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府除了企图通过中日直接接触以抵制“九国公约”会议，不让英、美、法等列强插手这场侵略战争，以避开国际上对它的谴责和制裁，特别想避免过早和英、美直接对抗。同时日本政府在军队胶着于太原、淞沪战场的情况下，谋求在有利形势和条件下尽快结束战争，以免陷入长期战争的泥淖中。当国联咨询委员会通过关于中日战争的两项报告的同时，日本于10月1日举行了由首相近卫文麿公爵、杉山元陆军大臣、米内光政海军大臣、广田弘毅外务大臣参加的内阁会议。
这次会议上，军部和政府都在设想通过上海派遣军“十月攻势”的战果，找到结束战争的机会，与南京政府和平解决这次被日本称作“事变”的战争。在这次会议上，决定了方针为“在于使这次事变在军事行动取得成果与外交措施得宜的配合下，尽快结束”的《处理中国事变纲要》。
这份《纲要》中着重强调军事行动是“在于使中国迅速丧失战斗意志”，而外交措施则是配合军事打击，“对中国及第三国进行适当的谈判与工作，将中国诱导到我方所期待的境地”。也就是利用军事上的优势，以上海派遣军的“十月攻势”来作为压力，外交上通过德国的外交调停，达到双重手段相并用，继而使中国政府屈服，完成军部及政府所期望的“速战速决”的战略目的。
德国政府的调停是从10月30日开始的，驻华大使陶德曼向中国政府外交部次长陈介传达了德国政府愿意居间调停的意向，并劝告中国政府“不要对‘九国公约’会议抱希望，应与日本直接谈判”。不过由于这次陶德曼大使与陈介次长的会谈中还批评国民政府“与苏联缔结条约，是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这样使中国与日本达成协议就比较困难”，并建议为使日本谅解，“修改中国对俄国的政策是必要的”。而陈介次长则表示必须首先知道日本的谈判条件才好考虑是否可以修正和苏俄的关系，故而首次调停并没有任何结果。
就在两天后，也就是日军此时正在秘密派遣柳川平助的第10军前往杭州湾准备实施登陆上岸的同时，11月2日，广田弘毅外务大臣向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提交了所谓同中国谈判的和平条件。这份所谓的和平条件包括：
内蒙古建立自治政府，且其国际地位类似外蒙古；在华北，以满洲国国境至天津、北平以南划定非武装地区，不得驻有中国军队，维持治安的责任由保安警察担任。如立即缔结和约，华北行政权仍全部属于南京政府，唯希望委派一个亲日的长官。如和平现在不能成立，即有必要建立新政权，新政权在缔结和约后其机能将继续存在。在经济方面，事变前已在谈判的开发矿产一事，在一定程度上要求满足日本的要求。上海非武装地区须扩大，设立国际警察队管制。要求中国停止抗日政策。
这些条件事实上和1935年南京谈判时要求相同，所谓共同防共、降低日本货进口税、尊重外国人在华权利等不平等条件自然无法使得中国政府接受。就在次日，狄克逊大使将日本的条件电告德国政府，同时在电文中称：“如果南京政府现在不接受那些条件，日本决心无情地继续战争，直至中国最后崩溃为止。”同时，狄克逊还向德国政府建议：“我们现在似可对南京施加压力，使它接受这些条件。请考虑可否令军事顾问们在向蒋报告战局时鼓吹和平谈判。”
11月5日，驻华陶德曼大使与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行政院长蒋介石会晤，在听完了陶德曼转达的日本政府开出的条件后，蒋介石表示：“如果愿意恢复战前状态，日本的条件可以讨论，否则对日本方面的条件是难以考虑的。”同时这位中华民国的最高军事长官还向陶德曼解释说：“假如我同意那些要求，中国政府是会被舆论的浪潮冲倒的，中国会发生革命。”
对于蒋介石的回复，陶德曼认为要求日本恢复战前状态是不现实的，而如继续对日作战，共产党就会在中国得势，这对南京国民政府来说，无异于是自杀。故而他希望“中国政府接受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教训，同时应该接受日本的条件，不要等到已经无法改变的时候，才来考虑和平”。
陪同会晤的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法肯豪森也向在座的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副参谋总长白崇禧表示：“淞沪战局严重……如果战争拖延下去，中国经济崩溃，共产主义就会在中国发生。”对于德国人的这些建议，蒋介石明确表示拒绝接受。
