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过了半响，刘锜才轻轻地念一句词，然后他俩一齐把它念完。
“今宵剩把银釭照，犹恐相逢是梦中。”
他们拭一拭眼睛，肯定了这里被刘锜娘子布置得好像梦幻般的周围环境确实是一个现实世界，可是他们仍然不知道怎样开始现实的谈话。
他们要谈的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他们首先要谈到三年来两人的经历和现实迫使他们立刻要去办的事情。他们要谈到马扩两次使金的经过，谈到朝廷的决策和准备，谈到刘锜的渭州之行，谈到迫在眉睫的战争。马政的家信和马扩、亸娘的婚事虽在禁例之内，也免不得要谈个大概。可是这些话题好像蜻蜒点水，略为沾着点儿，就掠过水面飞走。他们的情绪实在太激动了，他们的思想实在太活跃了，他们的共同语言实在太丰富了，一连串青少年时期的回忆如此强烈地盘据着他们的心胸，以至把一切现实的谈话都挤掉了。他们知道这些暂时被搁置起来的话题停会儿还是要谈到的，到头来问题总归要解决。可是这会儿他们的心情像波涛般澎湃着，倒反而使得他们感到一切都无从谈起。
既然设法进行现实的和冷静的谈话，索性把它们搁置起来，一任回忆的弛骋把他们带回到印象如此深刻、如此新鲜的西北战场去，带回到那个激动、欢乐、令人惋惜地一去不复返的青少年时期中去……
马扩，刘锜都是军人世家，两人都隶属于西北边防军军籍。
马扩是熙州人。熙州是古战场，它和邻近的河州、洮州、鄯州、湟州、廓州一带都是北宋政府与以唃厮罗父子祖孙为首领的青唐羌政权长期战争争夺的地区。熙州最后一次易手，被宋朝所占有，不过是四十多年以前的事情。在那些地区中，每一寸土地上都留下剧烈地战斗过的痕迹，抛弃在山谷里的战死者的白骨，比当地活着的人口还多些。
只有到了最近两三年里，双方才实现了对彼此都有好处的停战。
马扩的家族史几乎可以与熙、河、洮、湟、鄯、廓地区的战斗写在一本血迹斑斑的编年史里。马扩的祖父，农民出身的马喜最早参加四十多年前收复熙州的那场战争，并且因此丧生。从此马家的子孙都正式取得军籍，成为军人世家。十多年后，马扩的伯父马效在河州附近战死，再过了十多年，在北宋军获得空前大捷、歼灭青唐羌战士三千多名的宗哥川战役中，马扩又丧失了他的大哥马持和二哥马拙。
军队的袍泽们在许多年以后还记得那兄弟俩在战争关键时刻怎样奋战到最后一息的。
这个人口原来不是很多的家族，受着战争和伴随着战争而来的疠疫的袭击，更加变得萧条了。马政夫妇、马扩和他大哥的遗腹子是这个家庭在几十年血战中留下来的孑遗。然而，他们仍然不能不是军人，仍然不能不接受他们祖、父和兄长的命运。这是因为在他们狭隘的生活领域中。除了战争，很少能够想象别种生活方式的可能性。
可是他们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些战争是什么性质，对哪个有好处？他们为谁、为什么而作战？他们的牺牲有多大意义？这些对于他们是过于高深的战争哲学和政治哲学了，他们不想去理解它。他们的任务，只有打仗，要末是打胜这一仗，要末是被打败了，准备战死。
生于熙州，长在洮州的马扩就是在那种特殊环境中锻炼出来的普通一兵。他在学会走路的同时就学会了骑马，学会写字的同时就学会了射箭。他看到、听到、学到的一切，都离不开战争与军事的范围。他是军人的家庭，他们几家简单的亲友们也同样是军人，是战友，他们的社会关系是单纯的。
起先做熙河兵马都监，后来升任为熙河路兵马钤辖的赵隆就是他父亲的上司，也是他家亲密的朋友。在战争的环境中，上下级军官以及官兵之间的关系要比平时亲密得多。他和亸娘就在那个时期相识，后来缔结了婚约的。
