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4日，北平南苑军用机场。一架美制“空中堡垒”号飞机，呼啸着飞向蓝天。

    飞机上，载的是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他是奉蒋介石之命飞赴南京参加高级军事会议的。面对风雨飘摇的形势，蒋介石想抓住傅作义部的力量以挽救残局，因此，对傅作义的优礼有加。当傅作义的座机徐徐降落在南京明故宫空军机场时，蒋介石派他的儿子蒋经国和何应钦到机场迎接，并一同乘车驰向下榻处。

    傅作义到下榻处后，休息片刻，何应钦就在傅作义的住处和他密谈起来。何应钦说，他是奉蒋委员长之命，来转达两件事：一是委员长已内定，调傅任东南军政长官，所有军队完全归傅指挥，华北的部队完全南撤，撤退华北部队的船只，已经准备就绪，听候调用；二是在上一条的前提下，请傅作义在下午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就要讨论的作战方案，提出自己的积极意见。

    傅作义，字宜生，山西临猗人。1895年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青年时代，在“整军经武、救亡图存”的思潮影响下，他步人了戎马生涯。1918年他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在阎锡山的晋军系统任职，参加过北伐战争，阎、冯反蒋战争，抗日战争。1939年脱离阎锡山部队到第八战区任副司令长官，后任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率部参加过忻口、太原、五原等战役，打击日军。1947年，在华北战场上，自清风店、石家庄两个战役之后，华北国民党军队的力量受到人民解放军的严重打击，蒋介石为扭转战局，决定撤销保定、张垣两个绥靖公署，成立华北“剿匪”司令部，任命傅作义为总司令。把挽救华北颓势的希望寄托在傅作义身上。1947年12月6日，傅作义在张垣，不久迁来北平，统揽华北五省军事指挥大权。

    在国民党统治大厦将倾的形势下，傅作义对蒋介石这种安排是不能不认真思虑的。傅作义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他对蒋介石排斥异己的做法极为不满，相互之间矛盾较深，随着傅作义嫡系部队的发展，蒋介石对傅作义存有戒心，利用分割、调动等手段，借以削弱傅作义的军事实力，并千方百计地在傅作义周围安插亲信、特务，企图对傅作义实行监视、控制。到1948年下半年，蒋介石企图抓住傅作义的力量，控制华北，以挽救残局。傅作义看到蒋介石日暮途穷，失败的命运不可挽回，在内心上对蒋介石已经失望。对蒋介石采取的一些军事部署消极应付，甚至唱反调，二人矛盾进一步加剧。1948年10月，人民解放军对锦州发起进攻，蒋介石慌忙飞到北平策划援锦，打算调用傅作义的主力，并命傅作义去指挥援锦战役。傅作义则以自己资浅能鲜、不堪重任，以只有委座亲自指挥才能奏效为由拒绝。蒋介石只好亲自指挥并调用自己的嫡系部队援锦。同时，傅作义为表示顾全大局，把气焰嚣张的蒋嫡系青年军208师由北平调往唐山，这样达到了一石二鸟的目的：一则应付了蒋介石，二则清除了异己力量。傅作义清楚，山穷水尽的蒋介石此时要他将部队南撤，并要委以东南军政长官，是想把华北国民兑车队掌握在他自己的手中，以挽救摇摇欲坠的蒋家王朝。

    当天下午，在国防部会议室召开高级军事会议。

    国防部作的战况报告显得十分低凋，东北丢失，华北临危，徐州告急，悲观失望的情绪充满会场。会后，蒋介石邀请军政大员们到他那里吃晚饭。饭后，谈平津问题。何应钦先谈，他按照蒋介石的意图，力主撤退平津兵力，全部南下；若不行，就部分撤到绥远，部分南下。傅作义听着何应钦的发言，不禁皱起眉头。蒋介石看傅作义神色不好，就问他有何意见时，傅作义连说：“很困难！很困难！”

