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六节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高阳 本章:第五十六节

    慈禧太后意料中的事,果然发生了。言路上接二连三有折子,山西道监察御史屠仁守、户科给事中洪良品,都有极其率直的奏谏。此外翰林与上书院的师傅,亦都说了话,而且除津通铁路以外,也隐隐然提到兴修颐和园的不足为训。这些折子先由皇帝阅看,看一个,赞一个,然而在慈禧太后面前,他却噤若寒蝉,什么话也不敢说。

    慈禧太后也知众怒难犯。好在心里已早有打算,召见军机,接连颁了两道懿旨,一道是就太和门灾,有所晓谕,她承认这是天意示警,应该“寅畏天威”,而在深宫修省以外,也勉励“大小臣工,精白一心”。

    另一道懿旨,是根据立山的说帖,决定颐和园的工程,缩减范围,除了正路及佛殿以外,其余的一切,全部停工。当然,正路及佛殿这两个主要部分的工程,究有多大的范围,并未明言。

    这两道上谕,是慈禧太后为自己稳一稳脚步,却不能弥补清议对醇王和李鸿章的不满。

    只是抗章搏击,也还有分寸,不过看起来对事不对人,其实是既对事亦对人,因而醇王的精神又坏了。

    皇帝也觉得修津通铁路一事,不能只是将原折交议,迹近拖延,所以悄悄向翁同龢问计。

    “师傅,”他说,“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如今该有个决断,自然是以公意为断。可是公意又在那里?老百姓的话,从那里去听?”

    “民间疾苦,不易上闻。”翁同龢答道,“臣亦只是听闻而已。”

    “你听到些什么?”

    “传言津通百姓,呈诉通永道衙门者,不下二三百起,该管衙门不理。向总督衙门申诉,因为是奏定办理的案子,不肯据情入告。据说百姓都含泪而去。”

    “岂有此理!只怕李鸿章也不知道这些情形,是他下面的人瞒着他。不然,李鸿章也不能置之不理。”

    皇帝太天真了,竟当李鸿章是汤斌、于成龙之流的好督抚。翁同龢不便直言,然而也不能附和,唯有保持沉默。

    “怎么?”皇帝醒悟了,“李鸿章是知道的?”

    “李鸿章不是懒于理政的人。”

    这句话就尽在不言中,皇帝黯然摇头,然后又问:“你知道不知道,百姓的诉状中是怎么说?”

    “无非庐舍坟墓,迁徙为难。子孙见祖父的朽骨,岂有不伤心之理?就算公家给价,其心亦必不甘。”翁同龢又说:“有人引用圣祖仁皇帝的上谕……。”

    一提到康熙,皇帝赶紧起身,翁同龢自然站起得更快,“那时的上谕怎么说?”皇帝问。

    “容臣检来呈阅。”

    检来一本《十朝圣谕》,翻开康熙一朝,有关河工的谕旨,其中有一条是:“所立标竿多有在坟上者,若依所立标竿开河,不独坏民田庐,甚至毁民坟冢。朕惟恐一夫不获其所,时存己饥己溺之心,何忍发此无数枯骨?”

    “圣祖之为圣,仁皇帝之为仁,即此可知!”翁同龢忽然激动了,“转眼就是归政大典,皇上履端肇始,而盈廷多风议之辞,近郊有怨咨之口,诚恐有累圣德,更恐埋没皇太后多少年操持的苦心,实在不妥。”

    “师傅,”皇帝立即接口,“你何不也上一个折子?”

    翁同龢这下才发觉“言多必失”,惹出麻烦来了。可是此时此地,不容他退缩,只能答应:“是!臣想跟毓庆宫行走诸臣,联衔上奏。”

    “好!你快办去吧。”

    翁同龢下了书房,立刻草拟奏稿。以他的见识、文采,象这样的奏折,原可一挥而就,结果费了一个下午才能脱稿,因为顾虑太多,不能不仔细推敲。

    当天便将毓庆宫行走的另外两位大臣请了来,一个是兵部侍郎,也是状元出身的孙家鼐;另外一个是吏部侍郎松溎,他是正蓝旗人,进士出身,但教皇帝读“清文”,在毓庆宫的身分就差了,只是所谓“谙达”。向来师傅们有什么公折,谙达是不列衔的,翁同龢为了壮声势,所以将他亦算上一个。

    折柬相邀,专车奉迓,孙、松二人一到,翁同龢拿出折底来“请教”。看上面写的是:“查泰西之法,电线与铁路相为表里,电线既行,铁路势必可举办,然此法试行于边地,而不适行于腹地。边地有运兴之利,无扰民之害。腹地则坏田庐、平坟墓,民间哗然。

    未收其利,先见其害矣。

    今闻由天津至通州拟开铁路一道。查天津距通州二百余里,其中庐舍相望,桑麻被野,水路则操舟者数万人,陆路则驱车者数百辈,以及村酤、旅店、负贩为活者更不知凡几?

    铁路一开,本业损失,其不流而为盗者几希!

    近来外间议论,无不以此事为可虑。臣等伏思皇太后、皇上勤恤民隐,无微不至。偶遇四方水旱,发帑赈济,唯恐一夫之失所,岂有咫尺畿疆,而肯使小民穷而无告乎?况明春恭逢归政盛典,皇上履端肇始,而盈廷多风议之辞,近郊有怨咨之口,似非所以光昭圣治,慰安元元也。

    夫稽疑以卜,众论为先,为政以顺民心为要。津通铁路,宜暂缓办,俟边远通行,民间习见,然后斟酌形势,徐议及此,庶事有序,而患不生。”

    松溎先看,看完递给孙家鼐,等他亦看完了,方始征询意见:“如何?”

