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需要众多的成熟的公民参与。如果有众多的反对者，就意味着，我们离公民社会的距离越来越远，也会遭到更多的阻力。
民意调查的最大优点，在于调查更广泛、更专业、更规范，结果更为准确全面，而且政府居于主动地位了解民意，对政府一些决策更有参考价值。
2010年7月27日，溽热的北京王府井大街上，刚刚答完一份民意调查问卷的北京某大学学生王丽告诉记者：“都是一些知名的调查机构，内容主要涉及一些民生问题。我愿意配合这样的调查。”这是王丽当天答完的第二份问卷。不远处，还有不少人也在访问员指导下回答问卷。
近年来，随着我国民主化进程的加快，民众对公平和公正的追问意识增强，城市管理、社会发展乃至国家立法、政府决策、干部的选拔任用、官员的政绩考核评价、升迁等诸多方面的工作，都不同程度地引入了民意调查程序。同时，越来越多的民众也逐渐认知并参与到这项社会活动中。
目前，我国各类民意调查机构从无到有，逐渐壮大。除政府民意调查机构外，媒体、高校科研机构、外资以及国内民营的民意调查机构也相继亮相，并活跃于我国政治和经济生活等多个领域。据中国市场信息调查业协会为记者独家提供的数据显示，2004年我国市场信息调查业企业和事业单位33447家，并每年以6%的速度递增。以此推算，2008年有市场信息调查业企业单位约4.2万家。
中央党校政法部黄小勇副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分析了这番蓬勃景象后面的社会背景：“现代化使得政府决策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依赖于知识而非简单的经验，民意调查能让决策者客观地获得关于决策事项所包含的丰富信息，为政府科学、民主、依法执政带来了新契机。在此基础上，畅通社情民意通道，了解民意所向，决策者才能最大限度地作出正确决策。这是汇聚民智、提升执政能力的重要手段。”
事实上，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就强调：“要建立社会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畅通社情民意反映渠道。”胡锦涛总书记也指出：“完善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
“民意调查的出现，是时代发展的要求，顺应了科学发展和注重民生的需要。”国家统计局社情民意调查中心副主任吴士辉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民意信息已经逐步进入政府决策咨询程序，政府正以更为积极的姿态，倾听来自民众的声音，“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项基础工作。”
“社会矛盾凸显期”催生民调兴起
我国民意调查机构的兴起，有着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政治背景。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群众利益诉求、意见表达及价值判断呈现多元化特征，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凸显。因此，政府需要倾听民众呼声，了解民意，同时民众也希望获得对政府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鲁照旺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分析认为，近年来，群体性事件及个体极端行为时有发生，这是社会矛盾爆发的主要体现，而预警机制的缺失又往往使这些矛盾处于失控状态。在这种情况下，社情民意调查对各级党委政府而言，显得十分迫切而又必要。