    傅作义如此表态，蒋介石知道不会有什么结果，只好说：“好了，今晚回去想想，明天再谈！”

    第二天，蒋介石邀请傅作义到他的官邸，举行小型高级秘密会议。这里，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戒备森严。傅作义明白，今天的表态若合蒋意，他还能平安回去；若不合蒋意，就会被扣留下来。会上，蒋介石先把陈诚、熊式辉大骂一通：“娘希匹，陈诚、熊式辉只知争官夺权，无啥真本事，把整个东北都丢了。”蒋介石把丢失东北的责任完全推在陈诚、熊式辉二人身上后，接着就像变鬼脸一样，完全换了另一副面孔，对傅作义倍加慰勉，随即又把要傅作义南撤的事说了一遍，半是将军半是鼓励地对傅作义说：“我相信你决不会辜负我的重托。”傅作义与蒋介石打交道几十年，对蒋介石的了解可说是入骨三分。心想，此时此地不能采取断然拒绝南撤的态度，否则，就有被蒋介石扣留的危险，对速返北平，掌握局势有所不利。于是，在讨论作战方案时，傅作义完全以主战姿态发言：“对于扭转华北的危局，我认为还有办法可想，整个华北尚有大军60万，能战能守，我军应固守平、津、塘，依海作战。南撤方案，非万不得已不宜实行，因为坚守华北是全局，退守东南是偏安。”

    傅作义的发言慷慨激昂，对于对时局本来就存有幻想的蒋介石，无疑是注射了一支强心剂，蒋介石对傅作义坚守平津，支撑华北十分赞赏，当即表示尊重傅作义的意见。会议一结束，傅作义即直奔机场，飞返北平。

    傅作义回到北平后，就开始拨打起自己的算盘来，他估计东北解放军在辽沈战役结束后必然进行休整，至少要3个月以后才能入关再图大举。如能抓住这个时机，把华北国民党军队扩充到100万人，对自己今后的前途更为有利。待东北大军入关时，平津能守即守，能谈即谈，就以百万军队作后盾，与共产党成立联合政府，在华北和共产党平分秋色，搞成一对一的平局地位。到那时，军队交给联合政府指挥，自己的地盘，军队都能保存下来，在政治上既能说得过去，部下也能接受。如果联合政府搞不成，平津守不住，再伺机西逃绥远老窝，或者在不得已的时候南撤。

    与此同时，傅作义也拟好了与中共言和的电文。电文的内容是表明要求和谈，不愿再打内战，为了国家和平统一，请求共产党派南汉宸来谈判，并表示对过去幻想以蒋介石为中心来挽救国家于危亡，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的做法，已经认识到是彻底错误的了。今后决定要以毛主席和共产党为中心来达到救国救民的目的。此电由傅作义口述给其女儿傅冬菊（系中共地下党员），通过北平地下党的电台，在1948年11月上旬发出。但未获回音。于是，傅作义指令其亲信，以各种形式，通过各种渠道，谋求与中共的和谈。

    11月18日，彭泽湘（中共早期党员，后自行脱党）、符定一（毛泽东在湖南上学时的老师）带着傅作义主张搞成华北联合政府，军队归联合政府指挥的意图，到石家庄找中共接洽。

    傅作义有上述转变，除了形势所迫外，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中共地下党员的积极工作。

    北平是个具有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城市，长时期以来，北平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前仆后继，英勇斗争。

    1945年9月，在中共晋察冀中央局领导下，建立了中共北平市委，刘仁为书记，武光为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周小舟为宣传部部长。市委下设学委（学生工作委员会）、工委（工人工作委员会）、平委（平民工作委员会）、铁委（铁路工作委员会）、文委（文化工作委员会）等地下党的领导机构。领导各条战线逐步开展地下斗争。不久，因形势的发展，北平市委撤销。5个委员会全部直接由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城市工作部（简称城工部）领导。城工部设在河北沧县南泊镇，对外挂牌子为永茂公司，以作掩护。北平地下党在城工部的领导下，根据中共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地下工作方针，到1948年北平解放前夕，已发展地下党员约3000人，党的外围秘密组织“民青”（民主青年同盟）、“民联”（民主青年联盟）约5000人。他们采取各种组织形式，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在大力开展学生、工人工作的同时，积极争取各阶层爱国人士的同情和支持，斗争越来越广泛、深入。在工厂、学校、报社、铁路局、电信局，以至国民党党、政、军、警、宪、特等机关，到处都有地下党员积极开展各种活动，组织反蒋斗争。

