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2月4日，吴佩孚因吃羊肉饺子伤了牙齿，之后离奇地结束了一生。吴佩孚死得蹊跷，当时没有人深究，后来也无人查证，造成了至今众说纷纭。吴佩孚究竟是怎么死的？想要知道这个答案，不妨先从吴佩孚家世出身谈起。
吴佩孚出生于清朝同治13年（1874年）的山东蓬莱县，父亲吴可成是一个小商人。吴佩孚的父亲依靠祖上传下来的安香杂货店，做点小买卖，但是只能维持生计。虽说家境不富，甚至清贫，但是，他却并非等闲之辈只关注每日盐油柴米，而是胸怀大局，颇有些国家和民族观念。当吴佩孚还未出世的时候，正值日本明治天皇登基后7年，励精图治，变法维新，跃跃欲试准备侵夺朝鲜、台湾、琉球。这一年有台湾土著劫杀日本琉球海滩难民的事件发生，日本人乘机挑衅派兵攻打台湾，结果日军明明吃了败仗，却反而向中国索偿军费50万两白银。消息传出，中国老百姓极为愤慨。吴可成对日本侵我台湾这一举动极为愤恨，总希望有戚继光一样的人物出来再驱倭寇保我中华。对于自己即将诞生的子嗣，他也希望能长成如戚继光一样的爱国能人。在吴佩孚出生的那一天，他的父亲吴可成做了一个梦，梦见了抗倭寇名将戚继光来到了家中，吴可成忽然醒来，这才知道是做了一个梦。这时候，接生婆来报：“老爷大喜了，夫人生了一子。”吴可成听了，想到戚继光刚入家门，恰在这时夫人生子，便料想此子不凡，非常高兴，灵感一来，第二个儿子的名字就出来了，之后，他就赶紧宣布名字——名佩孚，字子玉。出处在哪儿？就在戚继光那儿，因为戚继光号佩玉。吴可成这样取名，是对儿子寄予了莫大希望和良好祝愿。
当吴佩孚刚刚长到6岁时，便被吴可成送到私塾就读。父亲吴可成对吴佩孚说：“只有好好读书，才会成为有大用处的人。”并对他讲了戚继光的雄才伟略，其中，更多是一些传说性的东西。小小年纪的吴佩孚居然听得十分认真，吴可成预感到，这个孩子是个读书的料。这时候，其父就因病弃世而去。吴可成的去世，使吴佩孚悲痛万分，因为父亲是家中的顶梁柱，更是从读书上支持他，从处世方面引导他的人。这时，吴佩孚可以说已胸怀大志了，父亲的死，无疑对他大志的实现带来较大的影响。可是长兄吴道孚吸食鸦片，将家业折腾精光，后来干脆在城里开了一家烟店，专门出售和吸食芙蓉膏。吴佩孚后来虽然考中了秀才，却无谋生技艺，于是包揽讼词，敲诈勒索，成了无赖地痞，而且也染上了抽鸦片的恶习，成了烟馆“普通座”的座上客。
当时的蓬莱县城，鸦片烟馆鳞次栉比，到处都是，但吸食的地方却分三六九等。一等的鸦片烟馆，房屋华丽，布置精美，而且鸦片出丛，是正宗的洋土，不但烟价高，而且是有身份人的标志，像吴佩孚这样的落拓秀才是绝对进不去的，他哪里可以与上等人同卧一榻吞云吐雾呢？
可是，有一次，大约是烟瘾发作了，吴佩孚来不及走到三四等的烟馆去，劈面踅进了一家华丽的烟馆，朝雅座一钻，碰上当地著名的富绅翁钦生正一榻横陈，吞云吐雾。翁一见瘪三样的吴佩孚，就高声喝问他进来干什么。吴佩孚低声下气地嗫嚅道：“想和翁爷商量商量，弄几筒香香！”翁见他那副猥琐鬼祟的模样，气往上冲，喝道：“你这狗头，不看看自己是副什么嘴脸，滚出去！”
吴佩孚烟没抽着，反遭一顿凌辱，觉得“此仇不报，非丈夫也！”于是和一帮无赖商量了一个计策，就是用钱买通了一个乞丐，用纸包着粪汁，乘翁钦生夜间从大烟间出来，劈头劈脑扔上去，弄得翁钦生满面粪汁，奇臭无比。
过了几天，吴佩孚恰巧与翁钦生在一个酒楼里吃酒，结果俩人都有点醉了，东一句，西一句地争吵起来，吴仗着酒力让翁饱尝了一顿老拳。这下子可算捅了马蜂窝，翁钦生是当地电讯局长的亲戚，富甲一方，打听得，原来扔粪汁的指使者也是他，于是通过县令，派衙役拘捕吴佩孚到案，幸亏衙门里有朋友，密告于吴，于是他星夜逃往北京。
在北京吴投靠一个亲戚以算命占卦糊口，潦倒不堪，不料一天遇见一位堂兄，劝说他从军，并将吴介绍到天津聂士成那里去当兵，吴佩孚终于走上了一条从军的道路。
一天，吴佩孚正带兵在火车站值勤，蓦然映入他眼帘的正是当年那位在蓬莱县叱责他，并打过架的生死冤家翁钦生。原来翁在全国多处开设分店，长春也是他众多商号中的一支。每年年底翁钦生都要来长春料理一下店务，多则一个月，少则半个月，便乘火车南下回山东。翁钦生眼见自己这位老乡身着戎装，肩挎盒子炮，吓得浑身颤栗，暗叹真是冤家路窄。心想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于是脚底抹油，挤入人群想蒙混过关。
