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禄的住宅在东厂胡同，离东安门不远，因而炮声震撼，格外觉得惊人。他没有想到张怀芝会这么快动手，意外之惊，更沉不住气，从藤榻上仓皇而起，一叠声地喊：“快拿千里镜，快拿千里镜！”

    一面说，一面往后园奔去，气喘吁吁地上了假山。京中大第，多无楼房，只好登上假山，才能望远，等千里镜取到，向南遥遥望去，烟尘不在内城，方始长长地舒了口气。

    “请陈大人来！看炮弹打在那儿？”

    “陈大人”就是署理顺天府府尹陈夔龙。因为荣禄要问炮弹落在何处，得先查问明白，所以隔了好久才到。

    “炮弹落在草厂十条。”陈夔龙答说：“山西票号‘百川通’整个儿没了。”

    “伤了人没有？”

    “怎么能不伤人？大概还伤得不少，正在清查。”

    “可怜！”荣禄摇摇头，“无缘无故替洋人挡了灾！”

    “中堂！”陈夔龙诧异：“莫非……？”

    “咱们自己人，说实话吧！张怀芝这个人，总算有脑筋，有机会得好好儿保举他。”接着，荣禄将张怀芝来要手谕的经过，约略说了一遍。

    “中堂真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不过也亏张统带居然体味出中堂的深意，这一炮虽说伤了百姓，倒是救了国家。”

    “是啊！伤亡的请你格外抚恤。不过，不必说破真相。”

    “是，是！夔龙不能连这一点都不明白。不过，皇太后面前，就这一声响，能搪塞得过去吗？”

    “我自然有法子。”荣禄突然定神沉思，好一会才说：“凡事预则立。筱石，有件事，你悄悄儿去预备，备二百辆大车在那里。”

    听得这一声陈夔龙立刻就吸了口气。京官眷属，纷纷逃难，甘军又横行不法，到处截车装军械、装“掳获”的物资，那里还能弄得到二百辆大车。

    “筱石，”荣禄见他面有难色，不等他开口，先就说道：“你的前程，一半在这趟差使上。再跟你说一句，什么事都没有这件事要紧。”

    陈夔龙恍然大悟。翠华西幸，荣禄在替慈禧太后作逃难的打算了。

    于是他问：“什么时候要用？”

    “但愿不用！要用，可是说要用就用！”

    陈夔龙心想，天津是京师的门户，两宫如果仍如当年避往热河，启驾之期视天津存亡为转移，及今着手找车，还不致误了大事，因而很有把握地说：“但愿不用，果真要用一定有。”

    辞出荣府，最要紧的一件事，当然是处理被灾之地的善后。百姓很可怜，但也很老实，逢到这种时世，无非自怨生不逢辰，糊里糊涂成了义和团与甘军手中的冤魂，不知多少的遗属从没有向官府提出过任何要求，如今遭了炮弹，顺天府抚伤恤死，有钱有米有棺木，反觉得恩出格外，感激不尽。

    可是，有件事却使得陈夔龙有点担心。原来崇文门大街以西，在元朝有条河，名为三里河，河边原是收积苇草之地，名为草厂。三里河堙没，逐渐化为市廛，自东徂西，共有十条胡同，即称为草厂一条、二条至十条。此地为各省旅客聚集之区，所以一多会馆，二多票号。票号都是山西帮，在洋人不曾大批到中国以前，无论南北，提到“西商”，都知道是实力雄厚的山西客商。自从张怀芝一炮，百川通替英国公使馆挡了灾，邻近的十几家山西票号，连夜会商，决定迁地为良，去投奔贯市李家。

    贯市是京北不当大路的一个小镇，但地不灵而人杰，提起贯市李家，颇有人知名。李家开镖行，信誉卓著，主人很有侠义的名声，手下亦有好些精通拳脚的“镖头”、“趟子手”，因而为义和团所忌惮，在扰攘烟尘中，得以保持一小片乐土。京中票号，输送现银，向来多托贯市李家包运，相知有素，不妨急难相投。商量既定，即时乔迁，到得第二天中午，草厂的票号都在排门上贴出梅红纸条：“家有喜事，暂停营业”。

