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合意
Ⅰ
我们因为受了遗传的偏见，不健全的教育和虚伪的训练等等的影响，所以除却政府、立法、行政之外，我们什么都看不见，因此便有人相信要是一旦没有了警察，我们人类恐怕会象野兽一样地互相吞食起来；倘使在革命的时期中强权被推翻了，世界便要陷于绝对的混乱状态之中。其实现在许多的人类集团，并没有受过何种法律的干涉，却自由地自己组织起来，还要比较那些在政府监督之下的团体得到更优越的结果；这样的事，却被我们轻轻地漏过了。
假使你翻开一份报纸，你会看出其中所记载的不外是政府的处理事件和政治的勾当。要是另一个世界中的人读了它，一定会相信在欧洲除了证券交易所的事情外，没有主人的命令，什么事都不能够做的。反之，关于那些不依官府的命令而自然生长发育的各种制度，却不见有什么记载。没有——差不多完全没有！即使有标题着“杂讯”一栏（法国报纸常有FaitsDivers一栏），也不过记载着与警察有关系的事件而已。家庭的戏剧和叛逆的行为，倘若使不牵涉到警察，报上也不会有记载的。
三亿五千万的欧洲人①相爱或是互相憎恨，或者靠着他们的收入生活；然而除了文学、戏剧运动以外，他们的生活，如果不受到政府的何种方式的干涉，报纸是不会注意的。便是历史也是与这相同。如果论到国王的生活和议会所发生的事，我们可以极详细地知道；政治家的一切好的或坏的演说，即使如某个老议员所说的“便是对于任何一个议员的投票上也不会有影响的”演说，也得以保存至今。国王的驾临，政治家的脾气好不好，他们的诙谐和阴谋都被小心地记录下来留给后人阅览。然而我们要知道中世纪的都市的状况，要了解汉撒商业同盟各都市间存在着的巨大的贸易机构，要晓得卢昂城怎样建筑它的大教堂②，这都是异常困难的。要是一个学者费尽他毕生的时间来研究这些问题，他的著作是不会被人知道的；然而议会的历史——这是不完全的东西，因为它只论及社会生活的一方面——却继续出版，流传甚广，而且又被人用作教材，在学校中教授。
①这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统计。1914年欧洲的人口为四亿五千二百万。据近时调查，已超过五亿。——译者
②参看《互助论》第五第六两章。汉撒同盟是中世纪保护德意志沿海贸易而结的通商条约。——译者
这样，我们甚至不知道那些人民的自发的集团每日成就的巨大工作；其实这样的工作，便是现世纪的主要的事业。
我们因此要指出几个最显著的现象，而且表示出来，人们的利益倘非绝对冲突，他们必能和谐地一致行动，完成性质非常复杂的集体的事业。
显然的，在我们这个建立在私有财产的基础上面（即是说建立在掠夺的基础上面，又是建立在偏狭愚劣的个人主义的基础上面）的社会中，这种事实并不多见，这是自然的事。现社会中所谓合意常常不是完全自由的，它的目的虽是非可诅咒的，然而常常是可鄙的。
但是我们所关心的，并不在举出几个可以随便盲从的例子（这是现社会所不能供给我们的）。我们想做的事却是指出：不管强权的个人主义如何压迫我们，然而在我们的生活（以全体而论）里面，仍还有很大的一部分是仅仅依着自由合意而活动的；而且没有政府时，事情还要比较平常一般人所想的更要容易。
为着证实我们的见解起见，我们已经举出铁道为例，现在我们再回转来说到它们。
我们知道在欧洲有十七万五千公里的铁道①，在这个铁道网中要从北到南，从东到西，从马德里到圣彼得堡，从加来到君士坦丁堡，倘使你搭特别快车旅行，并不要中途换车，就可以到目的地了。而且更有便利的：你把行李交到车站，不管到土耳其也好，中央亚细亚也好，都可以运到你下车的地方交给你，手续也很简单，不过由旅客自己在一方纸片上写明下车的地方就行了。
①这也是从前的统计，据1934年统计欧洲铁道共有三十九万一千六百公里。——译者
