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踞在东京社会颠峰上的是那些用老百姓的脂膏喂养肥大以至得了严重肥胖病的皇亲国戚、豪门权贵、大贵族、大官僚们。由于他们所处的地位不同，难得去逛庙会、看杂剧。他们另有寻欢作乐的场所和方式。当朝太师蔡京有一天得意地说：“老夫忝一官之荣，诗酒风流，自有三十三洞天胜境在，岂可溷杂尘俗，现迹人世？”真可谓是一语泄露了天机。
宣和年代特别标榜“与民同乐”，在灯节中，在正对大内的宣德门外搭起的大牌楼上，就挂着“宣和与民同乐”的六字金牌。在那狂欢的几天中，也的确有了那样的气氛，老百姓甚至可以隐隐约约地听到宣德楼上透过重重珠帘采幕而泄漏出来的宫嫔们嬉嬉哈哈的嘻笑声和咭咭呱呱的谈话声。但是双方心里明白，把老百姓暂时升格为“钦定”的观众，允许与官儿、甚至与皇家同乐，只限于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场合。那是朝廷需要钦定的百姓们来证明它统治的成绩的确像字面上表现的那么好，妆扮出一个歌舞升平的花花世界。
可是招牌还是招牌，并不代表实质，即使它填着金字，也填不平官儿们和老百姓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蔡京说的才是真话。
官儿们愿去并且常去的地方，所谓三十三洞天都是一般老百姓进不去的地方。仙凡有别，社会的阶梯给他们设置了重重障碍，同时，他们也拿不出那块到哪儿去都可以通行无阻的腰牌——银锭。在通行证还没有被发明以前，代替它行使职权的就是这块腰牌。譬如说，要欣赏灯节，老百姓只好在宣德门外的御街和州桥大街那一带挤来挤去。那样的挤法，据说是有失体统的。根据不完全的统计，从初九到十八的十个夜晚，人们被踏掉的鞋子每夜就有五、六千只之多，这在老百姓犹可，如果一个官儿被挤掉了靴子，再加上丢了幞头，松了头巾，科头跣足地在大街上打旋，这还像什么官儿？他们享有赏灯的特权，可以按照品级在指定的地段上搭个临时帐幕前来赏灯。有的官儿还嫌看不畅快，宁可把这个特权转让给同僚，自己就在马行街大货行转角的丰乐楼上订个临街面的阁子，坐下来笃笃定定地赏灯，连带喝酒、听曲子，他们还怕拿不出腰牌？
丰乐楼原名“樊楼”，是驰名全国的高级酒家，是名符其实的“天下第一楼”。它本来有五座格式相同、彼此独立，只有在底层中才能走通的两层楼房。去年秋冬大大翻建了一次，不仅油漆重施，丹雘一新，并且都翻造了三层楼。各层之间又都增修了飞桥露梯，既可互相走通，又可凭栏俯眺。除了底层全部作为散座之用以外，每座二、三两层各有几十个大小阁子，全部开放。珠帘绣额，翠飞红舞，布置得十分富丽堂皇。
每届灯节，有头面的官儿们，早就预订好阁子，到期携带内眷、歌妓，或者约几位同僚好友，一起到这里来浅斟细酌。这才不愧是欢赏灯市的龙门。他们居高临下，一眼望去，可以全部清楚地看到搭制在宣德门外以及重要街道上的几十座鳌山灯楼。鳌山灯楼上都扎有硕大无比的龙凤，在它们的口、眼、耳、鼻、鳞甲、羽翼之间都嵌着大大小小的灯盏。它们振鬣张翼，昂首向天，似乎都有飞升之势。在它们周围又张挂着各式各样，多得不可胜计的灯采：有成组的天下太平灯、普天同庆灯，有单独的“福”字灯、“寿”字灯、“喜”字灯、长方胜灯、梅花灯、海棠灯，有制作繁复的孔雀灯、狮子灯，有虽然简单却也维妙维肖的西瓜灯、葫芦灯……。说得夸张一点，天上、人间一切有形可象的事物都被复制在灯采中了。这些灯，有的大至数丈方圆，有的小到可以袖珍，有的需要很多人一齐动作，才能把它挥舞起来。它们一经点亮，霎时间就涌现出一片光明世界，把千门万户、工巧绝伦的鳌山灯楼照得洞中彻里，一览无遗。
这时遥遥相对的大内宣德门楼上也点起价值连城的琉璃灯、藕丝灯和裁锦无骨灯。这几种特制高级的灯都是两浙、福建等路的三司长宫不惜工本，派人做了专程进贡朝廷，供朝廷“与民同乐”的。其中琉璃灯一种，据说是用玛瑙和紫石英捣成粉屑，煮成糊状，再加上香料，反复捏合而成。福建南剑州一州三个月的田赋收入，刚够制作和进贡这对琉璃灯。它们点燃起来，挂在琼楼玉宇的最高处，晶莹透明，宛如平空升起两轮人造的明月。
