天,匈牙利警察挨家挨户闯进镇上所有犹太人的家里:自即日起,严禁犹太人拥有黄金、珠宝和任何贵重物品。所有贵重物品都得上交当局,违令者杀无赦。父亲到地窖里,把存款全都埋起来。

    母亲呆在家里,继续操持零碎的家务。有时,她会停下活计,默不作声地注视我们。

    三天后,又颁布了一道新命令:所有犹太人必须佩戴黄星。

    社区里一些年高德韶的人向我父亲讨教,他与匈牙利警察的上层人物有联系,他们想知道我父亲怎样看待眼前的局势。父亲认为局势并非无可救药,或许他只是不想让那些人泄气,不想在他们伤口上撒盐:

    “黄星?那又怎么样?总不至于杀人吧?”

    (可怜的父亲呀!你后来不是被人杀了吗?)

    接着又是几道法令:我们不再有权利去饭店或咖啡馆,不能乘电车旅行,不得去教堂,傍晚六点后不得上街。

    而后是划分犹太区。

    当局在赛加特划分出两个犹太区。较大的犹太区在镇中心,大约有四条街。较小的犹太区位于镇郊,占了几条胡同。我们住的那条街叫蛇街,被划入第一犹太区,因此我们能够呆在自己家里。但是,因为我家位于犹太区的角落,临街的窗子必须封死。一些亲戚被德国人从家里赶出来,我们给他们腾出几间房子。

    生活渐渐恢复“正常”了。铁丝网就像一道墙,把我们围了起来。但是,我们并未感到恐惧。我们感觉不错,我们毕竟与自己人在一起,一个小小的犹太共和国……人们不仅组建了一支犹太警察队,还搞了一个福利机构,一个劳工委员会,一家诊疗所,任命了一个犹太管理委员会——有了一整套政府机构。

    人们认为这是好事。我们不必再看那些充满敌意的面孔,不必在别人仇视的目光下忍气吞声,不再担惊受怕,不再痛苦。我们犹太人像兄弟一样住在一起……

    当然了,总会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每天,德国人都会来找男人为军用列车装煤,当然没人愿意充当志愿者。但除此之外,局势出奇地平静,令人放心。

    大部分人以为我们将呆在犹太区,一直呆到战争结束,呆到红军开来。而后,一切都会恢复老样子。主宰犹太区的不是德国人,也不是犹太人,而是幻想。

    五旬节犹太历的节日,大约在公历5-6月间,也叫丰收节。的前两周,春光明媚,人们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无忧无虑地漫步,心情愉快,相互问候,孩子们在做游戏,或者在人行道上耍榛子。我和几个同学在埃支拉?马立克公园讨论关于《塔木德经》的论文。

    夜幕降临了,我家的院子里聚集了二十来个人。父亲给大家讲述奇闻逸事,对局势发表评论。他是讲故事的高手。

    突然,花园的门开了,斯特恩进来了,以前他是店铺老板,现在是警察,他把父亲拉到一旁。天色虽然黯淡,我依然看见父亲的脸色变得煞白。

    “出什么事了?”我们问。

    “不知道,要我参加管委会特别会议,肯定出事了。”

    他中断的故事再也没有续上。

    “我现在就得去,”他说,“我会尽快回来,再告诉大家出了什么事。请等着我。”

    我们准备等候,能等多久就等多久。院子就像通往手术室的前厅,我们站着,等着门打开。街坊四邻听到了传言,也和我们聚在一起。我们看着手表,时间过得很慢。这么长的会议,它意味着什么?

    “我觉得不妙,”母亲说,“今天下午我在犹太区看见几张陌生面孔。两个德国军官,我觉得他们是盖世太保。自从大家聚到这儿后,我们没见过一个军官……”

    快到午夜了,没有人想回去睡觉。有几个人回家看了一眼,很快就转了回来。有些人虽然回去了,却一再叮嘱我们,父亲一回来就通知他们。

    门终于开了,父亲回来了,他的脸上毫无血色。人们很快把他围住。

    “告诉我们,告诉我们到底出什么事了!快告诉我们……”

    当时我们都很焦急,想听到令人鼓舞的消息,哪怕只有几句安抚人心的话,比如说,这仅仅是一次例会,讨论社区的福利问题和保健问题……但是,只要看一眼父亲的脸色,大家就知道出事了。

    “消息很可怕,”他终于开口了,然后只吐出一个词,“转移。”

    整个犹太区都得清空。从明天开始,人们就得离去,一条街一条街地离去。

    我们想知道一切,知道细节。我们被惊得目瞪口呆,但除了俯首听命,我们没有别的选择。

    “他们要把我们送到哪儿去?”