要得到这个结果，有两个方法。一个方法是要有象拿破仑①或俾斯麦②那样的英雄出来把欧洲征服了，从巴黎、柏林、或罗马，画出铁道地图，规定开车的时间。俄皇尼古拉一世便梦想过这样的权力。当他看见莫斯科与圣彼得堡间的铁道的图样时，他拿起一把界尺在俄国地图上这两个都城中间，引了一条直线，一面说：“这就是我的计划。”这条路线真是依着一条直线建造的，穿过了深的出谷，架起了高的铁桥；然而过了数年，这个工作便被放弃了，每一英里的铁路约值十二万镑乃至十五万镑。
①指拿破仑一世（NapoleonBonaparte，1769—1821）他是1804—1814年间法国的皇帝和征服欧洲的英雄。——译者
②OttoBismarck（1815—1898），德国政治家，德意志的统一与帝国的建立以他的功劳为最大。——译者
这是一个方法，但是幸而人们还用了别的方法。铁道一线一线地被建造起来，各线互相联络在一起，而这各线所属的几百个不同的公司，关于车到车开，以及从一线通过他线时，货物不必御下，从各国来的车辆便得通行全线等等事情，渐渐地成立了种种的协定。
这一切都只可以依着自由合意，书信或提案的交换，或者由会议而达到成功的。在这样会议中各公司的代表聚会来讨论某种特别的问题，他们为着求得一个合意而来的，决不是要来制造法律。会议完毕，代表们各回到本公司，他们带回去的，不是法律，而是契约的草案，至于承认或拒绝，尚待公司来决定。
自然，也有遇到困难的时候。因为世界上还有异常固执的人。然而共同的利益终究能够使所有的人成为一致。对待那些顽固的人，也没有请军队来威压的必要。
这样连结起来大的铁道网，以及因此生出的可惊的运输力，实在是十九世纪的最显著的事迹，而且都是自由合意的结果。在八十年前，倘使有人预言着这样的事情，我们的祖先一定会以为这是狂人或疯子。他们一定要说：“你不能够使一百多个公司的股东都来听道理！这是乌托邦，这是神话。这样的事只有一个中央政府和一个铁腕的独裁者可以强制地做到。”
而且最有趣的，便是在这个组织里面并没有什么欧洲铁道的中央政府！没有！没有铁道大臣，没有独裁者。甚至连大陆铁道议会或管理委员会都没有！万事皆由自由合意而成。
那些国家主义者常说：“即便是仅仅为着调节交通运输的事，也不可不有一个中央政府。”我们要问问他们道：那么，欧洲的铁道并没有政府，何以又会处理得很好呢？那几百万的旅客和堆积如山的货物，又怎么能够通行全欧洲呢？既然各个铁道公司都能够互相合意，那么，将来占据铁道的那些劳动者，又为什么不能够互相合意呢？既然圣彼得堡—华沙线和巴黎—柏耳福线的铁路公司能够和谐地做事，不必去设一个无用的共同管理机关；那么，在我们这个自由劳动者的集团所组成的社会之中，为什么一定需要一个政府呢？
Ⅱ
以全体而论，现在的社会组织是极不合理的；然而甚至在这样的社会中，只要人们的利益并不正面冲突，那么虽然没有强权的干涉，他们也能够得到合意的——我们要举出实例来证明这个的时候，我们对于别人会提出来的反对论也是要预先知道的。
我们举的这些实例，自然都有一些缺点，因为现在实在找不出一个没有强者掠夺弱者，富者掠夺贫者这类情形的组织。因此那些国家主义者要用他们得意的论理向我们说：“要消灭这种掠夺，国家的干涉便是必要的呵！”
但是，他们却忘记了历史的教训。原本是国家制造出无产阶级来交在掠夺者的手中，这样对现在的制度有了很大的帮助，他们对这些事一点都不说。事实上要消灭掠夺而让掠夺的第一原因——私有资本和贫乏（贫乏的三分之二都是由国家故意造出来的）——继续存在，这是否可能，他们也忘记告诉我们。
当我们谈到在各铁道公司中间订立的协定的时候，我想那些崇拜资产阶级国家的人一定会说：“你不看见现在的铁路公司不是在压制，虐待雇员和旅客吗？那么，为着保护工人和公众起见，国家便不得不来加以干涉。”
但是我们不是屡屡说过，只要有资本家存在，这种权力的滥用是不会有底止的吗？各公司今日所有的独占权，正是那个自称为我们的恩人的国家所给与的。国家不是创立了租借权和保证制度吗！国家不是派兵压制过罢工的铁路人员吗？在最初的诚验中（最近我们在俄国还可看见这样的事），国家为着使它所保证的股票不致跌落，不是扩张过那些铁道巨子的特权甚至禁止报纸揭载铁道上的事故吗？国家不是袒护过范德贝尔特、波立亚柯夫、P．L．M．公司、C．p．R．公司、圣哥塔特等等的巨头——所谓“当代的王侯”，把独占权给与他们吗？
