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禄正在接见聂士成派来的专差。前一天在杨村遭遇了英国军官薛穆尔所率领的八国联军,聂士成打算派兵拦截。与洋人对阵,所关不细,当然需要请示。电报打到保定,裕禄的回电只得八个字:“电悉,不得擅自行动。”很显然的,这是不准聂士成阻敌。
身为直隶提督,直隶境内有匪不能剿,有敌不能阻,要此军队何用?聂士成愤激不甘,决定退出杨村,料知跟裕禄请求无用,所以特意派专差到京,向荣禄陈述苦衷,要求调防。
“我知道你们大帅的委屈,”荣禄跟专差说,“你带我的话回去,就说我说的,无论如何要忍耐!我受的气,不比你们大帅少,日子也并不比他好过。人局总在这几天就会好转,杨村是个紧要口子,一定要守住。”
那专差很能干,一看要求被拒,不能光传达一句话,空手而回,决定代表聂士成明明白白请个示。
想停当了,便即说道:“回中堂的话,洋人现在因为铁路中断,怕辎重接济不上,暂时按兵不动,中堂交代守杨村,自然遵办。不过硬守就难免开仗,真要打起来,还得求中堂作主。”
这是要求荣禄支持。和战大计未定,他不敢贸然答应,只这样回答:“不要硬打!多设疑兵,虚张声势,先把洋人牵制住再说。”
“是!”专差又问,“团匪来骚扰呢?”
“把他们撵走就是。”
“如果团匪跟洋人打了起来,本军应该怎么办?”
这一问问得荣禄无以为答,既不能助义和团打洋人,更不能助洋人打义和团。想了好一会,含含糊糊地答说:“请你们大帅瞧着办。”
这是暗示可作壁上观,专差懂他的意思,却偏偏固执地说:“务必请中堂明示。”一面说,一面还屈单腿打了个扦。
荣禄无奈,只好这样答说:“以不卷入漩涡为上策。”
这就不能再问“倘或卷入漩涡又如何”了!专差满意地告辞。接着,荣禄接见王章京。
听他说完了小村公使为启秀所气走,以及启秀自鸣得意的经过,荣禄的脸色很凝重了。“这些事跟庆王回了没有?”他问。
“总办章京的意思,不如直截了当来回中堂。”王章京又转述了童德璋托带的话。
“多谢他关心。大局这几天就会好转。不过,象日本公使馆书记生被杀这种事,千万不能再有。”荣禄想了一下,决定抬举来客,将可以不必跟司官说的话说了出来:“明天一早,我要见皇太后切切实实劝一劝。总理衙门派了不该管的人去管,我亦知道你们各位的处境很艰难。国势如此,只有尽力而为,请你转告同事,忍辱负重,务必设法维持。我虽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过军务洋务是分不开的,各位的劳绩我知道,等事情过去了,我一定会奏明上头,不教各位白吃辛苦。”
这番抚慰的话很有用,王章京一改初到时阴郁的脸色,兴兴头头地告辞而去。荣禄目送他的背影消失,颇有茫然不知所措之感,定定神将王章京及聂士成专差所谈的一切,细细回忆了一遍,觉得童德璋的话很有道理,要和趁早,越迟越吃亏。
和有个和法。大计虽已跟慈禧太后商量停当,做起来却不容易,因为阻力太大,非得谋定后动不可。因此,这天晚上特召亲信密谈。不谈还好,一谈令人气沮,听到的尽是坏消息。
“天津已经没有王法了!”樊增祥说,“我有个亲戚刚从天津逃回来,谈起来教人不敢相信,义和团肆无忌惮,令人发指。”
据樊增祥说:天津的义和团的架子,比亲王、郡王还大,路上遇到文官坐轿,喝令下轿,武官骑马,喝令下马,而且必得脱帽,在道旁肃立,如果不从,白刃相向。遇见穿制服的学生,指为奸细,乱刀砍死的,不知多少!