    1948年春的一天，在北平以“荣军中校”身份负责敌军工作的王延（苏），奉命到解放区的泊镇城工部接受新的任务，城工部部长刘仁亲自接见了他，在场的还有一位女青年。经刘仁介绍，她叫曾常宁，天津市南开大学哲学系学生，中共地L党员。刘仁介绍他们二人相识后，即交给王延（苏）一项任务：通过曾常宁做她父亲曾延毅的工作，再通过曾延毅做傅作义的工作。

    原来，曾延毅不但和傅作义是保定军校的同学，还是结拜兄弟。1927年曾任晋军炮兵第4团团长，同傅作义一起守过涿州，有患难之交。1928年至1930年傅作义任天津警备司令期间，曾延毅任天津市公安局局长；傅作义任第35军军长时，曾延毅先任218旅旅长，后为中将副军长。自抗日战争初期的太原保卫战后，曾延毅便脱离戎马，来天津赋闲。王延（苏）与曾常宁在泊镇分手时，曾常宁把她家的住址交给了王延（苏）。过于几天，曾常宁告知王延（苏），她已同父亲讲好，说“有个中共朋友要见见”，她父亲欣然应允。

    此后，王延（苏）每月都去天津会见曾延毅一两次，纵论国内时局。谈得相当投机，王廷（苏）便劝曾延毅到北平向傅作义要个军长当，有了兵权，事情就好办了。曾延毅思想开明，果然为此专程去北平会见傅作义，结果傅作义只答应给个华北“剿总”副总司令的虚衔，曾延毅败兴而归。但此刻曾延毅并未灰心，他对王延（苏）表示，他不能直接做傅作义的工作，可以做刘厚同的工作，通过刘厚同做傅作义的工作。刘厚同又是何许人呢？原来，刘厚同是一位辛亥革命的老前辈，担任过甘肃军政部长兼总招讨使，着有《孙子注释》，有军事学识，也有政治眼光。同时，他还是傅作义和曾延毅的老师，同傅作义关系尤深。1928年傅作义单枪匹马能够在奉军撤退时出任天津警备司令，蒋、冯、阎大战阎锡山战败后傅作义得以出任绥远省主席，以及傅作义能脱离阎锡山转向蒋介石，都是刘厚同出谋策划的；抗日战争爆发前，傅作义军的百灵庙大战，也是刘厚同帮助运筹帷幄的。刘厚同也历来是傅作义的出谋策划人，傅作义对刘厚同也历来是言听计从。现在刘厚同仍是傅作义的高级政治顾问，头衔是华北“剿总”中将总参议。因为刘厚同就住在天津，同曾延毅常有往来，所以曾延毅向王延（苏）做了上述表示。后来，刘厚同果然到了北平，这里自然有曾延毅的工作；同时，还有另外的原因，那就是：刘仁也知道刘厚同跟傅作义的关系，而且非常重视这个工作关系。刘厚同的女儿刘杭生，在天津耀华中学读书，是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盟员。刘仁便命天津地下党带刘杭生去泊镇城工部，亲自嘱她做好父亲的工作，并通过她父亲去做傅作义的工作。