因此倘使我们举出铁道公司中间的默契合意为例，我们决不把它视作经济的处理之理想，也不把它当作技术的组织之理想。这只是证明纵是那些以损人利己为目的的资本家，不必试立什么国际部也能够经营铁道获取厚利；然则，劳动者的社会不必任命什么欧洲铁道的大臣，便也可以处理得同样的好，或者更好一点。
这里又有一个反对论来了。最初看起来，这个反对论好象更严重的。有人说，我们现在所说的合意并不是完全自由的，乃是大公司对小公司颁布法令罢了。例如一个得着国家资助的富足的德国公司，强迫着那些从柏林到巴塞尔的旅客不经过莱比锡铁道，而取道科乐尼和弗兰克福。又某公司为着取得有力的股东的欢心起见，在运输货物的时候，绕道走了一百三十英里的路程，因此使副线衰落。在美国也是一样，为着使得金圆大量地流进范德贝尔特的私囊起见，公司常常让旅客和货物糊里糊涂地走了许多迂曲的路程。
对于这个，我们的答复仍是一样的：只要有资本家存在，大资本家就会压迫小资本家。然而压迫不仅是资本的结果。大公司之所以能压迫小公司，也要靠着国家的帮助以及国家替它们造出的独占权。
初期的英法社会主义者早已指出来英国的立法怎样尽全力来促成小工业的没落，使农民贫困，使无数的人不得不去替富裕的工业的雇主们作工，并不问工钱的多寡。铁道的立法的功用恰和这相同。不管是军事线或补助线，以及那些得了万国邮政独占权的公司；一切的事都是向着增加富裕的资本家的利益一方面进行的。当全欧洲国家的债主罗斯齐尔德投资于铁道的时候，他的忠仆（即各大臣）必尽力使他得着更多的赢利。
在美国，即是强权论者所认为理想的民主国中，和铁道有关的一切事情，都是极其诈伪的。因此，倘使某公司用廉价的办法把竞争者打倒了，它之所以能够这样做，常常是因为它可以从国家所赠送的土地中取得报偿。近时发表的关于美国小麦商的文件，已足以证明国家怎样帮助强者来掠夺弱者。蓄积的资本的力量得到了国家的帮助，更十倍或百倍地增加起来。因此，当我们看见铁道公司的联合会（自由合意的产物）能够成功地保护小公司抵抗大公司时，此种自由合意的实力居然能够保持自身来抵抗那个得着国家恩宠的万能的资本，——这样的事使得我们不能不惊叹了。
事实上并不管国家的偏袒，小公司依然存在着。假使我们在集权的法国内仅仅看见五六个大公司，那么我们要记着，在大英帝国内却有一百个以上的小公司处理得非常协和，而且关于迅速运送旅客和货物的组织，确要比法、德两国的公司好得多。
而且，问题还不是那样。大资本得着国家的袒护，只要有利于它，它便可以常常压倒小的资本。我们所视为重要的是这个：欧洲铁道所属的数百家资本家的公司中间的合意，是不要那个以法律来牵制各种公司的中央政府干涉而成立的，此种合意是以各代表组成的会议来维持的；代表们互相讨论完毕后给那些举派他们的人带回去的，只是提案，而不是法律。这是一种新原理，完全和君主制或共和制，独裁制或代议制等等一切政治原理不相同的。此种革新，曾经被人们战战兢兢地介绍到欧洲的习俗里面，现在，它却止足不前了。
Ⅲ
我们常常在那些喜欢国家的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中读到这样的话：“要是这样，那么在将来的社会中，谁来定下运河交通的规则呢？倘使你们无政府主义的“同志”中间有一个人想把他的货船横在运河中间，妨碍着多数的小船通行，那时谁能够制止他，谁又来强迫他服从理性呢？”
我们不得不说这种想象是多少有点滑稽的。然而还有这样的说法：“倘使某一个公社，或公社的联合体想使自己的货船在别公社的船之先出发，那时候，也许要因为运输自己的石子的缘故，把运河堵塞起来，而别的公社所急需的小麦，却不得不停着等候轮值。那么，如果没有政府，谁又能够颁布货船交通的规则呢？”
