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声在毛湾村外的山岗上像炒蚕豆似的“噼里叭啦”响了一天一宿，除了关注这激烈的枪声以外，隐匿在村里的老百姓紧张得似乎把什么都忘记了。天渐渐地亮了，东方露出一丝丝的白光，突然枪声停止了。随着这枪声的消失，代之而起的是死一般的静寂。在心理上，打枪对老百姓的威胁，远不如田野静悄无息对他们的威胁大。因为战斗一结束，日本兵就要吃，要喝，要睡，要发泄，所以他们就要进村庄。入侵者进村庄，便无恶不作。
阴风挟裹残云，在低空中呜咽而过，失去巢穴的零鸟，在摇晃中的树枝、芦草间窜飞。短暂的沉默，预示着死神的步步进逼。孤立无援、躲藏在草垛、房后、牲口棚等一些地方的村民，瞪着惊恐万状的眼睛，注视着每一个能够入村来的方向，他们凭感觉，知道血管里流动着异族血液的日本人，就在附近。
一个姓袁的少女，换上哥哥的蓝布衫，躲在自家后院的秫秸堆里。蓝布衫裹着的肉体，刚刚发育，散发着青春的诱人气息。她才脱离童稚的年龄，捉迷藏、扮鬼神对她来说都是并不遥远的事情，所不同的是，她此刻清楚地知道，游戏的恐怖只不过是逗起一种轻松的乐趣，而眼下的恐怖却不能跟随一场恶梦的清醒而烟消云散。真实的鬼魔即将闯进她的视线，刺透她的灵魂，使她永远无法摆脱，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念头，紧紧压迫着少女稚嫩的心房，让她呼吸急促，浑身颤抖。
“叭勾——”一声清脆的枪响，划破了毛湾沉闷、窒息的空气，枪声未落，从四面八方冲来的日军士兵仿佛是从地穴里冒出来似的，潮水般地涌进了村庄。他们端着上了刺刀的长枪，大声呐喊着，咒骂着，狞笑着，扑向一家家的门户。
由于神经长时间的过度紧张，加之目睹日军进村、饿狼扑食般的凶残场面突发刺激，少女终于无法自控，像受惊的马驹般从秫秸垛里狂奔了出来，边跑边发疯般地哭叫。在少女的带动下，有一些精神崩溃的村民也不由自主地从各自隐蔽的地方窜了出来，跑到村子口的空场上，像没头苍蝇似的乱转。当场，就有几个被日军士兵的乱枪射死。
一群日本兵像野兽发现了猎物，跑过来合成一团，搂住了少女，并将她迅速摁倒在地。几双粗糙、乌黑的利爪抢着伸向少女简陋的衣衫，瞬间，少女便被剥得一丝不挂，赤身裸体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少女在呜咽，她惊恐的眼睛瞪着一片苍白的天空，肥头大耳的脸庞趴在她身上破碎了这片天空，继而是瘦条脸、戴眼镜的脸、方块的脸……都一个接一个地占据了这片无辜的天空，肮脏的液体玷污了这片纯洁的天空。
日军士兵残暴地轮奸了这位中国少女之后，又用刺刀猛戳她的阴部，血染红了她身下的土地，直至气绝身亡。
天空在她的眼睛上方定格了。
少女的眼睛就像夏娃的后代亚伯那样凝视着上帝。
对于战争中这样毫无理性和人性的杀戮，“二战”后世界上有许多专家和学者就这一问题进行过讨论和论述。
美国人亨利·莫尔说：“那个时期，人们对于杀人这样的事情几乎陷入了疯狂的状态，并且常常使用尽可能残忍的方式将敌人杀死。实际上，这种变态的心理在战争进行中是十分常见的，其潜伏的因素就是对自己可能被敌人杀害的恐惧和异常烦躁地发泄情绪。此时，人的罪恶的本性暴露了出来，然后就像冲破堤岸的洪水，一发不可抑制。
“从表面看，那些杀人实施者充满邪恶的乐趣折磨、残害着那些被俘获的猎物，甚至违反人伦地把他们以各种方式处死；如果仔细分析一下就不难发现，那些疯狂的杀人者多是遵守伦理的普通人。是社会的法律约束了人类本性的残杀欲，一旦约束他们的东西消失了，那么任何一个人都可能变成杀人者，或者被他人杀死，而战争正是发泄这种残杀欲的最好场所。