    这是秘密。除了犹太区管委会主席外,任何人都不能知道。但他不说,或者不敢说。盖世太保威胁他,只要胆敢透露一丝口风,就枪毙他。

    “有传言说,”父亲结巴道,“我们将被送到匈牙利的某个地方,会去砖厂干活。我们这儿好像离前线太近了……”

    沉默了片刻后,他补充道:“每人只能携带自己的私人用品,一个背包、一些食品、几件衣服。不能带其他东西。”

    又是一阵岑寂。

    “去把邻居们都唤醒吧,”父亲说,“他们必须准备一下……”

    周边的幢幢身影全都动了起来,就像被人从沉睡中唤醒。大家一声不吭地星散而去。

    只剩我们自家人了。突然,巴提亚?雷什进来了,他是我家的亲戚,与我们住在一起。“有人在敲封死的窗子,朝外面的那扇窗子!”他说。

    真到战争结束后,我才知道那天夜里是谁在敲窗子,是一个匈牙利警长,父亲的朋友。我们进入犹太区前,他曾对我们说:“别担心,一有危险我就通知你们。”如果那天夜里他告诉我们实情,我们是可以逃走的……但是,我们打开窗子后,太迟了,外面已经没有人。

    整个犹太区都被唤醒了。我们透过窗子看见,各家各户的灯次第亮了起来。

    我去父亲的一个朋友家,唤醒这家人的家长。他长着一脸大胡子,睡眼惺忪地盯着我,由于长年累月伏案学习,他的背有点儿驼。

    “起来,先生,起来!你必须做好上路的准备,明天你就被驱逐了。你和你们全家,还有全体犹太人。去哪儿?别问我,别问。只有上帝才能回答!天呀,快起来……”

    他不明白我的话,可能以为我在发神经。

    “你说什么?准备上路?上什么路?为什么?出什么事了?你是不是疯了?”

    他睡眼迷离地盯着我,满目凄惶,好像期待着我突然大笑,对他说“继续倒头大睡吧。睡觉,做梦,什么事都没发生,这不过是一场玩笑”。

    我的喉咙干涩,嘴唇发木,说不出话来,也无话可说。

    他终于明白了。他翻身下床,穿上衣服,僵偶似的。妻子正在睡觉,他走到床边,伸手轻抚她的额头。她睁开眼睛,我看见她的唇边还挂着睡梦中的一丝微笑。而后他去唤醒两个孩子,他们全都从睡梦中霍然惊醒,我赶快逃走了。

    时间过得很快,已经是凌晨四点。父亲里里外外地忙碌,筋疲力尽,他不断安慰朋友们,与犹太管委会一起核实消息,希望突然撤消这道命令。直到最后一刻,人们依然抱着一线希望。

    妇女们在煮鸡蛋、烤肉、准备面饼、缝制背包。孩子们怕妨碍大人,没头苍蝇似的东游西荡,不知道做什么好。

    我们的后院就像一个杂货市场。贵重物品、昂贵的地毯、银制烛台、《圣经》和祭祠用品乱七八糟地堆在满是浮尘的地上——这些可怜的遗物好像再也无家可归,一切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早晨八点,我们全都疲惫不堪,血管、四肢和头脑就像灌了铅似的。我正在祈祷,大街上突然传来喊声。我迅速解下圣经护符匣圣经护符匣是一对微型小盒子,里面装着写有经文的羊皮纸。犹太男人将一个佩戴在左臂上,一个佩带在额头上,很像护身符。,匈牙利警察进了犹太区,正在附近的街道上大喊大叫:

    “全体犹太人,出来,快!”

    他们身后跟着犹太警察,他们结结巴巴地告诉我们:

    “时间到了……你们必须离开,舍弃一切……”

    匈牙利警察手持枪托和警棍,不加区辨地驱赶着老人、妇女、儿童和残疾人。

    一间又一间房子被腾空了,大街上全是挎着背囊的人。十点钟,所有人都被赶出来了。警察开始点名,一次、两次……二十次。人们心里沉甸甸的,脸上身上全是汗。

    孩子们哭着闹着要水喝。

    水!附近的房子和后院里就有水,但是人们不许擅自离队。

    “妈妈,我要喝水,我渴!”