    然而，第一个向傅作义试探和平解放北平的却是中共地下党员、华北学院教授兼政治主任杜任之。杜任之早年留学德国，是知名学者，担任过共产国际第三国际的通讯员，跟傅作义是同乡。杜任之、傅作义之间从1934年起便开始交往。当时，杜任之联合在太原的一些革命者，组织了一个以介绍国外左派报刊的各种论着为宗旨的“中外语文学会”，聘请傅作义担任名誉副会长；后杜任之又推荐该会干事、他的学生、傅作义的同乡阎又文给傅作义当秘书；推荐留日学医的胞弟杜敬之给傅作义当军医。傅作义的许多进步行动，如绥东抗日、保卫太原等，都得到杜任之的大力支援；抗战时期，应傅作义的要求，杜任之还经过中共党组织，介绍过一批政工人员去傅作义部工作。1946年傅作义侵占张家口以后，曾通电全国，说什么如共产党能胜利，傅某甘愿为其执鞭。杜任之得知，立即写信给阎又文并转告傅作义：“该电措词狂妄，执鞭之说可能实现，且看战局的演变吧。”那时傅作义自然不予理睬的。

    杜任之本来任山西大学教授兼法学院院长，因在太原有被阎锡山逮捕的危险，特借故于1948年7月来到北平，一来求得傅作义的保护，二来想做傅作义的工作。杜任之得到傅作义的安全保护并接受了到华北学院任教的邀请之后．便开始同北平地下党联系。通过许多周折，于8月初会见了北平学委委员兼秘书长崔月梨。此后他便在崔月梨的直接领导下，在北平文化教育界展开活动，并着重进行和平解放北平的工作。

    1948年9月济南解放，杜任之想趁此机会试探傅作义的态度。

    杜任之问傅作义：“蒋介石寄希望于美苏战争的幻想该破灭了；宋美龄亲自到美国求援，美国朝野上下都以冷眼相待；人民解放军打下济南，已进入全面夺取城市的阶段。济南的解放，吴化文与解放军合作起了很大的作用。你对战争发展前途如何看法？”

    傅作义信心十足地说：“济南一城一地的得失，还不能决定战局；东北各大城市，除四平以外都在国军手里；华北除石家庄以外，大城市也都在国军手里，我现在就控制着战局。”

    杜任之一听话不投机，无法深谈，只好告辞，回到住处。此时，杜任之的胞弟杜敬之，任傅作义总部参事兼惠民医院院长，他建议杜任之去傅作义总部联谊处即高级招待所，找刘厚同谈谈，请刘厚同劝傅作义。杜任之跟刘厚同谈过几次，二人见解基本一致，即把北平地下党负责人崔月梨作为自己的朋友，介绍给刘厚同，此后他们三人便经常磋商，为促傅作义和谈而工作。

    1948年11月初，城工部部长刘仁急召北平地下党学生工作委员会书记佘涤清到河北泊镇城工部，说明当前形势，作了重要指示。刘仁指出：“根据目前形势，党中央决定解放北平。傅作义在兵临城下陷于绝境的情况下，有通过和平谈判解放北平的可能。党中央决定与傅作义和谈，如果谈判解放不了，就武力解决，过了元旦进攻北平，主要靠解放军打，不搞里应外合，你们要为解放北平立即进行准备工作。主要任务是：对人民大力宣传目前形势和党的政策，使他们了解我党的政策而拥护解放军的来临；尽可能多的留下知识分子、技术人员等有用人才；发动群众保存文书档案和物资财产，护厂护校，保护文化古迹，迎接解放；了解各方面情况，以使我军进城后能迅速建立革命秩序，管理城市。”同时，刘仁还就成立迎接北平解放指挥部及指挥部的成员作了指示。

    刘仁用了2个小时作了部署后，佘涤清马上返回北平，立即召集学生工作委员会（简称学委）、工人工作委员会（简称工委）、铁路工作委员会（简称铁委）、平民工作委员会（简称平委）的负责人开会，传达刘仁的工作部署，打通各委员会之间的关系（各委员会原不允许有横的关系），成立了统一的迎接北平解放指挥部。指挥部总负责人为佘涤清。会上研究商定了迎接解放的各项具体任务，由各委员会按各自系统分别下达落实。会后，北平的3000名地下党员，5000名地下盟员（民主青年同盟、民主青年联盟及其他党的外围组织）以及众多的积极分子迅速行动起来，这支强有力的地下大军，通过他们的各种关系，发动和团结更多的各界群众，积极投入到迎接北平解放的斗争中。按照党的统一部署，各方面工作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起来。