吴佩孚是何等的眼明，高声大呼：“钦生，哪里去了？”翁钦生听到吴佩孚的叫唤，不啻是催命的鬼符，吓得脸色灰白，心都要跳到嗓子眼，全身哆嗦，一句话也回答不出来。但抬头一看吴佩孚和颜悦色，并没有想要和他寻衅报仇的模样，才期期艾艾地说出自己是要买火车票回老家山东蓬莱。
吴佩孚竭力劝他不要走，翁虽然执意不从，却不由自主地被士兵拉到吴军营里去。正当钦生下决心听凭吴佩孚随意摆布的当口，吴佩孚却命令伙房安排酒宴，好酒好肉的招待翁钦生，并和他嘘寒问暖的讲起蓬莱的往事来。非但不把他看作仇人，还亲热得像同胞兄弟。一连留他住了好几天，最后还替翁买了车票，备了厚礼，亲自执手将他送上了火车。
有人曾问吴佩孚为什么要仇将恩报，他笑着说：“如果没有翁钦生在家乡时对我迫害，就不会逃亡出来当兵，这一辈子也只能在蓬莱当个穷秀才，落拓一生，更不会有今天出头的日子。所以，正是他的压迫才成全了我。因此我就不能再把他当作仇人了。”
之后，吴经人介绍到天津武卫军中去当管带的勤务兵，正式开始了行伍生涯。后报考开平武备学堂，辍学后到陆军警察队充任正目（班长）。升任初等官（相当于排长），先后被授予准尉、少尉、中尉衔。1903年报考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测绘科，学业一年，1904年毕业后被分配到北洋督练公所参谋处工作。于是被差遣去烟台芝罘日本守田利远军事谍报机构从事谍报工作。主要负责收集俄国在中国东北驻军的军事情报。月饷50元大洋，除去吃喝开支和寄回家中以外还有不少积蓄。加上其他津贴，半年多时间吴佩孚便积蓄到300元大洋。
日俄战争期间，清政府暗中协助日方作战。于是，在北洋督练公所参谋处任职的吴佩孚，奉命为日本人搜集俄军情报。一次，吴佩孚携带重要资料到新民屯开会，他从锦州登车前往。沿途非俄军战领地，比较安全，快抵达新民屯时，大队俄军突然出现，截住火车搜查。吴佩孚在劫难逃，有手提的情报资料为证，他被俄军以“大间谍”之名，抓到沈阳俄军总部。俄军严加审讯，吴佩孚一口咬定，自己刚从军校毕业，正在搜集资料，私下进行日俄战争研究，并对日俄战争发表看法。审讯没有结果，俄军司令大为光火，大笔一挥，判吴死刑。将要执行之际，哈尔滨俄军情报单位又要提审吴佩孚，吴于是由两个俄军士兵押解，乘火车转往哈尔滨。说出来可笑，俄军方居然按俄军上尉出差待遇，给吴20卢布旅费。途中，吴佩孚冷眼旁观两个俄军士兵，发现他们烟瘾极大，又非常吝惜，便灵机一动，在新台子车站，用10卢布买了一大堆香烟。他并不抽烟，也不请两个俄军士兵抽。火车途经乱石山时，因爬坡而减速，吴佩孚作手势，要上厕所。两个俄军士兵一心惦记那堆香烟，谁也不愿奉陪，挥手叫吴自己去。吴心中暗喜，从容地走过车厢，回头望去，只见两俄国兵背对着他，头顶上冒出团团烟雾，正在拿他的香烟大过烟瘾，吴走到车门口，拉开车门，看准一片草地，纵身跳下，接连几个翻滚，站起来，毫发无伤，再抬眼一看，火车已经呼啸而去。由于这一带流通俄国货币，吴佩孚用余下的10卢布，沿途买东西吃喝，安全抵达新民屯。
这次他立了功，因敢作敢为而被北洋军阀头子曹锟看上，两年后当上了管带（营长）。此后积极投身军阀混战并大有“斩获”，很快晋升为团、旅、师长，不几年就拥兵数十万，被封为“孚威上将军”，盘踞于洛阳，控制河北、河南、山东、湖北、湖南等省，还遥控北京的曹锟政府，成了实力最强的军阀。由于他会写诗、绘画，字也写得颇好，因此有“儒将”之誉，他也常以此自豪。
可是这位“儒将”却缺乏儒家所宣扬的“仁”道，他为了实现个人野心，不惜“龙泉剑斩血汪洋”，对其他军阀毫不手软，对芸芸众生的命运更不屑一顾。1921年与湘军打仗时竟下令掘开蕭州的长江大堤，致使许多无辜百姓葬身鱼腹；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为了争取自由、人权举行大罢工，他残酷地镇压，制造了著名的“二七大惨案”，为自己的历史写下了最黑的一页。