“现在公众对于参与政府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愿望越来越强，不仅表达自己对于现有的公共政策的看法，更多的还希望提出自己的建议和想法。”新生代市场监测机构副总经理肖明超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过去很多事情，政府只需要告诉民众一个结果，或怎么执行政策。但是目前，民众对于知情权的要求大大提高，互联网加速了与政府有关的信息传播的速度，对政府的政务公开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正因为如此，政府已经到了一个必须倾听民意的时代。”他进一步解释道，“主要有三方面原因：首先，收集民意可增强政策执行的可行性和操作性；其次，收集充分的民意可以看到民意的未来走向，以便于政府可以尽快作出政策调整，包括建立预警体系；再次，收集民意可多角度保证政策的合理性。”
“民意对政府的重要性在提升，民意调查机构正是一个科学、系统地把民意传递给政府的重要渠道。”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袁岳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一方面是民众不满足仅靠媒体、人民代表表达诉求，还希望继续拓宽诉求渠道。一方面是政府开明了，愿意听到民意民声，使决策有更多民意基础。这两方面力量结合，推动了民意调查的产生。”
发展曲折、形态年轻
我国是较早进行现代民意调查的国家之一。有关专家介绍，1922年11月24日，我国留美归国的心理学硕士张耀翔，在北师大校庆日期间，进行了我国最早的一项现代意义上的民意调查。
由于我国各种特殊的政治现实，这次民意调查并没有迎来这个行业的勃兴时代。相反，从1922年到1982年的60年间，我国大陆没有出现一家专门的民意调查机构，民意调查活动几乎一度销声匿迹。“1986年以前，我国政府基本没有系统的利用民意进行评估的机制，所有政务信息依赖行政系统内部自下而上的报告机制，不允许独立民意研究机构存在。”袁岳回顾说。
1988年，广州市社情民意研究中心成立，这是我国大陆最早的民间民意调查机构之一。多年来，该机构一直编撰《民意参考》和《民意内参》两份刊物，前者派发给各学术机构，后者上报广州市各党政领导。同年，北京市委宣传部成立的北京社会心理研究所，也是较早的专门从事民意调查的机构，出版内刊《民意》杂志。
1988年至2002年，是我国民意研究发展重要的14年。这期间，我国政府进行民意测验的数量大量增加，内容也更广泛，同时允许民间独立市场研究与民意测验机构合法注册，允许民间组织从事民意调查工作。
袁岳对此深有体会：“在这一阶段，民间独立调查机构开始有机会介入一些对于公共项目的评估，如公众安全感的调查、中国大陆地级以上城市投资环境的评估等。而且，媒体开始大量使用民间独立调查机构的相关调查数据。在1992年之前，中国媒体只使用官方数据。”
从2002年开始，我国民意调查行业进入了快速全面变迁的阶段。2003年发生的不少地方民众对于政府的评价、因SARS而引起的政府信息公开化要求、我国政府领导人倡导的亲民风格和对于民众人权的重视在这一年中获得异常的重视。因此，这一年被许多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定义为显示我国社会和政府快速转型、个人自由和权利空间越来越发展的一年。
中国民调五大类型
目前，我国民意调查机构已呈多元化发展。据记者调查，大概可分为以下五类，即政府型、高校科研机构型、民营型、外资型、媒体型，等等。
政府型主要来自国家统计系统。2003年年底，国家统计局召开专题会议，要求各省市统计部门尽快建立“计算机辅助电话调查（CAtI）系统”，积极开展社情民意调查。
2004年11月10日，江西省成立了隶属于省统计局的民意调查中心。同年底，国家统计局社情民意调查中心正式成立。随后，各省市统计系统下的民意调查机构也相继出现，我国政府民意调查机构初步自成体系。
据国家统计局门户网站显示，国家统计局社情民意调查中心的职能是指导全国统计系统社情民意调查机构的工作，组织实施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委托的有关社情民意调查任务；开展统计咨询、相关信息资料加工处理与查询服务；负责经济景气发展态势监测、信息发布及相关科学研究。
近年来，一些媒体、高校科研机构也纷纷成立民意调查机构，比如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中国传媒大学调查统计研究所，等等。