然而实际生活指示出来，就是在这种地方也和在其他的一切地方一样，没有政府，事情的进行也是很好的。自由合意，自由组织，代替了那有害的费用大的制度，而且能够做得更好。
我们知道在荷兰，运河是怎样的东西。这实在是荷兰的公路。我们又知道那里的运河的交通运输是异常热闹的。在我们用铁道和公路运输的东西，在荷兰便要用运河的小船来转运。在那里倘使你的船要争先出发，便会引起争吵的。政府为着保持运输交通的秩序起见，也得实际地加以干涉。
然而事实上并不是这样。荷兰人已经以更实际的方法来解决一切事件了，在很久以前，他们就已设立过一种公会，即船夫联合会。这是因航行上的真正需要而产生的自由联合。船舶的通行权，皆依着航行登记簿上记下的次序而行；一个一个依着自己的轮次出发。谁也不能够越过别的船只先走，倘使有人犯规，就会被公会除名。停船的时间也是一定的，谁也不能在码头上多停一刻；倘若在那一定的时间中，某一只船没有货物装载，船主更倒楣，应该立刻把这空船驶开，让别的船只来停泊。这样，纵使船主间的竞争仍还继续存在，却也把障碍免除了。倘使连船主间的竞争也被克服了时，此种合意便是更加出于至诚。
至于船主们是否得加入船夫们的联合会，在这里也没有提说的必要，那是他们自己的事；不过大多数已经加入了。而且这种联合会所提供的利益，是非常之大，因此它们便能够沿着莱茵威塞尔奥得诸河发展，甚至推广到柏林。船夫们并不等着一个伟大的卑斯麦出来把荷兰并吞到德国去，然后委任一个“全国运河航行事务局总务长官”，在他的衣袖上缝了许多条金边，算是符合着这样长的官衔。船夫们却愿意自己来获取一个国际的协调。此外，还有许多航行德国与斯干的那维亚间，甚至航行于俄国的船主们，也都加入了这些联合会，以便规定波罗的海的交通，使船舶的交错，得以调和。这种团体是自由发起，而得着志愿的赞成者加入，与所谓政府是毫无关系的。
虽然，在这里也有大资本压迫小资本的事。这些联合会也有成为垄断的倾向，特别在得着国家庇护的联合会中，此种倾向更是显著，国家对它所保护的联合会自然要出来加以援助。我们不要忘记，这些联合会不过是一种团体，它的会员仅有私人的利益；而且在生产，消费，交易成为社会化以后，船主们为着满足他们的需要，也不得不加入联合的公社，或别的几百个协会，那时候情形一定不同了。在海上有势力的船主们，在陆地上便没有势力了，他们与铁路，工厂及其他团体订立合同时，也不能不让步一点。
将来的事暂且放下不提；但是无论如何现在还另有离开政府而组织成的自发的团体。我们更要举出一些例子来。
因为我们在说船舶的事，便不可不提起在十九世纪中产生的极好团体之一，我们也可以拿它自豪的——即是英国救生艇会（LifeboatAssociation）。
谁都知道在英国海岸遇难的船只，每年多至千余艘以上。坚固的船在海上是不怕暴风雨的。只有在挨近海岸时才容易遇到危险——如打破船尾骨的大浪，吹落樯和帆的狂飙，使船簸动不易驾驶的波涛，使船搁浅的沙滩和暗礁等等，在近海岸的地方便容易时常遇到。
在古代沿海岸的居民常常烧火引诱船只向着暗礁进行，以便抢掠船上的货物，此种举动在当时且成了习惯，大家不以为怪，但甚至就在那种时候，他们也常常努力去救助被难的船员。他们倘使看见船只遭难，立刻驾起小船去援救遇难的水手，纵使他们自己葬身波涛，也不顾惜。在海边的每个村落里都有一些男子或女子救助遇难船员的英勇的事迹。
自然，国家与科学家曾经尽力减少死亡的数目。灯台、信号、航海图与气象的警报也曾大大地减少了死亡的数目，可是每年还有一千多船只和几千的性命需要人救助。
少数善良的人，因此曾竭尽他们的精力来从事这种工作。他们自己便是很好的水手和航海者，发明了足以抵御暴风雨不致为其破坏或颠覆的救生艇，尽力引起公众对于他们事业的兴趣，募集必要的款项来制造救生艇，停泊在沿海岸一带，无论何处，只要用得着救生艇的地方，它们便要在那里停泊。