他50寿庆之时，正是权势鼎盛之日，各地的军政要人和文化名人、各国驻华使馆的武官云集洛阳，清废帝溥仪也派出其“摄政王”前来祝贺。连曾名震朝野的维新派首领、著名学者康有为也大拍马屁，献寿联云：“牧野鹰扬，百岁功勋才一半；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不但表现了这个“大帅”叱咤风云的气概，还吹捧他更壮观的未来。
但是这只“鹰”、“虎”的前景并不美妙。此人虽然精明、狠辣，然而因逆时代潮流而动，终于一败涂地。
1926年6月张作霖与吴佩孚在北京会谈“合作”。为进攻已占据直隶的国民军，张作霖与吴佩孚弃嫌修好，签订反冯盟约。
之后，国民革命军大举北伐，他纠集主力扼守湖北咸宁的汀泗桥并上阵督战，亲手枪杀了几名后退的官兵，然而也抵挡不住革命洪流。两个月后北伐军攻克武昌，他大势已去，可是不像其他下台的军阀政客那样，腰缠万贯出洋“考察”或跑到租界去寻求外国人保护，而是在国内辗转流亡。
第二年，他率卫队逃去四川经河南邓县构林关时，受到当地头面人物的热情款待。面对满桌酒肉，他却说：“免了吧，战火连绵，百姓不得温饱，我们还要这么多菜干什么？”只留下四个小菜，其余全叫人撤下。他定于第二天清早开拔，可是地方绅士纷纷前来求字求诗，他雅兴大发，欣然应允，撰写了多首（副）诗联。在赠给乡绅杨星如的诗中，有“天落泪时人落泪，哭声高处歌声高。世人漫道民生苦，苦害生民是尔曹”之句，流露出了悲天悯人的情怀，还不客气地谴责了地主豪绅们的罪恶，令人刮目相看。弄文舞墨的“雅兴”救了他一命。当天上午，先头部队中了悍匪索金娃的埋伏而狼狈不堪，连秘书长张煌言也被乱枪击毙了，他却因推迟出发而安然无恙。
随后，他流寓于四川的奉节、大足、达县等地，卫队、随员星散，靠依附当地军阀为活。在成都参观昭觉寺时，他特地穿上袈裟拍照，还赋诗二首。第一首是：
英雄不避杀身凶，何况空门老梵宫。
偏有情丝难遽断，双行血泪洒秋风。
“空门”和“梵宫”都指佛寺。诗意是：我向来将生死置之度外，又岂怕在寺院里终老？但因“情丝”（对世事的千丝万缕关系）难以砍断，所以不能皈依佛门。此时他仍以“英雄”自命，却自知不能东山再起，于是只好“两行血泪洒秋风”，散发出“末路”的凄凉。
第二首的内容比较简单，只是说自己虽然不当和尚，但“此后深山同佛”，表明不再过问世事，意思是要有关人士放心。
吴佩孚一生极重信义廉耻，因为承诺不仰仗外国势力，所以先后艰拒了苏联、英美、日本等政府和银行主动伸出的橄榄枝，这和他日后的落寞有着必然的联系。
第一次直皖战争后，吴佩孚虽远避豫西，但却又让人不得不仰其鼻息，北京政府大到国策小至人事安排，无不频繁请教于他。这当然就引起了处心积虑欲操纵中国的苏联人的注意，中国共产党人曾奉“远方”（中共对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的隐秘代称）之命与吴佩孚联络——李大钊就曾充任过使者。
原来，苏联人在决定帮助孙中山和中国国民党之前，最先看好的竟是“反动军阀”吴佩孚！越飞，这个被苏联政府派来中国的特使，因后来与孙中山联名发表会谈纪要而名扬中国现代史，孰料早在他前往广州游说孙中山之前，就在北京给洛阳的吴佩孚写过一封信。且看1922年8月19日越飞致吴佩孚的密函：
……我们都怀着特别关注和同情的心情注视着您，您善于将哲学家的深思熟虑和老练果敢的政治家以及天才的军事战略家的智慧集于一身……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苏联人往死里捧了老吴这一通，究竟要干什么呢？越飞继续写道：一、“为了便于修复两国睦邻关系”，让并不在政府任职的实权人物吴佩孚同意他们在中国的领土上同日本人谈判——在满洲有驻军的日本人一直是苏联人的后院隐患；二、让吴接受苏联红军进占中国的附属国外蒙古的现实。
待越飞的军事顾问、苏联总参谋部学院院长格克尔将军自洛阳返回北京后，越飞立即给国内拍发了“绝密”级的电报：
（格克尔）从吴佩孚那里回来了，说从未见过这样完美的军事秩序：秩序和纪律极其严整，操练和训练比赞许的还要好……
可见，正是吴军的强大实力使苏联人以为找准了在华的代理人。然而，民族气节极重的吴佩孚拒绝了苏联人的游说。
