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手遮天的大宦官王守澄死了，朝野上下的正直之士无不额手相庆。但是与此同时，他们对帝国的未来也生出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通过王守澄这件事，以及一年来朝堂上发生的一切，李训和郑注所表现出的阴险、狡谲和毒辣，足以令所有人不寒而栗。天子李昂让这样的人来把持朝政，除了制造更多的政治斗争和权力倾轧外，还能为帝国创造一个什么样的未来呢？

    其实，人们不难理解文宗李昂急于澄清天下的迫切心情，全力打击擅权乱政的朋党、阉党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起用李训和郑注这样的野心家来做这些事情，无异于“前门驱虎，后门迎狼”，只能为帝国朝政埋下更为深重的隐患。

    换言之，文宗这么做，只能叫病急乱投医。

    而病急乱投医的结果，往往是旧疾未愈、新病又发，最终只能把原本忧患频仍的帝国，进一步推入更加深重的灾难之中。

    可是，文宗李昂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对于李训和郑注，他的宠幸是前所未有的。尤其对李训，李昂更是给予了毫无保留的信任。“训起流人，期年致位宰相，天子倾意任之。训或在中书，或在翰林，天下事皆决于训。而涯辈（宰相王涯等人）承顺其风旨，唯恐不逮。自中尉、枢密、禁卫诸将，见训皆震慑，迎拜叩首。”（卷二四五）

    自从当上宰相之后，李训快意恩仇，指点江山，深深品尝了权力的美味。

    在人间绝顶俯视芸芸众生，真是一种妙不可言的感觉。

    然而，与这种感觉相伴而来的，却是一丝挥之不去的隐忧。

    如今的李训已然位极人臣，还会有什么隐忧呢？

    有。

    李训的隐忧就是郑注。

    古人常说“一栖不两雄”，意思是，一个鸡窝里容不下两只同样好斗的公鸡。同理，权力的塔尖自然也容不下两个同样野心勃勃的人。

    所以，李训不得不居安思危，未雨绸缪。

    按理说，郑注应该算是李训的恩人。因为李训当初回长安时，只是个没人搭理的无业游民，要是没有郑注的积极引荐和鼎力相助，李训绝对不可能得到文宗的宠幸，更不可能爬上宰相之位。

    但是，就像郑注发迹之后，为了铲除通往权力之路的障碍，可以把枪口对准早年的恩人王守澄一样，李训得志之后，为了长保富贵，自然也可以回过头来对付郑注。我们说过，对李训和郑注这种人来讲，世界上除了利益是永恒的，什么都是浮云；世界上除了他们自己，任何人都是工具。

    事实上，早在拜相之前，李训就已经开始排挤郑注了。

    因为，当时的情况是两个人都有入相的可能，但是文宗碍于舆论，不可能同时让他们当宰相，所以，李训为了夺取相位，就必须把郑注挤出长安。

    那是在九月份的时候，当时王守澄虽已被解除兵权，但是还没死，于是李训便以防止王守澄反扑为由，建议郑注谋求凤翔节度使之职。因为凤翔离长安近，万一王守澄垂死挣扎，郑注可以随时调动凤翔军进入长安，与李训里应外合，共同应对，这显然比两个人都窝在长安要安全得多。

    当时，李训是这么对郑注说的：“中外协势，以诛宦官。”（卷二四五）

    郑注觉得很有道理，所以丝毫没有怀疑李训的用心，立刻向文宗提了出来，随即出镇凤翔。

    结果，郑注才走了几天，李训就顺利拜相了。

    如今，李训虽然已经捷足先登攫取相权，但他对郑注的防范却是有增无减。原因很简单，此次诛灭宦官集团的计划，其中最关键的部分，就是郑注要亲率数百名凤翔的精锐士兵，以护送王守澄的棺椁为名，在葬礼上出其不意地诛杀宦官。

