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的南京本应是秋风送爽、桂花盛放的时节，但是对于大多数南京市民而言，1937年的气候显得是那么异常，这一年的夏天来得格外得早，也异常得炎热，可是刚过了8月，天气便开始变得阴郁起来。连绵的雨季虽然使得人们享受不到阳光的温暖，却也给南京城带来了稍许的安全感，因为也就只有在这样的天气里，实施“越洋爆击”作战的日本海军飞机才不会飞临这座六朝古都的上空，实施那令人发指的无差别轰炸。

    然而云层和阴雨终究不能取代一支强大的空军来永远保护中国的天空。从10月上旬开始，随着天空逐渐放晴，被日本政府寄予厚望的海军第1联合航空队便开始频繁出击，不分白天和黑夜地用弹片与轰鸣向仍在抵抗的中国军民施加压力，以期使得这个在东京眼中卑微而虚弱的政权尽早屈服。

    空袭对于一座繁华的都市而言无疑是致命的，昔日人流如织的南京此刻到处都是死一般寂静，连红色的砖瓦屋顶都粉刷成了黑色，空荡荡的街道上也只有同样被漆成了黑色的电车还在行驶着。虽然大多数市民都被告知要尽量留在家里，但是各级政府机关都在照常运营着，军人、警察，还有那些自愿组织起来的平民纠察队也在忠实地履行着他们的使命。

    此刻身在中央军校122号大楼里的钱大钧对于现在的南京城究竟什么模样是再清楚不过的了。记得战事刚刚开始之时，南京《新民报》曾发表社论说什么“（南京）不是重工业区，不是金融市场，也不是军事重镇，实在够不上敌机的轰炸，南京并不如一般想象之危险”云云之类，结果上海全面开战后的第3天，即1937年8月15日，日本海军便首次对南京进行了“渡洋爆击”作战。当天，20架隶属于日本海军“木更津航空队”的三菱G3M96式陆基轰炸机组成的机群对南京实施了大规模空袭，炸毁民房若干，伤及平民无数。而这一天却还只是日本人对南京进行的“渡洋爆击”作战的第一天。

    从9月19日这天起，日本方面又开始对南京城实施无差别空袭，医院、水厂、电厂一切军用民用目标尽皆成为日机轰炸的对象。仅仅在9月25日这天，日本海军、陆军航空队便出动飞机约百架，从上午9点半开始，对南京进行了长达7个小时的猛烈轰炸。此次空袭造成逾千名南京市民伤亡，更使得大片城区化作废墟。

    也正是从这一天起，南京，这座中国的首都第一次感觉到了战争的逼近。而随着日军空袭密度的增加，有人已经开始隐隐约约地担心起不过300公里之外的淞沪战火是不是会烧临到南京城下。

    平心而论，钱大钧也深知此刻淞沪方面的战局的确很不好，自从8月13日上海方面的保安部队和日本海军“上海特别陆战队”全面交火以来，这场双方都志在必得的战争就如同雪球样越滚越大。在张治中将军率部围歼虹口区等处的日本陆战队未果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数次增兵上海方向，精锐的德械第36师、第87师、第88师等部队悉数奔赴大上海。

    而日本方面在一片“惩膺暴支”的狂妄叫嚣声中，也从国内动员了藤田进中将的名古屋第3师团、山室宗武中将的善通寺第11师团组成“上海派遣军”，由陆军大将松井石根统一指挥，开赴上海。随着日本陆军“上海派遣军”于8月底在沪西的吴淞口、川沙等地登陆，一时间中日两军的精锐部队如同对撞的火车般不可避免地在繁华的沪西地区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杀。

    此时站在窗前望着笼罩在一片黑暗之中的古都南京，钱大钧的心情糟糕到了极点。比起遥远的华北战场来，上海方面的战局对于目前中华民国政府而言显得更为令人揪心。自卢沟桥事变以来，中日两军数以十万计的主力兵团已经在华北、华东两条战线上同时展开进行主力会战。

    不过与上海方面的胶着相比，华北战场之上日本陆军的进展似乎颇为顺利。7月底，平、津相继失陷。8月下旬，南口、张家口、宣化也落入敌手，晋北门户洞开。9、10月份，在日军强大攻势下，平汉线中国守军大面积溃退，保定、石家庄不守，山西方面也全线吃紧，太原成为危城。

    日本陆军满心期待的平汉路主力大决战却始终没有出现。但是根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所颁布的《国军作战指导计划》，华北战场上的中国军队基本达到“在平汉路正面与日军相持，实施柔性攻击，晋鲁两个侧面则利用山地固守，对正面日军构成掎角之势”的战略构想。

    而自日本陆军“上海派遣军”于9月初猛攻吴淞、宝山、狮子林一线以来，这场战争的规模也逐渐朝着失控的方向发展。战事的不利迫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频频从内地抽调更多的部队前去增援淞沪战场，无论是川军、桂军、滇军，还是中央嫡系，在“一寸山河一寸血，百万青年百万军”的口号下，他们同举着“抗日救亡”的大旗，义无反顾地奔赴淞沪前线。

