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了解中国从公元1年以来2000多年的历史变迁，关键是看视角的宽度。按费正清20年为一段来划分历史的方法，应至少用100本书来解读这段历史。但黄仁宇以其独特的大历史观，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历史视角。在一书序言中，他说：“因我之所谓‘大历史’（macro-ory）观，必须有国际性，我很希望以四海为家的精神，增进东方与西方的了解，化除成见。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即使在海外，也仍是一个容易犯起是非的题目。首先要解释明白的则是大历史观不是单独在书本上可以看到的。尤其不仅是个人的聪明才智可以领悟获得的。我的经验，是几十年遍游各地，听到不同的解说，再因为生活的折磨和效逼，才体现出来的。我小时候读书，很受太史公司马迁的影响，满头脑充满着传奇性的希望和想法。才越来越把眼光放大，才知道个人能力有限，生命的真意义，要在历史上获得，而历史的规律性，有时在短时间尚不能看清，而须要在长时间内大开眼界，才看得出来。”

    黄仁宇指出中国数千年来发生的问题，都是“缺少数目字上管理”。他对财政状况很关注，认为中央政权主要靠税收体系来维持，税收锐减，政权运作便无法维持。根据黄仁宇的分析，由东汉开始中央对地方政权失去控制，主要原因是依靠地方来执行的中央税收基础受到破坏，至唐朝才重新建立，其后又没有有效税制的建立，结果在每次对抗突发事件时，由于财政困难，总是败多赢少。黄仁宇从税收角度看问题是有道理的。但财政支出也很重要，一个中央政权往往在开始时期能控制花费，到了后期就控制不住了。与税收减少效果一样，财政花费增加同样会侵蚀国家财政盈余，一旦发生内忧外患，就会拿不出钱来应对。

    例如，明朝万历末年，明王朝开始认真对待关外努尔哈赤崛起的严重局势，投入40万兵力应对努尔哈赤的10万八旗精兵。这个兵力规模的使用，判断应是准确的。但是明朝国库空虚，无力承担40万大军长期作战的费用。所以，一方面明王朝被迫加征田赋，即导致全国哀怨的“辽饷”；另一方面关外用兵只能速战速决，不能打持久战。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春，主将杨镐分四路出兵，冒险急进，在萨尔浒战役中一败涂地。从此，明朝在关外不得不进入战略防御阶段。即使崇祯帝不错杀袁崇焕，吴三桂不投靠清朝，明朝由于自身财政困境也很难应对清朝的崛起。应该说，从秦朝算起到清朝灭亡，中国封建王朝每200～300年更替一次，与财政状况有直接的关系。

    黄仁宇的财政观与耶鲁大学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的观点如出一辙。肯尼迪在其风靡世界的《大国的兴衰》一书中认为，在前工业时代，财政金融体制的确对国家的实力衰长具有重要作用。与汉朝同时代的罗马帝国经历了大约两个半世纪，不断地东征西讨，建立了横跨欧亚大陆的帝国。但罗马帝国没有建立伟大的国家，只有伟大的军队，而伟大的军队是需要强大的财力作后盾的。肯尼迪认为，随着罗马帝国版图的扩大，军队的花费也在增大，加重了财政负担，在不能发债的情况下，只能增加税负和大量增发货币，这就伤害了纳税人的积极性，导致税收减少，酿成财政危机和持续的通货膨胀。

    财政危机和持续的通货膨胀又导致军队实力的下降，最终导致庞大的罗马帝国的灰飞烟灭。公元1年，西汉面临着与罗马帝国同样的财政危机和高通货膨胀。公元8年到公元23年，试图挽救经济危机的“王莽新政”失败了。早在公元前326年，亚历山大大帝决心征服世界的最东头，从西往东，打到印度，并最终征服印度，但他只能望着白雪皑皑的喜马拉雅山而兴叹。由于喜马拉雅山的阻挡，中国“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汉朝军队与纪律严明的罗马帝国军团没有遭遇，因此无法知道两个威名远振的国家哪个更强大，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两个显赫一时的帝国都败在自身的财政和经济危机下，而且是轰然倒地，顷刻间土崩瓦解，令人欷歔不已。