与此同时，一些以咨询公司、研究中心、调查公司、信息中心等名义注册的民营调查机构，更是层出不穷，除零点研究咨询集团（简称“零点”）外，比较活跃的还有北京美兰德信息公司（简称“美兰德”）、新生代市场监测机构（简称“新生代”）、北京数字100市场咨询有限公司（简称“数字100”）、华通现代市场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简称“华通现代”），等等。
从20世纪80年代起，一些外资调查机构也纷纷低调进入我国，让人耳熟能详的有盖洛普（中国）咨询有限公司（简称“盖洛普”）、AC尼尔森，等等。
近年来，为主动了解和回应社情民意，在传媒大战中掌握更多的主动权和话语权，我国一些主流媒体也设立了民意调查机构，比如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等等。
从记者调查的情况看，上述调查机构，是在我国调查机构中作民意调查比较有影响的，而更多调查机构仅把作民意调查作为“副业”。盖洛普咨询有限公司首席咨询顾问吴涛博士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在中国的调查机构中，民营的占很大比例，其中专门作民意调查的机构并不多。从目前市场趋势来看，随着中国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的加速，更多的调查机构，会越来越多地涉足民意调查领域。
“把脉”手段多样化
记者走访了解到，目前我国民意调查机构的调查方式，多以计算机辅助电话调查（CAtI）、面访、信函访问、留置访问、网络调查等为主。采访中，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社会发展室主任李炜向记者介绍说：“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推动了民意调查方式的转变，计算机辅助的调查方式已经成为业内广泛采用的一种调查手段。”
从调查掌握的情况来看，在民意调查机构的所有调查手段里，CAtI最为普遍。比如零点的调查方式，仅计算机辅助电话调查就占40%，美兰德占20%，新生代占30%，而全国统计系统民意调查机构高达80%。“CAtI非常简便，不仅成本低，还能保证样本的全面覆盖，真正能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细胞。而且，访问员拨出的每个电话都有录音备案，可以复查，很难作假。”吴士辉说。
让人意外的是，在所有调查手段中，这些民意调查机构仅把网络调查作为辅助调查手段，而且极少使用，因为他们普遍认为“不科学”。在多位受访调查机构负责人看来，虽然网络调查也能出调查结果，但与科学抽样调查出来的结果还是有比较大的出入。
“目前网络调查存在两大硬伤，一是不能覆盖全人口，网民大部分是年轻人；二是搞不清被访者的真实背景特征，有些被访者男士乱填女士。这样的调查结果不能分析，不好用。”北京美兰德信息公司总经理周江接受记者采访时直言。
“网络调查实际是一种计算机辅助的信函访问方式。”袁岳说，“通过电子邮件和互联网页面，被调查者可以轻松而不受拘束地完成调查。但网络调查的代表性以及虚拟匿名等局限性，也使这种调查方式的结果饱受质疑。”
多位受访专家指出，民意调查为民众参政议政、行使民主权利、加强民主监督找到了一个切入点。不论用何种调查手段，这种民主教育和民主实践，都将会有力地促进民主意识，推动我国的民主进程。
效果取决于决策者
“以前政府获取民意，采取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形式，反映的是个案，往往是出了问题才去调查，政府是被动了解的一方。”李炜认为，“民意调查最大优点，在于调查范围更广泛，调查方式更专业、调查手段更规范，结果更为准确全面，而且政府居于主动地位了解民意，对政府一些决策更有参考价值。”
不过，“由于缺乏制度规定，民意调查结果在决策中的作用，主要取决于决策者个人的民主观念和民主作风。”黄小勇认为，“不重视民意具有极大的危害性。长期以来，某些决策者认为决策事务是专业性技术性事务，认为决策类似于在追求数学意义上的真解，无须考虑民意。然而，被决策者忽略的民意最终总要参与进来，并往往形成对决策的抵制和反对。”
黄小勇举例说，近几年发生的厦门PX化工项目的流产、绿坝——花季护航软件的暂停、番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的搁浅，都是典型事例。他呼吁，决策者应抛弃对决策事务的传统工程技术观念，而应将决策事务看作是关乎民众利益的公共事务，必须听取和重视民意。