到他成丁以后，被正式编入军籍，跟随部队辗转作战，接受来自战场上的考验。战争是粗线条的事情，可是要把一个普通的战士培养成为“真正的军人”，却需要一系列细致的工作。他就是经过战争的磨子长期精磨细碾，逐渐成为真正的军人的。
这些真正的军人是构成军队的骨干。在广大士兵和中下级军官中间都分布着一些真正的军人，但在中上级以上的军官中，它的比例相应地减少了。有些从士兵出身逐渐升擢上去的军官，尽管他的军衔，官阶，地位不断地提高，这种真正的军人的气质却相反地减少了。优裕的生活条件，脱离了广大士兵和战斗的实践，都是使这种气质减少削弱甚至到完全泯没的原因。到了那时，人家虽然尊敬地称他为“经略使”“都总管”，却不再把他着成为同甘共若，生死同命的自己一伙人。这种军队里公认的无形的头衔，比朝廷任命的经略使、都总管更吃价，具有更加实际的意义。
西军之所以号称精锐，除了广大素质优良、训练严格的士兵以外，主要还是依靠这批骨干。但它们毕竟还是为数不多的，并非每一个战士都可以培养成为真正的军人。
那时，在西军中就有许多非军人的军人，他们有的因为犯罪充军，流放到边地来，被迫从军，一心只想回家，有的则是为了吃饭糊口，把从军看成为一种谋生的手段。还有最突出的一批人，被士兵们愤懑地称之为“东京来的耗子们”。其实也不一定来自东京，但他们的来头和靠山大都和东京的权贵们有直接间接的关系。他们凭着一纸告身或是权贵们的一封八行书，高视阔步地走进军部，很容易就可以取得“参军”“参议”等好听的头衔。他们高踞在军队之上，出入统帅部，参与各军区的机密，专门干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勾当。
他们在军队里随心所欲地洒挥一番以后，回到东京就变成了不起的人物。他们凭着在军队中直接问接的见闻，加上自己丰富的想象力，创造出一系列英勇惊险的战斗史。他们总是运筹帏幄，决胜沙场。他们总是搴旗斩将，出奇制胜。一切胜利的战争，都是依靠他们的力量打下来的，偶然有些战争，还不能尽如人意，那都因为西军将士的掣肘所致。他们立了“罄竹难书”的汗马功劳。
所有这一切被创造出来的胜利，被讲述者渲染得如此惊心动魄，如此绘声绘色，以至要怀疑它们的真实性是不可能的。这些故事不仅在达客贵人的客厅里反复转播，而且跑进枢密院、政事堂，成为宰相，枢密使升黜前线将领、调整军事机构、判断敌我强弱的主要依据。
这些荒唐的故事回传到边防军中，其反应是多种多样的。
统帅部照例保持缄默，既没有在正式的奏章文告中予以否认，也没有在公开的或半公开的谈话中给予证实。给人的印象是“似有若无”。和朝廷宰执们打交道已经积累了将近百年经验的边防军统帅部对待“东京来的耗子们”好像对待东京来的饿虎饥狼一样，一向采取略为满足，敬而远之的态度。
非军人出身的闲杂人员非常羡慕“东京来的耗子们”，因为他们做到了自己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一套谣言能够造得如此有声有色、娓娓动听，使衮衮诸公深信不疑，这不但需要造谣言的艺术，更需要开辟一个传播谣言的市场，这两者都要有点本领才做得到。虽然他们对于谣言的本身一个字也不会相信，因为他们也好像广大官兵一样十分熟知这批耗子们在部队中干些什么。
只有少数像马扩这样真正的军人才会对那些荒诞故事和它们的创作者感到极大的愤怒。“东京来的耗子们”把战场当作猎取功名的围场，他们一定要把自己打扮成为英勇的猎手才能猎获得他们的目的物，这倒不足为奇。但他们为了要达到这个卑鄙的目的，不惜玷污西军的荣誉，把全体官兵都描绘成为他们英雄业绩的丑陋的陪衬。让这样一批对战争一无所知的人垄断了对战争的发言权，这使真正的军人们感到莫大的耻辱。
再则，这些耗子们由于对战争的无知，特别是对于战争的极度害怕，因而捏造出这些惊险的场面，表示他们的勇敢和对战争的贡献，这又使得真正的军人们发笑。其实，战争既然是一种军人必须习惯和适应的日常生活，那就没有惊险紧张之可言。