这些人不是雅各宾派，所以他们并不倾向于政府一方面。他们知道要使他们的企图完全成功，只有靠着大家的合作。热心和地域的知识，尤其不可少的乃是水手的牺牲精神。他们也知道在发第一次信号的时候，便要使小船驾出去向波涛中驶去，在夜间，黑暗与大浪都是不易避免的；和猛烈的风浪奋斗了五六小时，甚至十余小时以后，他们才能够达到遭难的船——这些预备牺牲自己生命去援救别人的人确实是受着休戚相关的感情和牺牲的精神所鼓动的，那种感情和精神决非徽章能够买到。这完全是出于自由合意与个人发意的自发的运动。在沿海岸各地方已成立了数百个地方团体。发起人是明白的人，他们不会拿出主人的架子。他们在渔人的村舍中访求贤明的人，倘使某一个富豪要在海边的村庄里设置一处避难所，捐一千镑的钱作设备的费用，他交出这笔捐款以后，地址的选择等事，还是由本地方的渔夫和水手们去决定。
新救生艇的样式也不由海军部来规定。这个协会的一个报告中曾说：“因为救生艇的船员应该十分信任他所驾驶的船，这是极重要的，所以本委员会主张依照船员表示的希望，而决定救生艇的建造与设备。”因此，每年都会有新的改良。
这种事业完全由志愿者团结起来组织委员会及地域团体来担任；完全以合意与互助来完成的。——呵！无政府主义者呵！而且，他们不向纳税人取钱，只收自动的捐款，一年中间至少可以收到四万镑。
至于成绩呢，请看：在1891年该会共有二百九十三只救生艇，在那年救过遇难船舶三十三只，水手六百零一人；从成立到现在，救生艇会一共救了三万二千六百七十一人。
在1886年有三只救生艇载着船员在海中沉没了，立刻便有几百个新的志愿者出来组织地域的团体，结果，建造了二十只新船。我们还要知道这个会每年还要把上等的晴雨表送给渔夫和水手们，收回比市价少三倍的代价。这使气象学的知识普及，且以科学者所预报的天气急变警戒会员。
我们还要知道，这几百个委员会与地域团体的组织，是不分阶级的，完全是由志愿者，船员以及对于这个事业有兴趣的人们组成的。所谓中央委员会不过是通信联络的中心，并没有干涉的职务。
倘使在某地方发生表决地方税或教育问题的时候，全国救生艇会的委员并不参加讨论。——这样的谦逊的态度，可惜那些议会的议员不会仿效。然而关于救人的事，这班勇敢的人便不许那些不曾冒过暴风雨的人来替他们立法。当遭难的第一个信号发出的时候，他们立刻跑上救生艇，奋勇前进。他们并不希望什么徽章，也没有镶金的制服；这全是出于仁爱心。
我们再举出一个同种类的团体，即是红十字会，我们不必管它的名称，现在且来考察它的内容。
我们且想象有人在五十多年前说过这样的话：“国家只能够一天杀二万人，伤五万余人，然而并没有能力去救护自己的受伤者；只要有战争存在，便不可不用个人发意去干涉，而且那些善良的人为着这人道的事业，必须成立国际的组织。”那个敢于说这种话的人，当时不知道受过何等样的嘲骂！最先他就会被人骂为空想家；如果他还让别人说下去，他就会听到下面的话：“这简直是胡话！最感到需要你们志愿者的地方，志愿者就一定会缺乏。你们志愿者的病院集中在安全的地方，而在战地医院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象你这样的空想家完全忘记了国家的敌对，就是这个才会使可怜的兵士得不到救助而死的。”这样令人沮丧的议论，竟然得着许多论客的附和。我们中间谁又没有听见过这种论调呢？
现在我们明白事情的真相了。红十字会在各国在各处都自由地自己成立起来了；当1870到1871年普法战争爆发的时候，志愿队便组织起来着手工作了。男子和妇女都尽力去服务。无数的医院和战地医院都组织成功了；火车上设着战地医院，并运送食料、纱布及药品到战地去。英国的委员会为着帮助耕种因战争而荒废了的土地起见，便把食物、衣服、器具、播种的谷物、负重的牛马运送到乡间去，甚至把蒸汽犁和使用它的人送去！只要去读莫华尼耶①著的《红十字会》一书，你便会惊叹它所成就的事业之广大。
①GustaveMoynier（1820—1910）瑞士慈善家，红十字会的创立者之一。——译者
