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到来的光和七年是甲子年，在六十年一轮回的历法周期中，甲子年是新周期的开始，让人联想到新天命的降临。
这一年的三月五日又是甲子日，也就是说，太平道确定的武装暴动时间，是更为难得一遇的“双甲子”。
张角和他的谋士们在选择暴动日期上可谓动了一番脑筋。但问题是，确定这一时间是在光和六年底，离“双甲子”还有三四个月，从筹备起义的角度说，时间充裕一点，可以把准备工作做得更细些。但从另外一个方面看，这又是致命的，那就是夜长梦多。
暴动是策划实施一场规模盛大的集体活动，参与的人数众多，涉及的区域广泛，在没有现代化通讯工具的情况下，沟通信息、协调各部行动、保证命令畅通已经十分困难，更困难的是，做这些工作的时候还必须完全保密。
像起义时间这种极端机密的事情，起义总指挥部竟然在几个月之前就已下达到基层，甚至还发布了起义口号：“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就在前线总指挥马元义带着他的骨干分子潜入京师后不久，洛阳城里的小孩甚至把这几句话编成了歌谣到处传唱。朝廷各办事机构的大门上，也时不时地出现用白土书写的“甲子”二字。
事后来看，这可是一大败笔。
起义军内部果然出现了叛徒，只要学过中学历史的人都应该知道这个人，他叫唐周，济南国人，他是张角的弟子之一，在起义军内部属于高级干部。光和七年（184年）刚过了年，朝廷便接到唐周的密报，整个起义计划暴露。
有人遗憾地说，黄巾大起义都毁在这个唐周的身上，如果不出这个叛徒，起义的结果就会两样。问题是，如果没有唐周，张角、马元义他们就一定能于当年的三月五日这一天顺利发动起义吗？
其实基本上不可能。不是因为东汉王朝强大到不能推翻，事实上东汉王朝已经很虚弱，无论政治上还是军事上，只要组织得当，推翻起来应该不难。问题在于，起义军不可能把保密工作做得那么好，保证在长达三个月时间里不出现第二个、第三个唐周。
由于唐周的告密，刘宏不敢再大意，他立即下令对马元义等骨干分子实施秘密抓捕。马元义被抓，处以车裂之刑。
然后灵帝清查太平道的徒众，他以通令（周章）的形式下达三公府、司隶校尉，派钩盾令周斌总负责，清查在宫省直卫、朝廷各办事机构以及百姓中的太平道信徒，很快查出来一千多人，全部予以诛杀。根据侦察到的线索，灵帝要求各州郡同时搜捕张角等太平道骨干人员。
起义军只好仓促起事，正史记载他们“杀人以祠天”。之后，张角称“天公将军”、张宝称“地公将军”、张梁称“人公将军”、在冀州正式起义。起义军个个头戴黄巾，因此被称为“黄巾军”，但在官府下达的通缉文书里，一律称他们为“蛾贼”。
虽然动作仓促了点，但一开始仍然很顺手。黄巾军所过郡县，“长吏多逃亡，旬日之间，天下响应”。
东汉的地方政权如此不堪一击，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至少有两个方面，一是起义军深得民心，有长期准备，来势很猛，另一方面是东汉国家军制特点造成的。
东汉沿袭了西汉的军制架构，全国主要军力集中于南军、北军两大块。南军负责四方征战，是野战部队，北军即前面介绍过的北军五营，驻扎在洛阳附近，负责京师的防卫。北军之外，天子还有一部分近卫部队，如卫尉、虎贲、羽林等，性质与北军差不多。
这些都是中央军。除此之外，东汉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地方部队，即州郡不能典兵。郡、县以下虽设有都尉等职，如曹操曾担任过的洛阳北部尉，但他们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属于警察部队，而非正规军。