    就在越来越多的中国军队从各方赶往大上海的同时，9月1日，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下令加速动员早已经在集结中的第101师团、独立工兵第11联队等部队。5天之后，即9月6日，日本海军军令部长伏见宫博恭王大将在上午时分，专门为海军用兵问题进宫觐见裕仁，奏称：“上海陆上的战斗迟迟无进展，必须增强陆军兵力。”

    伏见宫的这一奏称，事实上是日本陆海两军的共识。9月4日，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海军军令部举行联席恳谈会，陆海两军的首脑们一致通过了“在华北给中国军以最大打击，进入保定一线；在上海附近，以击退敌人的胜利结束战局，其时间大概是十月下旬至十一月初之间”的决议。

    面对执掌日本海军的四大世袭亲王之一的建议，天皇裕仁立即宣布召见陆军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大将前来商谈。而事实上老而弥辣的日本陆军首脑闲院宫早在参谋本部进行研讨之后便已着手准备增兵上海，于是在当天下午的晋谒中立即奏称：“内定增派第9师团、第13师团、第101师团及台湾守备部队前往上海，（同时）派遣4个后备步兵大队到上海。”在日本海陆军的沆瀣一气之下，日军增兵上海的工作迅速展开。而战争的规模也与所有善良人们的祈望向背，逐步走向无限扩大的深渊。

    9月7日，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决定台湾守备队于9月9日实施全面动员，组建重藤支队，归属上海派遣军建制下，火速驰援上海。重藤支队从名义上看似乎是一支小部队，事实上却几乎囊括了日本在中国台湾地区驻军的所有机动部队。在台湾守备司令部的作战指挥机关领导下，日本陆军的台湾步兵第1及第2联队、台湾山炮兵联队、台湾第1及第2卫生队、台湾临时自动车队、台湾第1及第2输送监视队悉数出动。而从支队长由重藤千秋少将出任便可以看出，所谓“重藤支队”其实际战斗力不弱于日本陆军一个混成旅团。

    根据《临参命第九十七号命令》将重藤支队派往上海战场的同时，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又根据《临参命第九十六号命令》从华北方面军抽调后备步兵10个大队、炮兵两个中队、工兵两个中队、野战重炮兵第10联队的1个大队、高射炮队（乙）5队，增援上海。在钱大钧这样的职业军人眼中，这些繁琐的番号本身便蕴涵着无比重要的信息。

    如果说就近动员台湾驻军驰援上海意味着东京方面也意识到上海战局已经危急到来不及从本土抽调兵力的话，那么众多后备部队从华北战场转移到上海则意味着，在连日的鏖战中气焰嚣张的日本陆军也开始无法承受巨大的伤亡，迫切需要补充新鲜血液。在前线的将士浴血奋战，给予入侵者以迎头痛击的同时，钱大钧在9月初便开始担心，一旦日军的增援陆续抵达，上海战区的形势必然更为严峻；而一旦把持着日本军队的那些老少战争狂们将注意力转向上海，那么未来出现华东战场的敌人数量必然呈几何速度增长。

    果然局势的发展如钱大钧所预料的那样，就在日本陆军第一批增援部队尚未完全开拔的同时，日本参谋本部作战课又进一步作出了动员第18师团的决定，这也就意味着日本政府开始进一步动员后备力量，与中国进入不惜耗损国力的“总体战”阶段。

    近代日本陆军的历史基本上可以追溯到1886年到1889年陆军省次官桂太郎、参谋次长川上操六所主持的兵制与军备改革，即1888年5月14日令废除带有地方治安色彩的东京、仙台、名古屋、大阪、广岛、熊本六镇台设置仿照西方近现代陆军编制的6个常备军师团。而其后虽然由于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日本陆军的师团数量几经扩充，但是到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前，日本陆军基本上保持着17个“常设”师团的合理规模。

    随着中日战争规模的不断升级，日本政府显然逐步失去理智和耐心，不顾国力的限制开始疯狂膨胀其武装力量。除了复活在1925年撤销的第13师团和第18师团之外，还组建以预备役兵员为主体的“特设”师团，在日本军方新一轮派往上海战场的部队之中，除了第9师团是战前便存在的常备军之外，第18师团、第101师团以及派往中国东北地区“待命”的第13师团均是由预备役兵员组成的后备军。

    虽然日本陆军战前只有17个“常设”的师团，但是每个师团的退伍老兵均转入预备役，因此，战时可以迅速的得到扩编成特设师团，也就是说：一旦日本的战争机器全力开动，其陆军兵力可以很快由现役的38万人扩充到74万人。

    而除了预备役兵外，日本的兵役制度之中还设有后备役兵88万人和补充兵役240万多人，各种兵役人员合计有448万多人。而反观我们中国，虽然有203万现役兵员，但是预备兵役和后备兵役却一无所有。因此，如果战端一开，中国军队便会很快的呈现出后续乏力的状态。而日军却可以在迅速整补之后，仍保持着旺盛的进攻能力。多年以来的积贫积弱，使得中国在国防动员体制、平战转化体制、军事指挥体制相对于日本均有着不小的差距。在这一点上钱大钧虽然身处高位，但也只能是报以叹息。