之所以蒋介石会拒绝，一来是他不想背负上“割土弃疆”的千古骂名，二来也与国民政府的军事方略有关。早在8月7日，最高国防会议正式决议全面抗战之时，便决策了“以守为攻，以退为进，以持久对速胜——非以打垮敌人为目标、而以拖垮敌人为目的”的持久战总战略。之后又在第一期抗战的指导方针上，确立了“以时间争取空间”的战略原则，即全面抗战重在赢得时间，消耗敌人，粉碎敌人“三月灭亡中国”的狂梦，促成西南持久抗战基地的形成和巩固。
而之前，最高军事委员会将国军一部集中华北，于平汉、津浦、平绥三线实行节节抵抗，以拖住日军于华北的兵力；又将精锐主力集中于华东，采取攻势，造成在上海战场进行决战的态势，诱使并逼迫日军改由北向南为由东向西战略，使其不能迅速劫夺以武汉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并沿京汉、津浦两线切割战场，直至由西向东以逼歼中国军队主力。
对于淞沪会战失利所引起的主力尽折、战火燃烧向金陵古都、迫使国府西迁的严重后果，坊间有两种大相径庭的评判：一者认为，中国军队在淞沪决战对于侵略者是直接有利的，因为随着战事的升级国军最精锐的部队都被牵制滞留在上海作战，不能调移到别处去，而日方则按照计划，继续在华北各地进攻，并有迅速的胜利，淞沪会战后期，国军又溃不成军，故而是得不偿失，以致人地皆失。
而另一方则认为，不如此不能调动日军，不能打破敌之既定部署。据悉，日军很可能从山西渡过黄河，深入陕甘。循蒙古侵宋的旧路，先犯川康，继攻黔、滇、桂、湘，再迂回顺长江而下，形成包抄之势。那样一来，对于持久抗战是非常不利的。故而从淞沪发动战事，吸引日军到东南沿海来，对于阻挡日军从西北深入，有极大的作用，进而迫使日军不得不变更战略而侧重沪战。
上海这座被称作是“冒险家乐园”、有着“东方巴黎”之称的大都市，除了是江浙财团支持下的国民党政权的经济、文化中心之外，而且是西方列强在华利益的主要所在地。考虑到这些，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认为在上海作战可以影响西方列强的在华利益，可以引起国际舆论及列强对日本此番行为的干涉，也就是所谓的“国际观瞻”所在。
然而无论是蒋介石还是国民政府都显然太过于忽略列强所持的“绥靖政策”了，甚至可以这样说，对列强抱有着太大的期望，而这种期望值已经大大超过列强在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投资。在权衡得失之后，列强们显然因为资本值的缘故，而无情地抛弃了中国。
尽管由于寄希望于国际干涉，且指挥朝令夕改，形成了淞沪前线屡次出现部队指挥调度混乱的局面，但不管怎么样，三个月的淞沪战局为政府、院校、工业设备和各类物资向西南大后方实施转移赢得了时间。至于“顾虑日军立即沿平汉路南下，所以一面在北方给敌侧后威胁以分散其兵力，一面将本军主力集中于华东地区强迫对方将主攻方向由南北轴心改为东西轴心”是否正确，至少在1937年，谁都看不出。
但不管怎么样，对于中日双方来说“陶德曼调停”的确没有能够起到任何作用，唯一对于日本来说它所起的作用便是在淞沪会战进行到战略态势转移的关键时刻，日本第10军已在杭州湾登陆。蒋介石询问前敌总指挥陈诚如何处置，陈诚建议“后撤部队，调整战线”时，蒋介石以“能战方能谈和，现在德国正在进行调停，淞沪战场上的部队如果再多支持几天，在国际观瞻上、在中日谈判上都有利”为由，没有接受陈诚的建议，并强调“不准撤退”，指示一定要“再支持三日”，并于11月7日在回答记者时宣称：“在国际公约不发生效力，正义公理未能伸张之时，唯有对侵略我国之敌人，坚忍抗战，贯彻到底。”
而此时淞沪战场的中国军队已处于即将被包围的危境，蒋介石仍决定坚守不退，希望“九国公约”会议“对日本采取一种如年前国际联盟对意（大利）侵阿比西尼亚一样的惩罚行动”。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几次建议下令后撤，但蒋介石坚持不允，前线官兵又苦撑两三日，实在疲惫不堪，白崇禧再度献言撤退，蒋介石仍不允。全线又勉强支持一二日，时国军阵容已乱，白崇禧知事急，乃向蒋介石报告说“前线指挥官已无法掌握部队”之后，这位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不叫撤退也不行了，因为事实上前线那时已经形成了溃败。最终一场本可有组织的撤退因为命令下达太晚，局势逆转，而演化成全军溃败的局面。