用金银珠玉串成的流苏坠穗，也挂在宣德楼的四角，微风一过，敲金振玉，仿佛从天上蕊珠宫阙飘来一阕阕仙乐。
这时坐在丰乐楼上的官员们，仰看碧空中三轮皓月正在万顷琼田中相互争辉，俯瞰一片融融泄泄的灯光把整个东京城罩上一层银色和金黄色的光采，再看到楼底下的群氓熙往攘来的太平景象，真有飘飘欲仙之感。
蕊珠宫里的仙姝不一定有缘相逢，人间的仙姝，却是随时可以邂逅的，不过会仙也要那块腰牌。当时除了丰乐楼、长庆楼等几家高级酒楼之外，官儿们平日最喜欢溜达到东鸡儿巷、西鸡儿巷一带去“会仙”（东京人有意把它们叫成姊儿巷），那里真是群仙萃荟、粉黛满目的洞天胜处。名噪一时的歌妓崔念月、赵元奴都住在东姊儿巷。她俩住在贴邻，却是各立门户，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她俩的见面，只限于在第三者的应酬场合中。奇怪的是，当她们见到面时，是一对亲密的姊妹，嘘寒问暖，轻言密语，她们彼此同病相怜，友谊并不虚假。但这并不妨碍她俩争胜斗妍，同行嫉妒。她们在背地里总是打听另一个最近新添置的头面衣饰、布置陈设，以及在笙歌弦乐、饮食酒肴方面翻出了什么新花样？当对方超过自己，就一定千方百计地要学习、模仿、竞赛，直到胜过对方为止。同样的命运和同样的身世，使得她们彼此爱怜起来，同样的职业和同等的地位，又使她们彼此嫉妒，彼此竞胜，这真是一对奇怪的姊妹花。
不用说，她俩对于当朝权贵、文武大员都具有莫大的吸引力。她们的两扇乌漆大门是用吸铁石制定的，权贵们的铁靴子一经走过这里，就不能不被吸进去。
成为东京人民憎恨对象的高俅，是这里的常客。高俅出身于东京的破落户，多年在街坊混日子，后来当王晋卿驸马的听差，遭际官家，扶摇直上，一直做到太尉，殿前司都指挥使，成为合朝最高的军事长官。高俅的一生都和东、西姊儿巷结不解之缘。不同的只是，前半生他在这里鬼混，给鸨母、角妓当些杂差（这是当时社会的必然产物，东京街坊中，像他这样的混混儿，何止成百上千），后半生他做了大官，却成为这里的阔客（这是当时社会的特殊产物，一个街坊的混混儿要爬到太尉这样高的地位，需要无数偶然因素凑合起来才行）。他时常左脚刚跨出赵元奴的门，右脚就跨进崔念月的门，用来平衡两人之间的均势。
官儿们到相好的歌妓行馆、勾栏曲榭中去寻欢作乐、饮酒买笑或者把歌妓请到外面去奉觞劝杯，歌舞侑酒，这不但不需要躲躲闪闪，反而成为相互追逐、相互夸耀的风流韵事。那些既要到行馆中去寻开心，又怕别人指摘，掩掩盖盖、藏头露尾的初出茅庐的官儿，才是十足的蠢汉哩！
从政和、重和、宣和以来，东京社会中忽然流行起一个“韵”字。漂亮的妇人被称为“韵致”，新奇的服装被称为“韵缬”，美好的果品被称为“韵梅”，后来发展到对于一切美好的事物，非用一个“韵”字来形容它不可。韵天韵地、韵人韵事，无一而不韵。这个新兴的“韵”宇，风靡全城，骎骎乎大有代替祖辈相传的“有巴”一词之势。甚至太宰王黼奉敕撰写的《明节贵妃墓忘》一文中也用了“六宫称之为韵”一句，明节贵妃就是官家宠爱的安妃刘氏。想当年，蔡京曾受召见，从她手中接过一杯御赐的酒，在他的进御诗中受宠若惊地写道：“玉真轩里见安妃。”如今这篇墓志不是敕令蔡京撰写，而让王黼主稿，自然要引起他的怨恨。他的一派人抓住这个把柄，大肆攻击王黼不该把这个市井俗字写入碑版文章，亵渎宫闱。其实蔡京的一派人自己也曾用这个字。派系攻击是排除自我的，只要抓到对方的辫子，哪管自己头上也长着同样的辫子。没想到官家本人也喜欢这个市井俗字，王黼的这句，可能出自官家的授意或修改，他引经据典地为它辩解，还责令攻击者回答：“何俗之有？”
当这个韵字风行全城之时，各式各样的人对它有各式各样的理解。有人简单地认为只要穿上一身奇装怪服、招摇过市就算是“韵”了，有人进一步地认为一定要做到风流倜傥，不拘泥于礼俗才算是“韵”，又有人认为这样的理解，未免太放肆了，韵是高华清雅的意思，要有高级的品味，才谈得到一个“韵”字，到歌肆行馆去，固然是风流绝俗，并且已成为一时风尚，但要高雅一点，最好还是在自己的第宅里，置酒高会，邀请一些贵胄世家、文人学士，自然也免不了有些清客、帮闲相陪，谈论古今诗文，即席吟诗作赋，兴会所至，随手填两首小词，这才是真正的风流韵事。当然宴会也不能风雅到枯燥无味的地步，凡事都有个程序，风雅一番以后，大家酒酣耳热，形骸俱忘，这时光主人家才端出自家精心培养的一批家妓出来享客，使宴会进入最高潮。