“每一个战争期的士兵都希望多杀人。如果平民在战争中站立到敌人的立场上，那么也会毫无疑问地被他们所杀，这样，才可能从肉体上永远消灭敌对势力。”
莫尔的分析不无道理，从人性角度来看，的确存在一种恶的心理动源，来驱使战争中的非常态行为。
但笔者认为，日本人对中国人的凶残，除人性根源之外，还不能排除一种民族之间的仇恨。最起码在中日战争时期，日本大和民族对中华民族是充满了敌视情绪的。
“箭已离弦，射向残暴无道的恶魔中国。
“中国领土的保全全仗日本20余年的努力。对此恩情如何报答？得到的回答却是：日本从满蒙滚出去！杀死日本人！捣毁日本铁路！最后竟敢以暴力残杀中村大尉，炸坏铁路。这就是中国的真面目。
“被践踏，被殴打，被侮辱，终于为自卫而起，这就是日本军队此次的行动。此举若半途而废，接踵而来的只能是比以前更甚的侮辱。如此自卫手段，有何违反国际法规？”
这是昭和6年9月27日，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略中国东北之后，帝国在乡军人会东京府市联合会发表的《我等之主张》，内中充满了对中国的藐视和居高临下的凌辱态度。
甚至，日本的小学生都在强烈地敌视中国：
“中国不遵守与日本签订的协定，还欺侮住在奉天一带的日本人，马贼搅得日本人不得安宁。听到满洲事变爆发，我想现在正是出动全部日本军队打败欺侮日本人的中国军的时候了。发生了满洲事变的事，我已经从妈妈和老师那里知道得很清楚。他们为什么要杀死没做坏事的中村大尉？为什么要破坏铁路？想到这儿心里真难受，又愤恨极了。有时夜里做这样的梦醒来再睡不着觉。大家准备慰问袋，送到前线去慰问士兵，日本人的这种诚恳的心意表现得明明白白。”(1931年10月16日《满洲日报》)。
1937年8月5日《东京朝日新闻》发表冀东植棉技术员安田正子控诉中国军队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文章——《空前的残暴，啊，不幸的通州，遇难妇女泣血说明逃出经过》：
“难忘的7月29日凌晨3点，在零星的枪声中听见有人敲门，我感到有些奇怪！但认为也许又是有人来要求，……门外，听见仆人在黑暗中同别人搭话，我正在感到不高兴时，突然传来隔扇和拉窗被踹倒的声音，十几个叛兵闯了进来。我和滨口先生的左右茂子抱在一起藏到床底下，这时我丈夫跑进来。危急中我正在暗自庆幸时，一发子弹飞来正中他头部，他在我眼前流着鲜血倒下了。血把我和茂子的全身都染红了。我们两个人在血泊中吓得快要昏了过去，如果被他们发现就不得了，我们一直躺着装死。茂子的妹妹奋勇反抗，用手提包打他们，被他们用大刀残酷地杀死了。……不久，房东跑来告诉我们日本军队来了。这时，我们的心情像登上天堂一样，这才知道我们还活着。”
当时这篇文章，犹如火中喷油，更加刺激了日本国民的感情。
纯朴的日本农村少女对于“膺惩暴决的中国军战争”深信不疑，在她的眼里，中国人全是该杀的恶魔，所以，农村即将投入农忙期的女子们，随着政府号召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不断深入，作为国民的一员，满怀激情地要为国效劳支援前方。由于男人参军，为了在劳动力不足的农村百分之百地利用妇女劳动力，普遍成立了临时托儿所，以便让婴儿离开母亲。《信浓每日报》的家庭版上，特设“后方女兵”专栏，登载女子青年团“义务活动”情况：
大町女子青年团，为支前筹集资金，日前举办名画展览，所得100日元作以后的活动经费。20日访问了松本卫戍医院，向伤病士兵赠送了苹果以示慰问。
北安平村国防妇女会，在国民精神总动员宣传周的最后一天，制作慰问袋80多个，寄给本村参军的士兵。