    9月9日根据《临参命第九十六号命令》从华北方面军转入上海派遣军的日军10个后备步兵大队开始依次到达战线。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立即命令这些后备步兵大队负责掩护登陆点，封闭各师团之间的间隙，并警备后方。而原先在这方面负责警备任务的各部队立即回归原先部队，集中兵力准备开始新一轮的进攻。

    9月12日重藤支队从台湾出发并于两天之后在贵阳湾实施登陆，按照上海派遣军司令部的命令，编入第11师团的指挥下作战。而随着第9师团、第13师团、第101师团陆续抵达。整个9月，日军利用其制海权的优势持续增兵淞沪战场，最终在华东战场上形成一个重兵麇集的强大攻击群。

    加上先期投入的第3师团、第11师团和日本海军陆战队，到10月初，日本陆军在上海战场已经投入了5个师团又1个混成旅团的庞大兵力，但其实并没有什么大的进展。在沪西的罗店、蕴藻浜等方向，日军的进攻屡屡不能得逞，虽然中国守军部队死伤惨重，浴血山河，但日本人每前进一步也要付出极大的伤亡。

    虽然沪西方向让日军死伤众多无法前进，但钱大钧却并不能说淞沪战场就是安全的。现在最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担心的倒不是沪西战场，而是在于别的方向，比如浦东。

    “主任，余姚的第45师刘副师长发来的密电！”侍二组组长酆悌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来到了凭窗而站的钱大钧的身后。

    “嗯？”钱大钧眉头微皱，接过酆悌递来的文件夹。

    提笔签收文件后，钱大钧草草看完电文便叫住了正欲转身离去的酆悌。“委员长睡下了吗？” 钱大钧稍稍沉吟，最终决定开口询问道。

    “还没有！”酆悌意识到这个时候主任的询问并不会没有原因，身为“民国军机处”的成员，他第一时间联想到这也许就跟刘进副师长发来的密电有关。

    算起来刘进副师长也是侍从室系统的骨干了，他是在年初才由新编第6师副师长的任上调职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第二组少将参谋的。淞沪会战爆发后，原侍二组组长邵存诚被调到冯玉祥司令长官的第三战区出任参谋长一职，刘进便接任侍二组组长的位置。

    由于侍二组主管着军事参谋业务，并与陈布雷主任的侍二处所属第四组一起秉承蒋介石的旨意，综管军政机要，同属侍从室组织的核心，也因此蒋介石一直都对负责军事方面的侍二组是十分注意的。毕竟侍二组主管的业务，几乎包括了军委会所属的各重要部门和其他行政部门，从作战指挥、部队训练、国防装备到交通运输、后勤补给以及人事经理等等。

    无论是审阅一些来自各方面的建议和处理事务性的工作，还是代替蒋介石向战区司令长官电话传达重要手令，又或者凡是下面所不能决定或不敢决定的一些报告或请示的文件，都得经过侍二组，由参谋人员研究审核，签注意见送给蒋介石作最后裁定，几乎上传下达的工作都被侍二组所包囊。也正是因为侍二组的特殊性和重要性，所以关于组长和参谋人选，一般都是必须经过蒋介石亲自批准而后任用，没有他的点头和批示，谁也进不了侍二组，更别说是出任组长一职。不过也正是因为身为“天子近臣”，故而曾在侍从室工作过的军官几乎无不官运亨通、仕途坦顺。刘进也不例外，担任侍二组组长不过月许，他就被调往陆军第45师任副师长，所余侍从室一处二组组长一职由酆悌接任。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抬手敲开蒋介石卧室的瞬间，钱大钧低声叹息道。“刘建一发来的情报准确吗？”草草看完了电报之后，穿着睡衣的蒋介石以一口浓重的浙江奉化口音询问道。

    刘进调任戴民权的第45师任副师长的调令，是钱大钧亲自根据蒋介石的命令传达的，所以钱大钧很清楚这其中的缘由。曾久驻中原、此时也奉命调来浙江，担任慈溪、余姚至镇海要塞防务，防止日军由镇海、宁波西犯杭州的第45师虽然兵员充足，但毕竟未经过大的战争，加之部队原是由河南息县、汝南、固始、潢川等县的地方团队改编的，所以战斗力极为有限。

    为了加强对该部的控制和指挥，除了调侍从室第二组组长刘进为该师少将副师长之外，同时蒋介石还令参谋本部调正在福建指导国防工事的王宏谟为该师少将参谋长，协助刘进整顿第45师。说白了，以侍从室嫡系的刘进和参谋本部的王宏谟为副师长、参谋长，也就是为了架空第45师师长戴民权。

    在得到钱大钧肯定的回答后，蒋介石对于戴民权违抗自己的命令，不愿将部队拉到松江一线布防，显得颇是恼怒。书桌上叠放着的那几份由戴笠递呈上来的报告已经可以说明浦东方向目前所潜在的危险了，如果不是担心日军很有可能在浦东方向实施登陆作战，也无需将他戴民权的第45师调至松江一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