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27年，王室流年不利。六月，周景王的大子寿不幸去世。八月，大子寿的母亲穆后因为过度悲伤，也撒手西去。

    同年十二月，穆后的葬礼在雒邑举行，晋国给足面子，派出以下军副帅荀跞（lì）为首的代表团参加。

    葬礼之后，周景王设宴款待荀跞和他的副手籍谈。王室对晋国派要员会葬穆后受宠若惊，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这个悲伤的时候请客吃饭，显然不合时宜。毕竟天子也是人，老婆刚刚下葬，就算是装，也得装出一副吃不下饭的样子啊！

    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席间使用的酒器，显然不是寻常之物，若以规格而论，休说招待荀跞，即便是招待晋侯，甚至祭祀列祖列宗也足够气派了。

    “此乃今年鲁国进贡之物。”也许是看出了荀、籍二人的疑惑，周景王主动介绍道。

    荀跞“哦”了一声，似乎明白点什么，他没有接周景王的话，而是偷偷地向籍谈使了个眼色。籍谈含笑微微点头，意思是您放心，由我来应付。

    果然，喝过两杯之后，周景王突然对荀跞说：“伯父，寡人有一事不明，想向伯父请教。”

    伯父、叔父本是天子对同姓诸侯的亲热称呼，用在荀跞身上，自然是十分客气。

    荀跞赶紧说：“您请讲。”

    周景王说：“这些年来，诸侯无论大小，都有礼器进贡给王室，唯独晋国没有，这是为什么呢？”

    “关于这个问题……”荀跞很淡定地朝籍谈拱拱手，“就请你来为天子回答吧。”

    籍谈早有准备，先是朝周景王作了一揖，然后才缓缓地说：“下臣听说，诸侯受封于天子的时候，天子会授予他们明器（仪仗），作为赋予权力的象征，好让他们镇抚社稷，安定百姓。反过来诸侯则进献彝器（祭祀用的礼器）给王室，以示服从王室的领导，这是自古以来的常理。按理说，晋国也应该向王室进贡。”说到这里，籍谈话锋一转：“只不过您想必也知道，晋国的情况有点特殊，地处穷乡僻壤，长久以来与戎狄之人杂居，而远离王畿。王室的福分我们享受不到，倒是为了与戎狄周旋而忙个不停，实在是顾不上向王室进献彝器啊！”

    言下之意，王室与诸侯礼尚往来，王室没有授予晋国明器，晋国也没有理由给王室进献彝器。

    “叔父！”周景王称籍谈为叔父，“您大概忘了，晋国的先祖唐叔，乃是周成王的胞弟，周晋之间如此亲近的关系，怎么可能没有授予明器呢？”

    籍谈心里一惊，强自镇定道：“下臣愿闻其详。”

    周景王说：“您应该听说过，密须之鼓和大辂之车，是周文王用来检阅军队的；阙巩的皮甲，是周武王穿着讨伐商朝的。这些珍贵的物品，先王都赏赐给了唐叔，让他镇守封地，统帅戎狄。后来周襄王又赏赐给晋文公大辂和戎辂之服，还有弓箭、斧钺、御酒和虎贲之士，授予他南阳土地，让他领袖东方各国。这些事情，王室的史册有记载，晋国的史册想必也有记载，怎么可以说是没有授予明器呢？”

    荀跞的脸“腾”地就红了，籍谈也赶紧把头低下去。

    周景王乘胜追击：“您刚刚说到福分，寡人以为，晋国有功于王室，王室都记在档案里，从来没有忘记，而且用土地来奖赏，用彝器来安抚，用车服来表扬，用旌旗来给予荣耀，子子孙孙都记得这些事，这就是福分。谁敢说晋国没有享受到王室的福分？如果这样的福分都不算数，叔父认为怎么样才算？”

    “至于叔父您，”周景王越说越激动，“我如果说得没错的话，当年叔父的先祖孙伯黡（yǎn）掌管晋国的文献典籍，位高权重，因此以‘籍’为氏。您既然是籍氏后人，世代掌握典籍，早就熟背于胸，怎么会对这些重要的史实视而不见？”

    籍谈没想到这位周天子如此博闻强记，连自己的家史都搞得一清二楚，不由得面若死灰，服在地上战战兢兢，不敢再说话。

    宴会结束，周景王意犹未尽，对几位近臣感叹道：“这个籍谈恐怕是要绝后了，他高谈阔论历史典籍，却忘了自己祖先的职责（籍父其无后乎，数典而忘其祖）！”——“数典忘祖”作为一句成语，就是这么来的。