北安神城村国防妇女会、女子青年团、援助军人会三个团体，18日起为本村军属照相，洗出后立即寄往前线。
在日本国内对中国如此好战的气氛中，如果说平时杀死一个人是杀人犯的话，那么在“膺惩”的战争中杀死几十个中国人就会被誉为英雄式的人物；假如到有能力杀死1000个中国人的时候，那么他将成为统帅大量军队的威严将军。
所以说在1943年冬的常德会战中，每一个日本军人都尽力发扬他们的“国民精神”，把屠刀砍向所遇见的每一个中国人，无论是军人还是百姓。
11月16日，日军占领了苏家渡街后的蔡家湾，大肆洗劫，鸡犬不留。一个老年妇女逃避不及被强奸致死；两个年轻妇女被轮奸成疾；码头工人蔡运和两父子均被乱刀砍死；农民蔡惠全的祖父，80多岁老人，被日军用皮鞭活活抽死；还有蔡昌保的父亲，亦被杀死。有个叫尹鹤丰的青年，被拉去挑担，夜晚逃脱回家，精神失常，每到深夜，梦魇惊呼：“日本佬来了，快……”
毛家大屋的毛立六老人，已七八十岁，日军强迫他挑80斤的重担，可怜这老人走路都感吃力，哪能担此重负？日军先用皮鞭抽打一顿，再用刺力乱捅，将他结果于大堤上。
梅家湾一个叫梅述林的老倌，65岁，被日军抓夫，挑六七十斤重担，走了五六里路，压得头昏眼花，倒在地上，被日军拳打足踢，关在苏家渡的渡船内，半夜钻洞逃出，匍匐爬行回家，遍体鳞伤，不久，吐血死亡。
枫树岗农民诸民辉被日军杀死，割下头颅，悬在枫树上，惹得乌鸦在空中盘旋啼鸣不已。还有一家夫妇俩带一个两岁多的小孩。日军闯入他的家，夫妇俩慌忙从后门逃跑，小孩睡在床上，未及抱走，日军士兵将一扇磨子压在孩子身上，无辜的孩童被压得肚裂肠露，当场毙命。隔壁一姑娘闻讯逃跑，被日军抓住，轮奸后剥光衣裳，丢入屋前池中淹死。还有一个孕妇遭日军轮奸后，流血不止而死。
日军袭入黄市港附近一个村庄，将5个老百姓绑在一起，再将一颗手榴弹挂在其中一人身上，然后强迫那个挂弹的人自己拉开保险盖，一声轰隆，可怜5个人惨死在一堆。
常德大河街的一名店员逃难到前乡，被日军捉住。不一会，日本兵又在押他的途中掳住一名少妇，正剥光衣服准备强奸，忽然发现女人身上长有疥疮，这时，刚巧又抓到另一个难民，于是日军士兵强迫该难民伏在地下，再逼少妇仰卧在难民身上，最后要店员伏下去先行奸淫。而几个日本兵则在旁边弯腰俯首地欣赏取乐。等到玩腻时，一个日军士兵猛地用刺刀贯刺下去，男女3人均当场断气。
在前乡，一群日军逮住姓杨的父女，开始不知道他们的关系，知道后就强迫父亲奸淫女儿，刺激他们士兵的变态心理。奸完后日军一枪将父亲打死，然后再轮奸女儿，直到活活地被折磨死。还有一对姑娘，躲在一间茅厕里，被几个日军发现，掳走强奸，奸时一人奸淫，其余的则环视作乐，如此反复不疲，最后再把她们一人一枪杀死。
永竹山一所学校，两位年轻女教师仓皇逃窜中为日军擒获，被强暴后，反绑在校门口的一棵树干上，日军士兵用刺刀猛戳她们的阴部，血流如注，挣扎半小时后，气绝身亡。……事隔几十年，我在古城南京的历史档案馆里抄写这些材料时，仿佛还嗅到扑鼻的血腥味。我的手抄软了，我不愿再抄下去，我走到户外的庭院里呼吸清新的空气。
我在常德东湖堤的一个小村落里，见到了当年虎口余生的熊钦寿老倌。我自我介绍说是作家，他知道我是作家，但不知道作家是干什么的。
我文绉绉地问：“熊老，您今年高寿？”
“说老，不算老，我今年才算古稀。”他答道。
“您讲讲您当年被日本兵抓去的情况？”
“讲起我被日本佬抓去的那本‘经’，虽说时间不上10天，但要我一天天记清楚，可想不得那么周到。可是有一件事到现在我还记得。老人打开了话匣子。
“民国三十二年，我满27岁的生日，是在善卷村‘十二杨家’的农民家里过的。当然，日本佬不知道那天是我的生日。在押着我们的9个鬼子兵中，有3个像是官长。他们把方桌锯短了腿，铺上一层棉被，倒出了麻将牌，其中一个对我们3个俘虏望了一眼，把手指对准我，对我点头，示意要我去‘凑脚’，他们三差一。