马扩本人七年的从军史就有力地证明这一点。他没有经历过像他们那么夸张、歪曲地描述的那种心理历程。当然，在他初上战场时也难免有些紧张，但随着反复的实践，他很容易就把它克服了。以后他越来越变得沉着，越来越不把战争当作一件越出他的生活轨道以外的非常事件。其实，他们在前线的日子里，也不是每天交锋，时刻搏战的。有时，倒觉得太清闲了，就冒着被敌方发觉的危险，潜入到属于敌方警戒区域的深山草原上去狩猎一番。你打到一头狍子，我射倒一匹黄羊，大家兴高采烈地把猎获物扛回来，晚上一顿丰富的酒菜就有了着落。他们在痛饮快啖以后，就在一堆篝火上添几段枯木，海阔天空地谈论朝政、战局以及从祖父时代就留传下来的关于乡土地方的回忆。但是，最让他们感到兴趣的还是谈到某一个从东京来的参议官在军队里闹的笑话。尽管这件笑话已经过了许多年，他们每次谈到它的时候，还会哄发出那么高兴的笑声。从现役军人的观点看来，没有什么比嘲笑一个在军队里擅权弄威的文官更加有趣的了。擅权弄威是朝廷赋予文官们的特权，嘲笑文官们都是军人赋予自己的特权。军队的本身是一种排外性很强的机构，他们对于外来人员基本上是不合作和抗拒的。
他们对文官的嘲笑有时的确是过火和不公平的。譬如在熙河军区当过参议官的刘鞈把两个儿子刘子羽、刘子翚都带到部队里来阅历阅历。事后证明他们表现得不错，不仅能够适应部队生活，有时还能作出一些贡献。马扩和他们之间也建立起友谊。但在马扩的传统心理中，对他们仍然不能够完全排除对文员的轻蔑感，这种成见在许多军人身上几乎是根深蒂固的。
当然，他们要打仗，战争最激烈时，甚至一昼夜要作战三、四次，五、六次，有时要连续几天，十几天不休息地行军作战。这在他们是早已适应了的。他们听到凄厉的号角声和急促的战鼓声催促他们进入战场的时候，好像听到钟鸣进入饭堂拿起筷子来吃饭一样地稀松平常。
在那种真正和敌人交手的白刃战中，敌人冷森森的刀锋，不断地在他们耳根发出清脆的响声，带着血污的闪光在他们眼睛前闪耀。一支从哪里飞来的冷箭仿佛长着眼睛。嘴巴和翅膀，急速地劈开长空，愉快地呼啸着、飞奔着，然后一下子就钻进他们的铠甲的罅缝里。他们是多么冷静地对待这逼近到只有分寸之间的死亡啊！他们毫不在意地拔出箭矢，轻蔑地看一看刻在箭箬上敌将的姓名，随手就把它掷在地上，好像掷去一根烂稻草一样，他们的心也没多跳一下。
有时战局不利，陷入敌方的重围，他们依靠勇气、胆量和战斗经验，寻找敌方比较薄弱的环节突围而出。自然，突围并不是常常成功的，如果失败了，他们就得接受死亡。死亡是战争的自然结果之一，只要他们奋战过了，索取得代价，死亡也就无遗憾之可言。他们决不会在决战前夕，写下什么遗书，跟父母妻儿诀别。这种写在文字上显得悲壮的诀别书是别人干的，真正的军人们不干这个，也根本没有想到这个。
这就是包括马扩在内的一批真正的军人的战争生活和战争心理的写照。他们和东京的耗子们有多大的距离！
只有对战争有同样的理解、同样的适应程度，战场上的利害关系又是如此密切地吻合一致的人，才会产生兄弟般的战友的感情。他们爱憎分明，憎厌那些经不起战场考验而又妄自尊大的人；但如果是战友，属于自己人的范围以内，那就不用多说一句话，彼此都可以为对方贡献出自己的生命。他们的生命权不是属于私有而是属于集体共有的。
马扩和刘锜都隶属于那个无形的集体，在战斗中缔结起深厚的友谊。如果说他们两人有什么不同之处，那就是：马扩比较容易就成为这个集体中的一员，而刘锜走的道路要困难得多。
刘锜的父亲，当时西北边防军的统帅刘仲武遵循着这支军队的传统，把他的三个儿子刘锡、刘锐、刘锜分别遣送到前线几个军区去当“见习军官”。这样做既锻炼了他们的军事才能，又取得作为一个高级军官的循序渐进的资格。这是不屑依附权贵，不愿在宦途上走终南捷径的军官子弟们能够走的最坦直的道路。