    可想而知，一旦此计成功，郑注就成了铲除宦官的首功之臣，到时候，文宗对他的宠幸和奖赏一定会超过李训，这对李训无疑是极大的威胁。退一步讲，就算郑注得到的荣宠没有超过李训，他也必定会心存不甘。届时，朋党和阉党既已全部清除，外部的敌人消失了，他们两人必然会拔刀相向，围绕宰相之位展开一场巅峰对决。

    因此，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讲，李训都必须先下手为强——在铲除宦官的同时，把郑注一块做掉。

    换言之，李训必须另行制订一个计划，赶在十一月二十七日的王守澄葬礼之前行动。

    心意已决，李训立刻召集自己的一帮心腹，商讨具体的行动细节。他的心腹包括宰相兼刑部侍郎舒元舆、左金吾大将军韩约、河东节度使王璠、邠宁节度使郭行余、京兆少尹罗立言、御史中丞李孝本。

    经过几天的密谋，一个看上去相当完美的计划就出笼了。

    行动时间，就定在十一月二十一日的早朝，比郑注的原计划整整提前了六天。

    对此，文宗和郑注当然是一无所知。

    而李训和他的心腹们当然也不会料到，这个看上去相当完美的计划，非但没有铲除宦官集团，反而把他们所有人，全都推进了身死族灭的万丈深渊……

    太和九年（公元835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一切都与往常并无不同。天刚蒙蒙亮，文宗就已经来到了大明宫的紫宸殿，准备举行朝会。

    片刻后，文武百官鱼贯进入大殿，按官阶高低站定班次，只等着金吾将军一如平日那样高声奏报，“左右厢房内外平安”，然后百官就可以奏事了。

    可是，这天早朝，左金吾大将军韩约进入大殿的时候，报的却不是平安，而是祥瑞。

    满朝文武清晰地听见，韩约用一种异常激动的声音向天子奏报：“左金吾听事（办公厅）后院的石榴树上，昨夜天降甘露，臣已递上‘门奏’（夜间宫门紧闭，凡有紧急奏章皆从门缝投入，称为门奏），请陛下移驾往观！”

    韩约说完，三拜九叩向天子道贺。李训和舒元舆当即出列，率领百官一起向文宗祝贺。

    天降甘露，象征着天下太平，无疑是一件普天同庆的大喜事。李训和舒元舆随即邀请文宗前往观赏，以领受天赐的吉祥。

    文宗李昂也感到异常惊喜。连老天爷都忍不住降下了祥瑞，这足以证明太平盛世已经指日可待了。

    文宗当即宣布——暂停朝会，百官随驾前往含元殿。

    于是，百官依次退下，来到含元殿内重新站定。一个时辰后，天子李昂乘坐銮轿出了紫宸门，登上含元殿，命宰相和中书、门下两省官员先去“左仗”（位于含元殿左侧的左金吾办公厅）查看。过了一会儿，李训和舒元舆等人回来向天子奏报：“臣等已经查验过了，恐怕不是真的甘露，应暂缓对外宣布，以免天下百姓争相道贺。”

    “怎么会这样？”李昂大为失望，回头命左右神策中尉仇士良、鱼弘志去重新查看。

    仇士良等人随即走出了含元殿。

    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李训和舒元舆对视一眼，立刻传召河东节度使王璠和邠宁节度使郭行余上殿听旨。

    按原定计划，王璠和郭行余各带着数百名全副武装的士兵等候在丹凤门（大明宫正门）外，一等李训宣旨，他们就要即刻带兵进入大明宫，与金吾卫里应外合诛杀宦官。可不知道为什么，只有王璠带着他的河东兵进来了，郭行余却是单枪匹马，邠宁兵一个也没有随他入宫。