“我凉了半截腰！我想，今天不是我的生日，恐怕是我的死期了。去吧，那是活受罪今不去，那是自讨死！我只好把心一横坐上了牌桌。点我名的那个鬼子在我面前放了一包旭光牌香烟。上场了，‘中、发、白’我不敢碰，大牌不敢和。从早饭后打起，一直到晚饭前才停止。鬼子累了可以伸伸腰，吸一支烟，我却像菩萨一样，低着头，弯着腰，提心吊胆地盯着场面，若是哪个鬼子和了牌，我就给他上一支烟。好不容易望到鬼子站起身，摆摆手，不打牌了，我才走开。
“我们3个俘虏是替日本兵当苦力的。鬼子吃的饭菜是抢到什么吃什么，他们不大爱吃小菜，要吃鸡，要吃剥皮鸡。他们把抢来的鸡，提着腿，头朝下，放在脚边，用力一蹬，鸡被踩死，顺势一扭，鸡脖断了，再剥皮。肚货不要，洗净切成块用竹签串着在火上烤熟，然后放在用白糖、酱油、猪油、味精调成的调料碗内，拌搅后，用手抓着吃。鬼子发现了猪，不管是大是小，用枪把猪打死，割下两条腿，剥皮。我们要等到鬼子吃饱了才能吃点残汤剩菜。
“有一天，吃了晚饭，天色昏暗，鬼子向我打手势，要我在猪油灯盏里放几根用棉絮搓成的芯子，点燃后，放在我们苦力住的房里。我看见一个像蒙古人的鬼子走进来，对穿皮袍的胖子做手势，要他把上衣脱光；他又叫来了一个手持短刀的鬼子兵，他向门外指了指，胖子就跟着走出了房门。不到一袋烟的工夫，持刀的鬼子回来，向那个鬼子叽咕了几句。这时，我的心跳得非常厉害，怕第二个点我的名。第二天清晨，我看见了屋前田里血泊之中躺着的就是那个难胞胖子的尸体，尸体遍布刀口，数也数不清。
“这天下午，我们被押到茅湾黄石港农民屋里住下。骑马的鬼子向我做手势，要我牵马到堰边喝水。马喝饱水以后，我转身进屋，坐在何老板旁边。这时，一个鬼子兵向我招手，我马上站了起来，他摇了摇手。他又指了一下坐在我身边的何老板。接着由一个拿刺刀的鬼子兵把何老板带出了大门。我看见鬼子把他领到不远处的一棵树下，挥刀就刺。何老板身体壮，不顾一切地捏住鬼子的刺刀，结果两只手的手指全被砍掉了。恼怒的鬼子兵立即把何老板杀死，把他的上衣扒光，用尖刀剜出他的心脏，我看见那颗心滴着通红的血，冒着热气，还在动……”
说着说着熊钦寿老倌没声了，突然，他悲伤地放声痛哭起来。
哭得我手足无措，也不知如何劝他。是我要他回首往事，然而往事不堪回首，触痛了他内心被深深刺激过的创伤。我好后悔，也很难受，但我想还是让老人哭一哭吧，把内心积压的悲恸发泄出来兴许对身心也有益处。老人凄惶的哭声在我耳边绵延不绝。
这时，发生了一个情绪的转换，一个清秀的少女从瓦屋里无意地走了出来，她抬起下巴朝耀眼的阳光眯缝起眼张望，嘴角微微启开露出天真烂漫的笑容。我的情感也许因为这段时间沉湎在往事中、落入得太深的缘故，完全失去了时空的理念，我发现这个少女不正像那个毛湾村被糟蹋后死去的姓袁的少女吗？少女浑身是血，死鱼般的眼珠呆滞地凝望着天空。可这个少女一定什么都不知道，她可能甚至不相信人类会有如此残忍的事情发生过，她在和煦的阳光下往家收衣服，那是一大溜挂满衣绳的腊染花布衣裳，她在一片摇曳的花丛中漫不经心地移动。我跌入了幻觉，我不可自拔，我无法把这两个少女的形象掰开，我简直担心自己会失态，去冲上前捧住少女的脸庞，盯着她净如秋水的眼睑问，你的天空是否已经恢复了那纯洁的空白。我拼命克制，克制这情绪的骤然翻涌，许久许久才平复下来。
在熊钦寿老人的哭声和她孙女的无知对比中，我不禁回问自己，你采访究竟是追求什么？是追求重现战争残酷的过去，还是警戒大家，战争还在很多人的心里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