    几个犹太警察悄悄取来几罐水。我和姐妹们被安排在最后一拔,所以我们还可以四处走动,于是我们也就尽可能地互相帮助。

    下午一点整,终于传来出发的号令。

    一阵轻松,是的,是一阵轻松。人们羁留在人行道上,置身于大包小包之间,忍受着烈日的炙烤。大家肯定认为,即使在上帝的地狱里饱受折磨,也不会比呆在这儿更难受,去任何地方都比呆在这儿强。

    他们开始挪动脚步,甚至没有回头看一眼身后的街道,死气沉沉、空空如也的房子、花园和墓碑……

    大家都背着行囊,每个人的眼里都噙着泪水和悲伤。队伍步履沉重,朝犹太区的大门缓缓移去。

    我站在人行道上,挪不动步子,只有目视着人们从我身旁鱼贯而行。首席拉比走过来,他弓着背,背着行囊,由于脸上的胡须刮得净尽,看上去有点儿怪模怪样。他置身于队列中,使得整个场面显出一种超现实的意味。这场面就像从一本书中活生生撕去的一页——从一本历史小说中撕去的一页,上面可能写着巴比伦的陷落或西班牙的宗教审判。

    人们从我身边一一走过,这其中,有我的师长们,我的朋友们,还有一些我曾畏惧过的人,或者觉得滑稽可笑的人……不管他们是谁,所有这些人,我与他们在同一片天空下已经共同生活了很多年了。

    但现在,他们就这样走着,没有丝毫反抗的余地。他们就这样背着他们的行囊,拖曳着他们各自的生命,漫无目的地走着,把他们曾经的美好家园和童年都抛在了身后。

    他们从我身旁走过,就像一群败下阵来的狗,连看都不看我一眼。他们一定在忌妒我。

    队伍在拐角处消失了。地面上七零八落:衣箱、提箱、口袋、刀子、盘子、银行支票簿、纸、褪色的画像。他们原来是想带走这些东西的,但到了最后,全都留在了身后。它们已经无关紧要了。

    所有房屋都门窗洞开,向着空荡荡的大街。它们曾经属于某户人家,现在却不属于任何人。谁都可以进来,成了敞开的坟墓。

    夏日的太阳依旧高悬在空中。

    我们整整一天没吃饭,但我们不觉得饿,只是感到筋疲力竭。

    父亲陪着流放的人们一直走到犹太区的大门口。他们像牲口一样,先被押送到犹太大教堂,上上下下地搜身,不许带走金子、银子和贵重物品。有人歇斯底里地大吵大闹,还伴随着严厉的暴打声。

    “什么时候轮到我们?”我问父亲。

    “后天,除非……有转机,出现奇迹,也许……”

    被带走的人去哪儿?有人知道吗?没有人知道,一切都是秘密。

    夜幕降临了。那天晚上,我们很早就上床了。父亲说:“安安静静地睡吧,孩子们。后天以前,也就是星期二以前,不会出什么事的。”

    星期一过去了,就像夏季的浮云,又像黎明前的梦境。

    我们什么都不想,只一心一意准备行囊、烤面包、做面饼。一切早已裁定。

    那天傍晚,妈妈让我们早早上床。她说,为了积攒力气。

    那是我们在自己家里睡的最后一觉。

    天刚亮我就醒了,我想趁出发前做一会儿祈祷。

    父亲比我们大家起得都早,他去镇里打探消息。八点钟他回来了,并带回了一个好消息,我们今天不用离开镇子了,但要搬到小犹太区去。我们将在那里等候,与最后一批人一起离去。

    九点钟时再现了星期天发生的一幕。警察们挥着警棍,大声喊道:“犹太人,都出来!”

    我们准备好了,我第一个走出房门,不想看父母的面孔,不想放声痛哭。我们坐在大街中央,就像两天前那批人一样。同样毒辣的太阳,同样的干渴,但没人给我们水。

    我看着自己的家,我在那里消磨了多年时光,我寻觅上帝,通过斋戒恳请弥赛亚弥赛亚是犹太教的救世主。快点到来,想象着以后的生活将是什么模样。是的,我没有悲伤,心里空空荡荡。

    “起立!点名!”

    我们站起身来。点完名后,我们坐下。再次起立,再次点名。点了一遍又一遍,我们等得不耐烦了,只希望早点被人带走。他们还在等什么?命令终于来了。

    “齐步——走!”