家妓们的风度打扮，摈照高级贵族的标准，也称得上是十分“韵致”的。
她们梳一个当时最流行的朝天髻，穿一件织成“心”字图纹的合欢襦，系一条百褶凌波裙，踏一双用红白双色罗缎交错缝制的高帮凤头鞋。这种双色风头鞋，当时称之为“错到底”，叫不出它的名色，就算不得是熟悉东京行情的人。东京人不错则已，一错就要错到底，这才是当时的时代精神。
家妓们娉娉婷婷地走到筵席前面，用—个媚笑劝嘉宾们干了门前杯，替他们斟上一巡热酒，然后轻敲檀板，慢启朱唇，用着滞人的、有时是慢得不能再慢的延长音唱个周学士的《意难忘》：
衣染莺黄，爱停歌驻拍，劝酒持觞。
檐露滴，竹风凉，拚剧饮淋浪。
夜渐深，笼灯就月，仔细端相。
知音见说无双，解移宫换羽，未怕周郎。
些个事，恼人肠。试说与何妨？
又恐伊：寻消听息，瘦损容光。
家妓们特别喜欢唱这支曲子，因为它是她们生活的写照，道出了她们的痛苦、心思、生涯和理想。她们唱到过拍时，多情地把星眼乱睃，希望在许多宾客之间发现一个真正的“知曲周郎”。如果真的碰到他了，她们真愿把自己的衷曲，倾箱倒箧地向他诉述。别瞧她们现在满身裹着绫罗，谁知道她们在赋税和债务的重重鞭挞下，被逼卖到这里来，当着主人和宾客的面强颜欢笑，背地里却是热泪暗注的苦况？可是她们哪里作得了自己的主！慢说找不到这样一个周郎，就算找到了，自己的心里刚有一点根苗，他又像烟雾般地消逝了。她通过种种下层组织去打听他的消息，不知不觉间为他消瘦了，却还担忧那个幻想中的对象周郎也像她一般多情，为了寻访她而瘦损容光。
家妓们是最懂得风雅的主人家笼子里的黄莺儿，她们的存在，只为了让主人家和他的宾客们共同风雅一番。她们只有一立方尺的空气可供呼吸，实在闷得透不过气来，巴不得要飞出樊笼，而没有想到，即便飞出这只笼子，仍然要关到另一只笼子中去。她们的命运早被铸定了。
客人们也喜欢这支曲子，因为他们兴之所至，也不妨偶而客串一个知曲周郎。他们自己家里的鸟笼子还有余额哩！逢场作戏，讲几句知“心”话，填一曲新词，都费不了多少本钱，就此窃取了一个女孩的心，何乐而不为？他们用廉价的同情去骗取歌妓们所幻想的爱情，正是各投所好，互相满足了自己的需要。
可是他们的同情毕竟是廉价的，而她们的爱情也只存在于幻想中。只有残酷的现实生活一点一点地打破她们的幻想，一寸一寸地磨掉她们的青春，使得她们逐渐在清歌曼舞的红氍毹上站不住脚，最后终于变成为一个衣垢发腻，皱纹满脸的老婆子时，这桩风流韵事才算真正告一段落。在这些老婆子脸上的皱纹中，深刻地印刻着她们被剥削、被蹂躏。最后被人家像一面破鼓似地丢在垃圾箱里的一生，透过它看到反面，不也正是反映着上层阶层人物的空虚、无聊、腐化、罪恶的一生！
东京的达官贵人们（当然也包括外路的达官贵人）心里本来就是空荡荡、软绵绵的。他们全部的生活背景就是一些海市蜃楼和舞台布景。他们的两条腿站在一堆轻飘飘的云絮中。他们的自身和他们的立足点都是空宕宕、毫无重量的。如果没有这些豪华的饮食起居，没有这些浮糜的笙歌弦乐，没有彼此之间的争权夺利、斗心勾角，没有打情骂俏、欺骗买卖的男女关系来填补心里的空隙，他们就更加显得一无所有了。
他们以昼补夜地追逐这种生活，他们用一把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刀子在老百姓身上刮下维持这种生活必须的血肉脂膏，想用来充实自己，结果他们心里的空隙却越发扩大了。正因为如此，他们就更加疯狂地追求欢乐，借以证明他们至少在富贵荣华方面还有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如果他们再也没有其他的东西值得在人前夸耀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