    担任北平地下学委秘书长的崔月梨，分工上层统战工作。他亲自出面做刘厚同的工作，与刘厚同保持较长时间的接触，每星期都要见两次面。杜任之知道打通傅作义的思想不是那么容易的，就让己任傅作义政工处副处长的阎又文也帮助做傅作义的工作。为了掩护这项工作，城工部提供专项活动经费，让地下党员刘学周、吴哲之等在北平崇文门外兴隆四十八号开设“晋丰行栈”，吴哲之为董事长，刘学周任总经理，提供交往场所。经过刘厚同的介绍，地下党的同志又先后结识了傅作义的长兄傅作仁，副军长丁宗宪，傅部党政军总监部总监、国民党河北省主席楚溪春等傅作义亲近的人。这样，在傅作义的周围，就逐渐形成了一个趋向和平解放的氛围。

    面对华北局势，傅作义再次征询刘厚同对时局的见解，刘厚同趁机说：“总司令！国共军政形势发展到今天，我早已料到了。我说过，政治是军事的根本，未有政治不修明而军事能得胜利的。南京政府政治腐败，军政官吏贪污腐化，蒋介石的所作所为实在不合乎人心，不顺乎潮流，南京政府恐怕维持不了一年半载啦。”

    傅作义认真地听着老师的分析，谦虚地问道：“依老师之见呢？”刘厚同劝他：“现在平津陷入重围，南下已出不去，平绥路又被切断，打回绥远去也不可能。时至今日，万不可三心二意，胡思乱想了，还是顺应人心，当机立断，设法同中共疏通渠道，进行和谈为是。”

    刘厚同还针对傅作义打算依靠空援，固守北平，与城共存亡的想法，劝说傅作义：“不能将文化古都毁在你傅宜生的手里，解放军遍地而来，城是守不住的，蒋介石自顾不暇，哪有力量支援你。现在与中共和谈的资本虽远不如过去，但和谈一成，北平免遭战火破坏，城内军民生命财产得以保全，是深得人心的。共产党说话是算数的，政策也很明确，高树勋起义后得到重用就是一个例证，你只要能接受和平起义，共产党是不会亏待你的，北平只有和平解决，才有光明前途。”

    这时，城工部指示北平学委出面代表共产党正式与傅作义方面谈判。北平学委经过慎重研究确定，根据傅作义目前的处境和态度，决定使用和谈中的“王牌”——傅冬菊，由傅冬菊正式出面试探傅作义的反映。傅冬菊是傅作义的长女，中共地下党员，在天津《大公报》社做记者工作。南系学委负责人王汉斌，将她同其爱人中共地下党员周毅之调来北平，留在傅作义身边，一则做傅作义的工作，二则尽女儿孝敬之道。北平迎接解放指挥部总负责人佘涤清亲自找傅冬菊谈话，告诉她：“现在解放战争形势发展很快，你父亲有接受和谈的可能，希望他放下武器，与共产党合作，和平解放北平。”

    傅冬菊当即决定去找父亲，转达中共党组织的意图。傅作义宦海沉浮几十年，做事向来谨慎，他生怕是“军统”特务通过他的女儿套他，于是问傅冬菊：“是真共产党还是‘军统’？你可别上当！要遇上假共产党那就麻烦了。”

    傅冬菊很认真地说：“爸，你还信不过我。是我们同学，是真共产党，不是‘军统’。”傅作义又问：“是毛泽东派来的还是聂荣臻派来的？”

