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成功的第三个原因是他大局观良好，善于把握时机，有决断能力。

    朱元璋一生成功，有三个大关节点：一是离开江淮，渡江攻占南京，开辟新的根据地，创造了独立称雄的基础。二是东征西讨，次序正确地分别消灭了陈友谅和张士诚。三是南略北伐，稳扎稳打地消灭北元。在三个大关节点中又各具体部署了若干战役，无论是通盘计划或具体战役，谁者宜先，谁者宜后，谁者轻，谁者重，朱元璋都能精确地做出计算，做到知己知彼，用力不分，有条不紊，稳操胜券。

    郭子兴死后，朱元璋实际上拥有该军。那时他在淮西已经经营了两三年，小有基础，然而却能毅然抛弃这一切，挥兵渡江，重新开始。这一决策真是“无比正确”。原来，斯时大元天下早已分崩。河南及淮北，全被红巾军据有，他们与北方的元军展开激战，使元军主力被堵截在中原一带，不能南下。当时江南不仅盛产粮食，而驻守的元军兵力较薄，且被诸雄分割孤立，有利于各个击破。正是这一决策，显示了朱元璋不凡的眼光，也决定了朱元璋今后的命运。

    南渡后，朱元璋采取低调发展，闷声发大财的策略，趁乱发展。朱元璋夺取集庆后，恰好刘福通率领大宋农民军开始大举进行北伐，把元军打得晕头转向。朱元璋抓住这个机会，迅速攻占了长兴、常州、宁国、江阴、常熟、徽州、池州、扬州等地，建立起了自己的根据地。别人都急不可待地称王，只有他谨守朱升向他提出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计策，力求把自己的声势降到最低，不引起元政府的注意，静悄悄扩充实力。

    有了一席之地后，环顾天下，朱元璋发现自己所处位置十分取巧：他东面是张士诚部，占领着江苏大部直到沿海；西面是徐寿辉、陈友谅，占有江西安徽两湖；北面是小明王政权。也就是说，他们恰好在北东西三面为朱元璋构成三面屏障，把元军的主力挡在外面，而唯一与元军接触的东南浙江方面，元军力量很弱，只有一些孤立、分散的据点，与元朝本部相隔绝多。

    朱元璋根据这一形势，作出巩固东西两线、出击东南的战略决策。在北线，由于小明王属于他的“友军”，他只留少数兵力维持地方治安；在东线，自江阴至长兴，他派兵构筑一道坚固的防线，以阻挡张士诚的西犯；在西线，也对徐寿辉、陈友谅采取防御态势，以守为攻；主要兵力则向东南方向出击，消灭浙东的元军。经过两年苦战，他攻取了富庶的浙江东部，领地扩展一倍，与徐寿辉（后为陈友谅）、张士诚并肩成为江南三巨头。直到此时，元政府和群雄才对他充分重视起来，而此时他势力已成。

    他高明地利用天时地利，在乱局中长袖善舞。

    形势不可能永远有利于朱元璋。大宋红巾军的三路北伐取得一时胜利之后，志得意满，又缺乏统一指挥，很快又被元军击败。从龙凤五年（公元1359年）起，大宋红巾军连连失败，被追得东跑西颠。几年来，朱元璋所以能在江南地区从容发展势力，靠的是有大宋红巾军的掩护，而今，北方失去屏障，东西两面又受到张士诚和陈友谅的包围，三面受敌，处境困难。特别是龙凤五年、龙凤七年，元军取得几次决定性大胜，在北方势如破竹，看起来可能马上就要南下，而朱元璋正当于元军南下的路上。

    朱元璋不想承担抵挡元军的重任，他从大势判断，作出了一分抗元、九分对付其他农民军的决策，决定结好元朝，共同对付其他农民军。朱元璋两次派使臣前往汴梁，与元朝大将察罕帖木儿“通好”。他的盘算是，如果大元命不该绝，胡运复兴，他可以倒在蒙古大汗脚下，不失富贵。（吴晗《朱元璋传》）如果大元最终证明不行，他此时结好，也可以避免自己直接受到攻击。

    元顺帝得知消息，大为高兴，他派户部尚书张昶带着诏书，前往朱元璋处，决定授予荣禄大夫、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

    不料这个时候，大将察罕帖木儿在中原受到陈揉头的顽强抵抗，久攻不下，看来一时南下不了。朱元璋于是置元朝任命不理，让张昶等人在自己的境外苦苦等了一年，直到龙凤八年十二月，元将扩廓帖木儿与孛罗帖木儿发生大规模的冲突，朱元璋判定他们不会向南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才决心鼎足江东，自谋发展。于是正式拒绝元朝任命，不过仍与扩廓帖木儿保持密切联系，保持骑墙态度，给自己留有地步：“自今以往，信使继踵，商贾不绝，无有彼此，是所愿也。”这种策略，使朱元璋避免了受到元军的直接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