    票号对于市面的影响，虽不如“四大恒”那样如立竿见影之速，但人心惶惶之际，传说票号都已歇业，令人更有京师不保，大祸临头之感，以致秩序更坏，让陈夔龙大为头痛。

    还有件头痛的事。突然间传来一通咨文，说甘肃藩司岑春煊，领兵勤王，将到京师，咨请顺天府从速供应车马伕子，以济军需。再一打听，岑春煊本人已轻骑到京，而且已由两宫召见，颇蒙慈禧太后温谕奖饰。照此看来，似乎还不能不买他的帐，可是供乘舆所用的二百辆大车，都还不知道在那里？何能再有多余的车马供应岑春煊。

    因此，陈夔龙不能不又向荣禄请示。听知来意，荣禄冷笑一声说：“哼，这小子！你总知道他是怎么混起来的吧？”

    “听是听说过，不知其详。”

    “他小子最会取巧。他是……。”

    他是已故云贵总督岑毓英的儿子，举人出身，以贵公子的身分，在京里当鸿胪寺少卿。冷衙闲曹，复又多金，所以每天只在八大胡同厮混，结识了一个嫖友，山东人，名叫张鸣岐，也是举人。两人臭味相投，无话不谈。

    其时正当戊戌政变之前，从四月下旬下诏“定国是”以后，天天有推行新政的上谕，亦天天有应诏陈言的奏折。只要肯用脑筋，会出花样，升官发财，容易得很。岑春煊是个极不甘寂寞的人，便跟张鸣岐私下商量，怎么得能找个好题目，做它一篇好文章，打动圣心，上结主知？

    张鸣岐想了一会说：“题目倒有一个。有了好题目，不愁没有好文章。只是有一层难处，阁下先得丢纱帽。”

    “丢纱帽就丢纱帽！区区一个鸿少，有什么大不了的？”

    “我是跟你说笑话。”张鸣岐笑道：“若能丢掉那顶纱帽，不愁没有玉带。只恐仍旧让你戴那顶旧纱帽，那就一定是白费心机了。”

    原来张鸣岐所找到的一个好题目是，裁撤有名无实的衙门与骈枝重叠的缺分。建议京中裁六个衙门，第一个是詹事府，这本是所谓“东宫官属”，职在辅导太子。清朝自康熙两次废太子以后，即不立储，这个衙门，有名无实，自不待言。

    第二个衙门是通政司。这个衙门在明朝是第一等的中枢要地，总司天下章奏出纳，严嵩之能成为权奸，就因为有他的干儿子赵文华当通政使的缘故。可是到了清朝，外有军机，内有内奏事处，通政司就象内阁一样，大权旁落，徒拥虚名了。

    第三个衙门是光禄寺。这个衙门的职掌，是管祭祀及皇宫的饮食，职权早为内务府所夺，所以“光禄寺的茶汤”，与“武备库的刀枪，太医院的药方”等等，成为京中的一个笑柄。

    第四个衙门，就是岑春煊做堂官的鸿胪寺，职司鸣赞，事务极简，除了祭典朝会司仪以外，无所事事。而且是个根本不该有的衙门，因为鸿胪寺的职掌，太常寺全可兼办。

    第五个衙门是太仆寺，专管察哈尔、张家口的牧马。职掌与兵部的车驾司，以及上驷院不大搞得清楚。

    第六个衙门是大理寺。这倒是个“大九卿”中最重要的一个衙门，与刑部、都察院并称为“三法司”。若遇钦命三法司会审案件，若非“全堂画诺”，即不能判处死刑。照会典规定：“凡审录，刑部定疑谳；都察院纠核。狱成，归寺平决。不协，许两议，上奏取裁。”本意是遇有重案，当刑部与都察院意见有出入时，归大理寺评断。但词讼之事，往往以刑部为主，都察院职司纠弹，审录常让刑部作主。争端不起，大理寺也就很少发生作用了。