当然，“不排除一些决策者因为民意调查结果与部门意图之间的冲突而罔顾民意，只有民意调查结果获得广泛的公共舆论支持，在社会压力之下才会对决策形成重大影响。”黄小勇说。
但大势所趋的是，“在民意型决策时代，政府的第一要务已经不是要解决决策者脑子里有没有民意的问题，而是要解决民意如何进入决策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教授认为，“政府决策只有充分综合各方利益，听取民意才能让公共决策效率得以整体提升。”
“群雄逐鹿”民调市场
从记者的调查情况分析，国家统计局社情民意调查中心作为我国国家机关中唯一专门从事社情民意调查的单位，其信息资源、调查技术及专业人才，与其他类型的调查机构相比，竞争优势显而易见。
2010年7月23日，吴士辉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目前，已有28个省（区、市）统计局成立了社情民意调查中心，全国已拥有2000多个计算机辅助电话访问席位，形成以计算机辅助电话调查（CAtI）为主的民意调查手段。”
“统计系统的民意调查机构，一般不作商业调查。”吴士辉说，“主要业务包括两方面：一是受各级党委政府委托，对制定的政策法规、工作计划征集百姓意见和建议，做到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二是行政管理部门及执法部门进行群众满意度调查，等等。”
据了解，在我国民意调查中，统计系统的民意调查机构已超过“半壁江山”。对此，吴士辉信心十足地说：“这种合作是双向的需要，随着科学发展观的不断深入，各级党委政府对民意的重视，民意调查必将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零点公司的民意调查，占到民营调查机构业务量的80%。”袁岳说。事实上，零点经过多年打拼积累，在业务上已经步入良性循环，民意调查仅仅是其扩大自身影响力的一种重要手段。目前，众多跨国公司、中国知名企业、中国政府部门、外国学术机构和联合国机构均是零点的客户。
另外，国内比较活跃的民营调查机构还有美兰德。这家公司现在拥有全职员工近50名，已经在全国建立了覆盖城乡的调查网络，可同时调动数千名专业访问员开展调查活动，曾在全国300多个城市、800多个县开展过调查咨询业务。
“美兰德与国务院部委、北京市局委办和区县等多层次政府部门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民意调查方面的业务已占到50%左右。”周江说，“在这方面，我们将会继续扩大业务量。”
近年来，国内很多高校及科研单位，通过民意调查在研究领域方面不断拓展延伸，以此促进科研教学，其中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和中国传媒大学调查统计研究所比较活跃。
在多位受访专家看来，高校科研单位中的民意调查机构，主要还是服务于教学科研，不但项目宏大，而且调查周期很长，一般几个月，甚至几年，凭借其品牌美誉度高、人才资源集中、客观中立等得天独厚的优势，在我国民意调查领域尚有相当的发展空间。
在记者的采访过程中，每次谈到媒体调查机构，多数受访者会提及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这家调查机构隶属于中国青年报社，集民意调查、市场研究与媒体传播功能于一身。从成立以来，已在中国媒介和调查业内，颇具知名度。
后来一些媒体也相继成立调查机构，其中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势头尤猛。“在激烈竞争的传媒格局中，各种新老媒体都在争夺市场份额。”北京一位资深媒体人士认为，“民意调查成为纸媒与其他媒体竞争的一个利器，且为纸媒带来了新卖点新价值，让纸媒再显优势。”
在挺进中国市场的外资调查机构中，近年来盖洛普最活跃，在北京、上海、广州设有3家分公司。“盖洛普1993年正式被批准进入中国，但主要定位是做市场研究和管理咨询。对于民意调查，盖洛普从不主动涉足，只有政府部门委托才做。”吴涛说。
吴涛还举例说，盖洛普受官方委托，曾于2001年2月做过北京申奥民意调查，2010年上海世博会民意支持率调查，等等。“盖洛普以后是否拓展民意调查方面的业务，态度比较谨慎，还有待观察市场发展和政策法规的变化。”