但是,天津义和团最仇视的还不是“大毛子”、“二毛子”,而是武卫军,因为吃了聂士成的亏的缘故。当然,这是张德成、曹福田的指使,他们造了一个说法,让喽啰们四处散布,说要灭洋人,非死三个人不可。一个是聂士成,一个是杨福田,一个是聂士成的得力部下,驻扎天津城府,号称“四门千总”的任裕升。因为这三个人的姓合起来是“聂杨任”,谐音为“撵洋人”,杀了这三个人,洋人就可以被撵下海了。
“据说聂功亭还受过辱。”樊增祥又说,“前几天聂功亭回天津,骑马经过河东兴隆街,遇见一百多义和团,操刀大喊:‘聂鬼子,你滚下来,今天可让我们遇见了!你还想留下脑袋?’聂功亭只带了四名马弁,一看势头不好,急急走避,差点遭了毒手。这一下,信义和团的,便有话说了。”
上将受辱,军威大损,荣禄颇有痛心疾首之感。然而朝廷的威信又何尝不受影响?他觉得义和团这种目无长上的情形,非得在慈禧太后面前痛切陈奏不可。
“天津的怪现象,犹不止此。有件事,说起来骇人听闻,不过言之凿凿,似乎又不能令人不信。”樊增祥说:“中堂不妨密查一查。”
“噢!请说来听。”
“据说静海县独流镇拳坛,号称‘天下第一坛’,又称‘天下第一团’,首领叫做张德成,前几天到了天津,修补道谭文焕为之先容,说此人法力无边,又有‘红灯照’相助,大沽口的炮台,如能得他允诺保护,固若金汤。裕制军颇为所惑,拿自己的绿呢大轿,把张德成接到北洋衙门,设宴接风,司道作陪。张德成要粮饷、军械,他说多少,裕制军随即转告司道,照数拨给,由谭道为张德成办粮台。所闻如此,不知确否?”
“真有这样的事?”荣禄心想,裕禄如真是这样自贬身分,亦太不成体统了!得赶快想法子把他撵走。
就在这样谈论之际,门上来报,庆王驾到。这是不常有的事,亲王体制尊贵,有事总是请人到府叙话,如今降尊纡贵,亲自登门,可知必有紧急事故。
因此,荣禄一面吩咐开中门,一面索取袍褂,匆匆穿戴整齐,赶出去迎接,庆王已经在大厅的滴水檐前下轿了。
“王爷怎么亲自劳步?”荣禄一面请安,一面说。
“你何必还特为换衣服?”便服的庆王说道,“我是气闷不过,想找你来谈谈。到你书房里坐吧!”
“是,是!请。”
引入书房,庆王先打量了一番,看看字画古董,说了几句闲话,方始谈到来意:“董回子闹得不象话了!仲华,你可得管一管才行。”
“是!”荣禄有些局促不安,“王爷责备得是。”
“不,不!我决不是责备你,你别多心。”庆王急忙摇手分辩,“我也知道,董回子如今有端老二撑腰,对你这位长官,大不如前了!不过,外头不知道有此内幕,说起来总是你武卫军的号令不严。”
“王爷明白我的苦衷。”荣禄答说,“武卫军号令不严,这话我也承认。不过,我要整饬号令的时候,也还需求王爷帮我说话。”
“当然!慈圣如果问到我,我要说:既然是武卫军,总要听你的号令。”庆王略停一下又说,“这话先不谈,眼前有件事,得要问问你的意思。董回子的部下,在先农坛附近闯一个祸,你可知道?”
“不是杀了日本公使馆的一个书记生吗?”
“是的。这个人死得很惨,先断四肢,再剖腹。日本公使到总署交涉,碰了一鼻子灰。仲华,设身处地为人想一想,你亦不能不愤慨吧!”
“唉!”荣禄叹口气,“慈圣居然会让端王去管总署,这件事可真是做错了!”
“就为的这一点,所以我很为难,不知道这件事应该不应该奏闻?”
“不回奏明白,还能私下了结吗?”
“难!”庆王答说,“日本公使馆派人来跟我说,抗议不抗议且搁在后面,总不能说人死了连尸首都不给?他们要尸首。”
“那当然应该给他们。”
“还要抬进城来,在他们公使馆盛殓。”
这一下,荣禄愣住了。原来尸首及棺木不准进城,载明会典,悬为禁例,那怕一品大员,在任病殁,盘灵回籍安葬,亦须奉有特旨,才准进城。何况是京城,禁例更严,未经奏准,谁也不敢擅自作主,准将杉山彬的遗尸抬入内城。
“这件事倒为难了!我看,”荣禄答说,“非奏明不可了。”
“一奏,就得细说原委,是不是据实上闻。”庆王问道,“牵涉到武卫军,得问问你的意思。”
“不要紧!”荣禄回答得很切实,“请王爷据实回奏,慈圣如果怪我约束不严,我恰好有话好说。”
“那就是了。”庆王点点头,沉默了一会,微喟着说,“这局面再闹下去,怎么得了?仲华,你我的处境,越来越难,得要找个把得力的人来分着挑挑担子。”
“是啊!”荣禄试探着问,“王爷心目中可有人?”
