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气弹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张晓然 本章:毒气弹

    如火牛阵同出一辙,日军又在步兵冲锋前大量施放毒气弹。尤其是西北方向的日军,因为他们在上风口,所以他们不怕毒气会吹到他自己的头上。

    这种毒气弹爆炸后,散发的多是芥子气味,乍一然嗅到很像是厨房里在炒辣椒的味道。中国军队装备落后,防毒面具根本不能在前线作战部队普及,土法上马的器械,就是随身带一条毛巾,上面抹些肥皂和酒,捂在脸上。连肥皂和酒都没有的话,就把棉军服的棉絮抽出一块来,把自己的小便撒在上面,然后把它塞在鼻子和嘴巴里。

    日军在常德不仅使用过毒气弹,而且还进行过细菌战。1941年,湖南省卫生处主任邓一韪先生,曾以防疫特派员的身份,率领防疫人员前往常德协同防治日军投毒后带来的鼠疫病。据邓先生回忆,那年农历9月16日的早上6时许,天刚破晓,浓雾弥漫,常德市区发出了空袭警报。随即有巨型日本飞机一架由东向西低飞,在常德市上空盘旋三周后,又从西门外折转市区。当其折转低飞时,没有投掷炸弹,而是在市内鸡鹅巷、关庙街、法院街、高山巷以及东门外五铺街、水府庙一带,投下大量的谷、麦、豆子、高粱和烂棉絮块、碎布条、稻草屑等物。

    日机投下谷、麦等物后的五六天中,在常德市的大街上常有死老鼠发现。有的病鼠在大街上爬行迟缓,致被行人践踏而死,街谈巷议,以为怪事,但没有人将死老鼠送医院检验,地方当局也没有引起注意。

    11月12日,12岁的女孩蔡桃儿,由母亲背着来到常德广德医院急诊。桃儿母亲诉说,她家住在城中关庙街,先天晚上,桃儿吃了晚饭,到夜间9时左右,忽然畏冷、寒战,继而发高热,周身疼痛,整夜吵闹不安。经谭学华医师抽取病孩的血液及腹股界的淋巴节液,涂在玻璃污上染色检查,发现有少数两极染色较深的杆菌,初步诊断是鼠疫症。当即收留桃儿住院,隔离治疗,当夜,患者病况更加严重,多方抢救无效,13日上午死亡。

    继蔡桃儿之后,关庙街、鸡鹅巷一带相继发生病例多起,往往没等医治就迅速死亡。染疫人数一天天增多,平均每天在10人以上,一人有病,波及全家。据后了解,蔡桃儿一家就死去两人。疫势严重蔓延,市民们谈鼠色变。

    国民党湖南省卫生处最初接到省府转来的常德疫情电报后,认为是日军进行细菌战的结果,因此,急电重庆国民政府请示处理办法。得到复电的大意是,不得谎报疫情,有关国际信誉。后来知道真正发现了鼠疫病人,才开始认真重视,派出医疗防疫队赴常德。

    由邓先生和护士长林慧清率领的医学职业学校学生50余人组成的省医疗防疫队抵常后,即向专署报到,并商量防疫办法。首先,设立隔离医院。

    隔离医院设在东门外约两华里的韩家大屋,是迁走10余户居民,利用其住房临时改建的。房屋周围挖了一条一丈五尺深、一丈二尺宽的壕沟,引水灌注,使之与外界隔绝,并防鼠类窜入。沟上架设了活动木桥,以便随时出入。

    火葬炉设在西门外,前后共火化了360余具尸体。当时群众对火葬很有抵触,防疫队强迫实行,并将已掩埋的染疫尸体也挖出来火化,因此弄得人心惶惶。一些群众怕火葬,往往有病不报疫情,或在夜晚偷运出城埋葬。东门外陈家大屋有个80多岁的老人病死了,家人不愿火葬,就在深更半夜偷偷埋在自家菜园里,结果惨剧发生了,家里去菜地里种菜拔菜的人,去一个病一个,病一个也就死一个。一家人全死光后,才被防疫队发现原因,经查,他家的土质、水源全被污染,大面积消毒后才渐渐绝迹。

    为了防止疫病外传,在常德市的6个城门口都设有检查站,由防疫人员对出入城人员进行预防注射。但老百姓不理解,顾虑很大。有的为逃避注射而偷越城墙出去,在半夜又爬城墙进来。有的则花钱买别人的注射证作假证明。农历春节前,有一个家住桃源县马鬃岭的李姓布贩到常德贩布,住在旅社中。他不愿注射防疫针,而买了一张注射证,以便出境。忽然有一天他头痛发热,怕被旅社发现送进隔离医院,就连夜雇舟潜行返家,第三天就死了。他家的两个儿子、媳妇和一名幼子相继患同样的病死亡。他家死光了还不算,并波及邻居,又死掉十四五人。这人的岳父是个巫师,闻讯来为他设坛祈禳,事后也难逃厄运,得了鼠疫死亡。一时马鬃岭鬼影幢幢,成了死亡之岭。