    外官有四个缺应该裁撤。那就是督抚同城的湖北、广东、云南，所管仅只一省，而总督与巡抚同城而治，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为人诟病已久。但从没有敢做裁撤的建议，因为不管裁总督，还是裁巡抚，一下就要敲掉三颗红顶子，谁也不敢冒这个大不韪。

    因此，岑春煊主张裁撤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许多人有先获我心之感，而鄂、粤、滇三督，更如移开一块绊脚石，称快不止。

    此外还有一个河道总督，亦是可有可无。清朝最重河工，分设总督两员，专司其事，徐州以南的河道，归江南河道总督管，简称“南河”，岁修经费四百万，是有名的肥缺。山东、河南的河道，归河东河道总督管，简称“东河”。洪杨之乱，东南沦夷，南河总督一缺裁去以后，即未恢复。剩下的东河总督，因为独一无二之故，所以简称“河督”，原驻山东济宁，改驻兖州。

    但河督虽驻山东，而山东的河工，早已改归巡抚管理，堂堂一位总督，只管得河南境内的一段黄河，而犹须河南的地方官协力，才有事可办。因此岑春煊认为亦可省去，河南河工仿山东之例，归巡抚兼办。

    这个奏折，侃侃而谈，无所避忌，先就对了锐意猛进的皇帝的胃口。而其中最讨便宜的是，岑春煊自己的缺分，即在应裁之列，更足以证明他说的话是赤心为国，大公无私。

    七月十三上的折子，十四就有上谕，如岑春煊所奏，裁撤冗杂，被裁各衙门事务，归并有关衙门分办，下一天召见岑春煊，奏对称旨，再一天就放了广东藩司。

    这就是张鸣岐所说的，“丢了纱帽有玉带”。但以五品京堂，一跃而为二品的监司大员，并且放到富庶省分的广东，不能不说是破天荒的异数。岑春煊当然踌躇满志，不过一下子敲掉多少人的饭碗，自然会成为众怨所集，很有人想拿了刀子去跟他拚命，吓得岑春煊连会馆都不敢住，尽快领了文凭，由海道经上海转到广州接任。

    不久，戊戌政变发作，岑春煊总算运气，虽受牵累，并不严重。不过广东藩司却当不成了，改调甘肃。及至这年宣战诏下，通饬各省练兵筹饷，共济时艰，岑春煊认为又是一个上结主知的机会到了，便向陕甘总督陶模自告奋勇，愿意领兵勤王。

    陶模知道他躁进狂妄，最爱多事，但勤王这顶帽子太大，不能不作敷衍，于是拨了步兵三营，每营四百多人，骑兵三旗，每旗两百余人。另外给了五万两饷银，打发他就道。

    于是岑春煊轻骑简从，先由兰州出发，穿越伊克昭盟的所谓草地，由张家口入关，到京就带着一身风尘，先到宫门口请安，托人递牌子请慈禧太后接见。

    这是各省勤王的第一支兵。慈禧太后大为感动，及至召见之时，只见岑春煊的一身行装，灰不灰，黄不黄，脸上垢泥与汗水混杂，仿佛十来天不曾洗面似地，更觉得他勤劳王事，如此辛苦，真正忠心耿耿，不由得就把他曾经附和新政的厌恶丢开了。

    “你带了多少兵来？”

    “四营、三旗，共是两千人。”

    一听只有两千人，慈禧太后觉得近乎儿戏，就有些泄气了。

    “队伍驻扎在那儿？”

    “队伍还在路上。”岑春煊解释：“臣接得洋人无理，要攻我京城的消息，恨不得插翅飞来，昼夜赶路，衣不解带。队伍因为骑兵要等步兵，又有辎重，所以慢了！”

    “总算忠勇可嘉。”慈禧太后说道：“你也辛苦了，下去先歇着吧！”

    一下来分谒当道，荣禄没有见他。此时跟陈夔龙谈起，仍然是卑视其人的语气。见此光景，陈夔龙亦就决定不理岑春煊，等他的队伍到了再说。

    “那二百辆车，怎么样了？”荣禄亦不再谈岑春煊，只问自己所关心的事。

    “想出一条路子，正在接头。”陈夔龙答说：“我想找十七仓的花户。”