    傅冬菊一时答不出，又去问余涤清如何回答。余涤清明确告诉傅冬菊：“就说是毛泽东派来的。”傅作义表示可以考虑。这是一次由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完成的、试探性的正式接触。之后，傅冬菊根据地下党组织的布置，就留在傅作义的身边。女儿的到来，给了傅作义很大的安慰。在军事上节节失利，坐困愁城之时，他惟一的慰藉，便是享受和女儿在一起的天伦之乐。傅冬菊根据党组织的安排，仍然对父亲保守着自己是中共地下党员的秘密，只是以进步青年的面目出现。当然，阅历丰富的父亲对女儿此时的到来不可能没有一点儿察觉。傅冬菊一边从生活上照顾父亲，一边劝说父亲不要跟蒋介石走，了解掌握父亲各方面的动态，并及时反映到地下党组织。傅作义的神态、言谈、情绪变化，傅冬菊都通过周毅之，每天向王汉斌和崔月梨等汇报。然后，地下党组织又把这些及时写成电文，通过地下电台，直接报告刘仁，由刘仁及时转给平津前线指挥部。华北“剿总”总司令的女儿是共产党员，又反过来做父亲的策反工作，这是局外人怎么也难以想到的。这在我党地下工作史中，也是颇具传奇色彩的佳话。这样迅速、准确地了解到傅作义的动态、情绪变化，对中央、军委和平津战役总前委作出正确的判断，定下正确的决心，进行正确的部署，起了重要作用。

    北平地下党在安排傅冬菊做傅作义工作的同时，又派李炳泉通过他的堂兄李腾九去做傅作义的工作。李炳泉原是西南联合大学的学生，1940年入党，抗日战争胜利后来到北平，后来在傅作义办的《平明日报》当记者，不久又升任为采访部主任。李腾九是傅作义的少将联络处长，高级幕僚。一直追随傅作义，共事数十年，甘苦与共，对傅作义的思想、言行了解颇深，李炳泉先把李腾九的思想做通后，又让李腾九去同傅作义谈。在傅作义异常苦闷之时，李腾九相机几次向傅作义进言，劝傅作义与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条条红线，，伸进傅作义的各个部队，在做傅作义工作的同时，中共地下党组织也在积极做着傅部部队的工作。一些部队并有了起义的打算。

    1948年底，国民党第92军在地下党策动下曾决定起义。早在1947年8月，北平地下党和中小学教员工作委员会书记薛成业，便与国民党第92军军需副官李介人建立了关系，李介人是第92军军长侯镜如的外甥。李介入去解放区学习时，刘仁嘱他做侯镜如的工作。1948年10月，侯镜如任国民党军第17兵团司令官（司令部设在塘沽），把第92军军长职务交给了他的挚友黄翔。辽沈战役期间，第92军3个师调北平，侯镜如的连襟第17兵团参谋长张伯权调第92军任第21师师长。

    有一天，李介人突然通知第92军第21师师长张伯权，说韩子立的一位好友，邀张伯权到前园恩寺侯镜如家里见面。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局外人是不可能理解的，但张伯权一听，一切都明白了。原来，张伯权不仅知道李介人是中共地下党员，而且也知道侯镜如在大革命时期参加了共产党，南昌起义时任贺龙部的教导团团长，后来在河南搞兵运工作时被捕，跟中共党员安子文同住一牢，出狱后同共产党的组织失掉了联系，从此便委身于国民党军队之中。前些时间，安子文曾投侯镜如一信，大意是：周恩来、贺龙都很关心你，希望你能有所作为。送信人就是上面提到的韩子立。韩子立的好友，自然是中共地下人员了。因而张伯权欣然赴约，会见的是一位地下党员卞立中。卞立中首先分析了战局，然后指明了蒋军的出路，张伯权决定举行起义。随后，李介人又偕同张伯权来到王府井梯子胡同第92军军长黄翔的家。

    “现在北平已经被围，形势这样危急，军长有什么打算？”李介人首先问。

    “除了当俘虏或者战死以外，还能有什么打算？”机警的黄将军接着反问了一句：“你们有什么打算？”