这期盼列强干预的结果就是右翼军总指挥张发奎所说：“从整个战略上着眼，敌人强渡苏州河后，退却已是无可疑义而不能再迟延的事……当时前敌总指挥陈诚将军来到我的指挥部，他亦同意我的意见。可是，最高统帅部却仍迟迟未决，等情况已到了最危急之际，才于9日下达退却命令……当我接到命令时，部队已陷入极度紊乱状态，各级司令部亦已很难掌握其部队了。因而演成了最后一幕可避免而终不能避免的大悲剧。”
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所说的：“我军退守苏州河时，全般态势愈形不利。委员长等于10月28日，亲临苏州指示作战机宜……11月5日，日军以有力部队，突由金山卫一带登陆，企图抄袭松江、青浦、安亭，堵截京沪、沪杭两路交通，同时苏州河南岸阵地亦被日军突破，我军以腹背受胁，又缺精锐之生力军可资使用，乃不得不于11月8日夜开始向嘉兴、苏州一带撤退……部队单位既多，沿途拥塞，加以飞机轰炸扫射，死伤不少，秩序混乱，部队大都失去掌握。”
所谓的“德国调停”其实早已注定不会有任何意义，因为就在11月6日，德、意、日三国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签订了《防共协定》从而形成了轴心国三强的联合，而这也使得德国在中日战争的态度上又向日本方面倾斜了一大步，这种立场本就不中立的调停何来任何意义？
于是在11月8日，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拜访广田外交大臣，并传达了第一次调停的结果：“中国表示假如日本愿意恢复战前原状，只能答应进行谈判。对某些条件，当然可以讨论，但这也是恢复原状以后的事。和约的缔结，必须成为将来两国友好关系的基础。中国现在正在和布鲁塞尔会议上审议的各国进行合作，所以不能正式承认收到了日本的要求。”之后，所谓的“调停”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了。
刘斐等国民政府的军事指挥层很清楚正是由于蒋介石之前的错误决定，才导致淞沪战场上几十万部队的大溃败，可是现如今蒋介石又想再自作主张地困守南京孤城。日军自淞沪展开追击西进，并威胁南京以来，国民政府决计迁都，长期抗战，粉碎日寇迫订城下之盟的妄念。甚至蒋介石自己也认为“抗倭最后地区与基本线在粤汉、平汉两路以西……抗倭之最大困难，当在最后五分钟……决心迁都于重庆”。
但是此时他却又在“南京是战是守”这一问题上与军事幕僚们意见不一。高级将领中普遍反对固守南京，甚至刘斐、白崇禧都明确表示，不应在南京作没有军略价值之牺牲，白崇禧主张改取游击战，刘斐主张适当抵抗之后主动撤退，只作象征性防守。可蒋介石却在考虑请美、德两国出面调停，请英美促进苏联参战，为国际观瞻而再战一把，总之因为希望列强干预，其一直在南京固守或放弃之间踌躇再三。
但刘斐他们所不知道的是，在私访唐生智之后，蒋介石已经下了死守南京的决心。就在这次会议后的次日，也就是11月1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再次召开第三次军事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正式提出绝不放弃南京，必须集中一些作战力量来守卫南京，以便能够在南京保卫作战中等待国际形势变化。同时也可以为国军修整、集结部队争取时间。既然这个基本点确定下来，那么接下来顺理成章的是要讨论谁来主持守卫南京的问题了。可是当蒋介石问及谁愿意留下来守卫南京的时候，列席会议的一圈将领却都沉默无声。
见此情形，蒋介石又故技重施，开口道：“既然你们不愿意留下来，我自己留下来好了。”到这个时候，唐生智只好再次主动站身起来，说：“职下愿与南京共存亡。”也就这样，在一国元首自说自话的情况下，南京保卫作战的基本原则，以及主持南京作战的人选被确定了下来。
之所以从一开始，蒋介石便力主唐生智为防御作战的指挥者，这自然是有一定的想法的，因为自30年代中期以来，国民政府拟订的首都保卫纲要以及相关军事演习，唐生智都参加了而且是主要拟订者，而唐生智的资历又足以担当此职。既然固守南京的方针确定了下来，最高统帅部便开始采取了一系列的战略、战役措施，开始着手部署南京防御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