    这下提醒了荣禄，“对！”他很高兴地说：“亏你想得到！找花户一定有车。如果有麻烦，我替你找仓场侍郎去说话。”

    得此支持，陈夔龙便放手去办了。京师与通州，共有十七个大仓库，专贮漕粮，仓中有专门经手代办上粮手续的番役，在仓场侍郎衙门中有花名册，所以称为“花户”，约有数十家，都是世袭的行当。此辈在正人君子口中，斥为“仓蠹”，而无不家道殷实，起居豪奢，可以比拟内务府的旗人。

    京通十七仓所的漕粮，号为“天庚正供”，除了宫中所用以外，文武百官的禄米、京营将士的“甲米”，亦归十七仓发放，此外又有专养各部院工匠的“匠米”，以及入关以来八位“铁帽子王”嫡系子孙的“恩米”等等，都归花户运送。因此，每家都有数十辆、上百辆的大车，官府征发且又照给车价，等于雇用，自然乐从，所以不等三天工夫，二百辆大车就都集在顺天府衙门左右了。

    陈夔龙很得意地去复命，只见荣禄容颜惨淡，本来就很黄瘦的一张脸，越显得憔悴不堪，不由得惊问：“中堂的气色很不好，是那里不舒服？”

    “聂功亭，唉！”荣禄答非所问地：“阵亡了！”

    陈夔龙亦觉心头一沉。整个大局，若论用兵防御，亦只有聂士成比较可恃，这一来，天津的防守，看来更无把握。

    “死得不值！”荣禄黯然垂泪：“死得太冤！”

    “怎么呢？”陈夔龙半问半安慰地：“中堂总要好好替他请恤罗？”

    “眼前只怕还不行！”荣禄的声音很微弱：“义和团跟他的仇结得太深，他打得很好，大家都知道，可就是没有人敢替他报功。聂功亭就因为上不谅于朝廷，下见逼于拳匪，早就存着不想活的心了。”

    陈夔龙嗟叹不绝，不过，他更关心的是天津的安危，“中堂，”他问，“天津不知道还能守几天？”

    “危在旦夕了。”

    “那么，就眼看它沦陷？”

    荣禄不答。起身搓着手，绕了两个圈子，突然站住脚问道：“你看，是换裕寿山好，还是不换他好？”

    陈夔龙茫然不知所答。首先他得明了，荣禄何以有此一问？因而反问一句：“换又如何？不换又如何？”

    “不换，天津一定保不住，换了，也有利有弊。”荣禄踌躇着说：“只怕裕寿山正找不到抽身之计，这一换，正好合他的意，越发可以不管，天津丢得更快些。”

    “这当然要顾虑。不过，我看，关键并不在此。”陈夔龙答说：“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督抚领袖，位高权重，平时谁不想这个缺？可是，这个时候，就不知道有谁肯临危受命了？”

    “这你不必担心。有人。”

    “那一位？”陈夔龙问。

    “合肥。”荣禄答说：“朝廷已经三召合肥，始终托词不来。他的那一班人，象盛杏荪，已经开出条件来了，合肥不回北洋，就不会北上，张香涛、刘岘庄亦一再电催合肥北上。既然众望所归，我想，皇太后亦不会嫌他有要挟之意。”

    “要挟！”陈夔龙问说：“皇太后嫌李中堂非要回北洋才肯进京，是要挟？”

    “皇太后的话，比这个还要难听，说他简直是借机会勒索。”

    “我看，”陈夔龙说：“那也只是盛杏荪他们那班人的想法，李中堂本人未必有此意思。”

    “不管他有亦罢，没有也罢，如果调任直督，两广派人护理，他就不能不走了。否则不成了霸占了别人的缺分，挡了别人的前程了吗？”

    “这，”陈夔龙笑道：“倒是逼李中堂进京的一个好法子。”他停了一下，将脸色正一正又说：“把李中堂调回来，至少，可收安定人心之效。”

    “啊，啊！”荣禄猛然一击手掌：“这一说，更得这么办了！

    我志已决。”接着喊一声：“套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