刘仲武把刘锡派到泾原军区、把刘锐派到环庆军区，这两个军区当时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中，和平多于战争，受到父亲偏爱的刘锜却被送到熙河军区，编制在兵马都监马政部下当一名偏裨。这个军区当时战争最激烈，刘仲武显然是愿意让他在这里受到更多的锻炼和教育。
虽然是大帅的儿子，刘锜在熙河军中，仍然是一个客人。他必须在下面两条道路中选择其一：他或者作客到底，让长官、同僚和士兵们在较远的距离中对他维持表面上的礼貌，把他放到比较安全的后方，客客气气地把他留到他应该调离这个军区的年限，出去当一名较高级的军官；或者是争取主动，争取获得他们真正的友谊和信任，争取作为一个部队里的主人。
刘锜选择了后者。而且在他服役的五年中，努力实现了这个愿望。他没有使别人常常想到他是大帅的一个儿子，也没有使自己成为这支军队中的一个特殊人物。按照他的身份，要做到以上两点是不很容易的，他必须跟士兵及低级军官们一起生活，一起战斗，和他们平等相处，他们升擢机会甚至比一般的偏裨还要少，这样才可能接受战争的严峻的考验。
他经受了、并且胜利地通过了考验。
他和马扩编在一个支队里，二人经常一起出去执行任务。开始的阶段，两个相互竞赛谁比谁更勇敢些，后来这种竞赛变成为更加要照顾对方、宁可让自己去冒险，带有非常友谊的性质了。这种友谊常常产生于一生中最富于浪漫气息的青少年时期中。在他们缔结友谊的过程中，彼此尝试着要以自己的特点来影响对方。马扩从小就在军队中长大，对敌我情况，对作战的技能技巧，懂得更多些，具有更加充分的军人气质。刘锜却因为在童年时，父亲已成为当代名将，和朝廷的显要以及文人学士的接触机会较多，他自己也接受了这种熏陶，从而使他的视野超越了单纯的军事领域，而对于政治、文学等方面也发生了兴趣。他的天地要比马扩的天地广阔、复杂得多。此外，他的年龄比马扩大几岁，这使他在二人间的关系上取得领先的兄长的地位。
他们彼此以对方的特长来补充自己的欠缺，他们就在这实际战斗的五年中完成了一个真正的军人应该受到的严格、完全的教育。
在刘锜服役的最后一年中，北宋政府与青唐羌政权的关系发生了出人意外的急遽的变化。
原来宋、羌双方已经作战几十年，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并没有分出明显的胜负。近几年，战争更加激烈了，几乎每年中都有一两次几万人参加的大会战。北宋军取得微弱的优势，在某些地区中取得稍微的进展，但是距离战争的结束还是十分遥远。谁也不敢预言战争将在什么时候、将以怎样的结果结束。
那年的春季和夏季都在激战中度过。
七月底的一个傍晚，由一名青唐羌的骑士带领一名掌旗官、一名带有一面战鼓、一管羌笛的吹鼓手所组成的小小代表团，没有经过任何事前的联系，忽然跑到前线来要求接见。他们被送到统帅部，受到刘仲武的接见和招待。骑士的神情不仅是泰然自若，还是十分骄傲的。他带着丝毫不容受到委曲的神气清楚地传达了他们的领袖臧征扑哥要他传这的话，如果北宋政府愿意罢兵休战，臧征扑哥不会反对，双方为此正式举行一次和平谈判。为了保证北宋军队不致在谈判期间突然变卦，臧征扑哥要求刘仲武把一名儿子送到他那里去当人质。不解决这个先决问题，就谈不上正式的谈判。
青唐羌的使者来得太突然，统帅部对此毫无思想准备。臧征扑哥的提议有无诚意，或者其中包涵着什么阴谋诡计，一时都无法判断。刘仲武借口这是一个应由交战的军区来决定的局部问题，把代表团送回到熙河前线，要求军区的将领们就地研究一个对策，并授权刘锜自己决定愿不愿意去当一名人质。