即使到了民国14年（1925年），苏联人依然没放弃利用吴佩孚的愿望。
其时，用苏联的枪炮与奉系开战的冯玉祥的国民军已经失利，冯本人不得不宣布下野并自我放洋，他的部下通电表示“迎吴讨奉”，而吴佩孚正雄心勃勃地出任“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
只要有人出面反对奉军，苏联就会拥护。当时的苏共中央曾专门开会讨论并通过了有关中国局势的决议，他们的政治局会议第86号（特字）记录中明明白白地写着：
中国的事态发展进程，越来越把吴佩孚和他所领导的直隶集团推到首要地位。吴佩孚正在成为核心政治领导人物，同时好像也在成为民族运动重新爆发的中心。……吴佩孚的行动会造成有利的局面，必须加以利用。
有必要同吴佩孚联合，联合的结果应当是成立新的中国政府。
下面的话暴露了苏联人的险恶用心：
这种联合不可能有什么牢固性可言，所以在进行现阶段的战争和成立新的政府的时候，必须从建立真正统一的中国必然要继续进行战争的思想出发，不过这时已经是同吴佩孚及追随者的战争……
吴佩孚没让苏联人如愿，一个崇拜岳武穆、戚继光的爱国军人，哪会去牺牲国家疆土和民族利益以换取洋人的支持？清朝时在东北当过间谍的吴佩孚不会忘了老毛子曾怎样掠夺与诈取我中华的大片疆土，而列宁宣称苏维埃政府将放弃沙俄时代一切对华不平等条约后，不也照样食言！
学测绘的军校毕业生吴佩孚大体上能计算出来，俄罗斯人究竟想干什么——成立一个完全受他们控制的中国政府。但尽管如此，如果吴佩孚地下有知，于身后六十多年后闻知苏共中央领导人明确提到了要利用他、待战争结束新政府成立后再推翻他的阴谋后，想必还会冷汗涔涔吧！
苏联人一定困惑极了，正如十几年后日本人在“吴佩孚工作”失败后一样，他们总不明白，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极有民族自尊心的中国传统军人，一个公开向国人承诺过“四不主义”（即“不做督军、不住租界、不结交外国人、不举外债”）的硬汉子。
休道他风头正健时，即使最潦倒的时候，他也没向外国人低过头——当他退居白帝城时，日本第一外遣舰队总司令和海军驻沪特务机关长曾专程拜访过他，表示愿供私人借款一百万元和无偿赠予十万支步枪、五百门钢炮、两千挺机关枪，支持他东山再起。但吴却语气坚定地回答：
过去我曾有枪不止十万，有钱不止百万，可见成败并非枪炮与金钱。我如愿引外援借外债，何必待到今日！中国的事应该由中国人自了。
与苏联人的愿望相反，自兹吴佩孚更加仇视苏联人，也更认定“赤化”只会毁灭儒家的中国。对吴绝望后，苏联人才开始专一做广州孙中山的工作，这才有了国民党的起死回生，这才有了国共合作的局面，进而有了北伐的胜利与北京政府的垮台。
不但苏联拉拢吴佩孚，日本也在他身上打主意。首先，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等为软化华北军民，便通过冀察政务委员会在当时北平的中南海怀仁堂举行联欢宴会，招待日军驻北平的连以上军官，由驻北平的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团以上军官作陪，还邀请了吴佩孚等人到会。席间，有几个日本军官借酒发狂，跳上酒桌唱起了日本歌曲，以示挑战。在场的国民党第三十七师一零零旅旅长何基沣见此情景，马上针锋相对地跳到桌上高唱了一首中国歌曲，表示应战。日军见首招失利，接着又换新招。一名日本军官拔刀起舞，炫耀起武士道精神来。国民党第三十八师第一一四旅旅长董升堂愤然跳出来，精神抖搂地打出一套八卦拳，随着又干脆利落地耍了一套大刀。独立二十六旅旅长李致远也挺身而出，演练了一套使人眼花缭乱的“滚堂刀”，显示出了中国军人精彩绝伦的武功和勇猛不可欺的气概。一时间，日军惊得目瞪口呆，纷纷上前敬酒，企图将李致远灌醉。李致远豪情大发，与日军对饮。日军见不是对手，又提出要比赛书法以决胜负。此事正中吴佩孚的下怀，他立即来到桌前，当场挥毫泼墨，用龙飞凤舞的醉笔写下了一个大条幅，连在场的日军军官也不自觉地击掌叫好起来。最后，日军看到一连三个回合都失败了，黔驴技穷地大喊一声，突然冲出几个人来七手八脚抓住了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和北平市市长秦德纯，高高地举过头顶。国民党军官们一见也抓起附近的两名日本军官举了起来。这时，双方人员怒目圆睁，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宋哲元一见形势不妙，连忙讲了几句所谓中日应该亲善的话，大家这才各自回到座位上来。宴会结束后，二十九军的全体军官昂首挺胸，大义凛然地走出了怀仁堂，使日军精心策划的这次“鸿门宴”以失败告终。