国家遇有事情怎么办？这项任务基本上都交给了南军。南军是一支常备部队，也是精锐之师，但不幸的事，此时此刻，这支武装力量却指望不上。
数十年来，南军主力一直奋战在西部和北部前线。在西部，帝国陷入与羌人作战的泥潭，进不可全胜，退不得脱身。在北部，虽然匈奴人暂时消停下来，但新崛起的乌桓和鲜卑，跟当年的匈奴人一样强悍不逊，你来我往陷入胶着状态。
帝国划出了几大边防区，设立护羌校尉、护匈奴校尉、护乌桓校尉等职，负责边境作战，所使用的主力，正是南军。也就是说，此刻帝国所能依仗的主力部队正担负着保卫边疆的重任，轻易调离不得。
面对已经军事化组织起来，虽然打仗不一定在行、但打起来不要命的黄巾军，州、郡、县统属的治安部队不堪一击。黄巾军节节胜利，京师洛阳震动。
朝廷一下子慌了神。宦官平时权大势大，但流血打仗的事从来没想过，朝官士人文的在行，与宦官斗、跟皇帝吵都不怕，但打仗从来没有弄过，面对四面开花的局面，一下子也傻了眼。看来看去，大家都把目光集中到一个人身上，仿佛只有他才能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颓。这个人曾经是曹操的同事，也是议郎，名叫皇甫嵩，是名将皇甫规的侄子。皇甫嵩字义真，安定郡朝那人，他的父亲皇甫节是名将皇甫规的兄长，曾担任过雁门太守。皇甫嵩少年既好诗书，也好弓马，是一个文武全才，在皇甫规的栽培下仕途比较顺利，担任过一段时间的议郎，目前担任北地郡太守，此时正好来洛阳出差。
北地郡属幽州刺史部的边境地区，在这里当太守与内地不同，主要职责是配合正规军对敌作战。因为有长期边防作战的经验，又身为名将之后，大家都想知道他对当前局势的看法。在灵帝主持的御前会议上，皇甫嵩列席会议，他不负重望，提出了化解时局危机的具体方案。这个方案包括以下内容：
下诏各州郡“修理攻守，简练器械”，组织地方武装，修筑防御工事，制造军器。其中，在洛阳周边地区各个方向重点构筑八个战略据点，即洛阳八关，分别是函谷关、大谷关、广城关、伊阙关、辕关、旋门关、孟津关、小平津关，每关设一个都尉，负责军事。
对现有的军事力量进行整合，主要是北军及天子的御林军，分路讨击冀州刺史部（中心是邺县一带）和颖川郡的黄巾主力。同时他建议将天子西园小金库里的钱和西园的厩马拿出来，以充实军力。
还有，就是推行政治改革，解除党禁，重新任用党人。
对于前两项，灵帝都认可，目前看来也只能这么做了。灵帝是少有的比较贪财的皇帝，自己建有小金库，属于个人财产，积累了大量钱财，现在国库空虚，筹备常规军费已经很吃力，根本拿不出来钱，只得由皇帝出血了。
但对于最后一条，即解除党禁一事，灵帝仍然犹豫。实行党禁是他做出的政治决定，解除党禁等于推翻自己以前的主张，面子上下不来，而且会不会因此造成混乱？
从内心来说，灵帝比较讨厌党人，这些人一天到晚吵吵闹闹，不是对他进行批评，就是跟宦官找茬。与宦官比起来，灵帝更喜欢宦官。
而且，让灵帝感到困惑的是，当前要解决的是黄巾军，与解除党禁有多大关系呢？但是很快灵帝的思想工作就被做通了，一个叫吕强的宦官，只用一句话就让灵帝坚定了决心。他说：“听说黄巾军也在大量招募人才，如果我们不赦免党人，这些家伙难免会跑到黄巾军那里去。”
这一下灵帝总算是听明白了，立即下诏赦免党人。
吕强字汉盛，司隶校尉部河南尹成县人。从小即为宦官，担任过小黄门、中常侍，在宦官中是少有的正直之人，《后汉书》里有他的传，称他“清忠奉公”。
于是灵帝下令组建讨伐部队。在这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中，曹操的命运也将发生又一次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