前线的将领们和使者盘桓了六、七天，每天举行宴会、围猎来款待他们，企图从他们的神情、行止或者偶然泄露出来的破绽中探索对方的真意。将领们得到共同的印象是：青唐羌统治集团内部可能发生什么性质的纠纷，急于要解决，要求停战是有相当诚意的。但是他们的军事力量和统治力量并没有被削弱的迹象，因此不可能在谈判中轻易达成协议。谈判的过程也许是曲折艰苦的，反复性很大，谁也不能保证人质的人身安全。刘锜愿不愿意去当人质，还得由他自己决定。
刘锜是能够深思的人，完全明白此行的危险性，他不怕在战争中英勇地战死，而怕去当了俘虏以后可能受到无穷无尽的折磨，因而丧失英名。但是他体会到父亲把敌方的使者送来，要他自定去留的深意。刘仲武没有以统帅和父亲的双重命令强迫刘锜去千什么，却希望他从军人的荣誉感出发来考虑这个问题。刘锜明白，如果他拒绝去当人质，那么青唐羌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嘲笑北宋军统帅和他的儿子都是懦夫，是贪生怕死之辈，这样就会严重地打击士气。为他自己、为他父亲、也为了全军的荣誉，他毅然决定到积石山谿哥城去做臧征扑哥的人质。他的好朋友、亲密的战友马扩也自告奋勇，愿意充当他的伴当，陪他一起到谿哥城去。他们谈笑风生，行若无事地随同暗暗吃惊的来使，深入龙潭虎穴，去当志愿俘虏。
他们的勇敢行为迅速产生了明显的效果。臧征扑哥没有料到刘锜会答应得这样爽快。他把刘锜、马扩待为上宾，还把自己的一个儿子送到熙河军区北宋部队中当作对等的人质。不出一个月，谈判就在双方接界的一座古堡中举行。
北宋朝廷十分重视这次谈判，特派在西军中当高级参议官的刘鞈为计议使，主持谈判。刘鞈的儿子刘子羽随同父亲参加折冲。统帅部也派出了人地相宜的马政充当刘鞈的副手。谈判顺利进行，不到一个月的功夫，双方就达成协议。
臧征扑哥接受北宋的封号，主动让出两处军事上必争的要塞，和约成立后，他愿意入朝面圣，只要求一点物质上的补偿。手面阔绰的北宋朝廷很容易满足他这方面的要求，但是精明的谈判代表刘锜、马政把对方的要索压到最低限度，只答应一次付出“犒给费”白银五万两、绢帛五万匹，还要对方进贡良马一千匹作为交换条件。
这可以认为是外交方面的一个小小的胜利。
向来在这方面做蚀本生意的北宋政府把它当作头等喜事来宣传，宣和君臣乐得借这个机会来自我陶醉一番。臧征扑哥入朝的一个月里，朝廷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以至招待他、馈赠他的费用超过了在谈判过程中好不容易压低下来的“犒给费”。
这件事结束，朝廷论功行赏，童贯以发踪指示之功，封为楚国公，得到的好处最大。西北边防军统帅刘仲武加上了节度使的崇衔，计议使刘鞈也因此升为徽猷阁待制。
历次由刘仲武领衔上奏的奏章里都没有把儿子的事迹写上去，但是一个大帅儿子的功绩是不会轻易被抹杀的。善觇风色的刘鞈为此独上一本盛赞刘锜单骑深入敌窟、为议和创造条件的勇气和贡献。这道奏章很快就批转下来，刘锜的传奇性的行动深深契合圣意，官家不但对他慰勉有加，还特旨调他来东京充当环卫官。环卫官地位高、待遇厚，升擢的机会又多，一向是朝廷用来优待将帅子弟们的特殊官职。一方面是对他们的笼络；一方面也含有防止他们的手握重兵的父兄如果有什么异动，可以有所挟制的意思，实际上起了人质的作用。北宋政府传统上对武官是不信任的。刘锜懂得这个道理，因此他虽然不喜欢这个职位，却也无法拒绝。他必须到东京来做官家的人质，犹如他不能不到谿哥城去做臧征扑哥的人质一样，后者是对于他的勇气的考验，前者是对于他的耐心的孝验。人们都不能够忘记他是一个大帅的儿子，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刘锜都不得不承受他父亲的余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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