然而吴在1932年10月离开成都后，并没有选择深山作归宿之地，而是定居于北京的什锦花园，主要靠“世侄”张学良给“补助费”维生，还写了一副对联：
得意时清白乃心，不纳妾，不积金钱，饮酒赋诗，犹是书生本色；
失败后倔强到底，不出洋，不走租界，灌园怡性，真个解甲归田。
虽然没有“灌园”、“归田”，但对联总体是真实的。此人虽然浑身血腥，但尚知道坚持民族立场。1919年“五四”运动时曾表态反对签订有损于中国利益的巴黎和约；1935年，日本侵略者为了分裂中国而搞“华北自治”，请他上台当傀儡，他坚决拒绝。
若没有日本人的入侵，吴佩孚原本是要在北京城里颐养天年的。可是，卢沟桥事变的枪声打断了他的残梦。
1937年初夏，日本人通过卢沟桥事变快速侵占了北平，一直不肯去南方做蒋的清客的吴佩孚，成了敌寇辖下的高级寓公。
和吴一样留在北平的一些有身份的人士怕死也怕失去悠闲的日子，便摧眉折腰事倭寇，其出任伪职的经历成了终身难以洗净的污点，这其中不光有吴的一些北洋同僚与旧部，也有北大名教授周作人这样的名士。
像所有的异族统治者一样，敌寇急于在占领区建立从属于自己的傀儡政权。日本人看好了两个一直与蒋介石不对付的中国人，一个是中国当朝二号人物汪精卫，一个便是曾统兵近百万的北洋时代最有人格力量、“在北洋军阀中，比较还像一个人”的吴佩孚。他们希望“汪吴合作”，一南一北，一文一武，敦请这两位强人出任傀儡政权的头儿，则亡华春梦便可变现矣。
尽管汪精卫终于答应“合作”，从重庆逃到了河内，但一直在日本人眼皮底下的吴佩孚却沉默如山，任冷落多时的什锦花园突然冠盖聚集说客盈门，却统统无补费精神！这其中，既有他的前部下、后来当了汪精卫伪政权军事首领的齐燮元，更有战后被国际法庭绞死的甲等战犯、日本驻华特务机关首脑土肥原贤二和华北派遣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吴佩孚不为所动、不受抬举、不肯附逆，天长日久，院里松柏本色不凋。
北平沦陷后，吴佩孚一直是日方拉拢的重点对象。日方利用这幅吴氏家庭合影，大造舆论。
日本人对吴佩孚是寄予厚望的。日本人大伯通贞受命进入北平，邀见吴佩孚，请吴出山担负“兴亚”大任。吴佩孚没有答应。随后日方又派更厉害的号称“东方劳伦斯”的中国通、日本著名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决心要把吴佩孚拉下水来。且读一份战后日本“土肥原贤二刊行会”编撰的一段文字：
当时日本军以破竹之势，席卷华北、华中、华南。以王克敏、梁鸿志、德王为首的政府相继成立。土肥原作为陆军、海军、外务三省特别委员会的负责人，正在策划在三个政府之上建立以吴佩孚为首的中央政府的工作……
其实吴佩孚也答应过“出山”，条件也极简单，只一条：请日本人撤出包括东北在内的所有中国领土。而且，他也确实令旧部于河南开封一带集结改编成了“皇协军”，甚至还派人在山东境内招过兵，只是后来该部“全部潜逃”，“回归重庆军建制”（日本人语）人们才知道了吴氏的初衷。
日本人还越俎代庖地在什锦花园为他安排过一次记者招待会，他尚未开口，中外记者们已经读到了打印好的“吴氏对时局的意见”。
1939年3月30日，百余名中外记者拥向什锦花园。花园内戒备森严，进场的记者每位都发有一份中英日三种文字形式的“讲稿”。吴佩孚在众人的簇拥下进入会场，并客气地向记者先鞠了一躬，然后仅瞥了一眼案前的“讲稿”，做即席讲演。开始的讲话土肥原十分满意，讲着讲着吴佩孚把话锋一转，就提出了恢复中日和平的两个条件，即日本无条件全面撤兵，中华民国应保持领土和主权完整。吴佩孚同时还大声命令翻译按他的原话，一字一句地进行翻译。会场的中外记者纷纷疾笔如飞记下了吴佩孚最真实的讲话。随后吴佩孚把土肥原事先准备的“讲稿”从案前拿起来，然后狠狠地摔在地上，用力踩在脚下。