    效仿黄仁宇先生，我在这里倡导经济大历史观。历史太复杂，同样的事件，经过历史学家重新组合，可能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于是人们很难形成一个共识。经济大历史观，就是用数字作为理解真实的历史的现实基础，从而找到一条清晰客观的线索，得出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结论。例如，人人皆知中国近代穷，但很少有人知道到底有多穷。

    我从国富民强的角度来探讨经济大历史。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的导言中有一段话：“作为为政治家或立法者服务的科学分支，政治经济学有两个明确的目标：首先，它要为人们提供，或者更恰当地说，使人们能够为自己提供丰厚的收入或生活资料；其次，向国家或全体国民提供足以维持公用事业的财源。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目的，是要使富国裕民。”亚当·斯密强调的经济学有两个基本目的，这同样适用于经济大历史观，也带有国际的普遍意义：第一点是长期经济增长问题，但长期提高人均收入并不容易；第二条是公共财政问题。这个问题容易被人忽视。宏观经济的病根往往是财政问题。例如，国家经常会出现财政困难，财政困难可能导致债务危机或高通胀，在固定汇率机制和开放资本账户的情况下，货币遭受投机性攻击，被迫贬值，可能导致货币危机。

    “富国裕民”怎样量化呢？现代统计学已经有了很好的回答。GDP是对人有用的增加值的概念，就是一个经济体创造财富的总和，反映的是国家经济实力。人均GDP反映的则是国民的富裕程度和生活水平。将一个国家核算期内（通常是一年）实现的国内生产总值与这个国家的常住人口相比进行计算，得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GDP是指每个人创造财富或经济附加值的量，可以粗略作为劳动生产力的一个指标，也是衡量人均收入最接近的指标。在本书中，人均收入就是人均GDP。

    根据联合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人均收入表明了一个国家平均每位居民所占有的国内总收入，简称人均收入。但人均收入在反映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貌时，并不能显示一个国家居民收入状况的所有方面，也存在缺陷。例如，不能表明一个国家的财富总和在居民中的分配状况，无法反映工作能否为人们提供幸福的感觉，更没有把经济活动过程中对环境的破坏比如对大气中二氧化碳排放导致的温室效应考虑到，如此等等。尽管如此，人均收入仍是人类迄今为止在统计学上最重要的成果，因与其他社会指标如人均寿命和生活品质有高度相关性，在综合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的程度上是无可替代的。就像考试制度有很多缺陷，但是古今中外都很难找到一个替代方式。

    应该先说明一下，历来探讨中国经济发展历程的角度经常是经济总量的变化，但经济总量容易对内使人产生“未富先傲”的怪圈，对外陷入“中国威胁论”的陷阱。国际上“21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的说法不绝于耳，似乎中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已成定局。虽然从2002年以来，我国经济实现了连续5年9%以上的增长速度，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位次5年内连续赶超法、英、德，跃居第三，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一，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迄今为止，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占世界人口总数的1/5。13亿人口是中国考虑社会经济发展问题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1956年，毛泽东曾深刻地指出人口基数是基本国情，他说，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6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当前，中国13亿人每天最基本的需求就是吃、穿、住，青少年要受教育，成年人要工作，老年人要安度晚年。吃、穿、住、教育、工作和养老都可归为经济问题。另一方面，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给资源带来巨大承载压力。一个世人皆知的事实是，中国用占世界7%的可耕种土地养育了占世界20%以上的人口。人均GDP能在进行国际比较时容易使人保持清醒的头脑。一旦除以人口总量，中国人均GDP仍然排在靠后位次，说明中国人均创造的有价值的社会财富和可能用来分配的社会财富还远远不如世界上大部分国家。中国人未富先老，未来财政负担加大也是不争的事实。