    值得一提的是，三十年后，籍谈的儿子籍秦死于晋国内乱，籍氏一族从此灭亡，倒是应了周景王的话。

    籍谈回国后，向主管外交的叔向汇报情况，叔向说：“天子恐怕不得善终了！我听说，人往往会死在自己所喜欢的事上。天子今年遇到两次丧事，丧服未除就请吊丧的宾客喝酒，本来让人难以理解，又厚着脸皮跟人家要彝器，这是拿伤心的事作乐啊！虽然贵为天子，为亲人服丧也有一个期限，这就是礼。就算不能服丧期满，刚举行完葬礼就饮酒作乐，我看他啊，未免高兴得太早了。”

    周景王贪财好货，不仅仅体现在厚着脸皮向诸侯索要贡赋。

    公元前524年，周景王发布了一道货币改革令，命令王畿内统一使用新铸造的大钱。换而言之，就是印发大面额钱币，废除原来使用的小面额钱币。

    稍微有点经济常识的人都知道，金属货币时代，在不提升货币质量的前提下，单方面提升货币面额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政府对民间资本赤裸裸的掠夺。

    王室卿士单穆公强烈反对周景王的计划，他指出：天子废轻币而铸重币，百姓将失去大量的资财，民间必然匮乏，由此导致王室也将匮乏，那时候就只能向百姓征重税，而百姓无法承受，就只能想办法逃离家园，王畿的政治经济势必陷入一个恶性循环。

    “搜括民间财富来充实您的仓库，有如堵塞河道来蓄水一样，离水源枯竭的日子也就没有几天了。请您一定要认真考虑，不要贸然行事。”单穆公苦口婆心道。

    但周景王还是强行推进了币制改革，一时间雒邑物价飞涨，百姓怨声载道。

    周景王倒是赚得盆满钵满，一下子阔绰起来了。公元前521年春天，他飘飘然地下了一道命令，要在王城雒邑铸造一口大钟，取名为“无射（yì）”。

    宋朝的苏东坡在《石钟山记》中写道：“噌吰（āngtà）者，魏庄子之歌钟也。”本书前面已经说过，魏庄子之歌钟，就是晋悼公奖励给大将魏绛的乐器。与之齐名的，就是这位周景王的无射了。

    无射是中国古代音乐的十二个标准音之一。铸造无射之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因为它很大，音律很难定准。但是对于博古通今而且精通音律的周景王来说，这不是难事，他又下令先铸造一口较小的“大林”之钟，用来为无射审音。

    单穆公又一次表示反对：“前番币制改革，已经搜刮了不少民脂民膏，现在又要铸造大钟，老百姓怎么受得了啊？再说了，先王对于造钟有严格的规定，重量不能超过一百二十斤，现在您要造的钟远远超出这个规格，以至于耳朵都分辨不出清音浊音，听不出是否和谐适中，对于音乐没有任何好处，对于百姓来说则是劳民伤财，您铸造它究竟有什么用呢？”

    周景王反驳道：“先王制订礼乐，不就是为了安定百姓吗？我现在无非是想把先王的礼乐弘扬光大，所以才特意把钟造得大点，这也有问题吗？”

    单襄公说：“耳朵听到和谐的声音，嘴中说出美好的语言，以此作为法令而向百姓颁布，人们尽心跟随君主的法度而不厌倦，国家能够成就大事而不轻易改变，这就是音乐的最高境界，跟大小有什么关系？再说了，您想想看，造这么大个钟，万一音律不能和谐，岂不是丢人丢到家了吗？”

    这话倒是提醒了周景王，造钟这种事情，还是得问问专业人士的意见。于是将乐官州鸠找来，把单穆公的话对州鸠说了，然后问他有什么看法。

    州鸠连连摇头：“哎哟哟，臣不过是一介乐官，哪里懂那么高深的政治理论啊？”但是又说，“如果您一定要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觉得现在铸造的大钟，乐音超过了无射的音律，对音乐确实是一种损害，不和谐。而且为了铸造它，用了太多的金属，导致财用匮乏。声音不和谐又浪费财力，这样的乐器恐怕不是咱们乐府能够掌握的。”

    周景王脸一黑，州鸠赶紧闭嘴。

    无射之钟就这样顶着各方压力铸成了。周景王派乐师去检查，乐师回来报告说：“钟声很和谐。”周景王很得意，对州鸠说：“你看看，即便没有你帮忙，钟声还是和谐了。”

    “现在说这话还为时过早呢。”州鸠嘟嘟囔囔地回了一句。

    “为什么？”

    “天子制作乐器，百姓因此而安乐，这才叫和谐。现在为了造钟而搞得民众疲惫，怨声载道，这算什么和谐啊！我听说，只要是民心所向，就没有办不成的；如果相反，则没有不被抛弃的。古话说得好，众志成城，众口铄金。三年当中，您费尽心力办的这两件大事（货币改革和铸造大钟），只怕注定有一件会被废弃掉。”