土肥原气得浑身发抖，脸色腊黄。吴佩孚巧妙地用记者招待会的形式，揭穿了土肥原散布的流言蜚语，粉碎了土肥原的阴谋。
后来日本人以死威逼，不想一到吴的家里，吴佩孚就请他们看一样东西，原来是一具黑漆棺材，吴佩孚已经在上面刻上了自己的名字，只空了年月日。日本人利诱威逼均告失败。
他的态度自然不会让日本侵略者高兴。
1939年11月中旬的一天，吃饭的时候，吴佩孚对身边的幕僚们说：“牙齿出了毛病，镶的金叶子有点刮舌头。”大家说：“那换一个好了。”当天晚上，派人将镶牙师找来，因为这名镶牙师就是当初为吴镶牙的。兴许吴佩孚是因为年龄老了的缘故，牙齿上有空洞，但并没有填补。12月4日，身体健壮的吴佩孚意外地因吃羊肉饺子，骨屑正钳在牙齿的空洞里，几天后，两腮红肿，疼痛难耐。于是，“学生”川本芳太郎携领日本军队医寺田及护士，由华北大汉奸齐燮元陪同来到吴宅。寺田检查后，声称需立即做手术，在日本军医再三说服和齐的劝慰下，对吴佩孚实施手术。手术后吴佩孚立即陷入昏迷。之后却得了败血症，离奇地结束了一生。从突患牙病到蹊跷辞世，只有短短的10天。
吴佩孚最终死于日本特务军医之手。中国近代史上不乏书生领军大获成功的例子，清朝的曾国藩是一个，李鸿章是一个，民国初年的吴佩孚也算其一。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吴佩孚对日本侵华行径是痛恨的。1937年南京大屠杀的消息传来后，他绝食一天，以示抗议。1938年6月9日，国民党军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听说淹死许多日本人，他异常高兴；后又听说有140万人无家可归，他又为此失声痛哭。
董必武曾说过：吴佩孚虽然也是一个军阀，但有两点却和其他的军阀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国历史上伟大的人物关、岳，他在失败时，也不出洋，不居租界自失。……他在失势时还能自践前言，这是许多人都称道他的事实。第二，吴氏做官数十年，统治过几省的地盘，带领过几十万大兵，他没有私蓄，也没置田产，有清廉名，比较他同当时的那些军阀腰缠千百万，总算难能可贵。
有一次，德国大使馆某武官的女儿露娜小姐在洛阳行营偶然遇到吴佩孚，被吴佩孚的书生气质和大将风度折服。三天两头找他沟通国际友谊。无奈吴佩孚就是装聋作哑，假装不领风情。时间长了，露娜小姐耐不住了，给吴佩孚来了个直接了当——发了一封情书。秘书将书信译好交给吴佩孚。吴佩孚提笔批了四个大字：“老妻尚在。”让人原件奉还。
吴佩孚当权后，前来跑官要官买官的亲朋好友络绎不绝。有个吴佩孚的老同学，前来投奔。此人在别处多次当官，几次因为刮地皮过火而被免职。到吴佩孚家，吴佩孚不在，便写了个条子，要求到河南当个县令。吴佩孚回家见到条子，提笔批道：“豫民何辜？”意思是河南老百姓有什么罪过？要你这样的人来害他们？
吴佩孚手下有一个老同事，因为无能，吴给他安排了一个有职无权的闲差，整天无所事事。此人无聊之余，起了建功立业的念头。于是毛遂自荐，写军令状，要求吴佩孚给他10万大军，保证平定南方革命党人，“然后释甲归田，以种树自娱”。吴佩孚知道这家伙属于纸上谈兵式的蠢材，怎么敢赋予大任！就在军令状上批道：“先去种树。”臊得那小子再也不吭气了。
虽然吴佩孚是一个反动军阀，但以上三个涉及私生活、跑官、要官的手谕却很能看出此人与众不同之处。就是今天的官员，也是可以借鉴一二的。
他自撰的对联总结了他的一生：“得意时清白乃心，不纳妾，不积金钱，饮酒赋诗，犹是书生本色：失败后倔强到底，不出洋，不走租界，灌园怡性，真个解甲归田。”一位佩服他亮节的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教授送来一副挽联写道：“败师不入外租界，正谊羞登傀儡场。”对吴佩孚之死，北伐中打败了吴佩孚的蒋介石亲致唁电给北平什锦花园吴公馆：“先生托志春秋，精忠许国，比岁以还，处境弥艰，劲节弥厉，虽暴敌肆其诱胁，群奸竭其簧鼓，迄后屹立如山，不移不屈，大义炳耀，海宇崇钦。先生之身虽逝，而其坚贞之气，实足以作励兆民，流芳万古。”蒋介石在重庆为他开追悼会，亲送挽联：“落日睹孤城，百折不回完壮志；大风思猛士，万方多难惜斯人。”国民政府与最高国防委员会还分别决议，追赠吴佩孚为一级上将。重庆的报纸上，誉吴为“中国军人的典范”。