    计划开始走样了。

    李训感到了一丝不安。

    更让李训不安的是，没带兵的郭行余前来殿下听宣了，而带着兵的王璠却脸色苍白、双脚打颤地远远站着，一步也不敢靠近含元殿。

    看来，王璠和郭行余是靠不住了。李训忧心忡忡地想。

    一切只能看韩约的了。

    此刻，含元殿左侧的金吾卫衙门内，宦官仇士良没有看见传说中那晶莹剔透的甘露，只看见了韩约那苍白如纸的脸上一颗颗滚圆的汗珠。

    为什么在这样一个大冬天的早晨，这个左金吾大将军竟然会大汗淋漓呢？

    仇士良满腹狐疑地盯着韩约，问：“将军这是怎么了？”

    话音刚落，一阵穿堂风吹过，吹起了厅堂后侧的帐幕。仇士良无意中瞥见了一些闪闪发光的东西。

    那是兵器。

    随着帐幕的晃动，仇士良还听见了一些声音。

    那是兵器相互撞击发出的铿锵之声。

    什么也不用再问了，所谓的天降甘露纯粹就是一个陷阱。仇士良和宦官们猛然掉头就往外跑。跑到门口时，守卫正准备关闭大门，仇士良高声怒斥，守卫一紧张，门栓怎么也插不上。仇士良等人冲出金吾卫，第一时间跑回皇帝身边，奏称宫中已发生事变。

    全乱了，计划全乱套了。

    李训知道，此时此刻，谁把天子攥在手里，谁就能掌控整个大明宫的局势。他立刻呼叫殿外的金吾卫士兵：“快上殿保卫皇上，每人赏钱百缗！”

    仇士良当然不会让天子落入李训之手，马上对文宗说：“情况紧急，请皇上立刻回宫！”旋即把文宗扶上銮轿，和手下宦官拥着皇帝冲出含元殿，向北飞奔。李训抓住轿杆，情急大喊：“臣还有大事要奏，陛下不可回宫！”

    此时，京兆少尹罗立言带着三百多名京畿卫戍部队从东面杀了进来，御史中丞李孝本也带着两百多名手下从西边冲过来，都是来增援李训的。他们冲进含元殿，对着那些未及逃离的宦官挥刀便砍，顷刻间便有十余人倒在血泊中，哀叫声此起彼伏。

    天子的銮轿在宦官们的簇拥下摇摇晃晃地跑到了宣政门。李训仍旧一路死死抓着轿杆，不停地叫天子落轿。早已吓得失魂落魄的文宗又惊又怒地喝令他住口。仇士良的手下宦官郗志荣一见皇帝发话，冲上去对着李训当胸一拳，将他打倒在地。还没等李训爬起来，銮轿已经进了宣政门，宫门立刻紧闭。宦官们知道自己安全了，齐声高呼万岁。

    此刻，宫中的文武百官早已各自逃命，作鸟兽散。李训意识到行动彻底失败了，急忙换上随从人员所穿的绿色低品秩官服，骑马奔驰出宫，一路大声抱怨：“我犯了什么罪，要被贬谪出京！”借此掩人耳目。果然，各宫门守卫一路放行，没人怀疑他。

    经此变故，仇士良已经意识到李训等人要对付的就是他们宦官，而幕后主使很可能就是天子本人。仇士良死死地盯着文宗李昂，忍不住破口大骂。

    文宗浑身战栗，无言以对。

    这一刻，堂堂大唐天子在宦官面前几乎就像一个做错事的小孩一样，把头深深地耷拉了下去，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而此刻的宦官仇士良，却有一种在光天化日之下抓获小偷的快感。

    天子惭悚不已，愧悔难当。

    而宦官则正义凛然，理直气壮。

    我们不知道这算不算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倒错。反正从这一刻起，直到生命终结，唐文宗李昂再也没有在宦官面前抬起过头来。

    仇士良开始反击了。

    他即刻下令左、右神策副使刘泰伦和魏仲卿分别率领五百名禁军大举搜捕“叛党”。此时，宰相舒元舆、王涯等人仍然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正在政事堂用午膳。一名小官惊恐万状地跑进来喊：“不好啦，军队从内廷出来了，逢人便杀！”