相比之下，另一家外资调查机构AC尼尔森显得相对低调得多。2001年10月4日，AC尼尔森被中国政府批准在中国从事互联网数据调查。当时，AC尼尔森仅对外声称：“这是AC尼尔森在亚洲乃至全球业务发展的一个转折点，我们将可以用最容易理解的语言去拓展我们在中国的业务。”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我国不同所有制的民意调查机构活跃，折射民意信息逐步进入政府决策咨询程序。可以预测的是，随着我国民主进程化的进一步加快，在民意调查领域的争夺上，将会呈现出更激烈的竞争态势。
结果与感觉相差悬殊
记者调查了解到，在我国各种民意调查纷纷进入民众视野的同时，随之而来一些调查结果与社会感觉不相符合的现象，不可避免地使民意调查行业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
2010年4月12日，北京市有关部门决定机动车尾号限行措施再延续两年。零点调查公司受有关部门委托进行民意调查，有90.4%被调查者支持继续实行限行措施。新浪网的网络调查却显示，79.3%受调查者反对，赞成者仅占17.8%。同一事件得出大相径庭的两个调查结果，引起诸多争议。
北京市此前也发生过同样的事件。2006年12月，北京市卫生局公布了对全市50家三级医院当年下半年患者满意度情况的调查，结果平均满意度高达97.6%，19家医院满意度100%，最低的一家也在92.5%。结果一公布，舆论一片哗然。
此类案例在一些地方时有发生。2006年4月7日，四川省社情民意调查中心公布了“开局之年听民意”社会调查结果：“87.4%的城乡居民对当前的生活状况总体满意。”此消息公布后，这一数据的真实性，同样遭到质疑。
近年来民意调查造假事件中，江苏“调查门”事件引人注目。2009年2月，江苏省对南通市的启东、海门、通州等地全面达小康情况采用随机抽样的电话访问方式进行民意调查，当地干部要求受访群众按照事先专门发放的标准答案回答提问，有不少中小学还专门放假一天，让学生背熟答案“协助”家长应对电话调查。
“这是典型的亵渎民意。”北京某调查机构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负责人无奈地告诉记者，“不论民意调查还是市场调查，只要结果准备向社会公布，出于政绩考虑或商业目的，数据就有可能掺杂水分。”她解释说：“有些调查机构，尤其一些不太知名的调查机构，为了能拴住客户，的确可能不惜与客户合谋，一起编造数据欺骗社会和民众。”
多位受访民众反映，如果政府部门参与民意造假，折射政府政绩观存在“错位”。“把民意调查结果当成政绩，并为此不惜造假，损害的不仅是政府部门公信力，还有民意调查行业的声誉。”北京市石景山区鲁谷社区居民王先生这样对记者说，“我不相信当前形形色色的民意调查，更相信自己的感觉。”
2009年3月，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题客调查网，对全国31个省、区、市13331人的调查显示，对于各种民意调查的结果，43.8%的人表示相信，26.8%的人不太相信，29.5%的人表示不好说，要看是哪里做的调查。
民调结果为何扭曲
据记者调查分析，个别民意调查结果的失真，其深层次原因是调查结果关系委托方政绩或利益而驱动其热衷于弄虚作假。
“在我国，民众对政府施政满意度的民意调查，大都掌握在政府有关部门的手里。”鲁照旺直言，“官方民意调查机构的优势，在于拥有充分的物质资源和组织资源。但是由于这些民意调查机构和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民众常常会对其调查结果的公正性产生质疑。”
“政府下设的民意调查机构的专业能力很强，调查方法也没问题，可以作为内部的决策支持和政策评估，但作为一个调查结论和结果公布，要获得公众认可时那就不恰当了，免不了有一种政府既做运动员又做裁判员的嫌疑。”喻国明认为。
“有些民意调查机构自身的不足，容易使民意调查结果受到公众质疑。”黄小勇分析认为，首先，政府民意调查机构在组织上的隶属关系决定了其民调活动带有强烈的“授意”“命题解答”的色彩，粉饰作用明显；其次，民间调查机构在公益性和赢利性两端的摇摆，也会使得一些民间民意调查受商业利益驱动，丧失真实性；再次，在民意调查机构发布失真民调信息上缺失惩戒机制，过多依赖机构的自律，他律不足。