    周景王一拂袖子，说：“你真是越老越糊涂，懂个屁！”

    州鸠退下来之后就对人说：“天子大概要因为心病而死去了。”

    别人赶紧挡住他的嘴：“千万不要胡说！”

    州鸠说：“这不是开玩笑。天子根据民间的风俗而制作乐曲，用乐器来承载它，用声音来表达它。小乐器发音不纤细，大乐器发音不粗犷，这就是和谐。一切和谐了，这音乐才是美好的。和谐的声音入于耳，而藏于心，心安就快乐。如果过于粗犷，内心就会不安，不安就会生病。你看天子现在铸的这口大钟，要多粗犷有多粗犷，我怕他内心受不住，难以长久。”

    换而言之，和谐不在声高，越是声嘶力竭高唱和谐，越有可能导致心脏病发作。

    据史料记载，无射之钟最先被安放在雒邑，秦朝统一天下之后将其迁至咸阳，两汉、两晋时期置于长安，南北朝时期迁于南京，隋朝又将它迁回西安，最终被隋文帝杨坚下令熔毁。算起来，它在世上存在了一千一百多年，见证了诸多朝代的兴衰。

    其实周景王的心病，倒不在于无射之钟扰乱心神，而是另有其事。

    原来，当年大子寿去世之后，其胞弟王子猛被立为大子。但周景王并不太喜欢王子猛，而是喜欢庶子王子朝，对王子朝的师傅宾起也是宠信有加，久而久之，便有了废嫡立庶的念头。

    在封建社会，废嫡立庶乃是大忌，即便是周天子也不敢随意作这个决定。再加上王子朝和宾起在朝中的名声都不怎么好，特别是王子朝，因为出言不逊，得罪了不少人，其中包括卿士刘献公和单穆公。刘、单两家成为了王子朝上位的最大阻力。

    说起这位单穆公，与叔向倒是有些渊源。《国语》记载，很久以前，有一次叔向到雒邑访问，单穆公的曾祖父单靖公设宴招待叔向，宴席不丰盛但是礼节恭敬，不私下表示亲热，谈话和赋诗言志均很得体，送别时也仅仅是送到城郊。叔向没有当面奉承单靖公，而是对他的家臣说：“奇怪啊，我听说一个朝代不会两度兴盛，但是看到单老先生之后，我感觉周朝很有可能打破这一规律。古人说‘最礼貌的行为莫过于恭敬，最善于持家的莫过于节俭，最好的品德莫过于谦让，最标准的行事方式莫过于不懂就问’，我看单老先生这些美德都具备了。有他担任卿士，周室哪有不兴盛的理由啊！”而且推断，单靖公保业守成，有子孙昌盛的福气。

    在货币改革和铸造大钟这两件事上，单穆公已经搞得周景王很不爽，再加上在废嫡立庶这件事上与周景王对着干，单穆公无疑成为了周景王的眼中钉、肉中刺。

    公元前520年四月，周景王狩猎北山，命令满朝大臣随行，想趁打猎的机会杀死刘、单二人。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就在他即将动手之际，突然心脏病发作，死于大夫荣锜氏家里——当然，这是官方的记载，后世有不少人推测，刘、单二人察觉到了周景王的阴谋，先下手为强，派人毒杀了周景王。

    同样诡异的是，几天之后，刘献公也突然去世了。刘献公没有嫡子，庶子伯蚠（fén）本来在单穆公门下工作，跟单穆公的关系不错，于是由单穆公作主，伯蚠继承了家业。这样一来，局势基本就由单穆公控制了。

    同年五月，刘、单两家联合出兵，杀死了宾起，拥立王子猛为王，并与周景王的其他几个儿子在单穆公家里盟誓，宣布效忠于王子猛。

    王子朝不甘心就这样失去眼看就要到手的王位。这位没落王室的后裔，和他的父亲周景王一样，是个饱读诗书、自视甚高的人物。他有野心，也有行动力。同年六月，周景王的葬礼在雒邑举行。王子朝趁机发难，带领自己的人马进攻刘家。伯蚠得到消息，连忙出逃。单穆公倒是临危不乱，先跑到大庙之中将正在为周景王服丧的王子猛接到自己家里，然后紧闭大门，加强防范。

    但是王子朝显然棋高一着，早就在单穆公身边安插了一颗钉子——王子还。单穆公完全没有料到自己身边还有如此危险的潜伏者。当天夜里，王子还趁着单穆公不备，将王子猛劫持上一辆战车，马不停蹄地送到了王子朝府上。