    人均GDP是从普通百姓的视角来衡量社会福利程度，突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理念。没有每个人的富足，就没有家庭的富裕，就没有国家的强盛。孟子说：“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给每个人创造和拥有的财富多了，家庭拥有的财富自然多了，国家税收也会随之增加，这就有更多的余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我的经济大历史观是在二维世界中评价过去和预测未来。第一个维度是时间。在时间的坐标下，我们回到过去，从公元2009年一直上溯到有人均GDP数据的公元1年；我们前瞻未来，从2009年到2049年，预测从共和国甲子之年到百年华诞的未来40年。也就是说，时间跨度是从公元1年到公元2049年的2000余年。第二个维度是人均收入（人均GDP），这是一条可以贯穿中国2000年的线索，贯穿着人民的平均生活水平的变化。缺乏量化指标就难以有客观比较，容易陷入纷繁复杂的历史细节而迷失方向。在由时间和人均收入组成的二维世界中，我们的祖祖辈辈享受的生活水平比我们今天差多少？我们的子孙后代能比我们生活好多少？在这二维世界中，简单曲线背后的经济道理却很复杂。直到今天，新古典经济学也没有能给出一个满意的回答。在长期人均收入变化的背后因素是什么？我采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应用经济学方法，即每个数字背后必有经济故事，经济故事必有数字予以支持，并应用新经济思想，对中国从公元1年到2049年经济增长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

    我尽可能量化本书的经济分析和预测，用数字逼迫自己限制感性，增加理性成分，克服直觉可能出现的偏差。安格斯·麦迪森在这方面做了开创性的工作，2001年出版的《世界经济千年史》一书和2008年出版的《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一书为本书奠定了数据基础。1970年以前的数据，我以安格斯·麦迪森的数据为准，需要注意的是安格斯·麦迪森使用的是国际美元。1970年以后的数据，我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为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每半年发表《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有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人均GDP数据。

    同时，经济大历史观必须便于国际比较。世界银行采用人均国民总收入对各个经济体的经济能力进行比较评估，认为国民总收入是度量一国经济能力与经济进步的最好的单一指标。根据人均国民总收入，世界银行将经济体划分为低收入、中等收入（细分为中低收入和中高收入）和高收入国家。不要管你在研究什么国家，只要看一看这个国家的人均收入就知道得八九不离十了，因为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与人均收入高度直接相关。我去了世界上不少国家，习惯于以一个经济工作者的眼光观察人类的生存状态，用人均收入横向比较，对这个问题有了更深体验。我发现，人均收入200美元的国家的老百姓想的是生存；人均收入3000美元的国家的普通国民想的是“小富则安”的安逸生活；人均收入10000美元的国家的普通国民想的是休闲生活，即凡勃伦的“有闲阶层”；人均收入30000美元的国家已进入加尔布雷思所说的“富裕社会”，居民开始计划到世界各地度假旅游了。我在国外的时候，外国人一听中国要在2049年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困惑了，接着问道，“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什么意思？可一听中国要完成恢复人均收入在世界前列的相对水平时，就明白了。

    想想中国最近30年来的变化，可谓巨大。20世纪80年代初，国内大部分城市的街道上，废纸杂物随处可见。为什么现在突然没有了呢？这当然有人们道德水平的提高和对城市的管理加强等诸多原因，但根本上是人均收入的提高改变了人们的行为。1995年我出国时，国外景点中文资料还很少；2005年我回国前，国外景点中文介绍已经很普遍了。说明中国有些地区的人均收入已经高到相当程度，出国旅游已经成为生活方式的一种了。

    经济大历史观还要求纵向比较。中国作为世界经济的一部分，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福利的改进是世界性的。在建国第一个30年，中国人的生活得到了初步改善，摆脱了赤贫，基本上达到了温饱生活。这个进步用人均GDP量化，即为从人均100美元到人均300美元。建国第二个30年，中国13亿人的生活得到巨大改善，并使2亿人摆脱绝对贫困，这不光是中国人的成就，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宏大的创造财富运动，是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这个进步是从人均300美元到人均3000美元。

    经济发展不能跨越人均收入的发展阶段，要稳步前进，“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微小的发展速度差别，在短期不算什么，但在长期来看，都会产生巨大差别，有“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的感觉。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说，“人均劳动生产力增长率，短期什么都不是，长期就是一切了”。人均收入的增长遵循金融学上所谓的“72法则”，用作估计将投资倍增或减半所需的时间，反映出的是复利的结果。在用此法则计算所需时间时，把与所应用的法则相应的数字，除以预料增长率即可。例如：假设最初人均收入为2000美元，假设人口零增长，年经济增长率为9%，利用“72法则”，将72除以9（增长率），得8，即需约8年时间，人均收入滚翻至4000美元（两倍于2000美元）。平均增长速度如果是10%，用“72法则”，意味着人均收入7年翻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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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