“你看,李少荃如何?”
荣禄心中一动,暗地里思量,莫非自己造膝密陈,一面派袁世凯剿义和团,一面召李鸿章来办各国的交涉这件事,庆王已有所闻?果然如此,他心里一定很不舒服。洋务如今是他在管,建议召李鸿章入京,却又置他于何地?这样想着,便有了一个决定,不管他知不知道这件事,自己决不可透露,倘或他已有所闻而问起,自己亦不能承认。
他这样沉默着,庆王当他是同意的表示,便又说道:“只怕少荃不肯来。”
“何以见得?”
“刚刚实授两广总督,他总不能带着总督的大印到京里来办事吧?”
“那,”荣禄心中又一动,故意问道,“可又如何处置呢?”
“除非调直督。不过直督不兼北洋,他恐又不肯,要兼则万无此理。”
荣禄不知这话是出自他的本心,还是有意试探?只觉得自己该有个明确的表示,“如今的北洋,已不是少荃手里的北洋。”他说,“今非昔比,有名无实,只为慈圣一定要交给我,我不能不顶着石臼做戏,倘有少荃来接手,求之不得!”
这意思是很明白的,除非慈禧太后有旨意,他决不会交出兵权。庆王听得这话,不免失悔,无端引起误会,始料不及,而要解释,却又不知如何措词。
见此光景,荣禄亦有悔意,话其实不必说得这么明显,倒象负气似地,未免失态。
“仲华,”庆王突然问道:“如果跟洋人开了仗,怎么办?”
“怎么能开仗!”荣禄脱口相答,神色严重,“拿什么跟人家拚?”
“我也是这么想。无奈执迷不悟的人太多,而且都在风头上。靠你我从中调停,实在吃力得很。仲华,我有个想法,不知行不行,托立豫甫或者什么人跟莲英去说,能劝得慈圣回心转意,好好管一管端老二,化干戈为玉帛,咱们凑个几百吊银子送他。你看,这个主意成不成?”
一吊一千,几百吊就是几十万,荣禄咋舌答说:“王爷你可真大方!”
“实在是什么法子都想到了,只好考虑下策。”
“王爷别急,别乱了步骤!等我来想法子,也许两三天以内,就有转机。只是各国公使,务必请王爷设法安抚,他们多让一步,咱们说话也容易些。”
“我原是这么在做。如今只盼端老二心地能稍微明白些就好了。”
“那只怕是妄想!”荣禄万感交集,归结于一句话:“咱们尽人事,听天命。”
等庆王一走,荣禄再次召集幕僚密议。这次不是漫无边际地谈论,着重两件事:一件是各国的态度,派兵入京到底是为了保护使馆,还是另有企图;一件是对付董福祥的态度,是荣禄仍以武卫军统帅的身分,直接下令,加以约束,还是奏请慈禧太后,用上谕来指挥。
第一件事比较好办。为了对抗李鸿章派在上海的盛宣怀,荣禄亦有一名“坐探”在江苏,此人是福建上杭人,名叫罗嘉杰,他的头衔是“苏松常镇太粮储道,分巡苏州,兼管水利”,简称“江苏粮道”,或者“苏州道”。罗嘉杰平时对洋务亦颇留意,兼以苏州居江宁、上海之间,消息灵通,常有密信寄到荣禄那里,无论报告洋务,或者两江官场的动态,多半不差,所以颇得荣禄的信任。此时决定立刻拍发一个密电,要罗嘉杰即时从上海方面探听各国对华的意向,从速回复。
第二件事,大家的看法不一,有的认为荣禄兵权在握,不妨出以堂堂正正的命令,加以约束,有的认为董福祥跋扈难制,倘仗着有端王撑腰,不受羁勒,岂非伤了面子?
各有各的道理,荣禄一时委决不下,只能定下一个相机行事的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