    李介人说明来意，黄翔一拍即合，因为黄翔知道李介人、张伯权同侯镜如的关系；而黄翔得以接任第92军军长正是侯镜如力举的结果，侯镜如对黄翔有知遇之恩，更不用说黄翔对国共两党战争的结局早有看法。随后，北平地下党又派薛成业（卞立中本名）来到张伯权司令部；张伯权委薛成业以参谋之职作掩护。

    薛成业通过李介人与张伯权会谈，张伯权表示如我军攻城，他的第21师可以让开路，让解放军进入他们防区。薛成业将这一情况用地下电台向刘仁汇报请示后，刘仁电示要第92军派1名全权代表到我军前线司令部谈判。李介人用无线电话征得侯镜如同意，说第92军的事情由李介人与黄翔军长、张伯权师长商量办。李介人、张伯权立即找黄翔说明侯镜如的这一意图，黄成业表示愿意起义，并同意派第2l师参谋长宋铨夏去我军前线司令部谈判。同时，第92军副军长刘儒林也大力支持这一行动。

    12月14日，我地下工作人员季鸿陪同宋铨夏、李介人从北平出发，第二天便来到东北野战军第1兵团司令部，肖劲光司令员接见了他们，一起详细研究了行动计划。第92军3个师部署在从西直门、永定门到左安门一带，主力部署在永定门外。宋铨夏请肖劲光司令员酌定有关起义事宜，肖劲光说：“我军可以从北平南郊直插永定门。战斗打响后，贵军可往西南房山方向撤出，现在按兵不动，具体行动时间，由我方及时与贵军联系。”

    肖劲光司令员还吩咐，万一第92军起义的事暴露，黄军长、张师长可立即将部队带至解放军控制地区。当夜，宋铨夏便回到了北平。

    国民党第92军按照我军的要求，积极进行起义准备工作。1949年1月下旬，我党与傅作义和谈成功，北平宣布和平解放，根据上级指示，取消第92军单独起义计划，而与傅作义部队一道接受改编。

    驻在北平的国民党军铁甲总队，下设3个大队（1、2、4大队），担任前门、永定门、广安门、西直门一带的防卫。1大队队长于维哲，东北讲武堂第8期毕业，1935年任东北军何柱国的第57军第109师通讯连连长。1935年11月直罗镇战役中被红军俘虏，送到瓦窑堡“白军军官训练班”学习。学习期间秘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又被派回东北军从事地下工作。后来同党失去了联系，平津战役期间，到处找党的关系，经过许多周折辗转找到了学委的魏焉同志。于是，崔月梨便着王延（苏）和魏焉一起出面，跟于维哲联系。他们商谈的结果是，一旦解放军攻城，铁甲车1大队就从前门车站攻向永定门，接应解放军进城；同时，以火力封锁东单的临时机场，防止达官贵人们逃走。于维哲还可联系4大队及2大队各一个中队，一起参加起义。此外，还谈好把地下党员马骥安插在铁甲车1大队工作，以便联络。

    不久，崔月犁又给王延（苏）一项任务，要王延（苏）去接触一位国民党军的师长。这位师长的亲戚是中校军需官，这位军需官的侄子是清华大学学生、民主青年联盟盟员。显然，工作是从民联盟员这里开始的，最后，又由军需官出面，要求见地下党的负责人。军需官约好请王延（苏）在王府井一家广东饭馆会面。俩人相见，几句客套话说过，军需官便提出：“我们师长委托我和地下党联系，如果起义，能否保证生命财产安全？”

    “能。”

    “愿意见见我们师长吗？”

    “可以。”

    军需官打了个电话，师长便派车将他俩人接到沙滩附近师长的公馆。

    “你打算怎么办？”王延（苏）开门见山地问师长。

    “我是蒋先生的学生，不能对不起他；但我也不想抵抗解放军的进攻。你们能保证我们生命财产的安全吗？”