至于那些预言者，他们常常否认别人的勇气、热诚和贤明，却相信只有他们自己能够用着鞭子来支配全世界，然而他们所预言的一切完全没有实现过。红十字会志愿队的义勇决不是言辞所能形容和赞美的。他们只去寻找危险的地位；然而那些受着国家薪俸的军医，当普鲁士军队逼近的时候，便跟着他们的参谋部逃走了；只有红十字会的志愿队，却仍还在枪林弹雨之下继续他们的工作，忍受卑斯麦和拿破仑三世的将校们的虐待，热心救护各国的受伤者。荷兰人、意大利人、瑞典人、比利时人甚至中国人和日本人也都协同一致，做得很好。他们依着需要，分设医院及战地医院。他们特别讲求医院的卫生设备。至今我们还听见有些法国人说起他受过红十字会战地医院的荷兰人或德国人的志愿队的仔细的看护，并且表示深的感谢。然而，在一个强权论者看起来，又觉得怎样呢？他的理想人物，便是那个受国家薪俸的军医。至于红十字会和它的卫生的医院却是他不愿意顾及的，因为看护妇并不是什么官吏！
有一个组织最近才成立，立刻便有数十万的会员；有不少战地医院、病院列车，并用新方法来治疗受伤者；这也是由于少数献身的人的自动的发意，才得到这样的成绩。
也许有人会说在这个组织里面，国家多少有一点力量。不错，国家伸过手来想把这个组织抓在手里。干部现在是由那些被谄佞者所称为“赤血的王侯”的人来指挥。皇帝同皇后也很尽力地庇护本国的委员会。但是这个组织的成功，并不是由于这种庇护的力量；却是靠着几千个各国的地方支部，个人的活动，以及所有那些努力救助战争中负伤者的人的献身精神。要是国家不来干涉，这种献身精神只有更加发达。
总之，英国人、日本人、瑞典人和中国人在1871年奋起救助伤兵，并不是因为受了国际干部委员会的命令。而且在侵占区设立医院，把战地医院移到战场上去，也不是因为受了国际干部的命令。这是由于各国的志愿者的发意而成功的。他们到了那里，并不象各国的雅各宾派所预料的，立刻争打起来；他们共同作事，忘记了国家的区别。
我们一定会可惜这样大的努力竟用在象战争那样的事情上面，我们会象诗人的儿子那样地问着：“既然后来要治疗他们，为什么又要先把他们弄伤呢？”我们要破坏资本家的权力和中产阶级的强权，便要立刻阻止那个叫做战争的大屠杀。我们希望红十字会的志愿队同我们一起努力作消灭战争的活动，并不希望他们专门去救助伤兵；我们在这里提到这个大组织，不过用来作为自由合意与自由扶助所产生的结果的另一个说明而已。
倘使我们想把灭绝人类的技术一一列举出来，实在是举不胜举的。只要提出那些帮助德国军队强盛的许多团体便够了。德国军队的强盛，并不如世人所相信的，只靠着训练，那些以普及军事知道为目的之各团体的力量也是很大的。
在最近一次的军事同盟会的大会中，共有二千四百五十二个联合会的代表十五万一千七百十二人参预会议。此外还有射击、军事竞技、兵略竞争、风土研究等等的许多团体——这些便是发展德国军队的技术的知识工场，至于联队附设的学校，却算不得什么。这实在是联络各种团体的一个大纲，里面有军人，有文官；有地理学者，也有体育家；有猎人，也有工艺家；这些人自动地团结起来，组织，联合，讨论，并且往国内各地探检。造成德国军队的真正脊骨的，便是这些志愿的自由的团体。
他们的目的是可诅咒的。这是在维持帝国。但是我们所留意的是：纵然军队组织是“国家的大使命，”但是这一部分也是一样要由团体的自由合意与个人的自由发意来做，才能够得到更大的成功。
便是和战争有关的事，也要靠着自由合意的力量。为着更充分地证明我们的主张起见，我们再举出瑞士的风土考察志愿队（他们曾经详细地研究过山路），法国的飞行队，三十万的英国义勇队，英国国家炮兵联合会，正在组织中的英国海岸防御会：又如商船队、脚踏车队、以及私人汽车、汽艇的新组织，都得靠着自由合意的力量。
在各处，国家都不断地把它的神圣职权让给私人。各处的自由组织都侵入了国家的领域。以上所举的事实，不过略略表示在将来国家消灭的时候，等候着我们的自由合意的大概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