    这一来主客易位。单穆公手中失去了王牌，眼见王子朝的势力越来越大，只得步伯蚠的后尘，也逃出了雒邑。

    王子朝紧追不舍，在雒邑附近的平畤（zhì）与单穆公大战了一场。结果出人意料，处于劣势的单穆公大获全胜，杀死了包括王子还在内的八名敌将。王子朝落荒而逃。单穆公乘胜追击，伯蚠也从刘地赶来助战，两个人一鼓作气，又杀回了雒邑，再度将王子猛抢到手里。

    仅仅是五天之后，战局再一次逆转。王子朝重新纠集余党反扑，在雒邑城下打败了单穆公的盟友巩简公和甘平公。单穆公感到形势危急，决定向晋国求助。同年七月，他留下王子处坚守雒邑，自己则带着王子猛取道平畤，来到一个名叫“皇”的地方，一面派人向晋国告急，一面静观待变。

    王子朝自然知道夜长梦多，一面抓紧进攻雒邑，一面派心腹鄩肸（xúnxī）带兵进攻皇地，企图将王子猛夺回来。结果鄩肸用兵无方，吃了败仗，本人也成为俘虏。与此同时，王子朝却在雒邑城下打败了出城迎击的敌军，军势为之一振。雒邑城中的余党得知消息，也发动叛乱来策应王子朝，围攻单穆公的府邸，却又惨遭失败。双方互有胜负，战争陷入僵局。

    同年十月，晋国终于出兵了。

    晋国派出的还是荀、籍组合——以荀跞和籍谈为首，率领“九州之戎及焦、瑕、温、原之师”，显然不是什么主力部队。也许在晋国人看来，解决王室的这点小小纷争，乃是杀鸡焉用牛刀，只要晋军大旗一出现，王子朝就会望风而降吧！

    单穆公显然也是这么认为的。听到晋国出兵的消息，他和伯蚠马上从皇地出发，奉着王子猛直奔雒邑。没想到王子朝根本不买晋国的账，不但把单、刘联军打得落花流水，而且将前来救援的晋国先头部队击溃。王子猛也在这次战斗中身负重伤。

    同年十一月，王子猛在雒邑郊外去世。

    几天之后，周景王的另一个儿子王子匄（gài）被单穆公立为天子，也就是历史上的周敬王。

    事到如今，晋国也不敢对王子朝等闲视之，派出增援部队源源不断地进入王畿。到了十二月，从各地压向王子朝的晋军部队已经增加到七支，周敬王也亲自率军围攻，连夺数城，将王子朝逼到了死角。

    公元前519年春天，春风得意马蹄疾的周敬王自认为胜券在握，派人给晋军统帅荀跞送去一封信，大意是王子朝已经穷途末路，单凭王室的力量便足以战胜他，不劳晋军再帮忙。晋军于是撤回国内。

    这封信导致王畿的战乱被延长整整三年。

    同年初夏，王子朝在尹地发动反攻，打败单穆公的部队，并且一举攻入雒邑，宣布自立为王。小小的王畿出现两王并立的奇景：王子朝居雒邑，被称为西王；周敬王居狄泉，被称为东王。双方你来我往，打得不亦乐乎。

    公元前518年六月，子大叔陪同郑定公出访晋国，见到了士鞅。士鞅请教子大叔：“王室的事情该怎么处理才好？”子大叔的回答很幽默：“老夫连郑国的事情还搞不定呢，哪里敢管王室的事？不过俗话说得好，寡妇不担心自己织布的纬纱不够，而担心王室的没落，是因为怕祸乱殃及自身。现在王室动荡，我们这些小国当然害怕。至于你们大国的想法是怎么样的，我们就不知道了。您如果想要安定王室，最好尽快动手。毕竟，王室动荡不安，也是晋国的耻辱啊！”

    子大叔这番话使得晋国下定决心，召集诸侯会盟，强势介入王室内乱。但是晋国的行动实在是迟缓，直到第二年（公元前517年）夏天，诸侯大夫会盟才在黄父（地名，今山西省境内）举行。

    代表晋国出席黄父会盟的是赵武的孙子赵鞅，他命令各国向王室提供经济援助（输王粟）和武装保护（具戍人）。但是论及具体何时帮助周敬王复国，竟然是“明年将纳王”，将时间又往后拖了一年。

    公元前516年十二月，周敬王终于在晋国人的帮助下回到了雒邑。王子朝见大势已去，带着自己的党羽出逃到楚国。离开的时候，他做了一件釜底抽薪的事——将王室收藏的典籍席卷一空，一股脑儿都带到了楚国。

    可以想象的是，从雒邑到郢都山长水远，王子朝又行色匆匆，所以这批珍贵的典籍极有可能在路途中就遭到大量损毁。中国的学者对这段历史似乎没有太多关注，倒是在日本人编撰的《左氏会笺》中，将这件事称为“大厄”，认为这是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前中国文化遭到的最大一次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