    几位宰相这才清醒过来，赶紧狼狈出逃。政事堂瞬间炸开了锅，门下、中书两省官员，以及金吾卫吏卒共计一千多人，争先恐后地往外跑，把大门口挤得水泄不通。片刻后，宦官带着禁军杀到，立刻关闭大门。转眼间，政事堂内未及逃离的六百多人全部被杀。

    杀人是很容易获得快感的，尤其是杀那些手无寸铁、毫无反抗意志的人。

    此刻的仇士良就充分体验了这种快感。

    于是，反击行动迅速升级，变成了一场彻头彻尾的大屠杀。仇士良一声令下，各道宫门相继关闭，驻扎在玄武门的所有禁军士兵全部出动，在大明宫展开了地毯式搜索，不放过任何一个“叛党”。只要不是宦官和禁军，一律在他们的屠杀之列。

    这一天，大明宫变成了一座血肉横飞的屠宰场。

    正在朝廷各衙门办公的大小官员，以及刚好入宫办事的各色人等，全都不明不白地成为宦官的刀下之鬼。这一天，先后有一千多人被杀，尸体纵横交错，鲜血四处流淌。各个衙门的印信、档案、图籍、帐幕、器具尽皆被毁，到处是一片惨不忍睹的凄凉景象。大明宫的每一个角落，都弥漫着恐怖与血腥的气息。

    大屠杀之后，仇士良又派遣千余名禁军骑兵，在城中大肆捕杀漏网之鱼，同时出城追捕逃亡者。宰相舒元舆独自骑马逃到安化门，被禁军抓获。宰相王涯徒步逃出宫外，躲藏在永昌里的茶肆，也被禁军搜出，旋即被戴上枷锁，押入左军军营严刑拷打。年已七十多岁的王涯禁不起酷刑，最后屈打成招，胡乱承认自己与李训合谋篡逆，企图拥立郑注当皇帝。

    这份供词虽然荒谬可笑，可对仇士良来说，有它就足够了。

    只要宰相承认谋反，他今天的屠杀行动就能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

    事变一起，惯于见风使舵的河东节度使王璠第一时间逃回了长兴里的私宅，并即刻部署河东兵进行防守。宦官鱼弘志命禁军向他传话，声称宰相王涯等人已供认谋反，所以天子起用他为宰相，请他出来主持大局。王璠信以为真，赶紧开门出来，旋即被捕，也押进左军。

    王璠一见王涯，一开口就埋怨：“你自己谋反，干吗把我也牵扯进来？”

    满腹冤屈的王涯万万没想到，这个反复无常的小人到了这种地步还不忘倒打一耙。他气急败坏地说：“还记得宋申锡的案子吗？当初是谁把机密泄露给王守澄的？早知今日，又何必当初？”

    王璠满脸通红，无言以对。

    看着这帮狗咬狗、一嘴毛的文臣，宦官们在一旁不住冷笑。

    凡事明哲保身，临事苟且畏难，任事首鼠两端，见危险就躲，见利益就上。

    这就是大唐文臣们的处世哲学。

    难怪你们输得这么惨。

    紧随王涯和王璠被捕的还有躲藏在太平里家中的京兆少尹罗立言，王涯的家人、眷属和奴婢，李训的族弟、户部员外郎李元皋。

    紧接着，禁军士兵开始以执行公务为名抢劫私人财产。前岭南节度使胡证、左常侍罗让、翰林学士黎埴等大臣的府邸全部被洗劫一空。长安坊间的一些流氓地痞也开始趁乱烧杀抢劫，并且互相攻击。一时间鸡飞狗跳，尘埃蔽日，整座长安城陷入了无政府状态……