    重庆派来的医疗队由军医署训练班的细菌学教授陈文贵率领,于11月17日到达常德。陈文贵与邓先生是同学,他听了报告后,认为根据流行情况和证据来看,鼠疫是很可能的。但政府考虑是否真正为敌机投下的鼠疫杆菌,还需做尸体解剖,剖验得到确切证明后,方可肯定,这样才能使国内外科学界信服。于是邓先生动员人手设法找到一具病死的尸体以供剖验,以便把日军进行细菌战的罪行肯定下来。

    恰好11月20日傍晚,防疫人员在常德东门外拦住了一副抬往郊外埋葬的棺材。死者龚得胜,是一个住在城里的裁缝,当天上午因病身死,其家属怕遭火葬,故潜行抬往郊外掩埋。拦住棺材后,防疫人员勒令抬往隔离医院的外围空地上,派人看守住。次日,由陈教授与邓先生共同解剖。他们将死者心脏的血,以及从肺、肝、脾、肾和腹股界淋巴腺取出的汁液,当场作玻片染色,并将血及器官的汁液注射到4只荷兰猪和2只兔子的腹腔内,同时还作了细菌培养等程序。在真凭实据面前,陈教授确认常德的疫病是鼠疫杆菌所致,并断定为日机空投物品所导致的鼠疫。

    年逾古稀的邓先生在谈到当年常德这一惨景时,神情极其愤慨,但愤慨之余,他最后又遗憾地说:“我不可理解的是,国民党政府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什么没有向远东国际法庭正式提出控诉?中日邦交正常化时,中国政府也没有向日本政府提出赔偿的要求,为什么?!”

    事实上,像笔者这样30多岁的年轻后生,还是靠邓先生这样的老人提醒方得到觉悟的。我不禁也在天空中画出一个巨大的问号:

    为什么?

    在查寻常德会战资料时,我得到一份《常德会战日军使用毒气概况》的报告,报告说:

    此次常德会战,敌惨无人道,使用毒气次数之多,为抗战以来所仅见。其概述如下:

    (甲)敌先后总共用毒74次(次数不明者,以一次计算)。

    (乙)敌对我用毒最多之地点:(一)常德城及其附近35次。(二)仁和坪附近8次。(三)其它地点24次。

    (丙)我受毒最多之部队:(一)我常德守军57师,被毒32次。(二)我仁和坪附近13师,被毒7次。

    (丁)敌一日中用毒最多之一次,为11月26日,对我常德守军施毒13次。

    (戊)敌用毒规模最大之一次,为12月7日仁和坪之敌,用山炮、迫击炮向我13师傅家庙阵地,发射毒弹500余发。

    (巳)敌用毒之种类:(一)催泪性3次。(二)喷嚏性5次。(三)窒息性1次。(四)糜烂性1次。(五)窒息性糜烂性混合使用者1次。(六)窒息性催泪性混合使用者1次。(七)毒气烟幕混合使用者1次。(八)毒气不明者61次。根据所报中毒症状,似以喷嚏性之二苯氰砷毒气为最多数。

    (庚)敌用毒兵器:(一)飞机布毒1次。(二)山炮、迫击炮弹放射者14次。(三)掷弹筒抛射者2次。(四)毒烟罐吹放者2次。(五)用毒武器不明者55次。

    (辛)掳获敌用毒证据:(一)敌前崎部队迫击炮用毒命令原件。(二)毒烟罐37罐。(三)毒气掷榴弹10枚。

    起始第57师部分官兵对毒气弹的杀伤力认识不足。虽然采取了一些防备措施,但遇到敌人施用毒性较低的催泪弹,就以为毒气弹也只不过如此,顶一下也就顶过来了,所以放松了警惕。后来日军在西北线见守军意志异常坚强,防线不易攻破,就升级施放了窒息性毒气弹,一下毒倒了许多一线的国军士兵。

    见毒气弹破坏严重,余程万师长通令全师官兵无论在前沿还是在市内,一律都要随身携带防毒工具,以免遭不测。

    在巷战时,一颗毒气弹就在师指挥部门口爆炸,余程万措手不及,动作慢了一些,脸部受毒气熏染,致使在重庆蹲牢房时,唇边还留有痕迹。

    在汉语中,毒和恶是连在一起的,先有恶后有毒,所以有“恶毒”这个词。但愿人类多一些善,少一些恶,毒也就会灭绝了。我想,邓一韪先生至今心存的那个问号,意义也就在于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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