噩耗传出，北平的日本占领军和汉奸政权重重祭奠了这位不肯屈就的大人物，甚至连日军侵华最高司令官也参加了公祭仪式，而华北沦陷区的各省市三日之内均下半旗志哀。
吴佩孚究竟是怎样死的？至少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是“病死说”。
所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吴佩孚牙床发炎后，又因为不小心出去没有戴帽子保暖，天寒地冻，因此就又得了重感冒。那时，吴佩孚有一姓赵的中医，故而由他开了个药方子，先后吃了两服药，效果还不错，感觉都已经快好了。但不幸的是，吴的家人又将吴的老上司——曹锟的医生曹某请来治病，这位医生是有名的庸医，绰号“曹要命”，他草草开了方子，吴佩孚在晚上10点钟服药，刚过12点病况就迅速恶化了。吴佩孚之死，就死在这个江湖医生的手里。
服下曹某开的中药后，吴佩孚浑身发冷，可巧那天吴宅里的暖气又坏了，无论盖什么被子都不解决问题。到了凌晨两点多钟，人已经差不多完了，大家赶忙找来他的儿子——实际上是吴的过继侄子，准备后事。但到了凌晨5点钟后，吴佩孚的病情却又逐渐好起来了。第二天吴见到幕僚们说：“呵！昨天夜里险些死了。”当时吴身边的人大都反对再请“曹要命”来治病，但吴佩孚的夫人张氏非常相信他，因为他是曹锟的私人医生，想来总不会太差。“曹要命”又欺骗张夫人说：“再吃一服药就好了。”结果又吃了一服。这次的反应与上一次不同，不是发冷，而是发烧，将所有的窗户都打开，也丝毫不起作用。
病重乱投医。等吴的家人尤其是张夫人知晓“曹要命”医术不行时，又请了一名中医，但也毫无办法。后来赶忙将德国医院的德籍医生史蒂福斯请来，为吴检查后得知吴的白血球太少，情况非常危险，必须迅速输血，并移至德国医院施行手术。但到了那里后也只是打针用药，并没有依照他的诊断治疗，见此情形，大家都手忙脚乱了。之所以没有开刀、输血，与吴佩孚的反对有关。
此时已是12月3日的深夜。吴佩孚也感觉到自己大概是命将不保，所以先将亲信孙丹林找来，对他交代了一些后事，最后说到一封信，就不能再继续讲话了，故而要拿笔写字，但此时字也写不成了。幕僚们到后，四处找寻那封信，结果也没有找到。本来在北平一切事都由汪崇屏经手，但此信他也丝毫不知情。汪崇屏怀疑此信为日本人要吴出山的最后通牒，如吴佩孚再不屈服，就对其怎么不利。吴佩孚也许找秘书陈廷杰拟了一个稿，一并放在一个秘密的地方，在病重时就说不出来了。这封信后来再也没有找到，成了一个待解之谜。
12月4日早晨，吴佩孚回光返照，吃了一大碗粥，这时德国西医要求入院开刀，吴坚决不肯去。且将装殓的衣服找出，准备后事。这时齐燮元、符定一与川本大作带了一名日本医生——华北驻屯军军医处长石田，前来要求看治，吴佩孚态度坚决，不让日本医生看病，齐燮元当时又急又气，对张夫人说：“你们老爷不要日本人给他看病，是怕日本人害死他。”齐就偕同川本、石田等上楼，为吴强施手术，汪崇屏对齐说：“恐怕这样不是办法，他已经不行了，为什么还要日本医生担此恶名呢？让他安静地死去，不更好吗？”齐燮元问日本医生：“怎样？”日本医生点点头，表示也许还可以治，结果一刀下去，吴就断气了。齐哭着走下楼来，顿时里里外外哭声一片。一些年轻气盛者，在楼下闹着、嚷着，要打死那两个日本人，川本和石田躲在楼上，一动也不敢动。汪崇屏当时对他们说：“人已经完了，还闹什么？凭良心说，他们也是为吴先生好。”川本、石田被困在楼上，停了大半天，才被送走，境况十分狼狈。