    这一天的流血政变，历史上称为“甘露之变”。

    翌日清晨，劫后余生的文武百官陆陆续续前来上朝，都等在宫门外。一直到太阳爬得老高，建福门才徐徐打开。只见伫立在两侧的禁军士兵全部刀剑出鞘，脸上依旧杀气腾腾。百官战战兢兢地走到宣政门，大门却尚未开启。许久，宫门打开，宦官传令：所有朝臣，一律只能带一名随从进入内廷。

    紫宸殿上已经没有了宰相和御史，百官随意站立，班位全乱套了。

    脸色苍白的文宗皇帝升殿之后，看着表情各异、班位混乱的文武百官，有气无力地问了一句：“宰相怎么没来？”

    仇士良一声冷笑，说：“王涯等人谋反，已被关进监狱。”随后，召左仆射令狐楚和右仆射郑覃把王涯的亲笔供词呈给皇帝看。

    文宗一下子全明白了。

    他接过那纸供状，忽然作出一副愤怒而惊愕的表情，问令狐楚等人：“这是王涯的亲笔吗？”当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天子越发表现得怒不可遏，狠狠地说，“果真如此，死有余辜！”

    李昂知道，他现在必须表现得越惊愕越好。因为惊愕就表明他无辜，表明他没有参与宰相们诛杀阉党的计划。这样他才能摆脱干系，以免仇士良等人一怒之下，把他这个天子废掉，甚至杀死。

    李昂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保住自己的皇帝位子。其他的一切，他都无暇顾及，也无力顾及了。

    事变第三天，御史中丞李孝本在咸阳西面被抓获；同日，李训也在逃亡凤翔的中途周至镇（今陕西周至县）被当地官员逮捕，旋即押赴京师。走到昆明池时，李训知道自己反正是一死，倘若被送进禁军军营，还要徒然遭受凌辱，于是便对押送官说：“得到我，就等于得到富贵。听说禁军现在正到处搜捕我，待会儿进了城，他们一定会把我抢走，到时候你们就什么都得不到了，不如现在砍下我的首级，秘密送进宫去。”押送官觉得言之有理，随即一刀砍下了李训的脑袋。

    事变第四天，满朝文武都被勒令去旁观“叛党”的游街示众和行刑过程。

    神策军将李训的首级高挂在“叛党”队列的前方，后面的囚车分别押着王涯、王璠、舒元舆、郭行余、罗立言、李孝本等人，在长安的东、西两市游街示众，然后将他们推到闹市的一株独柳下，一一腰斩，最后把首级悬挂在兴安门外示众。

    当天，所有“叛党”的宗亲族裔，不论远近亲疏一律处死，连襁褓中的婴儿也没有放过。其中，有妻女侥幸未死的，全都充为官妓。

    事变第五天，仇士良下了一道密敕，命凤翔监军张仲清将郑注诱杀，随后全家诛灭。

    第七天，右神策军在崇义坊逮捕韩约，次日将其斩杀。

    尘埃落定之后，文宗李昂被迫下诏，大举封赏此次镇压“叛乱”的功臣。仇士良和手下的大小宦官，包括禁军官兵，全部获得不同程度的升迁和赏赐。

    一场狂飙突进的政治运动，就这样以一场政治灾难宣告终结。

    李训和郑注这两匹政坛黑马，就像两颗光芒万丈却乍现即逝的流星，在沉沉的帝国夜空中一掠而过。

    在他们身后，黑暗比此前的任何时候都更为浓重。

    关于“甘露之变”导致的政治后果，史书作了这样的记载：“自是，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内侍省），宰相行文书而已。宦官气益盛，迫胁天子，下视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卷二四五）

    太和九年深冬的那些日子，唐文宗李昂经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分被噩梦惊醒。

    醒来后的李昂总是怔怔凝望着床前那一地惨白的月光，恍惚不知自己身处何方。直到看清这熟悉的寝殿和龙床，李昂急促的呼吸声才会慢慢地平息下去。

    夜未央，可李昂睡意全无。

    他只能圆睁双眼，在无涯的黑暗中焦灼地等待——

    等待那仿佛永远不会到来的天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