    “比上斋诸公的公折,缓和得多了。”

    “不但语气缓和,持论亦平正通达。我谨附骥尾。”

    松溎说完,提笔在后面署了名,孙家鼐亦然如此。这在翁同龢自是一大安慰,也有些得意,觉得推敲的苦心,毕竟没有白费。

    处理了自己的事,要问问旁人的态度,“上斋诸公的公折,怎么说法?”他问。

    “上斋”就是上书房的简称。在上书房行走,亦称为“师傅”,但因为教皇子而非皇帝,所以地位、恩遇,都不及皇帝的“师傅”。但上书房的人多,加以是协办大学士恩承与吏部尚书徐桐任“总师傅”,在这两位卫道之士支持之下,上书房的公折,措词就严峻得多了,语气中明攻李鸿章,暗责醇王。恩承和徐桐虽以地位与翰林悬殊,不便列名上折,却以私人身分写了信给醇王。当然,词气恭顺而论事激切,使得醇王大为不悦。

    翁同龢是醇王很看重的人,平时礼遇甚周,就仿佛汉人书香世家敬重西席那样。因此,对于醇王在病中遭遇这种为清议所不容的拂逆之事,他自然觉得难过,同时也有许多感慨和惋惜。

    “醇邸完全是替人受过。”翁同龢还有许多话,到喉又止,只付之喟然长叹。

    孙家鼐了解他的意思,却不肯接口,松溎的性子比较直,立即说道:“替人受过,也要看值不值?替李鸿章受过不值,替皇太后受过就值得。”

    修三海,修颐和园,昆明湖设小火轮,装设电灯,以及紫光阁畔建造铁路,凡此为清议所痛心疾首的花样,说到头来都怪在醇王头上。不是说他‘逢君之恶”,而是本乎春秋贤者之意,认为他不能据理力谏,未免过于软弱。就这一点上,恭王与他的贤愚便极分明,这几乎已成定评。

    然而翁同龢却比较能体谅醇王的苦衷,“醇邸的处境甚难。”他说,“要避擅专的嫌疑,就不能不唯命是从,千错万错……,唉!”他又不肯说下去了。

    “千错万错,错在不甘寂寞。”松溎说得很率直,“如果不是他静极思动,就不会有恭王被逐,军机全班尽撤的大政潮。

    到今天,安富尊荣,优游岁月,何来如许烦恼?”

    话说得太深了,翁同龢与孙家鼐都不肯再往下谈。做主人的置酒款客,取出珍藏的书画碑帖来展玩品评,而松溎对此道的兴致不高,所以谈来谈去又谈到时事了。

    几杯佳酿下肚,松溎趁着酒兴,越发放言无忌,“今上的福分,恐还不如穆宗。”他说,“就拿立后来说,当年穆宗远离中宫,是有激使然,加以宫闱中有‘大力’干预,以致有后来的弥天巨祸。然而穆宗与嘉顺皇后之间,相敬如宾,琴瑟调谐,至少也是一种福分。

    今上呢,方家园的皇后,未曾入宫,只怕就注定了是怨偶……。”

    “寿泉!”翁同龢唤着他的别号,打断他的话说:“酒多了。”

    “我不是醉话,是实话。外面有人说,皇后的福分,也只怕有限。试看,册立未几,有太和门的奇灾,这就象民间新妇妨夫家那样,不是好征兆。”

    “偶然之事,无须穿凿。寿泉,来,来,请!这松花江的白鱼,来之不易,别辜负了口福。”

    孙家鼐乱以他语,松溎却越说越起劲:“今上实在是天下第一苦人,五伦之中,仅剩得一伦,你想,可怜不可怜?”

    “仅剩得一伦!”翁同龢不由得要问,“是那一伦?”

    “就那一伦,也还得看将来。”松槻说道,“‘父子’一伦,在皇上最苦,这不用说;虽有‘兄弟’,并无手足之亲,这一伦虽有似无;做皇帝的没有‘朋友’,更何须说;‘夫妇’一伦,眼看也是有名无实的了。”

    话是有些过甚其词,但大致与实情不差,尤其是父子一伦,在皇帝是隐痛。所以翁、孙二人,默然无言,静听松溎再往下谈。

    “今上只剩下君臣一伦了。五伦的君臣,原非为君立论,圣人垂教,重在勉事君者以谨守臣道。为人臣者,能得君之专,言听计从,如昭烈帝之与武侯,所谓如鱼得水,亦是人生难得的际遇,即使其他四伦不足,“亦可以稍得弥补。”松溎略停一下又说:“我在想,今上实在是虽君亦臣,慈禧太后虽母亦父,母子实同君臣。归政以后,而慈禧太后果然能完全放手,以万寿山色、昆明湖光自娱,优游颐养不顾政务,那么今上的君臣一伦,总算是占到了。然而,今日之下,亦还言之过早。”

    这段话说得很深,翁同龢与孙家鼐,都在心里佩服,只是表面上却不能承认他所析之理。而翁同龢又有进一步但相反的看法。

    “君则君,臣则臣。纵如所言,我辈能谨守臣道,善尽辅佐,让皇上能畅行大志,这才算是全了君臣一伦。”

    “说得是!”松溎看着孙家鼐说:我辈亦唯有以此上慰圣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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