吴佩孚在牙疼初发时还有一段插曲：大总统曹锟一子一女，是姨太太所生。这名姨太太手里有一些积蓄，临死时将子女两人托吴佩孚照顾。他儿子名叫曹得岳。这个孩子因为手里有些钱，从小又没有严加管教，所以在长大后，经常出入烟花柳巷，狂嫖滥赌，等到钱花光后，吵着、闹着要跟他姐姐分家，并且马上就要分。吴佩孚虽然很不舒服，但还是下楼看着他们姐弟俩分东西。当时有一根翡翠棒，非常名贵，吴说：“这个不能分开了吧！”得岳将翡翠棒接到手，说：“这还不简单！”砰的一声，就将翡翠棒折成两段。吴佩孚大怒，但对得岳又毫无办法，心里很是难过，一言不发，独自回到楼上。这桩不愉快的家庭纠纷，对吴佩孚的病情也产生了推波助澜的影响。
二是暗示“日本人害死说”。
吴佩孚1932年1月寓居北平，1935年拒绝参加汉奸策动华北自治活动。“七？七”事变后，拒不出任日军策动组织的北平维持会会长职。1939年11月因牙疾被迫入日医院治疗，当日猝亡。
三是“死因多方面说”。
一方面暗示吴佩孚死在日本人手中，一方面又说另有原因。其文是：“1939年冬，吴佩孚牙疾发作，右颊肿痛。12月4日，日本特务川本芳太郎介绍日本医生为他开刀拔牙，当天暴卒于什锦花园公寓。”
四是明示“日本人害死说”。
《民国怪状大观》就是这么说的。原文是：“据说吴佩孚死于牙疾，且主刀者系日本人医生石田。那日医动手术时，只一刀下去，只听吴大帅一声惨叫，顿时喉管开裂，血流如注而身亡。终年66岁。”
吴佩孚是一个大军阀，军阀这个词给中国人一种非常恶劣的形象，实事求是的说，只要是军阀就肯定不是个东西。但是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吴佩孚又是一个好男儿，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华汉子。
首先，吴佩孚是一个具备人类基本良心和道德的人。张敬尧在湖南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湖南几成人间地狱。吴佩孚本来就对段琪瑞、张敬尧不满，又见张丧尽天良，决议不愿作其看门狗，毅然以换防名义北上，张敬尧一失去吴佩孚这道防护墙，立马崩溃，可以说，没有吴佩孚的北走，历史上著名的“驱张运动”就不可能成功。吴佩孚作为一个军阀，换防北上有他的利益需要，但是吴如果想得到更大的个人野心的话，可以做出比北走更好的行动。吴佩孚的行为是一个具备人类基本道德和良心的人的反应。
吴佩孚更是一个明辨是非的人。吴号称不投靠洋人，事实上他也做到了，吴不投靠洋人，既是他作为一个爱国男儿的表现，更主要的是吴的明辨是非。
这个世上有很多号称忠君爱国者最后却是引狼入室，祸国殃民。他们中间有假爱国者，也有自身愚蠢导致祸患无穷，吴佩孚的敏锐眼光使他保住自己的真正爱国男儿的形象。
吴佩孚是第一个上时代杂志封面的中国人，被《时代》杂志称为“Biggest man in China”。
他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作为一个军阀，他应该只代表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的利益，军阀可以干任何事情。吴完全可以和苏俄合作而做大，也有可能“统一”中国，仰靠苏俄；吴也完全可以和日本人合作而东山再起，继续做他的军阀事业，也可以在抗战前后投靠日本人做一个伪首脑。而吴佩孚这个军阀却是为了民族大义、国家前途而屡屡损害自己的军阀利益，最终一败涂地，凄惨离世。
吴不是不可为，也不是不能为，而是吴大帅不愿为，吴佩孚为人清高，自诩关云长再世，以岳武穆为精神偶像，好读“春秋”，这样的人要他为了个人私欲去出卖国家利益是决不可能的事情，吴佩孚的精神境界是历史上绝大部分中国政治家不可能达到的。如果相信转世之说的话，吴佩孚是春秋时代的义士转世再度托生。
吴佩孚在外寇当前，国难当头之时，在大是大非面前，大义凛然，不畏敌寇所挟，不为日伪利诱，决不卖国求荣，坚守人生底线，断然拒当汉奸傀儡，表现了中国人的爱国情操和气节，确实难能可贵，足令人佩服。吴佩孚的不幸其实是中国的不幸，吴佩孚曲高和寡，他的悲剧是必然的，中国人如果都能够学到吴佩孚的一点皮毛，吴大帅就不会如此悲凉，中国的历史就不会如此血泪斑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