“如果有些地方官员把民意调查当成政绩公开，那么必然希望调查结果趋向对自己有利，而民意调查机构是下属机构，那必然得言听计从。”国家行学院政治部邱霈恩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调查结果造假，不但失去了应有的决策参考价值，而且偏离了民生福祉和公共幸福方向。”
在记者的采访过程中，多位政府官员也坦言，有些政府部门参与民意造假，多是因为要向社会公布或向上级交差。“如果把民意调查结果当成政绩，或是粉饰太平的工具，本身进行民意调查的动机就有问题。”
对于来自社会的各种质疑，部分调查行业人士也颇感无奈。“要说民意造假，更多也是来自被考核对象。因为对被考核对象来说，就是不公开调查结果，也涉及自己政绩问题，所以更希望结果对自己有利。”袁岳说。
当然，民众对民意调查结果不信任，与民意调查机构进入门槛太低有关。“目前政府对民意调查机构还缺乏科学、规范的约束。”周江坦言，“一个注册资金10万元、没有专业人员的公司，也可以凑几个数说是民调结果。民众往往分不清哪些民意调查结果可信，哪些不可信。”
吴涛指出，一些调查机构抽样样本不具有代表性，也是造成调查结果不科学的重要原因。“对于全国性研究来说，至少要3000个随机选择的样本，结果才能保证真实性和准确性，但很多公司做不到，就1000左右样本，甚至更少。”
多位受访专家还指出，目前有些民意调查结果遭到质疑，还因为在发布调查结果时忽视背景介绍，或专业特性使一些数据面临被随意解读的可能，没有用民众能够理解的方式向民众进行科学的阐释。
“在委托方通过媒体公布结果时，不论是全部公布，还是选择性地公布一部分，调查机构应该要求委托方完全忠于调查结果。”肖明超认为这关键是委托方，“对于调查结果，委托方可决定公布不公布，民意调查机构无权干涉。”
如何保持独立运作
“民意调查要免于信息不被任意、人为筛选的重要途径之一，是建立起自主运营、自担责任、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独立、中立的民间调查机构，并与政府保持适当距离，具有超脱性、专业性和客观性。”鲁照旺认为。
“政府应把民意调查让给合法的民间中立调查机构来完成。”在他看来，“政府的责任是对这些调查机构和调查活动进行监督与规范。从改革的角度说，改革政府和社会合一的组织形态及其制度规则，放开民间组织独立地参与各项社会事务，也是新时期我国传统公共事业领域改革的重要内容。”
“在政府民意调查机构之外，应培育更多的民间民意调查机构，这不仅是对政府民意调查的有益补充，也是提升政治民主化水平的必然趋势和要求。”邱霈恩说。
“从目前来看，民调机构与委托方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缺乏机制的约束。”黄小勇分析认为，“双方良性互动关系的形成，一方面需要委托方更加开明、开放、自信，另一方面，还需要民调机构提高民意调查质量，客观、公正、可信。”
据了解，民意调查开展比较成功的国家，除了政府部门自设的民意调查中心外，更多的是独立于政府的商业调查公司。政府会委托信誉好的民间调查机构进行民意调查，既可以避嫌，又能更好地了解民意。而民间调查机构为维护其商业信誉就必须维护其调查结论的真实性、客观性。这些国家的民意调查制度运行良好。受访专家认为，完善我国的民意调查制度，不妨借鉴此做法。
对于如何把真实的调查结果传达给民众，也是一个关键步骤。“即使独立的调查机构做的民意调查，也不应是把结果一公布了之，而是要创造一个与公众更好的沟通环境，向公众阐明调查怎么做的，为什么这么做。愿意了解细节的公众，可以由此反推结果可信不可信。”李炜认为，“这是民意调查行业与公众共同成长的一个过程。”
“政府部门要加强与新闻从业人员的沟通，以确保新闻报道中调查数据的应用无误。”中国传媒大学统计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柯惠新教授认为，涉及民意调查时数据的使用需要更加慎重，媒体报道的过度强调精简、追求吸引力等准则，直接导致调查数据的使用流于形式、过度简化、夸大不实或者断章取义，更可能扭曲民意的真正动向。
“民意调查的结果屡遭质疑，这与政府和民众对民意调查的认知程度、理解程度、支持程度有关。”吴涛建议，“提高整个民意调查行业的社会认知度和认可度，需要全行业的共同努力，在提高行业诚信和透明度的同时，有关部门明确行业管理规范和加强有效监督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