    父亲失声痛哭。我有生以来头一次见他哭泣,我一直认为他不会哭。母亲走着,脸上就像戴着一只面罩,她一声不吭,若有所思。我看了看自己的小妹兹波罗,她的一头金发梳理得整整齐齐,胳膊上挎着一件红上衣—— 一个七岁的小姑娘。她不堪重负,却咬紧牙关,因为她知道抱怨没有用处。警察们挥动着警棍喊道:“快点!”我已经没了力气,刚一上路,就觉得腿软体虚……

    “快点!快点!走,你们这群懒鬼,废物!”匈牙利警察在嚎叫。

    那时我才开始憎恶他们,我的憎恶一直延续到今天。他们是最先压迫我们的人,他们最先暴露出地狱和死亡的面孔。

    他们命令我们跑步,我们不得不跑。难道他们认为我们全都是身强体壮的人?市民们站在窗子后面,隔着百叶窗注视着我们。

    我们终于到了目的地。我们扔下行囊,倒在地上。

    “噢,上帝呀,宇宙的主人!你胸怀博大,可怜可怜我们吧……”

    小犹太区。三天前这里还住着人家。但现在,他们的东西被我们使用着。他们被驱逐了。我们忘记了有关他们的一切。

    这儿比大犹太区乱。显而易见,原先的居民是被突然带走的。我参观了曼德尔叔叔一家人住过的房间。桌子上有半碗汤,有一个准备烤面包的生面团,地板上到处都是书。我叔叔想把它们带走吗?

    我们在这里定居了(怎么会用这样的字眼!)。我去找柴禾,姐姐去生火。母亲虽然筋疲力尽,还是准备去做饭。

    她不断重复着:咱们不能屈服,不能屈服。

    大家的情绪没有坏到不可救药的地步,我们开始适应变化。有人甚至说了些鼓劲的话。他们说,德国人没有时间驱逐我们……被押走的人太悲惨了,太晚了。至于我们,他们或许会让我们依靠这点可怜的东西活到战争结束。

    犹太区没有警卫,人们可以随意出入。玛莉亚原先是我家的保姆,她来看我们,抽泣着恳求我们到她的村子里,她给我们安排了一个安全的藏身之地。

    我父亲不肯,他对我和两个姐姐说:“要去你们去。我和你们的妈妈和小妹留在这里……”

    我们当然不愿分开。

    夜。谁都没有祈祷,谁不希望夜晚尽快逝去。我们被一场大火炙烤着,群星是大火迸出的火星。当大火最终熄灭时,除了死寂的星星和茫然的眼睛外,苍穹上什么都不会留下。

    我们无事可做,只能上床睡觉。床的主人或许正在途中跋涉,我们睡在他们的床上。我们需要休息,恢复元气。

    天亮后,低落的情绪有所缓解。人们恢复了少许信心,七嘴八舌议论道:

    “谁知道呢?他们把我们弄走说不定是为我们好。前线越来越近,很快就能听到枪炮声了。老百姓肯定得撤离……”

    “他们怕我们参加游击队……”

    “据我看,押解出境不过是一场闹剧。别笑!他们是想偷咱们的贵重物品和珠宝。他们知道咱们把东西埋起来了,要想得到它们,就得自己动手挖。让主人们外出度假,动起手来才比较便利……”

    度假!

    人们就这样打发时光,谁都不相信这种话。这几天我们过得还算愉快,比较平静。大家都合得来。富人与穷人,显要人物与普通人,我们之间已没有任何差别了。我们都是遇到相同命运的一群人,尽管这种命运还仍然前途未卜。

    星期六是休息日,这天也被确定为我们的流放日。

    头天晚上,我们坐在一起共进传统的星期五晚餐。我们对着面饼和酒,颂了传统的祝福辞,然后默默吃饭。我们感觉到,这可能就是我们的最后一次聚餐。那天晚上,我辗转反侧无法入眠,不断回忆着陈年旧事。

    黎明时分,我们聚在街上,准备离去。这一回,匈牙利警察没有露面,他们同意一切由犹太管委会打理。

    我们朝犹太教堂走去,仿佛遗弃了自己的镇子。但是,昔日的朋友们很可能藏在百叶窗后面,时机一到就抢劫我们的家园。

    教堂就像一个巨大的火车站,到处都是行李和眼泪。祭坛被砸烂了,帷幔被撕碎了,墙皮裸露出来。我们的人太多了,多得几乎喘不过气来。我们在里面呆了整整二十四小时,这段时光太可怕了。男人们呆在楼下,女人们呆在楼上。这一天是星期六——安息日——我们好像是来参加宗教仪式的,但是,谁都不许出去。人们不得不在角落里大小便。