    王延（苏）郑重表示：“我们共产党的政策是一贯的，只要投诚起义，一定保证生命财产的安全。”

    最后双方议定，我军发起总攻时，他把全师军官召集到一起开会，使我军和平通过他的防区进入北平城。这就是，既不投降，以对得起“蒋先生”；又不抵抗，以对得起解放军，堪称是“两全其美”的办法了。

    北平市企业公司经理冯杰宸，跟刘厚同及傅作义的一些高级将领是同乡，又是知己之交。杜任之来北平后，冯杰宸与杜任之在刘厚同处相遇，俩人政治见解颇为一致，一见如故。以后，冯杰宸便直接协助杜任之通过刘厚同做傅作义的工作。一天，杜任之对冯杰宸说，是和是战是逃，傅作义举棋不定，我们得另外有所准备。接着便问冯杰宸：“能不能冒险同丁宗宪联系？”丁宗宪是傅作义于新保安战役后新编成的第35军的副军长，同冯杰宸是老朋友。关于和平解放北平的问题，丁宗宪是赞同的。丁宗宪当时率部防守德胜门和安定门，假如和谈不成，丁宗宪率部起义，开门迎接我军，以收里应外合之效，岂不美哉？这就是杜任之要冯杰宸冒险同丁宗宪联系的目的。冯杰宸置个人安危于度外，欣然受命，特邀丁宗宪在前门外山东饭庄吃饭，并由杜任之领导下的地下工作人员吴晟、刘学周俩人作陪。他们四人当场结拜为兄弟，填写了金兰谱，丁宪宗决定按冯杰宸的要求去做。一切都如愿以偿了。

    北平东城北长街81号，住着华北“剿总”的中将参议池峰城。这位中将，原来是西北军冯玉祥将军的部下，蒋、冯、阎中原大战，冯、阎失败后，他随孙连仲投蒋，抗战期间任国民党军第30军第31师师长，在台儿庄战役中立有战功，名噪一时。那时，第30军归孙连仲的第2集团军建制，第2集团军归李宗仁的第5战区指挥。孙连仲升任第6战区司令长官时，池峰城又是该战区所属第30军军长，孙连仲主持保定绥署的一段时间里，池峰城任保定警备司令。因而他同李宗仁，尤其同孙连仲，来往甚为密切。抗战胜利以后，李霄路由延安来晋察冀。刘仁得知军统北平特别站的情报科长李培基是李霄路的同学又是堂叔，于是便派李霄路负责北平军统特别站的工作。

    李霄路来北平后，经冯玉祥将军的卫队长赵逸云介绍，就住在池峰城家。李培基的工作最终没有做成，但却通过池峰城了解了敌军不少军事情报。在刘仁两手准备的指示下，李霄路积极做池峰城的工作，让他劝说部下走和平起义的道路。这时，虽池峰城已不当带兵，但在抗战胜利后任职保定警备司令期间的旧部，仍有不少在北平军中，第101军尤多。为此，池峰城曾专门请他们到家赴宴，应邀者二三十人。席间，池峰城要他的部下在解放军攻城时加以配合，部下们纷纷表示：“我们听司令的，我们惟司令之命是从！”

    另外，王延（苏）还做通了国民党军联合后勤司令部第5补给区副司令赵龙韬的工作，使他倾向我党，经常提供华北“剿总”系统后勤供应、兵力调运等情报。

    12月下旬，国民党军统北平站少将站长徐宗尧也通过关系找到了地下党。王延（苏）同他谈了活，转达了上级党对他提出的要求。他执行了保护档案、保护政治犯等任务，并把北平站及军统内部的情况向我方作了详细交代。解放后，北平市公安部门比较顺利地进行了反特斗争，可以说徐宗尧功劳不小。

    从以上不完整的情况来看，可以断言：假使傅作义不接受和平改编而迫使我军不得不诉诸武力，北平的解放亦在弹指之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