    第二天早晨,我们朝火车站走去,一列装运牲口的列车等候在车站上。我们在匈牙利警察的监督下登上列车,每节车厢挤进八十人。他们给我们递了一些面包,还有几桶水。他们检查车窗上的横木钉得紧不紧。所有车厢都被密封起来,每节车厢指定了一个负责人。要是有人逃跑,这个人就会被枪毙。

    两个盖世太保军官沿着月台昂首而行,面带微笑,一切都很周详,一切都很顺利。空气中传来尖厉的汽笛声。车轮扎扎滚动,我们出发了。

    空间狭小,不用说躺下了,连坐下都很困难,于是大家只好轮流坐。车厢里空气凝滞。少数人运气好,靠在车窗旁,只有他们才能看见繁花盛开的田野向车后飞逝而去。

    行进了两天,人们渴得难以忍受,热得难以忍受。

    有些年轻人熬不住了,他们已经不顾日常禁忌,在黑暗的遮掩

    下相互抚摸,全然不顾别人怎么想,就像世界上只剩下他们自己了,别人也只好假装没看见。

    虽然还有一些剩余的食物,但我们从来没吃饱过,我们的原则是节省,留待明天,因为明天可能更糟糕。

    列车在卡沙停下,卡沙是捷克斯洛伐克的边境小城。我们这才知道已经出了匈牙利,不由得睁大眼睛,但一切都太迟了。

    车厢的门被推开。一个德国军官跨进来,后面跟着一个匈牙利中尉,是翻译。

    “从现在起,你们受德国军队管辖。谁还有黄金、白银和手表,马上交出来,只要我们发现有人私带这些物品,立即当场枪毙;第二,谁要是生病了,立即到医疗车报告。完了。”

    匈牙利军官端着一只篮子在人群中走了一圈,有人怕倒霉,交出了最后一点儿私产。

    “车厢里有八十个人,”德国军官补充道,“只要有一个人逃跑,就把你们像狗一样全都枪毙掉。”

    两个人走了。“哐当”一声,车门关严了。我们被绞索套住,紧紧套在脖子上。车门被钉死了,没有出路,这辆严锁的牲口车就是我们的世界。

    我们中间有一个女人,沙什特太太,她五十多岁,带着一个十岁的儿子,蜷缩在角落里。阴差阳错,她丈夫和两个大儿子随第一批人走了。她因为骨肉分离而痛不欲生。

    我很了解她,她性情安静,但神经紧张,眼光锐利。她常来我家做客,她丈夫是一个虔诚的人,把大部分时间消磨在书房里,不论白天还是黑夜。她是她们家里的顶梁柱。

    沙什特太太精神错乱,上路的头一天就开始呻吟,不断询问为什么要把她和家人分开。后来,她抽泣、叫喊,歇斯底里。

    第三天夜晚,我们都睡着了,有些人坐着,相互依偎,有些人站着。突然一阵尖厉的叫声,划破了沉寂。

    “火!我看见火了!我看见火了!”

    人们一阵躁动。谁在喊?是沙什特太太!她站在车厢中间,在窗外幽光的映照下,像麦地里饱受摧残的树。她指着车窗外面嚎叫:

    “看!着火了!可怕的火!可怜可怜我吧!”

    有人贴着车窗的横木朝外看。外面黑黢黢一片,什么都看不见。

    过了很久,我们才从残酷的惊醒中回过神来。车轮的每次滚动都让我们浑身发抖,就像脚下出现一道深渊,张开了血盆大口。我们无法熨平内心的悲痛,只能相互安慰:“她疯了,可怜的女人……”

    有人把一块湿布放在她的额头上,但她继续叫喊:

    “火!我看见火了!”

    她的小儿子在哭泣,拽着她的裙子,想抓住她的手:“什么都没有,妈妈!什么都没有……请坐下来……”他让我深感痛苦,比她妈妈的叫声还让我痛苦。

    有些女人想让她安静下来:“你会看见的,会找到丈夫和儿子的……过几天就会……”

    她继续大喊大叫,一阵阵抽泣:“犹太人呀,听我说,”她喊道,“我看见火了!我看见烈火了,蒸腾的烈火!”

    她着了魔,就像邪恶的鬼魅钻进了她的躯壳。

    我们尽量劝她,既是劝慰她,也是为安抚自己,让自己喘口气:“她产生了幻觉,因为太渴了,可怜的女人……所以她才说大火在吞噬她……”

    但一切都是徒然,我们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恐惧。我们的神经几近崩溃,皮肤一阵阵发紧。疯狂好像传染了所有人!我们放弃了。几个年轻人强迫她坐下,把她捆起来,用东西塞住她的嘴。

    车厢里安静下来。小男孩坐在妈妈身旁哭泣。火车在夜幕中继续行进,车轮与铁轨相互摩擦,发出有节奏的铿锵声,我听着轮毂的声音,又能正常喘气了,又能打盹、休息、做梦了。

    就这样过了一两个小时。又一声嘶叫让人悚然心惊,那女人挣脱了绳索,喊声更大:

    “看,火!看,大火!到处都是大火……”

    几个年轻人再次将她捆住,塞住她的嘴,还揍她。人们发出了赞许的喊声:“让她安静!让那个疯子闭嘴!这里不光只有她自己……”

    她的头部挨了几下致命的重击。她儿子死死地抓住她,一声都不吭,他不再哭泣。

    那个夜晚好像无涯无际。直到破晓时分,沙什特太太才安静下来。她蜷缩在角落里,目光呆滞,盲视着远方,不再看我们。

    整整一天,她都这样默默无语,心绪茫然,周围虽然都是人,她却孤苦零丁。到了晚上,她又开始大喊大叫:

    “火!在那儿!”

    她指着远方,总是指同一个地方。谁都不想再打她了。闷热、焦渴、恶臭,空气凝滞,令人窒息,但同她的尖厉的叫声相比,反倒算不上什么。再熬几天,也许大家都会像她那样厉声尖叫了。

    火车终于进站了,靠窗子的人读出了站名:

    “奥斯维辛。”

    谁都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

    火车停了。下午过得很慢。后来,车门开了,警卫允许两个人去打水。

    他们回来后告诉大家,他们用一只金表换来一条消息,这儿就是目的地,我们要下车了。这儿有一座劳工集中营,条件不错,家人不会被强行拆散,但年轻人得到工厂干活,老人和病号到田里干活。

    大家信心倍增,我们突然自由了,从昨夜的恐惧中解脱出来。感谢上帝!

    沙什特太太依然蜷缩在角落里,默不作声,一点也不为周围的乐观气氛所动。小儿子搓着她的手。

    黄昏时分,车厢里暗了下来,我们把剩余的食物全吃光了。晚上十点,大家都想挤个地方小睡片刻。我们很快打起盹来。突然:

    “看呀,火!看呀,着火了!就在那边!”

    我们霍然警醒,再次冲到车窗旁。刹那间,我们相信她了。但是,外面漆黑一片,什么都没有。我们又回到各自的地方,羞愧难当,恐惧感却油然而生。她又嚎叫,也因此又挨打,人们费了很大劲才让她安静下来。

    一个德国军官在月台上逡巡,我们这节车厢的负责人叫住他,请他把女病人转移到医疗车厢里。

    “耐心,”德国人答道,“要耐心点!很快就会把她弄走。”

    大约十一点钟,火车再次启动。我们挤在车窗旁,火车走得很慢,大约一刻钟后,更慢了。在车窗外,我们看见带有倒刺的铁丝网。我们明白,这儿就是集中营。

    我们忘记了沙什特太太的存在。但突然传来一声可怕的喊声:

    “那儿,看!看那团火!看那团火焰!”

    火车停了。这一回,我们看到一个高大的烟囱,冒着火焰,火焰直冲夜空。

    沙什特太太沉寂下来,她一声不吭,心不在焉,漠不关心,她回到自己的角落里。

    我们凝望着黑暗中的火焰,一股恶臭味弥漫在空中。车门突然开了,几个相貌古怪、身穿条纹外衣和黑裤子的人跳进车厢,他们手持电筒和棍子,一面乱抽乱打一面吼叫:

    “都出去!把东西留下!快点!”

    我们跳了出去。我瞥了一眼沙什特太太,她的小儿子依然抓着她的手。

    火焰就在我们前面,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灼烧皮肉的气味。现在一定是午夜了。我们到了,到了伯肯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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